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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5年的圣热纳维耶芙圣体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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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洛温法兰克人，这些昔日的蛮族入侵者，已经成为帝国和基督教的守护者，他们是我们了解到的最罗马化的所谓蛮族人。6世纪希腊编年史家米里纳的阿加修斯这样评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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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克人并不像其他蛮族人那样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除了相似的契约、婚姻及信仰习俗外，他们的政府体制、行政系统和法律条例都多多少少地具有罗马模式的特点。事实上他们都是基督徒，信奉最严格的正统教义。他们的城池也拥有与我们一样的地方行政官和神父，也像我们一样庆祝节日。这个野蛮民族给我的印象是：他们同我们一样知书达理，一样文明，只不过他们衣着不雅，语言特别。对于蛮族来说，这已经是相当文明和开化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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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之所以这么容易，是因为法兰克人的数量并不多。正是他们构成了克洛维新王朝的统治阶层，但是考古研究发现，他们并未显著地改变巴黎城及周边地区大多数人的物质文化（他们更多地居住在东方）。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巴黎地区并未有日耳曼地名流传下来，有的只是拉丁语和高卢语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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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经过通婚和与高卢罗马的精英们政治结盟，法兰克人才毫无痛楚地与当地人交融起来，皈依基督教表明他们已经拥有了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地位（从313年开始，基督教已经成为帝国的信仰），但这也是对从3世纪晚期开始基督教化的当地土著民族的一种安慰。此外，法兰克人还全盘接受了既有的教区框架和教会等级制度，保留了罗马税收制度，接受先前存在的法律条文，作为罗马人和教士们的语言的拉丁语也变成了墨洛温王朝的官方语言，包括法兰克习惯法在内的所有官方文件均以拉丁文书写。法兰克人与教会修好。兰斯主教雷米在克洛维掌权伊始写给他的信中说：“你应当服从你的主教，遵从他们的劝导，如果你与他们保持良好关系，你的王权就会稳如磐石。”[31]克洛维及其继任者多半都很谨慎地遵循这一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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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维将巴黎选作首都算是一条妙计，他要调和现有的权力结构，也要摄取罗马精神和基督教教义的全部内涵。如果没有一座罗马式城池的存在，难以想象一个人可以以罗马承袭者的形象称王。巴黎可以作为首都的首要因素是尤利安皇帝曾经在那里加冕为帝，同时它还处处留有昔日罗马帝国辉煌的痕迹。克洛维及其后嗣均蓄长发，这可能是一种魔力的象征，他们都将基督教上帝选民的光环、对罗马帝国的崇拜以及墨洛温王朝传统的神圣地位结合在一起，作为从墨洛温伊始世代继往开来的结果。在蓄长发的国王们铸造的硬币上，有罗慕路斯和雷穆斯的形象，他们是罗马帝国的缔造者。墨洛温诸王曾经派外交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在建筑上都坚持科林斯柱式建筑风格。希尔德里克（561—584年在位）用拉丁语六韵步诗行创作诗歌，据说577年还在巴黎的老竞技场组织了罗马竞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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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罗马帝国和基督教的捍卫者，墨洛温王朝的地位通过权力政治的复杂性、混乱性和血腥性展现出来。