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鸽子：6000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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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20000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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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厕所：498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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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行的隧道长度：30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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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市内的常住人口：2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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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房屋：110万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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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历史：2000年以上（不包括史前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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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住在巴黎或路过巴黎并留下自己故事的人：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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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略显虚幻的统计数字——包括广场、街道、建筑、公共汽车、鸽子、狗、人等——之中，人们很可能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写一部巴黎全史是不可能的，起码按照珀雷克的方法是这样。但是，那种“穷尽”的方法并不是唯一的历史写作方法。确实，人们永远不可能穷尽像巴黎这样历史悠久、内容丰富、情况复杂的城市的历史，但无论如何人们都知道这一点。任何历史写作都有遗漏，因此，即使巴黎的历史内容浩如烟海，对它进行写作也是可能的，而且我们已经见到了写出来的几乎不计其数的巴黎历史著作。正如一本巴黎早期观光者指南的作者皮加尼奥尔·德·拉福斯在1765年所写的那样：“如果一个人看到不计其数的巴黎历史著作就认为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写的了，那就大错特错了。”[4]（我曾经把“历史”和“巴黎”两个关键词输入计算机，想确认在法国国家图书馆到底有多少关于巴黎历史的书，结果发现那台可怜的计算机无法完成。）但是，即使那难以计数的历史著作也无法向人们描述巴黎历史的全貌——事实上，珀雷克的微观历史研究方法的重点是强调，“穷尽”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即使限定在某一天、某一地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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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黎的历史可能太过丰富和多样，不可能被一部单一的叙事作品所囊括。但我要试图在本书中完成它。在这个引言中，与其说我给出了我所收录和排除的内容，不如说我给出了自己做出选择的标准。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受乔治·珀雷克的启发，寻求写一部“难以尽述的”巴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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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回忆和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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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2年，普尔尼茨男爵这样写道：“人们曾经对巴黎有过许多描述，人们也曾经听过许多有关巴黎的言论，多数人是在亲自造访巴黎以前就知道巴黎什么样了。”[5]意大利作家、巴黎旅游者爱德蒙多·德·亚米契斯在19世纪晚期曾赞同道：“任何人与巴黎都不是初见，而是一再重逢。”[6]正如这些评论所表明的，在过去，与巴黎有约往往带有一种企盼。对亚米契斯来说，这种企盼来自他对法国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正如巴尔扎克所言，“巴黎有成千上万部小说”，[7]这就是说，亚米契斯在参观巴黎圣母院或城市下水道时，不可能不想到维克多·雨果；在参观卢森堡公园或拉丁区时，不可能没有从米尔热的《波希米亚生活场景》中生发的既视感；在拉雪兹神父公墓时，不可能不想到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在走上巴黎的码头和桥梁时，不可能不想起波德莱尔的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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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期待会妨碍巴黎“初体验”的想法绝不是19世纪末的观点。康斯坦丁·波索夫斯基曾经认为：“一个人可能在死前从没有到过巴黎，但他一定会觉得它熟悉，因为他会在梦中和想象中见过它。”[8]中世纪的旅行者们也有这种印象，当他们第一次接近巴黎的时候，许多人感到就像到了耶路撒冷或巴比伦，还有人感觉就像到了所多玛和蛾摩拉。而对20世纪和21世纪的旅行者来说，更多的则是文化收获，因为他们得到的是巴黎无限的文化影响，包括印象派画家、超现实主义诗人、存在主义哲学家、犯罪小说作家、经典电影制片人、城市摄影师、旅游明信片以及巴黎的其他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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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米契斯强调的概念是，对城市的体验是由文化期望折射而出的，这无疑也适用于其他城市和历史遗址。如果对巴黎来说情况似乎向来如此，也许比其他地方更甚，那么这部分是因为长期以来巴黎所具有的神秘色彩。历史学家们已经使我们习惯于接受这样的思想：在19世纪，巴黎就已经被神化为一座现代城市。该城市在19世纪50至60年代被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彻底地重新设计时就已经成为其他城市在几代人时间里所追求的样板——现在来到巴黎时，我们仍然身处当年改造的后果之中。[9]但是，巴黎的历史甚至在奥斯曼出生以前很久就已经被神化了。例如，有一个产生于8世纪的故事说，在特洛伊被希腊人占领后，一群特洛伊难民流亡至此建立了巴黎。至少从中世纪开始，巴黎就已经神话般地现代化了。按照中世纪的传统主题，巴黎是“智慧”的特殊产品；按照后文艺复兴时代的概念，巴黎是新罗马；按照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概念，巴黎引领了文明的发展。这三个例子都早于19世纪奥斯曼改造的“现代”巴黎神话。巴黎创造了许多关于它自己的神话，这一事实也是其神话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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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巴黎一直是现代的，那么它也一直是历史的。