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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勃艮第进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巴黎人有了证明自己忠心的机会。例如在1465年所谓的公共福利同盟斗争中，局势曾一度对查理七世的继承人路易十一不利，另外还有布列塔尼人和勃艮第人在巴黎城外围城，在克利尼昂库尔、蒙鲁日、让蒂伊和伊夫里烧杀抢夺。但是巴黎人这次拒绝为围攻的爵爷们打开城门（里面还有未来的勃艮第公爵秃头查理）。“全城上下（通过此事）为自己赢得了极大的荣誉，”一位编年史家这样评述道，“因为他们捍卫了国王及自己的荣誉，并显现出与国王的团结及对他的顺从。”[92]他们在15世纪70年代显示出同样的忠心，为勃艮第的崩溃尽了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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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数十年的斗争和分裂，托马斯·巴赞神父在15世纪40年代这样写道：“巴黎再次开始呼吸，又重现良好的社会氛围。”[93]城市经济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曾作为腓力·奥古斯都和路易九世时代社会精英的水路商人再次成为仅次于最富有、最有权势的贵族的上流社会成员。14世纪初，为了模仿贵族的骑士精神，他们举行比武比赛，重现特洛伊战争场面——最好的培养乡土情怀的方式。[94]这些极度自信的新贵们认为自己和贵族同样优秀，却被经济的不测事件狠狠打击，尤其是王朝长期未能在巴黎区域内维护法律和秩序。他们在掠夺或敲诈中失去了许多船只，也无法对闯入的鲁昂商人展现自己的特权。为了安全起见，许多商人干脆迁到其他地方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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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运输行业由于巴黎地区法制体系的崩溃而遭受巨大损失的话，那么中世纪最有活力的制造行业——纺织业——也发生了极大的下滑。1300年大约有360名纺织工人纳税，而到了1421年，列入课税清单的仅有2名工人。[95]不能说是工业的集约化引发了工人数量的减少；相反，所有工匠必须在自家作坊进行生产活动的规定使得在低地国家及意大利北部盛行的工场集约化生产在巴黎无法实行。巴黎的金融与其商业竞争对手相比也处于不断扩大的劣势中：过去在巴黎金融服务领域始终居于领先地位的伦巴第人越来越成为替罪羔羊。1291年和1347年，腓力·奥古斯都和腓力六世两次将他们驱逐，尽管他们很快又重操旧业，国王也未能够保护他们免受如同犹太人那样的仇外思想的迫害。当时，伦巴第人和犹太人都是铅锤党复仇事件的攻击对象。到1450年，许多伦巴第人离开了巴黎。在没有离开的人中，许多伦巴第金融家选择离卢瓦尔河畔的王宫较近的地方居住，而其他住在兑换桥地区的伦巴第人只能生存在玩具制造商和帽商的夹缝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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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纺织业的崩溃也与生产技术的落后有关。到14世纪，最畅销的布料一般都需要经过光面精整处理，但是巴黎师傅拒绝接受这种技术进步。愿意在这方面进行革新的只有圣马塞尔的纺织商人，他们从意大利人那里学到许多新的印染技术。巴黎东郊台伯格村老纺织业中心一带甚至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圣马塞尔工场带来的激烈竞争和贵族资金的流入使得许多纺织品商人破产。许多上流社会人士为更加靠近圣波尔和托内尔的王宫，开始在这一地区建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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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布匹加工业、印染业和丝绸工业相对来说比纺织工业成功。它们的产品顺应了巴黎人对奢侈品和半奢侈品的一贯需求。但即使在这些行业中，由于王宫和政治精英的搬迁所导致的生产力下降之势也无以挽回。国王离开城区住到卢瓦尔河谷的宫殿之中，这引发了政界要人的搬迁热潮。以无畏者约翰的居所为代表的象征权力的塔形建筑已经成为过去。在他之后没有一位勃艮第公爵住在城里。1475年桑斯的主教们在右岸建起一座寓所，1485年本笃会在左岸古罗马公共浴场遗址处建起一座不寻常的房舍。[96]但这只是一些特例。1400年在巴黎拥有临时住所的主教们中，到1500年有四分之三的人将这些住所弃之不用。早在1438年，巴黎市民就预见般地抱怨道：“国王和封建领主们都不再光顾巴黎，他们到巴黎的时间甚至比去耶路撒冷的时间还少。”[97]巴黎的制造商已经过于习惯地为当地富人们提供商品需求并以此安逸度日，因此不善于在巴黎以外的地方寻找产品市场，就连巴黎中央市场的状况也很窘迫，其国际地位也在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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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世纪政治、经济的混乱状态使社会环境一片黯然。1300年就已经出现了令人发指的迫害事件，而国王对此却持支持态度。例如，1307年，美男子腓力大肆抨击圣殿骑士团，因为该骑士团是国王的司库，而国王觊觎那里的财富。1314年，经过严刑拷打，圣殿骑士团领袖被当作异端烧死在西岱岛西端的火刑柱上。伦巴第人是另外一个因为金融优势而遭迫害的团体。