图尔的格列高利在《法兰克史》一书中对此向读者进行了描述。一方面，法兰克王国靠军事征服从6世纪初壮大起来：先是征服了阿基坦的西哥特人，然后使普罗旺斯王国的东哥特人处在墨洛温王朝的控制之下，接着是法兰西东部的勃艮第人，在日耳曼和意大利也不断进行侵略扩张；另一方面，每位国王死后，王朝的土地会被再次划分。例如，511年克洛维去世时，他的四个儿子共同继承了他的领土，希尔德贝特（511—558年在位）成为“巴黎之王”，而他的三个兄弟则分别拥有了以奥尔良、兰斯和苏瓦松为中心的各自的王国。血腥谋杀和暗害是维护墨洛温王朝政治文化在晚期得以继续的两个支柱，死亡和缺少子嗣也可以防止权力的继续分裂。即便如此，从克洛维时期到8世纪中期，墨洛温家族的王权每四年中只有一年没有更换统治者。巴黎独特的象征意义在于它未遭到统治者们的瓜分，它始终拥有法兰克各领地首府之地位，是一个可以商讨解决各种共同事务的地点。但是，在墨洛温王朝的权力政治中，巴黎已成为一个很有用的谈判筹码，从6世纪晚期开始，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越来越多地仅仅巡回于自己的领地上，但是很少住在首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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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由于它作为首府的象征性地位，巴黎逐渐发展成召开教务会议的地点，其中包括360年在此召开的一次声讨阿里乌斯派异端的大会。但是到了后来，宗教会议开始在这里定期举行，如552年、561年、573年、577年和614年的会议。同时，巴黎这座城市也是墨洛温王朝君主选择的入葬地。例如，克洛维和克洛蒂尔德就都葬在了巴黎圣热纳维耶芙教堂的圣祠里。另外，在543年，克洛维的儿子希尔德贝特将圣樊尚的遗体从萨拉戈萨带回巴黎，安放在左岸的一个圣祠里，这里后来发展为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希尔德贝特在558年去世后也被葬于此，在629年以前，他的所有继任者也都埋葬在这里。在圣德尼修道院里，也修建了一块王家墓地。该修道院因圣德尼的坟墓而得名。5世纪50年代，圣热纳维耶芙曾经在此地修建过一所圣祠。许多墨洛温王朝的达官要人都为自己选择了这里的墓地。在为数不多的几位单独统治墨洛温领土的国王中，达戈贝尔特一世（629—638年在位）也做出了同样选择，这标志着一直延续到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王家葬礼传统从此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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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世纪，君主和贵族阶级都大兴土木，建造宗教设施，因此，教会兴盛起来，教堂的分布也随之发生变化。385年，图尔的圣马丁在去城北的途中救治了一名麻风病人，因此，人们在现在巴黎第三区，即塞纳河右岸居民区的北侧建起了田野圣马丁教堂。而圣马塞尔则与巴黎东南侧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传说他曾在某块墓地的边缘打败了一条龙。后来他自己就被葬在这里，也就使得今天的戈布兰十字路口附近原来用于埋葬士兵的地方变成了基督徒墓地。墨洛温王朝资助修建了一座宏大的天主教堂，用来纪念圣埃蒂安，该教堂被建在西岱岛上，距离12世纪兴建巴黎圣母院的地方不远。到8世纪，墨洛温王朝在西岱岛又建造了六座教堂，在左岸地区也建造了十几座教堂。这些教堂被建在离主要道路很近的地方，例如，圣塞味利教堂和田野圣母院在圣雅克街附近，穷人圣尤利安教堂、圣梅达尔教堂和圣马塞尔教堂则位于通向意大利的公路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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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塞纳河右岸重要居民区的出现。它们围绕山丘建成，由于19世纪奥斯曼男爵曾平整那里的土地，现在山丘已不复存在了。[32]这一时期许多教堂在此兴起，如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第四区的圣梅里教堂、圣热尔韦教堂，另外还有六座教堂在这里兴建，包括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屠宰场圣雅克教堂等，都在今天仍在使用的一个港口附近。湿气弥漫的右岸沼泽地后面还有现在巴黎第十区的田野圣马丁和圣洛朗教堂，再往北去，就在殉难山上原来作为异教神庙宇的地方，那里是圣德尼殉难之处，现在建起了一座教堂，墨丘利山也因此更名为蒙马特山（意即“殉难”山）。