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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位21世纪的来访者到位于马莱地区即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寇尼亚克伊博物馆参观，他将会有一种满足感，即便有时会觉得这座新潮的建筑内部装饰过于浮夸，而该博物馆呈现出来的正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喜爱的法国住宅装饰艺术黄金时代的特点。从摄政时代后期开始，科尔贝和路易十四喜爱的刻板的古典艺术形式让位于洛可可艺术风格。“洛可可”这一概念在17世纪后期刚刚出现，代表了优美的不对称形式和明快的装饰艺术，通常以享乐主义和色情艺术的女性形象表现出来，如仙女、异教徒女神和女牧人等。洛可可艺术适应了金融贵族的物质享乐需要，事实上，也渐渐地影响了王室乃至整个法国甚至整个欧洲。洛可可艺术得到蓬巴杜夫人的欣赏。在她兄弟马里尼的帮助下，蓬巴杜夫人大规模地购买和兜售洛可可艺术装饰风格的建筑，这种风格在巴黎地区的王室成员住宅以及其他上层人物的私人住宅中得到了普遍体现。例如，蓬巴杜夫人自己最喜欢的位于贝尔维尤的乡村住宅就是如此。尽管18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出现在建筑业中的新古典主义形式偏离了洛可可艺术风格和主题，但是希腊—罗马基调的和更高雅、更具道德化色彩的装饰艺术的渗透并没有影响法国房屋装修艺术的质量，也没有影响艺术的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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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思想作品和艺术作品的标准是在17世纪由王家科学院的各个分科学院制定的。[197]但是，在18世纪，法国出现了许多新的团体并得到蓬勃发展，它们对思想和艺术领域里的王家权威文化机构提出了挑战。富有精英美丽的大厦特别为政府管辖之外的文化艺术机构提供了场所。那些拥有贵族气派的府邸经常存放着艺术收藏品，自然历史陈列室中的钱币和奖牌收藏品以及图书馆对所有文雅之士和博学的知识分子开放。一些住宅举办沙龙，来自社会、文学和艺术界的精英在那里会聚一堂，定期讨论当前国事，有时也开展其他文化活动，如音乐、诗歌、剧本朗诵等。在大多数沙龙里，男人是主体，尽管沙龙通常由女人来主持，但是她们仅仅掌管会议的进程。大多数沙龙都在坐落于时尚地区精心挑选的私人会馆里举行。例如，位于圣奥诺雷街的唐森夫人府邸、迪德方夫人府邸、若弗兰夫人府邸，位于旺多姆广场附近米林斯街的奥尔巴克男爵府邸，位于昂坦马路地区的芮克夫人府邸，位于圣多米尼克街的朱丽·德·莱斯皮纳斯府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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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自称为启蒙和理性哲学家的作者和新闻工作者是这种沙龙的常客。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达朗贝尔、格林等哲学家在那里高谈阔论，对国家事务评头品足，并参加更理性化的社会组织。外国人看到了这些哲学家的文化影响，并认识到典型的巴黎人的习惯。一个坦诚的英国参观者写道，他们“不仅进入上流社会，而且冒险参与上流社会的生活，你看看他们，服饰各异，热心吃喝，还有人在现代礼服上体现奥维德式的爱情艺术”。[198]比起王家科学院的学术活动，沙龙的常客来自更广泛的阶层，尽管如此，还是那些有机会拜访国家上层人物的哲学家们对参加沙龙更加积极，他们期望在那里参与振奋人心的理性主义讨论，接受温文尔雅的行为礼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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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龙里的那些常客不仅仅表达出反对绝对君主制控制文化机构的观点，也越来越多地表示要体现公众意愿的理性观点。艺术鉴赏的标准不应该来自高高在上的王室及其控制下的那些管理机构，甚至巴黎最高法院也没有这个权力，这个决定权应该来自社会底层，来自有教养的阶级内部。同时，这一标准应该在巴黎的另一个文化重镇，即巴黎艺术沙龙里得到发展。[199]从18世纪30年代后期起，以往每年一度在卢浮宫内举办的新油画展览改为在沙龙举行，后来又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为艺术家们提供了一个更有影响的阵地。这些艺术展带来了微妙的改变，也极受欢迎，例如，1781年的展览有3万人参观。沙龙威望的不断上升并不是由于国王认可了它的存在，而是广大民众公开承认沙龙的重要。1747年，艺术评论家拉封·德·圣耶恩曾经说过：“只有通过那坚定的、没有被操纵的民众的嘴，我们才能听到真实的话。”[200]在文化机构地位的问题上，公众意见是最权威的，因为这种意见没有在王权的控制之下。文化和思想追求在城市资产阶级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在文化哲人的引导下，法国的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信自己的决断。例如，18世纪20年代在巴黎建立的共济会就是巴黎人自己说了算。尽管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排外主义者，但是参加共济会的人来自社会各界，上自贵族，下至徒工和店员，都愿意与商人、政府官员和学者们交往。他们举行秘密仪式，暗中从事慈善活动。