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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太子广场入口处看到的新桥，可见四国学院、马拉凯码头和卢浮宫，约16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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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的个人投资主要在广场南部的国王阁，余下的三面又细分成小块，他和他的首相苏利强行摊派给了上层政治人物，并要求所有的住宅都要按照国王阁的模式，用白石和红砖来建造。古老的佩剑贵族和新兴的穿袍贵族不久都争相购买。令人印象深刻的这个重大项目的王家揭幕仪式于1612年在广场中心举行，由亨利的继承者路易十三主持，这个仪式如同一场狂欢，热闹非凡。1639年，首相黎塞留在广场的中心为路易十三竖立了一座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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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时，巴黎城市建设规划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例如，在广场的正西方，老城区的排水沟已经铺设完毕，随后，纳维圣路易街改名为蒂雷纳街，那是一个极其时尚的街区，也是最著名人物居住的场所。蒂雷纳街经由圣热尔韦教堂和圣殿区，然后继续向前到达周围的一些地区。此外，亨利还要求所有建筑都要规规矩矩，沿街排列成一条直线，其中有一些建筑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这就是现存马莱区的房屋与当今孚日广场的建筑如此和谐的原因。此外，如同别的地方一样，木架结构的建筑是被禁止的，其主要目的是要保持建筑物的高度尽量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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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初期还建立了一个新岛，名为圣路易岛，它成为马莱外远离岸边的一个去处。从1614年，由克里斯托弗·玛丽牵头的一伙商人提出了一个想法，建立一座大桥把西岱岛港湾的两个半遗弃的岛连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整体，一个是天主教会拥有的圣母岛，另一个是稍小一点的奶牛岛。在王室的帮助下，他们巧妙地避开了天主教会的反对，充分利用那块土地和建筑，形成了一个岛屿网络，其中，1614年至1635年修建的玛丽大桥把奶牛岛与右岸马莱一侧连接在一起；1620年兴建的托内尔桥沿着奶牛岛一线继续与左岸相连接，同时，一座小木桥将新岛与西岱岛的东端连接起来。玛丽理事会计划把房屋建筑面对河水以招揽生意，使那些有钱加入此项工程的人们入住后能有一个极好的视觉，而那些比较简陋的住宅则计划建在新岛的中心部位，从1622年起，那里开始建立一座新教堂，名为圣路易岛教堂。该岛屿的存在和快速发展也帮助左岸托内尔码头后面那些处女地的开发，继续往东在1633年建立了一座花园。从1640年开始，这座国王花园，即现在的植物园，对公众开放，并成为巴黎人喜爱的休闲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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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在的巴黎第一区，亨利兴建的太子广场发展很快，那里提供的社会技艺和装饰服务使城市公共设施成为一个整体。该广场坐落在西岱岛西部顶端，刚好就在新桥的后面，1608年设计完成。太子广场不是贵族们追逐的目标，而是金融家和商人的理想去处。因为贵族们的兴趣在王家广场，而金融家和商人们看重的是太子广场靠近城市主贸易区的地理位置。尽管与王家广场相比较来说，太子广场残留的原始建筑物不多，但从那里人们仍然可以领悟到那个三角地带封闭独特的思想。大桥和岛屿周围的那些河岸都被重新铺设以体现独特风貌，亨利四世的骑马雕像最后被安放在新桥的中心位置，那里紧挨着太子广场的顶端。该雕像是1604年由一个意大利雕刻家完成的，但由于从意大利运回来的过程中船只在地中海出事，直到1614年才由亨利的遗孀主持了落成典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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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四世以前，还没有一个统治者用这种方式把自己的雕像安放在首都。