犹太人也未逃出此劫：美男子腓力1306年将他们驱逐，随后又召回，但1394年他们又一次被逐出巴黎和法兰西王国。这些人是王室的，同时也是民众的不满情绪的受害者。1320年法兰西境内的犹太人被指控犯有向水井投毒的罪名，1321年又遭到同样罪名的指控（尽管当时主要的攻击对象是另一伙替罪羔羊：麻风病人）。在黑死病暴发之后的1348年至1349年，历史又一次重演。14世纪末，巫术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1398年索邦神学院宣布28种魔法和巫术为异端，随后主要在西南部开始进行第一次对女巫的大规模扫荡。1431年，圣女贞德也因犯有妖言惑众罪而遭审判。巴黎生活中这种令人窒息的紧张空气在流浪汉、四处漂泊的劳工、乞丐和妓女之中弥漫，迫害他们的浪潮时时席卷而来，因为巴黎民众认为这些人对公共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随后，迫害运动演变成更为系统化的行为。1473年，巴黎高等法院命令各地治安官共同行动扫荡当地的“土匪和流浪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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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巴黎社会从上至下也都处于动荡之中。1467年路易十一在圣安托万门外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将所有达到服兵役年龄的巴黎男人召集起来。编年史家让·德·卢瓦耶记录了这一壮观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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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高等法院的各种旗帜、财会法庭的各种旗帜、王家金库的旗帜、税务官员的旗帜、铸币厂官员的旗帜、沙特莱要塞的旗帜、市政厅官员的旗帜迎风飘扬，旗帜下面汇集的武士比各行业旗帜下的人还多。[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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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描述揭示了15世纪晚期无法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巴黎真相。由于前一世纪社会的动荡不安，巴黎正从一个主要的经济、政治中心转变为一座行政堡垒，这种转变强有力地冲击了城市的面貌和社会等级制度。国王们对变化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决定性的，1500年以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出售圣波尔的大片地宅：平民百姓和王亲国戚们乐于观赏的动物园的最后一批狮子死于1487年。[99]许多迁走的主教将自己的巴黎住宅转给学校，其他一些教士和贵族的房屋由巴黎财政、金融管理行业内的富裕名流接手。到15世纪末期，奥尔良的路易曾经拥有的波克埃皮克公馆、阿马尼亚克伯爵和贝里公爵以前的住所阿马尼亚克公馆以及克利松公馆全都被政府财政官员所接手。[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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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动荡不安，商人在贸易和制造业以外寻求更为安全的投资领域就不足为奇了。1453年将英格兰人驱逐出国门之后，王国重新统一起来，意味着国家需要一部强有力的行政、法律和金融管理机器。尽管国家某些事务管理权力越来越多地被分化——例如，到1500年，法兰西拥有六个高级法院、五个财会法庭和六个辅助法庭——不过与这种变化相比，国家事务总量的增加显得更为重要。在经历了宗教政治斗争引发的社会动荡之后，王家政府部门对富人来说充满诱惑，他们认为这些部门是贸易和制造业以外的第三行业，进入王家政府部门不仅是社会地位的提升，同时也是在从事经济投资。即使王家雇员有时薪水得不到及时支付，但是这些薪水也比贸易和制造业投资的回报要稳定和可靠。市政当局也需要大量雇员：仅商人市长就雇用了大约250人（包括2名负责洋葱和核桃包装绳质量的检查员）。[101]在1438年可以确定背景的281个最富有的个人中，103人是政府官员、法律界和金融界人士。到15世纪末，这一比例甚至更高。还有一种日渐明晰的趋势早在14世纪就已显露出来。例如，埃蒂安·马塞尔在费里埃拉拥有一处小型的乡间别墅——上流社会人物希望通过购买乡间休闲别墅效仿旧日贵族的生活方式，借此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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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发展、社会精英的变迁也影响到了巴黎大学。查理五世将巴黎大学称为他“自己的长女”。15世纪早期，校长让·热尔松称赞巴黎大学为“知识的母亲，科学的统治者，真理的领路人……普照基督教世界的太阳”。[102]学校医学院有关黑死病的报告享誉世界，后来集中到索邦神学院的14世纪的神学家们不断受到国王及学院的赞助人历任教皇对各种重大教义问题的咨询。1309年，作为美男子腓力强权政治的结果，教廷迁至阿维尼翁。直至1378年，法兰西都在控制着教皇，而教皇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向索邦神学院寻求教义上的指导。但是在1378年，分裂发生了：天主教世界出现了两个对立的教皇，一个在阿维尼翁，另一个在罗马。法兰西支持阿维尼翁教廷。