总之，对于巴黎这样一座人口并不比罗马时代多的城市来说，这可谓一个了不起的教堂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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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的政治经济作用日渐萎缩的同时，教会机构却在逐渐膨胀。尽管到6世纪叙利亚和犹太商人仍在巴黎出没，足以证明历史悠久的贸易模式仍在延续，但是赠品、贡品和战利品逐渐成为更具有地方特征的经济形式，它统治了法兰克领土及周边地区。城镇已经不再像罗马帝国时期那样是贸易与交换的中枢，城市文明逐渐被一种以乡村为基础的文明所取代。法兰克人的政治力量也在逐渐衰败，后来的多数统治者已经不再重视向南征服，而将他们的权力集中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这个地区，出现了活跃的两极：一个是奥斯特拉西亚地区，即从默兹河到莱茵河的法国东部和德国西部；另一个是纽斯特里亚地区，即从默兹河到卢瓦尔河的法国中西部地区，包括巴黎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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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斯特里亚地区的国王们越来越喜爱巡游生活的方式。尽管他们的财富主要集中在巴黎，但他们更愿意住在克利希的王宫而不是城里，除希尔佩里克二世717年在巴黎短暂停留外，没有记载证明8世纪上半叶有哪位国王去过巴黎。此外，墨洛温王朝的权力正在由于自己身边崛起的一种新生力量，即所谓“宫相”的冲击而变得孱弱。编年史家艾因哈德后来描述了财富和权力如何慢慢落入这些宫相的手中，他们负责保障王权过渡时期国家的安全及王朝日常账目，他们行使最高当局的权力，俨然一副统治者的权威形象。而国王除了享有头衔，满足地蓄着长发，手捻胡须地坐在王位上之外，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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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9年，居住在奥斯特拉西亚的“宫相”，出生在埃斯塔勒的阿努夫家族，即后来的加洛林家族的丕平二世结束了墨洛温王朝对法兰克王国在奥斯特拉西亚的统治。687年，他迫使纽斯特里亚人接受他及他的子嗣做该地区的宫相。此后，他和他的后任继续把权力中心置于奥斯特拉西亚，这就使巴黎更加远离了这些真正当权者的居所。所以，墨洛温王朝的历代国王们虽然仍享有名义上的神圣地位，但只是王朝的门面而已，早已经没有实权。最后，奥斯特拉西亚的矮子丕平三世觉得，继续保留那些国王带来的麻烦远远超出他们存在的价值，所以在751年废黜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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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年，教皇在圣德尼为丕平加冕，丕平遂成为法兰克国王。768年他死后就葬在了圣德尼。但是，巴黎从这个时候开始似乎正淡出王朝的政治生活。丕平的儿子查理曼漠然对待将政府建在巴黎的想法，而是在亚琛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此地更靠近他建立的宏伟帝国的中心，从比利牛斯山脉到波罗的海，从大西洋沿岸到意大利的大部分疆土，再到匈牙利平原，均属于当时查理曼帝国的领土。加洛林王朝与墨洛温王朝一样寻求建立神圣的权力根基，但是没有想到把统治中心建在巴黎。他们继承了先辈铁锤查理的精神，732年，铁锤查理曾在普瓦捷战役中击败阿拉伯军队，所以他们也开始为信仰而积极以武力传教，特别是在日耳曼地区。教皇在很大程度上承认了他们的这种精神，所以在800年圣诞节那天，教皇为查理曼加冕，封他为罗马人的皇帝。但是巴黎并未得到许可来分享这一新荣耀，由于加洛林王朝的统治机器主要设在亚琛，皇帝主要从奥斯特拉西亚的家族而不是纽斯特里亚的家族中选取官员，尽管825年、829年、846年、849年和853年的宗教大会在巴黎召开，由加洛林王朝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还是将巴黎略过了。与此相关的文化宗教活动，如古代拉丁文手稿的收集和誊写，音乐谱号的改进，法律条例的编辑成典，艺术领域的成就，都是以亚琛为中心进行的。在那场复兴运动中，科尔比、拉昂、梅斯和兰斯的修道院也异常活跃，但是除了圣日耳曼德普雷教堂外，巴黎地区并没有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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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似乎远离加洛林王权的中心区域。这种边缘地位被城市面对新一轮蛮族侵犯时表现出的软弱无能所证实。