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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面部石膏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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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证明，在3世纪50年代晚期，罗马将军尤利安被派到高卢去抵御日耳曼人入侵的时候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这里，正是出于一种战略考虑。他在西岱岛建立的长方形廊柱大厅在这个时期更显得重要，因为该城的港口就在西岱岛上。360年，发生了一件卢特提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罗马军队拥戴尤利安为皇帝。当时，罗马军队面临着被派到东部前线与伊利里亚人作战的威胁，如果被派去作战，他们将不得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地与家人分离。[27]于是军队发生了反叛。叛军在欢呼声中将并不情愿的尤利安举到一面步兵盾牌上，举行了一个既像日耳曼风格，又像罗马传统的仪式，但是没有皇冠，戴在尤利安头上的只有一个旗手标志。三年以后尤利安皇帝就去世了，但是在365年至366年间，他的继承者之一瓦仑提尼安一世也是在这里领导了反对蛮族的战斗，从而使卢特提亚的帝国风貌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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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座城市叫作巴黎了？人们以自己部落的名称命名自己最初的城市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到4世纪早期，这座“巴黎人的城市”就已经被叫作巴黎了，到4世纪末期，名称的变化彻底完成。在罗马统治时期，卢特提亚一直不失其铁器时代晚期的高卢特色。如同在高卢其他地方一样，罗马人很大程度上允许巴黎人实行自己过去的政治形式，当地的贵族阶级也基本上没有变化，航运业几乎可以肯定也是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巴黎—卢特提亚一直是坐落在荒野中的一个前哨阵地。尤利安皇帝自己的家庭来自一个遥远的多瑙河部落，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个“粗俗的、丑陋的、在其决定中毫无可取的长远打算的群体”。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与巴黎地区的凯尔特人有相似之处，将自己在巴黎人及其同类中的角色描绘为“就像是与野兽打交道并被纠缠住的猎手”。[28]虽然罗马人认为他们使这座微不足道的（但也是可爱的，一如尤利安所说）半野蛮城市文明化了，卢特提亚还是不能放弃自己在前罗马时代形成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点在4世纪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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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尤利安皇帝和瓦仑提尼安皇帝都成功地将日耳曼部落——主要是阿拉曼人和法兰克人——阻挡在罗马长城之外。4世纪末，军事指挥权从巴黎转移至特里尔，这表明长城地区的安全性提高了。但是，“罗马盛世”的残影只是一种错觉，因为在5世纪，罗马的权力便完全崩溃了。建立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基础之上的双重帝国在其西部没有能够重整军事力量。410年，罗马人受到西哥特人的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之间的分裂明确载入史册。甚至早在406年，罗马西北部前线的防御就已经像气球一样被刺破了，大批日耳曼入侵者从罗马长城蜂拥而入，结束了整个高卢地区的罗马行省体系。勃艮第人定居在法国东部，阿拉曼人定居在阿尔萨斯，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定居在西班牙，西哥特人则跨过意大利进入法国南部，在图卢兹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416年，罗马当局被迫承认了这个王国。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法兰克人具有统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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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松散的法兰克人部落联盟中，有一支萨利克法兰克人最为突出。他们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墨洛温，据说墨洛温是一个信仰异教的海怪的儿子。这支法兰克人将罗马帝国在这个地区的最后代表，军事指挥官埃提乌斯（425—454年在位）、埃伊杜斯（454—464年在位）和西阿卢斯（464—486年在位）团团包围。在463年至464年间，这支法兰克人围攻巴黎并杀死了埃伊杜斯。在5世纪80年代晚期，他们又在苏瓦松杀死了西阿卢斯。