这一行为致使法兰西与许多始终派学生来巴黎学习的国家关系疏远了，留学生自然少了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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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学已经失去了往日璀璨的光环。尽管它在1414年至1417年康斯坦茨会议结束分裂的努力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它的国际声誉却已经江河日下，而且在整个15世纪中继续走向低谷。受战争的影响，在校的英格兰学生日渐减少，到15世纪末，学校的“英格兰民族团体”里几乎全部都是日耳曼人。问题很简单，在这样一座摇摆于勃艮第和阿马尼亚克派之间的城市学习，毫无安全保障可言，因此，学校似乎也仅对法兰西北部及勃艮第疆土尚存吸引力。市民与大学师生之间的冲突也因为这种趋势而加剧了。例如，诗人弗朗索瓦·维庸放荡不羁，他在1452年还是一学生的时候，在一次争斗中杀死了一名平民，但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之后他又参与了其他一些斗殴事件。这一情况表明，当时学生犯罪的现象是多么普遍，这种犯罪也是市民与大学师生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在15世纪中期的一次冲突后，巴黎市民们愤怒地喊道：“杀死他们！杀死他们！他们人数太多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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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弗朗索瓦·维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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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蒙科比耶，人们称他为维庸，是中世纪晚期法兰西最有成就的诗人。他自诩为巴黎人，但这可能不符合事实，因为他的家族来自南部的波旁奈依。但当时祖籍不是巴黎却自称为巴黎人的人不在少数。15世纪20年代，在勃艮第家族与阿马尼亚克集团之间的斗争发生之后，巴黎人口下降到不足10万，而到了15世纪40—50年代，巴黎人口大幅回升，维庸便是众多的“新”巴黎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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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世纪头几十年的政治危机以后，巴黎正在不断进行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重建工作。为此国王将乞丐、社会边缘人物和罪犯逐出城外，同时也收回了一部分大学机构自治权。学校也在整治校园，重树声誉。例如，1444年，索邦神学院谴责狂欢节时期学生们的放荡不羁，称该节为“蠢人的狂欢节”。维庸的行为也许没有超过他的许多学生前辈，但他成了整治城市和学校秩序运动中的出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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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贫寒的维庸15世纪40年代在巴黎上大学，并于1452年获文科硕士学位。一年以后，百年战争结束。当时巴黎学生的生活处于失控状态。1455年，有人亲眼看见一些学生（维庸很可能就在其中）将右岸的一块有名的巨大古界碑搬到圣热纳维耶芙山上。作为终身学生的维庸还参与了一系列违反法律的斗殴事件。1455年，他在争执中杀死一名教士并逃离巴黎。朋友们为他提供了事发时不在现场的假证，然而他刚返回巴黎就又卷入有组织地盗窃纳瓦拉学院的事件中，他只得再次逃离，以躲避追查。此后他似乎以旅行者的身份在路上游荡了几年，到1461年，他因在奥尔良境内的默恩—卢瓦（在那里他可能受到了法庭的拷问）犯下了某种罪行而被捕入狱。国王路易十一赦免了他，只将他作为纳瓦拉学院的共犯处置，罚以重金，维庸得以重回巴黎。到那时为止，维庸作为罪犯的名声已经广为世人所知。就在同年，即1461年，他再次因参与酒店斗殴而被捕，法庭判处他死刑。他似乎正是国家和学校要严厉处罚的对象，但他再次得到赦免，改判为逐出巴黎十年。维庸于1463年离开巴黎，从此以后，他就湮没在浩渺的大千世界里，再也无人见到他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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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拉伯雷在讲述维庸的生平时说道，维庸1463年离开巴黎后在外省定居下来，但后人认为这纯属杜撰。维庸死后才成为著名诗人，1489年一位巴黎书商出版了他的诗集，1533年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命诗人克莱芒·马罗将维庸的全部诗作整理出版。但是他的诗歌并不符合古典作品的一整套准则，因此从16世纪早期到1742年，他的作品再没有被出版过，但自此以后，尤其是19世纪晚期像于斯曼这样的唯美主义作家、埃兹拉·庞德这样的现代主义作家、皮埃尔·马科奥尔朗这样的超现实主义作家对他放荡、反叛、初具波希米亚人雏型的生活推崇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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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庸的诗作着力反映社会边缘群体的生活：既刻画了这些人酗酒作乐、玩弄女性、偷窃、打架斗殴的一面，又生动地再现了他们生活的贫寒、疾苦。