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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年 英格兰的爱德华参加十字军并来到阿卡。拜巴尔占领骑士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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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7年 拜巴尔死亡。嘉拉温取得马穆鲁克苏丹国的统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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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9年 嘉拉温占领的黎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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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0年 阿卡发生的屠杀穆斯林事件为嘉拉温提供了战争借口。马穆鲁克军队进行动员。嘉拉温去世，哈利勒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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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1年 哈利勒进攻并摧毁了阿卡。海外之地的十字军据点全部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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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3年 哈利勒被一群马穆鲁克埃米尔刺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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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 阿卡陷落之实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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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有赖于两个世纪以来学者们对十字军的研究成果。1291年的这一系列事件的影响遍及整个欧洲，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孜孜不倦地搜寻报告、信件、编年史、教堂和国家的记录，以基督教的视角来看，这些史料都涉及海外之地最后的崩溃。尽管如此，来自目击者的事实描述的文献数量依然少得可怜。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是出自所谓的“推罗的圣殿骑士”之手，我对他的记述也多有引用。“推罗的圣殿骑士”本身就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人物，情报人员兼阿拉伯语翻译的神秘角色，使他能够有渠道了解一些内幕，包括阿卡统治集团核心层的决策过程以及马穆鲁克世界的信息。他时而透露内情，时而故作谨慎：“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是谁。”他所描述的一些事件，比如一名英国士兵被希腊火击中后惨死，以及博热受到了致命伤害，都表明他当时是作为目击者在场的。然而，他并没有暗示他本人曾参与其中。他参加战斗了吗——没有迹象表明他曾参战——还是他只不过是一个文书？他是怎么从燃烧中的城市里逃出来的？他从现场消失在黑暗中。他的记载是现存于世的史料中最详细的，不过这一优势可能会歪曲史实的客观性，使之对圣殿骑士团有利，并且夸大了博热的致命伤势对最后崩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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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推罗的圣殿骑士”之外，我对另外两部匿名作家的编年史也颇为倚重，这两部作品似乎收集了许多幸存者的记述：一部名为《阿卡灭城记》（Excidium Aconis ），另一部直接以作者的名字命名为《撒迪厄斯》（Thadeus ）。此外，还有一些零零散散的文书，如医院骑士团大团长让·德·维利耶的信件，希腊修士阿西尼厄斯向教皇的报告，以及其他编年史和记录中具有启发性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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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事件的记述，伊斯兰版本的史料我则很少选用。西方对这些材料的开创性分析始于唐纳德·利托（Donald Little）的论文，他回顾了所有可用的资料，创建了一套真实可靠、归属明确的系谱图。我发现这是一本极有价值的指南，可以帮助我寻找阿拉伯方面的资料并了解那些史学家对1291年事件的观点。不过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这些史料对围城“前后”的政治、决策和后果提供了大量信息，但在军事问题上却没有多大帮助。这其中有一些珍贵的自传性质的目击者描述，包括阿布·菲达所描述的将投石机拖运到围城阵地的过程，拜巴尔·曼苏里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屏障以阻挡守军弩炮对围城工作的攻击火力，以及一名在战役最后被困在圣殿骑士团塔楼里的匿名士兵为了生存而困兽犹斗的故事。在伊斯兰方面的史料中，对围城期间各个事件的叙述和排序是混乱且令人困惑的。我们从基督徒的史料里了解到更多关于马穆鲁克的战斗技巧——特别是在最后的总攻中——远比我们从阿拉伯的史料那里了解到的要多。