雕像的姿势与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权威性的文艺复兴理念相吻合，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雕像完全体现了波旁家族统治者相信巴黎人民对本王朝的支持，而早期的统治者之所以不敢把自己的雕像放在公共场所正是由于担心被人损坏。亨利也使左岸的新桥和太子广场成为左岸与卢浮宫相连地区快速发展的跳板。位于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太子街宽阔的新街道与左岸的新桥相连。尽管亨利使新街与房屋相匹配的计划终成泡影，但是新街计划的确刺激了那里的发展：一些新街横穿太子广场，沿街到处都是新建的房屋。[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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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街的创立也使近郊圣日耳曼区距离巴黎城市中心更近。英国的一个名叫罗伯特·达林顿的参观者认为，圣日耳曼区的规模与剑桥大体相当，但事实上圣日耳曼区的人口很可能比剑桥还要多出两万人。[153]但到路易十四统治后期为止，那里作为马莱的商业区还具有相当程度的农村感觉，但是这个地方注定会成为人们欣赏的永久居住地。两座王宫对圣日耳曼区的成功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座是在1607年以后由玛戈王后建造的分散住宅区（玛戈王后是亨利四世的第一任妻子，二人在1572年圣巴托罗缪惨案前结婚，但她长时间被抛弃在一边）。那块住宅区位于从大学手中买来的牧师草地中，面对卢浮宫。1615年玛戈王后去世，这笔地产就留给了路易十三，路易十三允许拆除那里原来的房屋，重新发展房地产业。那里的街道建设计划在现今巴黎第二区的学院街的南部展开，即后来著名的波旁街，现在叫里尔街和凡尔纽街，这两条街道与学院街平行，为建筑豪华的私人住宅或专业旅馆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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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玛戈王后的开发推动了近郊圣日耳曼区向塞纳河发展，那么亨利四世的遗孀玛丽·德·美第奇的宫殿则推动该区向圣热纳维耶芙山方向扩展。那座宫殿就是卢森堡宫，由于玛丽并没有在那里住很长时间，该宫殿还是以它原来所有者的名字命名的。这座宫殿自1612年开始建造，17世纪20年代完成，刻意模仿佛罗伦萨的小王宫样式，卢森堡宫宽敞的花园成为巴黎人民喜爱的散步场所，这就是人们喜爱光顾的现在巴黎第六区的波波里花园。约翰·埃弗兰在1644年认为，“这个花园十分优美，魅力无穷”。[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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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远来看，近郊圣日耳曼区的扩展是以马莱为代价的。虽然发展不仅仅在马莱和圣路易岛，但很明显，整个城市中心逐渐而又清晰地向西转移，这一点在右岸更为明显。卢浮宫作为王室住宅的新角色使它的四周到处都是贵族建筑，包括查理五世老城墙内外。尤其是近郊圣奥诺雷区，就在圣奥诺雷街的尽头，新建筑拔地而起。早在宗教战争的时候，为了把新发展的区域围在城区以内，就已经将查理五世城墙向西部和西北部延伸了。亨利四世建立的长廊将卢浮宫与凯瑟琳·德·美第奇的杜伊勒里宫沿着河岸连在一起，更加体现了这种扩展趋势。玛丽·德·美第奇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舒适的散步场所和王后水道，该水道延伸到沙约以外（凯瑟琳·德·美第奇曾经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宫殿），一直到达布洛涅森林。首相黎塞留建造他自己的新宅也有助于这种扩展。那座新宅就建在卢浮宫北边不远的地方。主教宫或者叫罗亚尔宫，正如自1643年以来人们就已经十分清楚地看到的那样，是一个绿树成荫的优美的花园建筑。由此处再往北，黎塞留的继承者马扎然也建了一座宫殿——马扎然宫。这座宫殿就是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黎塞留分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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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黎塞留和马扎然都认为，对于他们住宅坐落的这个快速发展的区域需要提供军事防御。这种考虑有两个方面的安排：第一，对近郊房屋建设的延伸采取严厉手段，包括16世纪的各种法令，以及1627年、1634年、1638年和1644年的法令，都是要打击这种发展；第二，延长城市的防御区。在17世纪30年代，新的防御堡垒沿着16世纪晚期就已经存在的线路继续从现在巴黎第二区的圣德尼门向西建造，接着又转向西南方，使防御范围扩大了84公顷。