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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8年8月26日，街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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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通过摄政与反叛贵族之间签订了一个调解协议而解除了对巴黎的围攻，但是形势每况愈下，尤其是反西班牙的战争仍在持续。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发生了无休无止、变化莫测的事件。第一件事就是巴黎的税务争论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冲突。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王公贵族的私利与国家事务纠葛在一起，在自己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那些王公贵族还试图利用王权衰微的时机削弱黎塞留开始推动的中央集权。引人注目的是那些人脉广阔、相当知名的贵族妇女，如内穆尔女公爵，她们与她们的男性伙伴一样激情四射，就像爱情故事或高乃依戏剧中的英雄角色一样，上演了一幕史诗般的历史剧目。有一段时间，投石党人采取宗教战争中王公贵族的策略，利用外省的代理人在那里组织自己的私人军队。还有一段时间，他们寻求与巴黎高等法院建立政治联盟。此外，包括莱兹、孔代和路易十四的叔叔奥尔良公爵等在内的投石党人还雇用一些文人撰写煽动性的小册子以煽动巴黎市民，这就是当时的“反马扎然宣传品”。许多投石党人期望政府能给他们一笔数量可观的钱，然后他们就可以退出叛乱，但在17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那样的困难条件下，国家根本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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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要理解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对许多同时代的人来说也是如此。例如，在1652年，许多来自巴黎周围乡村的农民欢迎孔代亲王和他的军队，印象中只记得他是为国王服务的，但事实上那时他已经成为投石党反叛者的重要成员。在变化多样、时断时续的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似乎每个人都在接受时间的考验。马扎然被以多种理由流放，乱党继续公开侮辱他和奥地利的安娜，通常是通过言语污秽的“反马扎然宣传品”。年轻的路易十四不得不忍受叛乱军队每晚检查他的卧室，以证实他没有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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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法国历史上投石党运动并不十分重要，但是那场叛乱对于巴黎及其周围乡村的居民来说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当时发生了两次对巴黎的围攻，一次在1649年，另一次在1652年，每次都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巴黎的人口死亡率在1651年和1653年增长了两倍。巴黎周围地区的人们甚至面临更为糟糕的形势，因为他们遭受着王室和投石党两方面军队中那些违法乱纪分子的抢劫和掠夺，由此导致巴黎周边地区的饥荒和死亡率都超过市内。詹森派修女昂热利克·阿诺尔德写道：“我们像鸡一样被杀害。”[162]她详细记载了发生在城门外的屠杀和暴行。据一位巴黎行政官员说：“由于疾病、饥饿和劫难，巴黎周边农村的居民已经死掉了三分之二。”[163]要在经济和人口方面恢复元气，巴黎的下几代人还要在多方面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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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变使巴黎市政府陷入困境。在王室官员要么逃走要么无法履行职责的情况下，市政机关也没有抓住机遇成为巴黎人民的保护者。孔代、莱兹和始终犹豫不决的奥尔良公爵等靠不住的贵族投石党人将巴黎高等法院作为工具，因此后者也无能为力。1652年春季，巴黎市政府的彻底失败完全暴露出来。由于巴黎官方拒绝为投石党和王室双方的军队打开城门，孔代和他的投石党军队聚集在圣安托万门外的城墙边，这使他们面临被蒂雷纳率领的王室军队消灭的危险。在紧急情况下，蒙庞西埃女公爵（即奥尔良公爵的女儿）亲自上城墙指挥，以猛烈的炮火挽救了士兵们的生命。这位女公爵是路易十四潜在的婚配对象之一，甚至在年轻国王的舞会中也在摆弄火炮，而这位年轻的国王正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沙罗纳山丘上注视着那场战事。尽管国王得以幸免，但就像马扎然所说的那样，她“杀了自己的丈夫”。[164]她终身未婚。救援的炮火使巴黎向孔代的军队敞开了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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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巴黎人民对自己的行为即刻后悔了，因为数日之后的7月4日，孔代的军队制造了“市政厅大屠杀”，他们在那里杀害了二十多个城市显贵，并准备与巴黎高等法院中的极端成员一起接管城市政府。