尽管如此，通过将这些史料中描述的事件与“推罗的圣殿骑士”和其他人的事件描述进行交叉引用，我相信有可能给出一个平衡合理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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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纸面记录之外，地面之上和之下也均有史据。在阿卡城区，不同历史时期的住民遗迹层层堆积、界限模糊，这正是一个迷人之处，但正如我在尾声中指出的那样，若想将其分辨清楚是异常困难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在所有关于1291年事件的史料记载中，对于那些被不断提到的塔楼和外堡，内城墙和外城墙，以及壕沟和凸起的作用，我们没有足够可靠的信息来确定它们的准确位置和外貌，只能基于一个被广泛接受的概念之上：它们所遵循的设计理念与其他许多位于圣地的十字军要塞所采用的城防结构和防御策略是共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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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城墙和塔楼的相对位置和识别，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马里诺·萨努多·托尔塞洛的著作，他在1286年造访了这座城市，当时那里正赶在马穆鲁克大军杀来之前拼命地进行着最后阶段的塔楼建造工作。不同版本的地图根据他的叙述被绘制出来，其中的一幅在本书第XX页，使我们能够定位那些主要的建筑，尽管这样也有可能产生误导。萨努多地图的一个版本把诅咒之塔放在了外城墙上，尽管它很明显应该是在内城墙上，萨努多自己肯定知道这一点，因为当他身处阿卡的那段日子里，为了保护诅咒之塔而兴建的国王之塔正处于施工阶段，就在阿卡城陷落不久之前。诅咒之塔在心理上的重要性，正如马修·帕里斯（Mathew Paris）的地图（见彩插2）所表现的那样，有时会碾轧现实。在这幅地图上，诅咒之塔是圆形的，在本书扉页也是如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时存在着在战略重要的位置上选择圆形防御结构的偏好；尽管建造这种建筑要比方形塔楼更费力，但工兵们认为通过地道使它们坍塌要比后者更困难。不幸的是，现在还没有考古实据来佐证这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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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城墙，连同一些塔楼和石块堆砌成的壕沟，在18世纪还能清晰地被看到；而且游客对遗址观光的描述，以及艺术家的描绘，都提供了宝贵的证据，即使这些证据多少有些矛盾。例如，我们从弗朗西斯科·苏里亚诺的观察记录中了解到，哈利勒的军队建造了一道长长的土垒以保护其营地，并且数个世纪后仍然有惊人数量的炮弹散落在遗址上，“像是一大群羊”，这为投石机的大规模运用提供了切实证据，但城墙和塔楼本身，以及阿卡外城墙的准确走向，我们仍然难以掌握。在我游览阿卡的时候，以色列文物管理局（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的丹尼·西翁（Danny Syon）将18世纪城墙底部的一小段石头建筑指给我看，那是十字军时代的原始建筑在地面上仅存的部分。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发掘出了惹人注目的城墙、壕沟和塔楼、商店、街道和房屋，但由于新阿卡的城市发展，现代城区已经覆盖了一个世纪前还能在航空照片上看到的地面部分，这样一来，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蒙穆萨尔郊区和城墙线已经完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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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现象的后果之一就是，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在争论十字军时代的阿卡面积到底有多大，特别是它的外墙向东延伸到距离图伦（哈利勒就是在这座小山上运筹帷幄）有多远，以及这些城墙都在什么地方与海岸交会。关于这一问题各类观点或趋于最大面积，或偏向最小面积。1997年，本杰明·科达尔（Benjamin Kedar）提出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主张，证明阿卡的规模远远超出此前的想象。除了一些考古证据外，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还参考了格拉维耶·德·奥迪耶尔于1689年绘制的加长全景图，其中部分截图转载于本书第243页和第246页。这幅图似乎显示出建筑废墟离图伦非常之近，尽管有人反驳说城外原本就有独立的建筑、桥梁等，而且格拉维耶的视角也未必准确。在决定如何简化但保留必要的地图信息来帮助读者理解书中所描述的事件的过程中，我最终遵循了多数派的立场，以丹尼斯·普林格尔（Denys Pringle）绘制的一幅地图为基础，这幅地图基于科达尔的研究，使阿卡朝东向图伦的足迹延伸了，虽然无法完全确定，但在缺乏考古证据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最完整可靠的版本了。总而言之，本书前页的地图是合理且没有争议的，关于城墙的迂回曲折，塔楼和城门的相对位置，以及马穆鲁克军队各单位的部署，这些都与当时的史料记载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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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工作，在工程建设以及抢救性发掘过程中，一些当时发生的战斗的证据得以重见天日：城墙最北端的一座圆形塔楼的地基（比萨人必定是由此出发，开始了他们在围城初期的两栖奇袭作战），护城壕沟的几段残迹和偶尔在其他处发现的塔楼碎片。1991年，在新阿卡建造一座法院的过程中，一座方形塔楼的遗迹被人们发现并发掘，其地基部分的墙体厚度达3米，这座塔楼在过去应是毁于大火之中。一堆堆烧焦的梁柱和破碎的陶器见证了其最后的毁灭。有人认为这座塔位于城墙的外围，靠近最易遭受敌军攻击的凸起部分，它很可能就是威尼斯人之塔。