这次来犯的是斯堪的纳维亚的北欧海盗，也被称为维京人。8世纪晚期，这些异教徒海盗已在英格兰南部和法兰西大西洋沿岸进行了大面积劫掠和侵袭。但从9世纪40年代开始，他们不断地沿塞纳河向上航行围攻巴黎。从9世纪50年代起，他们甚至在法兰西过冬以扩大他们的进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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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加洛林帝国经历了早在墨洛温王朝时期就存在的政治上的分崩离析。根据843年的《凡尔登协约》，虔诚者路易皇帝的儿子们瓜分了法兰克领土。帝号留给了洛泰尔一世，同时他领有从北海到亚得里亚海的一个狭长地带（洛泰林加地区）；日耳曼人路易取得了东法兰克的日耳曼王国；秃头查理（838—877年在位）统治西法兰克，一直到9世纪70年代。在这一事件中，后者开始显现出对巴黎宝贵的些许兴趣，他在领地内不断迁移自己的王宫，并意欲定居于贡比涅。他对付北欧海盗的计谋——确切地说是无谋——就是用赔款达成停战协议，后来逐渐发展为不断交纳的保护费体制。9世纪60年代，查理下令沿河设置障碍以阻挡海盗的袭击。870年，西法兰克的所有城市都修复了护城体系。这一时期，巴黎在845年、856年至857年、861年、865年至866年和869年被多次洗劫过，左岸所有教堂均被烧毁。大多数居民蜂拥逃至西岱岛，期望利用河水的保护存活下来。4世纪末建立的用以抵御法兰克人的城墙经历了五百年后已难以抵挡任何外敌。从9世纪80年代起，西岱岛上依据巴黎伯爵厄德（882—898年在位）的命令建起了新的防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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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年至886年，巴黎的敌人再次来犯，编年史家阿博是那年冬天北欧海盗围攻巴黎的目击者。他们乘坐的“七百艘大船及众多的小船”密密麻麻地在河口排开，使得两里格以内都看不见河水。[34]巴黎人拒绝交付保护费，这使暂时在城西被毁的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的残垣断壁间宿营的海盗暴怒不已。巴黎人坚信右岸距今沙特莱广场很近的大桥的屏障作用，认为船只无法通过此桥继续向下流挺进。接下来的战斗多半是在此桥及连接左岸的小桥附近展开的，小桥的塌陷使一部分海盗逆流而上，继续劫掠，另一部分人则留下来继续围攻。酣战之际，厄德带兵前来增援：当巴黎人望到落日的余晖中蒙马特山上“士兵们的头盔和盾牌熠熠的光芒时”，士气顿增百倍。[35]西法兰克王胖子查理（884—887年在位）到来后与海盗缔结了撤兵协约。此后海盗又分别于887年和889年两次来犯，但是西岱岛加固的防御城墙有效地阻止了他们的劫掠及继续向上游的挺进。厄德也组织巴黎人给了侵略者们一记漂亮的回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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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认为阿博的编年史有些浮夸，带有一点过度的宗教热情。他强调了巴黎的戈兹兰主教在885年至886年保卫城市过程中组织民众的热情以及圣热纳维耶芙圣体的保护魔力。他也大肆夸耀了厄德在抗击异教徒海盗战斗中的作用，甚至故意将他与圣热纳维耶芙在抵御异教蛮族入侵时的旗帜性作用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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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的确将他们的安危更多地寄托在他们的伯爵而非当时的国王或罗马人的皇帝身上，这一事实显现出当时西欧政治变革的特征。加洛林王朝的所有领土正在经历着权力的分裂。王朝希望通过授权来控制帝国的离心趋势，但在现任者死后帝国可以收回职务。到9世纪晚期，情况有所变化，各领主开始承袭自己的职位，这样一来便使各领地完全独立了。他们制定法律，征收税款，征召兵员，提供军事保护，因此获得了当地民众的拥戴。有些地方领主开始自称公爵，甚至称王。例如，从910年开始，普罗旺斯的路易就自封为王，并开始建立宫廷，组织起一批忠诚的追随者，而皇帝只能无助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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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地区，拥有这种“次王朝”霸权地位的是罗贝尔家族，这个家族后来建立了卡佩王朝。强者罗贝尔是纽斯特里亚侯爵，亦即巴黎在885年遭到围困时期的英雄厄德的父亲，在9世纪早期撕毁了与西法兰克王室订立的权力协定，在法兰西北部建立起自己的权力集团。