西阿卢斯的死亡和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去世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西方的终结。在本身失去了罗马卢特提亚的古老价值以后，巴黎得到了新的身份，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基督教已经传入巴黎，并从此长期铭刻在这座城市的外表上。根据后来的教会传统，巴黎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区是由圣德尼建立的。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新约》中提到的圣保罗的门徒亚略巴古的丢尼修。这一传统基于对二者的混淆。巴黎的圣德尼很可能是3世纪末期被派往该地区的一个传教士，但他只能暗中偷偷地传教，因为当时的罗马政权认为，基督教的一神论主张是对罗马宗教的威胁。例如，罗马皇帝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和瓦勒良（253—260年在位）都曾经发布迫害基督教徒的敕令。德尼可能是在272年被处死的，他死后的神奇故事成为他被封圣的依据。据说，德尼在蒙马特的山坡上被斩首后，自己拾起自己的头颅，带着它来到埋葬他的墓地，后来这里修建起圣德尼修道院。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从此基督教徒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迫害基督教徒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例如，卢特提亚的尤利安皇帝就是一个反基督教的军事首领，但到5世纪初期，基督教就安全了。从此以后，异教徒和异端才是被迫害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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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世纪，一个叫热纳维耶芙的年轻女基督徒成为巴黎抵抗蛮族侵扰的象征，她几乎立刻就被封为圣热纳维耶芙。根据《热纳维耶芙圣徒传》的作者回忆，在451年，当巴黎受到阿提拉和匈人威胁的时候，当巴黎的长者们建议巴黎人全体大逃亡的时候，热纳维耶芙组织人们进行了抵抗。她的名声成为基督徒在面临蛮族异教徒威胁时的精神依托。结果，阿提拉的军队从巴黎附近撤退，既而在特鲁瓦和沙隆附近被埃提乌斯击溃。后来，热纳维耶芙在463年至464年间与由希尔德里克率领的法兰克军队进行了谈判，在5世纪70年代法兰克人围困巴黎的时候，她还把粮食从特鲁瓦运送到巴黎，从而缓解了巴黎发生的饥荒。后来，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克洛维打败了罗马军队，西阿卢斯战死以后，抵抗难以为继。克洛维开始建立起强大的法兰克帝国，征服了曾经被称为“长发高卢”的多数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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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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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圣热纳维耶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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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塞纳河左岸与圣路易岛连接在一起的托内尔桥旁矗立着巴黎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422—502）的雕像，作者是经验丰富、声名远扬的雕塑家保罗·兰多夫斯基（1875—1961）。雕像建于1928年，西向东方，雕像放置的地方是中世纪巴黎防御城墙的最东侧，这种安排是想唤起人们对巴黎早期坎坷岁月的回忆。公元451年，阿提拉和匈人从东面进攻了巴黎，他们遇到热纳维耶芙召集的巴黎人的顽强抵抗；圣热纳维耶芙曾经与之谈判的法兰克军事首领在6世纪70至80年代的进犯也来自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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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巴黎主保圣人雕像安放于此有违曾在索姆河战斗过的雕塑家本人的意愿，他认为将该雕像朝向巴黎圣母院西面放置更能体现和平精神，但是共和国的政治家们坚持此举，他们认为对巴黎城构成威胁的因素来自东方，1870年至1871年普法战争中巴黎遭到围困的时候敌人也来自东方。1914年，在马恩河战役爆发前曾经有过一系列的代祷活动，而马恩河战役的结果确实使巴黎免遭德国人的侵略。1940年，法国与德国的“假战”变得日益突出，人们曾抬着主保圣人的圣体在巴黎游行示威，可是这次她似乎并未昭显灵光，巴黎城在此之后不得不忍受纳粹德国长达四年的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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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兰多夫斯基雕刻的圣热纳维耶芙雕像朝东安放的做法并不是要展现巴黎人一种长久以来的仇德心理。