在法国旧制度的末期，巴黎大约有100个共济会的分支机构，成员大约占巴黎成年男性人口的5%，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业和职业资产阶级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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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济会的分支机构通常设在热诚而又秘密的社会改革主义者经常集会的咖啡馆里，因此，巴黎的咖啡馆不仅是人们喝咖啡的地方，而且是秘密的集会场所。也正是在这里，形成了尤其受资产阶级欢迎的争辩论坛。在摄政时期，巴黎街头大约有400家咖啡馆，到了18世纪末，这一数字增长了三至四倍，咖啡馆的普遍特色就是那里都有各种报纸。事实上，了解新闻已经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初期，新发行的书籍增加了三倍，这些新书往往是在神学标题下写一些人们喜闻乐见的历史、旅游和文学的内容，特别是在18世纪后半期，期刊开始在社会上发行，这是更为重要的发展。虽然政府审查部门限制报刊登载民众事务和政治话题的报道，但是对各种新闻和观点的需求与日俱增。1777年，巴黎的第一份日报《巴黎日报》诞生了，到18世纪80年代，它的日售量就已达到1万份，其中很大一部分销量得益于巴黎的咖啡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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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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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普罗可布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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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曾经说过，巴黎“是一座咖啡加谈话的城市”，而且二者是不能分开的，这是巴黎最大的特色。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巴黎要感谢弗朗西斯科·普罗可布·卡尔特里。弗朗西斯科·普罗可布是一个来自西西里的移民。一般认为，正是他在巴黎创建了第一家咖啡馆。如果说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咖啡豆偶尔在巴黎出现，那么正是弗朗西斯科·普罗可布在1672年的圣日耳曼集市上推广了这种新饮品，并于1686年在圣日耳曼渠道街（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古剧院街）开设了自己的咖啡馆。普罗可布的商业理念是切实有效的。他的高档消费场所毗邻一个草地保龄球场和一个网球场，这样一来他就能拥有一批稳定的客户。保龄球运动进入法兰西喜剧院室内的变化又使那些休闲者（即喜剧观众）成为他的客户。在当时法国的时尚社会中，咖啡已经成为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的流行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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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许多其他时尚一样，咖啡也有可能落伍。但是，由于当时的巴黎人对咖啡的医疗作用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使咖啡的实用价值扩大了。然而，咖啡之所以能够成为绝大多数巴黎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饮品，不是因为它的医疗作用，而是因为咖啡与谈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进而形成了边喝咖啡边聊天这种愉快而又集体性的新型社交活动——咖啡加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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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馆在荷兰和英国出现得要稍早于法国。但是，在18世纪20年代，当一个名叫内梅兹的荷兰人参观巴黎时，却对那里如此之多的咖啡馆无比惊讶。当时，巴黎有些街道上的咖啡馆会多达十几家，而整个巴黎大约有400家之多。内梅兹在他的描述中说道：“有些咖啡馆口碑很好，一些王室权贵和政府要员经常光顾那里。”与荷兰的咖啡馆不同，巴黎的咖啡馆内是不许吸烟的，也没有报纸可阅读（这两点都将发生改变）。巴黎的咖啡馆也不同于下层酒吧，虽然总体氛围也很嘈杂，但并不是以下层平民的方式而是以上层资产阶级的方式出现的。内梅兹眼中的情景正是巴黎咖啡馆的真实写照：人们喜欢在那里聆听有关日常时事的谈话，咖啡馆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公共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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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普罗可布咖啡馆里英雄辈出，法国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是这里的常客：狄德罗、达朗贝尔、伏尔泰、卢梭、马蒙泰尔、博马舍、梅西耶等。