2004年，在18世纪的城墙内又进行了一次类似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发现在马穆鲁克军队最后总攻的直接路线上有大量的建筑物被烧毁，这些证据表明了“这片土地燃起了熊熊大火”，正如“推罗的圣殿骑士”所讲述的那样。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地点都发现了这种遭受破坏的地层，散落着被打碎的13世纪的陶器和玻璃、硬币、碳化的木头和倒塌的屋顶——时光封存的证据表明十字军时代的阿卡在1291年5月突然完全停止了城市发展的脚步。这些被遗弃的废墟随后被风沙掩埋了数百年，直到奥斯曼帝国时期，新的建筑在原址上拔地而起，这座城镇才得以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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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家还发现了箭头、可能是陶罐油掷弹的碎片，以及大量各种尺寸的炮兵石弹。在不同的地点都发现了被集中存放的石弹，有的地点位于城内，有的地点可能位于原城墙外，这些地方似乎是为炮击准备的弹药库。有一张照片以截面的形式展现了其中一处地点的发掘工作。对这些投射物的仔细检查揭示了它们的不同尺寸和地质学信息，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马穆鲁克军队是从遥远的地方征集石料的。其中一些石弹的尺寸相当大，但许多更小的石弹（肯定是用来轰击城墙的）可能没有留存下来或已经被建筑物当作石料取用。在这座城市被大火吞噬后，在那些仍能为世人所见的残迹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数医院骑士团总部大院的建筑群，包括其大厅和地下室以及在城市下方修建的隧道，这条隧道可能连接着圣殿骑士团城堡和海港。关于十字军时代的阿卡及其最终的毁灭，仍有许多秘密被深埋在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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诅咒之塔：阿卡之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终结 关于人名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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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中，关于个人名字的习惯问题，我走了一些捷径，目的是让读者在翻动书页间能更容易地识别人物角色。基督徒的人名里通常都包括一个个人的名字，比如“雅克”，然后是他们的家族出身地，比如“德·维特里”（“维特里的”）。人们通常用他们的个人名字或全名来称呼他们，而不是仅用他们出身的城镇。然而，在瞬息万变的事件节奏中，用这种方式来称呼人名往往显得很笨拙，有时甚至令人困惑，所以你会发现尼古拉·德·阿纳普、奥顿·德·格朗松、让·德·格拉伊等人的名字经常被缩减到只剩下他们的出身地。于是维特里、阿纳普、格朗松和格拉伊不时地出现，笔者希望借此能让读者于电光石火之间跟上节奏。另外，我决定尽可能避免使用英语化的名字，于是采用了马修·德·克莱蒙（Matthieu de Clermont）而不是克莱蒙的马修（Matthew of Clermont）的形式，以求将这些人的真实身份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读者。在这一点上我无法宣称自己做到了完全一致。将理查称为Cœur de Lion （狮心王的法语形式）可能会更加准确，因为他几乎不讲英语，这可能会让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个人是谁，但我当然还是坚持使用了Lionheart（狮心王的英语形式）。塞浦路斯的亨利后来成为阿卡的统治者，而不是亨利·德·塞浦路斯（Henri de Chypre）[1] ，诸如此类。我自始至终的目标都是试图在可读性与过往情怀之间找到一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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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穆斯林的名字，情况就更加让人晕头转向了。我确信，在看到像赛义夫·丁·巴克塔穆尔·西拉达尔这种人物介绍时，西方读者包括我自己的目光一定会变得呆滞沉重的。拜巴尔的全名叫作马利克·扎希尔·鲁克·丁·拜巴尔·邦杜克达里（al-Bunduqdari）。这一大长串名字经常包括他们父亲的名字（如“伊本”——某某人之子）、职业名称（“西拉达尔”——掌管军备的埃米尔）、尊称（“鲁克·丁”——信仰支柱）、出身地的名字或是他们主人的名字（“曼苏里”——出自常胜之王，曼苏里·嘉拉温的军团）。本书中有好几个人的名字中都带有曼苏里——甚至一台配重式投石机的名字也叫曼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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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穆鲁克经常有一个源于突厥语的名字。埃及狮王拜巴尔，实际上是“大黑豹”的意思。一如基督徒名字的处理方法，我决定对穆斯林的名字进行缩减。在第一次介绍之后，我就尽可能地将这些名字简化为一个词，如拉津、拜巴尔等，希望读者能够将书中的旅程继续坚持下去。（不幸的是，我们确实在书中找到了两个带有拜巴尔的名字：苏丹拜巴尔和拜巴尔·曼苏里）。至于萨拉赫·丁，我很快就将其改为萨拉丁。我选择在主文本中弃用阿拉伯名字的变音符号，因为它们会使行文语言变得更加复杂。总的来说，我对名字的处理方法并不完全一致，但我希望这样能够帮助读者对书中人物和他们的出身有一个连续性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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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ypre是塞浦路斯在法语中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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