这个面积几乎是右岸防御地区的三分之一，使整个城市的防务面积达到567公顷。因为从开始挖掘时就露出了地下的黄土，所以防御壕沟向来被称为“黄色壕沟”，这一防御壕沟一直延伸到塞纳河边的17世纪60年代建立的杜伊勒里花园。该花园的残余部分仍然是杜伊勒里花园的西半部分，面对当今第一区的协和广场。这样一来，该区域就形成了一个防御圈，除了杜伊勒里花园，圣奥诺雷区和蒙马特区北部的大部分也都在范围之内。南北向的黎塞留街为开辟新的发展空间提供了框架，黎塞留街与东西向的小田野街相交叉，小田野街是与圣奥诺雷街平行的一条街道，但是该街没有像它的名字那样具有田园气息，因为在那里还有一个巨大的垃圾堆，人们叫它“巴斯垃圾场”。该垃圾场在17世纪30年代达到一定程度，这才开辟了现在巴黎的第一区和第二区的圣安娜街。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时间里，由于黎塞留的投资建设，整个地区的发展很快。该地区吸引了法国的许多金融精英，例如，路易的财政总监科尔贝就是到那里居住的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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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在那里建立私人宫殿的行为达到高潮，不仅在黎塞留区，在其他一些受人青睐的邻近地区，如马莱区、圣路易岛和近郊圣日耳曼区，也到达了发展的黄金时代。不论是老宫廷成员或贵族家庭，还是来自金融、司法和波旁家族管理层的官员，他们的住宅都比16世纪其前辈的住宅更宽敞、更高大。外国参观者常常称它们为“宫殿”而非“住宅”，并对那些住宅里丰富的文化生活印象深刻。这些住宅外表装饰极其漂亮，内部装修十分豪华。坐落在圣路易岛东端的兰伯特·德·托里尼公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该宫殿由勒沃设计建筑，随后由厄斯塔什·勒叙尔和夏尔·勒布伦进行装饰，它的最初拥有者是一个成功的残忍金融家，巴黎历史学家亨利·索维尔说他是一个“财富小人”，因为他的财产都是靠“巧取豪夺、敲诈勒索得来的”。[155]新宫殿中的贵族生活方式不仅在老贵族家庭中流行，也向新的财政精英群体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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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塞维涅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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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7年，著名书信作家玛丽·德·拉比坦—尚塔尔，即塞维涅夫人（1627——1696）以激动的心情给她的女儿写信说，她打算买下一所住宅并与她们共同住在那里。她在信中写道：“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们将有美丽的庭院、可爱的花园和友好的邻居。”这处住宅就是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三区和第四区之间塞维涅路的卡纳瓦雷公馆，如今它已成为巴黎历史博物馆，塞维涅夫人在那里度过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二十年时光。巴黎历史博物馆选择的位置很好，因为卡纳瓦雷公馆在巴黎文化生活的历史上不论哪个时期都是马莱的珍品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塞维涅夫人大量的书信都是在那里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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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四世在马莱建造王家广场（现在叫孚日广场），极大地刺激了那里建筑业的发展，并使之达到全盛时期。诗人斯卡隆以这样的歌谣赞美了该广场上的每一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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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奢侈，外部豪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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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品无数，绘画无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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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阁稀有，誉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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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评论也适用于王家广场上其他众多的宫殿，这些宫殿增添了马莱特有的风采。