他的诗凝练、复杂、艰涩，大量使用讽喻文体，引文多无以追踪，诡异含糊令人不得其解。他的诗歌不仅赞美生的活力，也触及死的话题。维庸有两首关于死亡的诗最为著名：一首是在去往蒙福孔执行绞刑的途中构思出的一首悼亡诗；另一首是他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名为“自白”，是一篇虚拟的遗嘱。在诗中，他假意将自己的财产分给他人，把心送给他不贞的情妇，结满蜘蛛网的窗框送给穷人，剪下来的头发送给理发师。他的诗作也透露出他对旧日的悲伤和怀念：诗句“到哪里可以找到去年冬日的雪”已经成为怀旧的人时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单这一点就足以表明他是纯粹的巴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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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大学的衰败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欧新的学术中心的出现相关。1200年，巴黎大学是全欧洲仅有的三所高等学府之一，另两所是博洛尼亚大学和牛津大学。到1500年，仅法兰西境内就拥有十多所大学，有些大学严重削弱了巴黎大学至高无上的地位，如著名的蒙彼利埃医学院和奥尔良民法学院（巴黎大学甚至未开设民法专业）。巴黎大学教师对英格兰人1424年在卡昂、1441年在波尔多开办学校愤怒不已，认为这是对巴黎学术权威地位的无端挑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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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地高等学府数量的大幅增加降低了圣热纳维耶芙山的国际吸引力，这个时期严重干扰了法兰西政治的宗派斗争也使巴黎大学不可能发展起来。在埃蒂安·马塞尔事件中，巴黎大学校长禁止学生佩戴党派徽章，意欲将学校置于党派斗争的旋涡之外。但是，在那些与亲勃艮第自治政府结成同盟的公爵们的极力劝说下，学者们终于投降了。学校教师为美男子腓力血腥残杀奥尔良的路易的行为歌功颂德，说这一行为捍卫了公共利益。1420年以后，巴黎大学不但是温和的与顺从的，有时候还作为盎格鲁—勃艮第政权的支持者而拍其马屁。例如，他们甘愿充当圣女贞德的起诉人，将她送上火刑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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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阿马尼亚克—勃艮第斗争中下错了赌注，巴黎大学无力在查理七世成为无异议的统治者之后及时调整政治方向。在百年战争后法兰西的政治背景下，巴黎大学犹如挣扎在泥潭之中，与众多机构一起渴望得到政府的特殊照应，但它最终发现今天的国家政权远比从前苛刻得多。从14世纪早期开始，学者们发现他们的特权正一步步地受到削弱，面对他们的抱怨，统治者的回答斩钉截铁：“你们不值得让我花费心血。”路易十一的直接告白表明他对学者们的轻蔑之情（他对这些人未能参加1461年他的入城仪式而耿耿于怀）。[104]复苏的国家政体曾有过两项最重大的革新举措：一是在1439年宣布，国王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收税，而按照以前的规定，新税必须事先在三级会议上审议通过才能征收；二是1440年国家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巴黎大学认为这两项协议践踏了它的自由权力。它的受教皇制度庇护的特殊身份被慢慢削弱，逐渐成为国家政体的一种机构。在整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这一点越来越突显出来。1437年，国家中止了学校的赋税豁免权；1470年，路易十一强迫所有来自勃艮第领地的学生宣誓效忠王权，结果导致大批学生退学；1475年，学生被国王派上战场；1445年，学生的司法独立权也被中止，历史上他们首次被置于高等法院的权威之下。尽管事实证明当时要恢复大学的思想自由是不可能的，但1452年学校管理条例的一项严厉改革却是在故意伤害罪问题上倒行逆施。1498年至1499年，学校甚至失去了罢课的权利，教师要求获得与教士一样的权益也受到进一步限制。像维庸这样的学生仅仅得到警方的有限宽恕，其终身学生的地位也逐渐与流浪汉没有什么区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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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不再为社会提供学术和教育保障，它不再得到教皇的庇护，国际地位也日渐下降，而且越来越多地受到法兰西王权法律体制的束缚。在这种背景下，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印刷出版业脱颖而出，它取代了大学的优越地位，成为学术和研究中心。1470年，索邦神学院的两位学者从德意志吸引来一些印刷工人。从15世纪中期开始，德意志人约翰·古登堡及其竞争者就已经成功地使用活字印刷出版作品了。市场对书籍的需求量很大，读者的人数增加了十倍。新的印刷工艺并不局限于学校组织结构内部，它的革命对传媒业的影响不久将显现出来，并将作为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载入16世纪巴黎的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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