然而，这种夺权行为，如同在16世纪90年代天主教联盟清洗巴黎高等法院时一样，使他们失去了巴黎的支持。结果，当年的那场和平运动再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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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石党人内部也矛盾重重，而且既缺少军队，也缺乏必要的管理机构和继续战争的财政支持。结果，孔代逃亡西班牙。1652年10月21日，巴黎人高兴但是带有一点忧虑地向年轻的国王路易十四打开城门。尽管还很年轻，但国王照例定居在卢浮宫，他提出赦免巴黎，但是所有的投石党领袖都被处罚。马扎然从流放地返回并执掌政府，该政府并没有改变以往的政策：与西班牙的战争仍在继续；高额税收，货币不稳，这种财政政策使那种政治局面维持了十年。巴黎高等法院试图参与一些重大事件的处理，但王室对反对派的意见不屑一顾，最终，本来只有立法权的巴黎高等法院转而去对抗国王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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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问题不断出现，从1652年至1653年，政府还是重新执政了。但是，城市政府的自治权已经被永久剥夺，只有忠于国王的人能够成为政府官员，要想担任巴黎市长就必须进行可鄙的献媚活动。1653年7月4日，在市政厅大屠杀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国王下令为巴黎人民燃放焰火并举行宴会。这些活动的核心是安放国王路易十四自己的雕像，位置就在市政厅外，雕像“半人半神，手中握有一枝闪电箭头，一只脚踩着象征着动荡的火焰，另一只脚踏着镶有巴黎城市纹章的一艘底朝上的船”。[165]该雕像在此安放了几十年。与1594年亨利四世的那种既往不咎完全不同，路易十四对曾经发生过的政治事件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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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是一个不稳定的时期，国王似乎置早年那些怨恨于不顾，开始热爱巴黎和巴黎人民。1661年，马扎然去世，年轻的路易十四决定不再任命首相，而由自己亲政。1661年，巴黎鼎鼎有名的医生居伊·帕坦在记录中写道：“这里的每一个人都希望国王在统治中依法行事，使他的人民幸福安康，国王曾经说过，他要像奥古斯都统治罗马那样统治巴黎。”[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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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幻想是路易十四和科尔贝共有的情感色彩。从马扎然去世到1683年他自己去世，科尔贝一直是国王路易十四的财政总监。这种情感色彩有多种表现形式，包括史书、颂文、绘画和艺术品等。尽管从15世纪以来人们就对文艺复兴的理想抱有极大的热情，但对于如何把这些理想变成现实则争论颇多。路易十四和科尔贝的贡献在于，他们寻求通过王家科学院来建立和完善文艺复兴的那些理想，因为王家科学院既是品位的典范，又是统治规范的源泉。法国的王家科学院是黎塞留在1635年建立的，后来又增加了绘画和雕刻学院（1648年建）、自然科学学院（1661年建）、碑铭与美文学学院（1663年建）和建筑学院（1671年建）。在这些学院的引领下，路易和科尔贝开始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复兴古典文化的建筑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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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索瓦一世把巴黎塑造成一个新罗马的愿望基本上没有付诸实施，亨利四世在这方面的努力也仅仅是城市的公用事业和装饰，与之不同的是，路易十四和科尔贝的计划注重建筑物的雄伟与不朽。他们特别强调公共建筑，那些公共建筑可以给评论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细心考虑以何种方式将那些建筑置于城市之中以求改变城市风貌。建筑学院在提出一种更相似的、法国风格的古典主义形式中充当了重要角色，这种形式对大多数简朴的建筑形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65年，路易十四召贝尼尼，杰出的意大利雕刻家和建筑家，来给庄严的卢浮宫设计一个君主要求的新的正面。最终，国王拒绝了贝尼尼设计的模式，而采用了由夏尔·佩罗和路易·勒沃设计的更为古典式、法兰西式的模式，但在构想上同样壮观。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的内部被彻底修缮，有一段时间，三千个石匠和六百个木匠在那里辛勤地工作。园林设计师安德烈·勒诺特尔对杜伊勒里花园进行了重新设计。河对岸位于查理五世老城墙边缘的内斯勒塔楼被拆除了，那个位置及周围地区建立了四国学院。马扎然曾经捐款来建立这所学院。[167]勒沃是这座建筑的建筑师，这就是现在的法兰西研究院。