事实上，具有嘲讽意味的是，主保圣人的名字竟然源于日耳曼语，她的父母甚至可能是归化的法兰克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她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位能在各种天灾人祸降临时大显神威的圣徒。她尤其可以为身患热病或全身瘫痪的人送去慰藉。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称，1497年他在巴黎求学时，圣女曾将患三日疟的他从死神手中抢夺回来。圣热纳维耶芙对群体乞求也认真负责。据记载，885年北欧海盗围攻巴黎城时，人们将她的圣体置于防御城墙上以求保护，但是北欧海盗这次是由西面进犯巴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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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世纪起，每年的1月3日，她的圣髑盒就会被庄严地搬出圣热纳维耶芙大教堂（法兰克国王克洛维512年将她的圣体安放在此教堂，因为圣女曾经教化并使他皈依了基督教）。这天，游行队伍会抬着圣髑盒环绕圣热纳维耶芙山一周，接着走向山下的巴黎圣母院，然后按照原路返回。在17世纪末路易十四将宫廷迁至凡尔赛之前，只要是住在巴黎的法国国王都会亲自参加这个游行。在任何灾难降临的时候，人们都会抬着圣髑盒游行，仅在纷争不断的16世纪就至少有44次。那些游行发生的背景包括发生了瘟疫和洪水，国王反对胡格诺派的军事行动，国王重病，特别是发生食物短缺和饥荒。据说，在饥荒到来时热纳维耶芙曾经将特鲁瓦地区出产的粮食从水路运来拯救巴黎人的安危。她的声望更多地是源于她在赈济灾民方面的作用，而非培养人的仇德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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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官尼古拉·德·拉马雷在1738年写道，对圣热纳维耶芙的狂热崇拜“几乎与君主制度一样古老陈旧”。他有如预言家般灵验。在日渐世俗化的启蒙时代，人们确实很少乞求圣女来保护他们的寝食安危。在整个18世纪，人们只有两次抬出她的圣体。法国大革命期间，在处死路易十六以及随后的恐怖时期，圣体在圣像破坏运动中被随意移动。最后，盛装圣体的金质圣髑盒被送入铸币厂熔化掉了。《箴言报》评价道：“这一切都是那么平静，没有发生任何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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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热纳维耶芙再次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重返法国人民的心中（奇怪的是，她竟然同时成为警察和空中小姐的主保圣人）。尽管她的圣体于18世纪90年代已经遗失，但是人们后来又为她重塑了一个圣髑盒，里面装有从原来的石棺上取来的一块石头。目前，该圣髑盒安放在圣埃蒂安教堂里；人们希望圣女发挥作用的时期——饥荒和恐德时期——将一去不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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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纳维耶芙很可能在墨洛温王朝基督教化进程中起到了很大作用。异教徒希尔德贝特曾十分畏惧她的神圣，因为很可能正是她的影响使克洛维于498年率3000名法兰克士兵皈依了基督教。克洛维王朝从481年一直持续到511年。克洛维和他的妻子克洛蒂尔德开创了对热纳维耶芙的崇拜，建立了圣徒大教堂（这对夫妇后来就葬在这座教堂）。从9世纪开始，这座教堂变成了圣热纳维耶芙山上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克洛维皈依了基督教，这使他能够以信仰捍卫者的身份对抗同时期已信仰了雅利安异教的西哥特人，并在507年的武耶战役中击败了他们。克洛维也因此宣称自己是罗马皇权的继承者。508年，在图尔举行的一个仪式上，克洛维接受了君士坦丁堡东罗马帝国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赐予他的执政官头衔。通过罗马皇帝尤利安和瓦仑提尼安，卢特提亚成为一座帝国之城；又经过热纳维耶芙，巴黎成为一座基督教信仰之城。这正是克洛维希望通过努力获得罗马的合法性所得到的结局。图尔的格列高利曾经这样描述道：“他穿上紫色长袍，披上象征军事权威的披风，将王冠戴在头上。从那一天开始，他就是罗马的执政官，或者叫奥古斯都，然后，他启程向他选定的首都巴黎进发。”[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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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都是一些表面现象，但是法兰克人能同时接受罗马人的披风和基督教的光环并无令人吃惊之处，因为他们早已经接受了罗马帝国晚期的许多价值观念。在克洛维之前很久，法兰克人就不断地越过罗马长城进入罗马境内，可见这道长城远比罗马人自己说的更容易越过。从2世纪开始，罗马军队大量征募那些归顺的日耳曼人入伍与此也有很大的关联，尤其是在巴黎成为一座有驻军的城市之后。例如，在巴黎城东南的高卢罗马人墓地里有一块墓碑，属于一个名叫乌萨纽斯的来自日耳曼麦纳皮部族的罗马军团士兵，这个部落就生活在莱茵河的河口，这个人的例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法兰克人曾多次作为罗马人的契约盟友戍守边疆，将其他蛮族人挡在疆土之外，例如克洛维的父亲希尔德里克就曾在451年与埃提乌斯一起对抗阿提拉。