巴黎解围之后，已承袭了巴黎伯爵爵位的罗贝尔的儿子厄德声誉鹊起。892年，胖子查理去世，阿博记述道：“令非常爱戴厄德的法兰克人欢呼雀跃的是，厄德获得了国王头衔及王国的权力，他接过了节杖，戴上了王冠。”[36]这位新国王精力充沛，刻苦勤勉，他将巴黎伯爵爵位传给他的弟弟，使自己得以全身心治理王国。898年，厄德在病榻上敦促几位领主接受纯朴的查理做西法兰克及加洛林王朝的新国王。这种做法表明了王朝权力在分裂，国王已经感知了他的家族对巴黎爵位的兴趣超过对西法兰克王位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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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巴黎本身——阿博称它为“诸城中的女王”[37]——在10世纪时却破烂不堪。阿博写道，由于北欧海盗的多年劫掠，“葡萄园主和农夫们像葡萄和土地那样生活在死亡的边缘”。[38]不断的侵袭摧毁了大量的城市建筑，特别是在左岸地区，那个地方后来只得转为农用。城市化程度较低的右岸地区遭到的破坏程度较轻，可能因为围绕屠宰场圣雅克教堂、圣梅里教堂和圣热尔韦教堂而建的防御城墙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城市的早期发展史主要与左岸地区有关，但在北欧海盗入侵以后的岁月里，右岸地区的发展超过了左岸地区，这一点从第二章可见一斑。仍然生活在心悸之中的巴黎人更乐于将坚固的西岱岛看成城市的心脏，但居民的数量有所减少且趋于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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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除了作为罗贝尔（卡佩）家族名义上的首府以外，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922年至923年，厄德的兄弟罗贝尔被拥立为王，他还未有任何建树就去世了。他的儿子伟大的于格在936年王位空缺的情况下，负责将“海外归来者”路易从英格兰接回来继承王位。加洛林王朝统治时期，罗贝尔家族的实力日渐强大。943年，路易任命于格为“法兰西公爵”。后者拥有法兰西岛和塞纳河与卢瓦尔河之间，包括安茹、曼恩、奥尔良和图尔在内的大部分领土。王朝权力不断受到领地内横行不羁的小贵族的冲击，同时还要设法对付那些在城市周围拥有大量地产、权力不断膨胀的巴黎主教和宗教界要人。在这场政治争斗中，巴黎城本身好像一个不相关的局外人。伯爵们靠合纵连横而不是与某个单一地方的力量联系起来稳固自己的势力，这期间加洛林王朝则将拉昂作为他们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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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年，巴黎再次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一年奥托二世皇帝组织了一次对巴黎的惩罚性攻击。他站在蒙马特山的高地上轻蔑地眺望全城，但就在他准备实行全面围攻的时候，帝国的政治需求却将他召回东部，好像再次证明了巴黎的象征作用，它仿佛有上帝的庇护，不由得让人联想到451年的热纳维耶芙和885年的厄德。987年，西法兰克的诸侯拥立强者罗贝尔的曾孙于格·卡佩为王，人们并不指望他能有多大的权力，也不指望这能带来巴黎命运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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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我们罗贝尔/卡佩王朝的权力在浩渺的历史长河中究竟预示着什么。卢特提亚以及它的墨洛温—加洛林王朝的继任者们对巴黎贡献甚少。巴黎从12世纪开始的非凡命运将使它这段卑微的开端变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12世纪起，有关巴黎起源的神话开始传扬开来：巴黎是特洛伊被劫掠时一些幸存者的安身之所。鉴于卢特提亚的三等行省地位，拥有与特洛伊的渊源比拥有与罗马的渊源更为可取。幸存的早期的大规模建筑——今圣米歇尔大道旁的浴场——被认为是尤利乌斯·恺撒或皇帝尤利安的王宫，却落入破败、被人遗忘的境地。巴黎人仍不知晓他们自己的早期历史，古罗马广场、竞技场以及公墓被拆毁，用作以后建筑的石料，或者被瓦砾盖住，它们确实幸存了下来，但直到19和20世纪才被考古学家发现。到了公元后第二个千年，当谈到巴黎历史时，巴黎人更乐于寻找与神话而非记忆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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