该建筑拥有穹形顶部，它把新桥以西的整个城市风光象征着王权的深刻印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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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和科尔贝所喜爱的那种纪念性建筑被看作巴黎整齐划一发展愿景的组成部分，对在传统上塑造城市风貌的杂乱无章的建筑模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们所喜爱的那些上面没有房屋建筑的桥梁，如新桥，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河流意识。随着王家桥取代了轮渡街的老渡口，这种情况更加明显。王家桥是在17世纪30年代由企业家勒巴尔比耶用木材建造的，17世纪80年代又由国王出资用石头重建。从这里到新桥，两侧高大建筑林立，一侧是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另一侧是法兰西学院，成为一种公共的露天剧场，人们在这里燃放焰火，举行各种水上竞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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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市高大建筑的其他例子是建在城市北部的两个意义重大的凯旋门：一个矗立在圣德尼街的尽头，是为纪念1667年至1668年“荷兰遗产战争”的胜利而修建的；另一个在圣马丁街，是为庆祝1678年弗朗什—孔泰并入法国而建立。公共喷泉也以一个更有纪念意义的风格重新装饰。1608年在新桥上建造的撒马利亚抽水机是一个著名的纪念物，1676年在圣母桥上又建了相同的抽水机。另外一个重要建筑是天文台，该天文台是由佩罗设计、1676年由路易十四在卢森堡公园南部建立的科学观测台。天文学家乔瓦尼·加西尼更喜欢位于城市外面比较开阔的位置，因为在那里的建筑上观察视角更为宽广，所以他不理解国王及其大臣所掌握的专制权力的新观察视角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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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台和新凯旋门位于防御城墙的外面，但是防御城墙早已不复存在了。1670年，路易十四命令清除所有的防御建筑，并用成排的树组成的“林荫大道”取而代之。尽管在1674年他在这个建筑区之外建造了一道仅仅几千米长的城墙，但这只是一条没有军事作用的石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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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巴黎成为一个开放的城市，足见法国在军事实力上是多么自信。这是因为，由军事工程师、法国要塞专家塞巴斯蒂安·勒普雷斯特尔·德·沃邦在法国边境地区建造、由要塞和堡垒构成的不可攻破的网络，即所谓“铁腰带”，已经在遥远的边疆对法国形成了有效的防护。另外，宗教战争和投石党叛乱的教训是，防御城墙只能在反对而不是保护国王时起作用。人们希望，防御城墙的拆除能够加强巴黎人民对王朝的喜爱，这样一来他们的安全也就完全依赖于王朝的保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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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城墙“林荫大道化”——准确地说应该是19世纪的“大林荫大道”化——在右岸地区迅速完成。防御城墙的拆除具有新的价值，当然，前提是能够保证城市可以得到充分防御，这样一来，防御城墙的拆除就具有相当的国际意义，因为巴黎的例子必将为欧洲其他国家做出榜样。尽管老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大门在1673年和1683年间被拆除，但林荫大道的修建直到18世纪末才在左岸完成。可以想象，在拆除的防御城墙范围内大约有一百米的空间，那里完全可以用来作为人行通道，为城市和周围乡村提供美好的景象。因此，路易十四对巴黎的纪念碑式改造为休闲者提供了美好的去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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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从事的其他方面的建设也证明，路易十四对巴黎的建设是把观测空间与城市纪念碑式的建筑结合在一起的。从现今巴黎第八区沙约的王后水道西部到杜伊勒里宫西南，展现了大体相同的城市景观。1670年，勒诺特尔在那里建造了一条“大水道”，该水道穿过杜伊勒里宫花园中心，就在现今香榭丽舍大街一线上。在左岸地区，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空间利用是1670年建造的位于现今巴黎第七区的荣军院。在城区与近郊圣日耳曼区相交会的地带形成了一个街道网，包括学院街、圣多米尼克街和格勒纳勒街等许多街道，并建有造型优美的房屋。荣军院的服务机构给那个地区带来了新的生活和住宅区，甚至向西延伸，将格勒纳勒和从前的养兔场一带也包括在内。与此同时，从此向南，又修建了一条壮观的林荫大道式的街道——“布雷特伊大道”。为了保持原始的淳朴风格，城市北部不准修建任何形式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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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及其宣传家大肆宣传荣军院是一个充满道德关怀的地方，是国王对那些曾经为国家英勇奋战的战士们的馈赠。