国王曾经试图使王家广场成为一个文化黏合剂，将难以驾驭的社会精英团结在一起，出生在该广场一处住宅里的塞维涅夫人也从这个好位置受益匪浅。作为一个金融家与一个古老贵族之女间不和谐婚姻的女儿，塞维涅夫人不仅进入了宫廷，还成为当地街区的一个活跃市民。尽管她的足迹踏遍了法国的山山水水，但她始终都是马莱的一名居民，事实上，她在巴黎的成年时光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她的地位和品格使她远离某些文化行为，按照这样的分析，她不可能去戏院这样的下层地界，同时，勇敢的怀疑论者梅森（有一段时间与笛卡儿和伽桑迪交好）、圣阿芒、西哈诺·德·贝热哈克和其他一些人也步其后尘。然而，如果说她没有去过任何巴黎的戏院，那么她肯定读过那些剧本，并在宫廷中看过剧本的演出。她“痴迷”于拉辛的朋友高乃依的剧作。据说她曾经宣称，她对高乃依的剧本就像着迷于咖啡一样，喝咖啡是一会儿一杯，读剧本是一会儿一本。同时，她还欣赏莫里哀喜剧中的道德说教。拉封丹的一个寓言就是描写塞维涅夫人的女儿的，塞维涅夫人把帕斯卡的直觉主义原则作为自己的生活准则。在生活中，她还与作家斯卡隆交好，与其妻子的关系也不错，斯卡隆逝世后，其夫人以德·曼特农夫人名义成为路易十四的情妇。塞维涅夫人的友人还包括诗人布瓦洛和瓦图、词典编辑者梅内热、詹森派神学家阿尔诺、作曲家吕里等当时著名的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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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维涅夫人生活的马莱是当时法国文化发展的中心。许多艺术家（如维尼翁、拉伊尔等）和建筑师（如芒萨尔·阿杜安、利布莱尔·布里扬等）都住在这里装饰非凡的崭新建筑里。当地的剧院也大受欢迎，一班演员在勃艮第剧院——17世纪晚期形成的法兰西喜剧团体的核心——开始在贝托德路演出（在当今蓬皮杜中心的对面）。那里还举行各种沙龙，进行一些文化问题的探讨和思想问题的辩论。在方石街的一座建筑里，即当今的巴黎历史图书馆，拉穆瓦尼翁举办了一个沙龙，拉辛派的作家们、布瓦洛、拉罗什福科和物理学家居伊·帕坦等都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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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传记作家圣西门回忆塞维涅夫人时说她是一枝“永不凋谢的紫罗兰”，她是“多么可爱、多么优秀的伴侣”。对塞维涅夫人的这种描述丝毫没有夸大其词。她热情支持当地那些为马莱争得骄傲的才女。在17世纪初期朗布耶夫人举办沙龙之后，斯屈代里小姐也在圣殿旧街举办了沙龙，而在托内尔街则聚集着尼农·德朗克洛那样的交际花，正是她勾引了塞维涅夫人的丈夫并导致他在决斗中死去，二十年之后又勾引了她的儿子。塞维涅夫人也是拉法耶特夫人的一名支持者，她在1678年发表的《克列芙王妃》是法语语言文学中最早的一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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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阅读塞维涅夫人的书信不仅仅是要了解她的智慧和活泼的写作风格（尽管她的作品被其后裔作了谨小慎微的删改），我们还要洞察她为我们提供的马莱那至高无上的文化地位，当然，这一地位不久就被近郊圣日耳曼区所取代。另外，她的书信还记载了她了如指掌的乡村闲话，真可谓举世无双，其中包括这样的细节：谁嫁给了谁，谁破了产，岁月的流逝，宠物的命运，王家广场上的决斗（至少她曾经亲临其境），她的写作素材包罗万象。萦绕在她心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她自己和她心爱的女儿的健康问题。据记载，她曾经建议她女儿采取避孕措施。在她的信件中提到过六十名医务人员，从缺德的内科医生到莫里哀讽刺的不折不扣的街头庸医，无所不有。其中还有各种当时流行的民间治疗方式，从维希矿泉水到咖啡、巧克力、奎宁，以及各种可以想象的清洁方式，塞维涅夫人就是以这样的多种方式给古老的马莱带来了新的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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