大革命又带来了一批新的风云人物：丹东、马拉、埃贝尔、卡米德·德穆兰以及许多的记者和众多着装新潮的知识阶层人士。红色的无边软帽首次在这里亮相。尽管普罗可布咖啡馆由于缪塞、乔治·桑、戈蒂埃、巴尔扎克、雨果以及其后的魏尔伦的光顾而尽领风骚，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举步维艰，变成了一家素食餐馆，靠公共援助来支撑门面，到了20世纪末期则完全成为一个古董。是国际旅游业拯救了它。虽然那里恢复了咖啡的供应，但它主要还是一家为使用信用卡的游客们服务的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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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革命之前，普罗可布咖啡馆的名声就开始滑坡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最好的咖啡馆在罗亚尔宫内外。1814年，反法联盟军队进驻巴黎后，军人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冲进罗亚尔宫的咖啡馆，尽享那里的氛围并纵情声色。到19世纪中叶，几大主要传统品牌——里奇咖啡馆、安哥拉咖啡馆和条顿咖啡馆在西林荫大道时髦地区已经不再流行。但这时有一些独具特色的新型咖啡馆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们装修别致，令人耳目一新。最初，这种咖啡馆仅仅是标新立异，但后来其独特的装饰风格渐渐传播开来，镜子、树形饰灯、大理石桌面、华丽的灰泥粉刷以及外表装修等手段被广泛应用。林荫大道地区还有一种别具一格的休闲方式，那就是自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林荫道上举办咖啡音乐会，之后蔓延到人行路上，把巴黎的街头生活打扮得如诗如画，这在巴黎前所未有。1869年，一名美国游客目睹了巴黎人行路上咖啡馆的景象：各形各色的人坐在那里抽烟、喝酒、聊天、读报，令他艳羡不已。他不无夸张地说，这才是真正的民主，只有在基督教王国才能看到的社会平等（他或许有些言过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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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亚尔宫有一家摄政咖啡馆，卡尔·马克思在那里结识了恩格斯，这没有什么稀奇，因为咖啡馆的早期历史就是与资产阶级和那些不羁的文化人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在19世纪慢慢成为咖啡馆、酒吧和酒店的常客。事实上，咖啡馆和酒馆的区别并不是向来就泾渭分明的，因为长时间以来酒精就是咖啡的主要成分之一。到19世纪80年代，巴黎大约有4万家咖啡馆，到1914年还剩3万家左右，如今大约有2000家。工人阶级喜欢吸烟，因此许多资产阶级的咖啡馆拒绝工人阶级入内，但很快就不这样做了。咖啡馆和酒馆不仅是人们相互交际的场所，而且是人们互相安慰的地方。作家勒鲁瓦·博利厄认为，那些地方是“穷人的教堂”。埃德蒙·德·龚古尔在1871年巴黎公社被血腥镇压之后参观了工人阶级住宅区贝尔维尔，发现那里的人整天就是“面色苍白地喝酒”。实际情况可能更糟。人们相信，如果像英国一样咖啡馆在周日晚上全都关门，那么大概会有3万巴黎人自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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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咖啡馆给巴黎人留下了一段难忘的记忆。由于燃料和食品缺乏，许多人只好到咖啡馆寻求一点快乐，喝点咖啡，喝点酒或者其他什么饮料。圣日耳曼德普雷的文化咖啡馆孕育了战后的存在主义运动。萨特通过把咖啡馆服务人员的行动作为一种存在主义方式而发展了他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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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后，咖啡馆毫无疑问面临巨大的压力。快餐店等类似的服务行业吸引了大批咖啡消费群体，这一巨大的变化导致许多咖啡馆关闭，尤其是在郊区，甚至发生了连锁反应。幸运的是，咖啡馆顶住了压力，那里开始吸引女人，这样，咖啡馆已经改变了过去作为男性消费场所的历史惯例，增加了潜在的顾客。此外，咖啡馆经营者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开发了多样化的咖啡服务，包括音乐咖啡馆、文化咖啡馆、哲学咖啡馆、同性恋咖啡馆、禁酒咖啡馆，甚至有计算机网络咖啡馆。一些情况表明，博物馆开始被咖啡馆侵占。咖啡馆经营者将传统的咖啡馆花样翻新，建立了连锁店。例如，科斯特兄弟在奥塞现代艺术馆建立的高贵咖啡馆和在卢浮宫门口金字塔上的边缘咖啡馆，另外还有邻近蓬皮杜中心、由建筑师克里斯蒂安·德·波尔藏帕克设计的博堡咖啡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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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在咖啡上的花费大约为每年300万利弗尔，[201]这个数字比奶酪消费的数额还多，消费者包括社会的各个阶层。咖啡馆得以长期存在的原因并不是咖啡本身，而是咖啡以外的思想和政治，因为咖啡馆已成为传播思想和政治的新摇篮。然而，路易十五的乐趣之一是由其情妇蓬巴杜夫人在他的私人宴会上为客人们煮咖啡，这也是王室跟随时尚的又一个表现。另一方面，咖啡很快变成了巴黎劳动阶级的一种标准早餐。