珀雷克记述的持续不断的“流逝的时光、过往的行人、来去的车辆和飘动的白云”并没有包括大多数熟悉巴黎的最普通的个人在实际进入圣叙尔皮斯广场以前可能就已经知道的事情，即耸立在这个广场上的是这座城市最有趣、历史最悠久的教堂之一。以皮埃尔·诺拉为首的一批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近年来提出了一个“记忆之场”（lieu de mémoire）的概念，这座教堂就是其突出例证之一。[10]按照这一概念，诺拉认为，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地点（不一定是一座建筑），只要是法国人民的历史意识聚焦其上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得到集体记忆的渐进式沉淀的，都是记忆之场。值得注意的是，诺拉及其同事提出的不计其数的“记忆之场”主要是巴黎的建筑、事件或机构，包括：先贤祠、雨果的墓葬、1931年殖民地博览会、巴黎公社社员墙、卢浮宫、巴黎群雕、法兰西学术院、法兰西公学院、波旁宫、巴黎圣母院、圣心教堂、埃菲尔铁塔等。因此，很容易得出结论，巴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记忆之场”，不仅对巴黎人来说，甚至不仅对法国人来说，都是如此。当我们拓宽视野，考虑这座城市无与伦比的博物馆和画廊时，情况就更加令人信服了，这些博物馆和画廊自19世纪以来一直是西方艺术文化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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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文化的记忆确实储存或印记在城市的建筑环境中，那么就必须知道，环境是有人居住的。总而言之，如果不顾巴黎人来谈巴黎史，无论如何都是难以令人接受的。一座城市既是一个地理位置又是一个社会，这个概念如同希腊一样古老。这个概念是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的：第一，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个人与时间的相互关系的历史；第二，一座城市的历史还是生态与社会并存的历史。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接受珀雷克观点的合理部分，一个亲眼所见的场所，包括我们见到的个人（过往的行人）以及物体、自然（飘动的白云）和制造品（来去的车辆），共同组成了历史。珀雷克的微观研究还从另一个角度帮助了我们：它表明，那些微不足道的事件在那个广场的历史上具有多么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例如，96路公共汽车的通过是该广场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汽车通过的这个地点也是96路公共汽车历史中的一部分。同样，自由出现在该广场的任何个人，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都是该广场作为一个地点或交通人流中的一员。巴黎的历史是一部叙事，关于一个被叫作巴黎的地方，以及那些生活于其中，或者像珀雷克96路公交车上的乘客一样，只是路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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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雷克的实验还提醒我们，他所记载的那些出现在圣叙尔皮斯广场上的人似乎没有形成一个同质化的社会，仅仅是形成了一个由许多个人组成的临时群体，我们只要稍微留心那些一闪即逝的故事就会发现：那些人居住地点不同，目标不同，意向不同，命运也不同。对于珀雷克来说，没有典型的圣叙尔皮斯人。这一点告诉我们，在写巴黎历史的时候，不要假定有一种“典型的巴黎人”存在，不要编造故事，也就是不要想象巴黎社会的思想、行为或反应都是协调一致的，因为那将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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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没有典型的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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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城市的居民中，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平均的。具有决定地位的权力精英集团可以用某种方式号令整个社会，也可以拥有特殊的城市权利。例如，在卢特提亚，上述权利属于罗马公民；在19世纪的巴黎，上述权利属于资产阶级。当然，如果不考虑罗马时代的土著人口或奴隶，不考虑资产阶级占有统治地位时期的无产阶级，就会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事实上，这些群体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对城市的历史做出了有力的贡献。同样的道理，在所谓“典型的巴黎人”中，从来都是既有贵族，也有奴仆；既有资本家，也有工人；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既有男人，也有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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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典型的巴黎人”也是一个神话。居住在巴黎的“他”或者“她”几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区，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后代。在巴黎历史上，纯粹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是少数。直到19世纪后期，如同大多数其他大城市一样，巴黎人口的死亡率依然超过出生率，这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外来人口的迁入。在任何时候，巴黎人口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不是巴黎人。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巴黎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其他一些因素，如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巴黎在教育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巴黎作为雇主的作用等，现在造成了如同以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巴黎人是“典型的外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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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的事实也适用于特殊的个体。对巴黎历史产生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往往都不是在巴黎出生的。例如，尤利乌斯·恺撒就出生在罗马。巴黎的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很可能是日尔曼血统，当然，克洛维也是如此。腓力·奥古斯都出生在戈内斯。弗朗索瓦一世出生在科尼亚克。亨利四世出生在波城。路易十四出生在圣日耳曼昂莱。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出生在凡尔赛。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出生在外省。拿破仑来自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该岛直到1768年（他出生的前一年）还都属于热那亚。奥斯曼确实出生在巴黎，但他是在阿尔萨斯长大的，所以操着一口德国口音的法语。埃菲尔是勃艮第人。土鲁斯——劳特累克出生在阿尔比。乔治·克列孟梭出生在旺代。弗朗索瓦·密特朗出生在夏朗德。维克多·雨果出生在贝桑松。乔治·西默农，《梅格雷探长》的作者，是比利时人。艾迪特·皮雅芙和雅克·希拉克都是在巴黎出生的，他们是巴黎的骄傲，但类似他们的巴黎人可谓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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