他临终之前还坚持要用法兰克的一把飞斧和罗马将军的一枚徽章作为陪葬品一起下葬。这一时期的巴黎可能如同早期一样拥有种族和文化上的混杂性，这种混合也包括日尔曼的元素。360年，罗马军团曾用盾牌抬起尤利安以示对皇帝的欢迎，这种日耳曼人的仪式在罗马却鲜为人知。甚至热纳维耶芙，这个用来捍卫罗马精神的基督徒的偶像，身体里也可能流淌着日耳曼人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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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年的圣热纳维耶芙圣体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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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洛温法兰克人，这些昔日的蛮族入侵者，已经成为帝国和基督教的守护者，他们是我们了解到的最罗马化的所谓蛮族人。6世纪希腊编年史家米里纳的阿加修斯这样评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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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并不像其他蛮族人那样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除了相似的契约、婚姻及信仰习俗外，他们的政府体制、行政系统和法律条例都多多少少地具有罗马模式的特点。事实上他们都是基督徒，信奉最严格的正统教义。他们的城池也拥有与我们一样的地方行政官和神父，也像我们一样庆祝节日。这个野蛮民族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同我们一样知书达理，一样文明，只不过他们衣着不雅，语言特别。对于蛮族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文明和开化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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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所以这么容易，是因为法兰克人的数量并不多。正是他们构成了克洛维新王朝的统治阶层，但是考古研究发现，他们并未显著地改变巴黎城及周边地区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他们更多地居住在东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巴黎地区并未有日耳曼地名流传下来，有的只是拉丁语和高卢语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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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经过通婚和与高卢罗马的精英们政治结盟，法兰克人才毫无痛楚地与当地人交融起来，皈依基督教表明他们已经拥有了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地位（从313年开始，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信仰），但这也是对从3世纪晚期开始基督教化的当地土著民族的一种安慰。此外，法兰克人还全盘接受了既有的教区框架和教会等级制度，保留了罗马税收制度，接受先前存在的法律条文，作为罗马人和教士们的语言的拉丁语也变成了墨洛温王朝的官方语言，包括法兰克习惯法在内的所有官方文件均以拉丁文书写。法兰克人与教会修好。兰斯主教雷米在克洛维掌权伊始写给他的信中说：“你应当服从你的主教，遵从他们的劝导，如果你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你的王权就会稳如磐石。”[31]克洛维及其继任者多半都很谨慎地遵循这一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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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将巴黎选作首都算是一条妙计，他要调和现有的权力结构，也要摄取罗马精神和基督教教义的全部内涵。如果没有一座罗马式城池的存在，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以罗马承袭者的形象称王。巴黎可以作为首都的首要因素是尤利安皇帝曾经在那里加冕为帝，同时它还处处留有昔日罗马帝国辉煌的痕迹。克洛维及其后嗣均蓄长发，这可能是一种魔力的象征，他们都将基督教上帝选民的光环、对罗马帝国的崇拜以及墨洛温王朝传统的神圣地位结合在一起，作为从墨洛温伊始世代继往开来的结果。在蓄长发的国王们铸造的硬币上，有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形象，他们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墨洛温诸王曾经派外交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建筑上都坚持科林斯柱式建筑风格。希尔德里克（561—584年在位）用拉丁语六韵步诗行创作诗歌，据说577年还在巴黎的老竞技场组织了罗马竞技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