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荣军院不仅为军人服务，而且为警察服务。在巴黎这个基本上没有防御城墙的城市，警察的重要性是十分明显的。在法国北部和东部，三十年战争而导致大量难民涌入巴黎等城市，投石党运动等社会问题也加剧了贫困。在这些情况下，复员军人和逃兵成为扰乱公共秩序和犯罪行为的重要来源，这种情况从百年战争开始时就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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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那些老兵安置在荣军院的部分原因，至少是为防止他们以劫掠平民为生。修建巴黎总医院的目的与此大体相同。特伦特会议以后的那些笃信徒，例如圣礼团，都是赞同这种做法的。将那些值得救济的乞丐、流浪者和并不严重的罪犯安置在多用途的贫民院，不仅使他们得到临时救助，而且从精神教育的长远角度来看，也是促使那些误入歧途的人改邪归正的需要。政治经济学家也呼吁，应该尽量为贫民阶级安排工作，这样至少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把那些贫困者和社会边缘人士集中到一起的另一个也许意义更加深远的原因是，那些人往往是传染病患者，这种病直接威胁社会精英的健康。1606年至1611年，亨利四世建造了圣路易医院，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目的就是为巴黎北部和贝尔维尔乡村的瘟疫受害者服务。在1618年至1636年间巴黎发生一种名为腹股沟淋巴结炎的地方瘟疫的时候，这座医院被长期用来治疗这种疾病。如果流行病人不多，该医院或者治疗皮肤病，或者干脆关门。尽管在1650年至1700年间平均每五年关闭四年，但腹股沟淋巴结炎疾病还是得到了与从前一样的治疗。巴黎总医院在安置那些可能传播疾病者方面具有相当大的优势。当然，荣军院也是一样，因为梅毒和皮肤病等地方病在军队中也有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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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6年建立巴黎总医院的结果超出了计划者的初衷，带来了一个比较棘手而又复杂的问题，那就是使许多类似圣樊尚·德·保罗那样的具有慈悲思想的笃信者不再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曾经建立了收容无家可归者，特别是弃婴、孤儿、老年人、虚弱的人、残疾人、精神患者，或者是约束各种罪犯，尤其是卖淫者和道德罪犯的类似巴黎总医院那样的机构。在那些建筑物中，有两个规模最大，一个是由利布莱尔·布里扬设计为女孩和妇女服务的圆顶小礼拜堂，叫作拉萨尔佩特里埃里（硝石场）医院；另一个是为男人和男孩服务的，叫作毕塞特尔医院。硝石场医院建立在老火药仓库旁边，位于遥远的圣维克多郊区，因为那里为生产火药开采硝石，因此该医院用这个名字来命名。本以为那里距城市中心较远，不会影响城市发展，但事实上正是那些破旧房屋的不良名誉使巴黎几十年间没有向这个地区发展。毕塞特尔医院建造在城市以南几千米外的一个被遗弃的庄园。17世纪60年代，意大利的一位参观者曾经这样形容该机构，那是一所“流氓窝，道德败坏，争吵不休”。[168]到1663年，巴黎总医院里只能容纳大约5000名贫民，绝大部分贫民要么在毕塞特尔医院，要么在硝石场医院。到1770年，这两所医院的贫民数量已经成倍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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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治疗麻风病患者的医院外，其他医院也逐渐在城市中心建立起来，那些医疗机构的慈善思想可见一斑。例如，紧挨着巴黎圣母院的主宫医院就是其中历史悠久的一个。对于那个伟大世纪的人来说，贫穷和疾病的到来既无法预见，也无法想象。当时的绝大多数医院，包括荣军院、圣路易医院、硝石场医院、毕塞特尔医院以及近郊圣安托万区的弃婴医院，全都在城墙以外。在左岸，市内确有一些小医疗机构，但在右岸围墙之内则完全没有这样的机构。如同远离贫穷的策略一样，疾病也被巴黎拒之门外。防止疾病流行的关键手段是设立“防疫线”，在1666年至1668年间，它们成功地防止了瘟疫从诺曼底顺流而下进入巴黎。在经历了对鼠疫担惊受怕的三百年时光后，巴黎人在完全不了解何为瘟疫的情况下与它说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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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社会防治政策与拆除老城城墙并建立一个“开放”城市的战略如出一辙。城市的开放意味着对城市最有威胁的人正在被排除在城市以外。城市的治安政策也证实了这一点。在17世纪初，巴黎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在1643年一年中，就至少有372个人在城市中被谋杀。在1644年6月6日那一天中就有14人被暗杀，从17世纪20年代起，王室被决斗活动搞得焦头烂额，但是那种情杀行为有增无减。有组织的犯罪活动甚嚣尘上，乞丐和罪犯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城内那些正常人无法光顾的地区，那里便形成了所谓的“圣迹区”。由于存在许多市政权力无法控制的“真空地带”，还有领主们享有的一些司法权力，特别是属于主教、大教堂神父和某些修道院的权力，这都在鼓励而不是阻止违法行为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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