这种跨越阶级的品味共享在其他文化和休闲场合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18世纪以后，一些上层文化机构获得更加广泛的欢迎。在1700年，巴黎的所有剧院加在一起只有座位4000个左右，到了1789年，增加到13000个。喜剧院和新兴的林荫大道上的各个剧院上演的剧目不仅上层人士喜欢，下层民众也愿意观看。此外，不仅咖啡馆、剧院和公共花园等休闲和娱乐场所吸引了大批下层民众，而且随着他们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劳动阶层在其他消费场合也频频出现。例如，巴黎的酒馆曾经是贵族出没的地方，而城市的网球场通常聚集着王族子弟。[202]但是到了18世纪60年代以后，圣日耳曼和圣洛朗的古老集市日渐衰落，被其他一些场所取而代之，特别是著名的西北林荫大道，成为各个阶级都去的消费场所，那里有大杂烩式的玩偶剧院、杂技表演、自动展示台、蜡像馆、小丑表演等。一个参观者说，对巴黎的一个比较恰当的比喻应该是，“巴黎是一个鱼龙混杂的地方”。[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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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可布咖啡馆，新哲学的诞生”，18世纪版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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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公开处决的行刑场所总是吸引大量人群，斗兽活动通常也会引起不少人的兴趣，但是巴黎城市文化中最受欢迎的一种集体活动，也是启蒙运动时代最好的象征，不论是公众行为还是王家节日，都应该是燃放焰火。由于王室的建设工程开辟了一些广阔的空间，例如路易十五广场、战神广场以及各种码头等，使燃放焰火活动成为可能。克拉多克夫人指出，把公共事务变成娱乐和狂欢是巴黎人的爱好，[204]同代人则把这种世俗活动现象解释为宗教信仰的苍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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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事实已经证明市场是不分阶级的，一些企业家和投资商便希望进一步开发市场。不久，一种新的娱乐产业迅速兴起，迎合了蓬勃发展的旅游业的需要。1764年，意大利烟草制造商托利在邦迪街（即现在巴黎第五区的勒内·布朗热街）创建了“夏日游乐园”。同时，他的同伴吕吉里在圣日耳曼市场建立了“冬日游乐园”。使用Vauxhall这个词意在强调模仿伦敦这个18世纪欧洲的主要消费市场。在这种活动场所中，最为突出的是圆形剧场。它是18世纪70年代中期以罗马大剧场为原型建造的巨大竞技场，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香榭丽舍大街北侧。该剧场能容纳4万人，不论是“下层民众还是上层人士”，在那里都可以从事自己喜爱的娱乐活动，购买自己需要的商品。[205]在这方面，给人印象更为深刻的是豪华的罗亚尔宫。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奥尔良公爵把这个祖上留下来并由自己居住的住宅变成了一个半开放的地方，一个生意兴隆的新古典主义购物商场，那里总是人潮涌动，甚至有些娼妓也光顾此地。意大利戏剧家哥尔多尼曾经写道：“在豪华的拱廊街上有各种各样的商店，消费者在那里可以买到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那里还有咖啡馆、公共浴池、餐馆和大排档、旅馆、聚会、演出、画廊、书店、音乐会等。”[206]1786年，邦贝尔侯爵曾经评论说：“只要你口袋里有钱，在这里用一天的时间就可以买到在其他地区花一年才能买到的所有奢侈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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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罗亚尔宫所证实的那样，在18世纪的巴黎，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氛围，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用不着相互戒备。在过去，参观者常常说巴黎的娱乐活动有失体面，但现在已经变成了更自由、更平等的生活方式，在巴黎的街道上，在豪华的罗亚尔宫里，这种生活方式随处可见。有人毫不夸张地说：“除了地位最高的贵族，在巴黎人人平等，在街上修鞋匠不必给侯爵让路，这是真实的巴黎。”[208]但是从消费角度来说，修鞋匠与侯爵的社会地位是完全不同的。但是，随着“时装”的出现，即使这一点也难以区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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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切说教都无济于事一样，时装是一种更为令说教者无奈的主题，因为主张节俭的说教丝毫没有阻止时装在所有阶层的流行。在传统上，穿戴代表着社会地位，但是这个由来已久的等式越来越不被人们认可。在服饰和行为方面相互模仿已经使人们的等级差别一扫而光。不言自明，现在要区分谁是奶牛场女工谁是公爵夫人已经不可能了。蓬巴杜夫人以及后来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都曾经穿上奶牛场女工的服装进行演示，但现在的奶牛场女工们也开始穿上绫罗绸缎，戴上珠宝首饰，而这些都是过去富裕阶层的女士所独有的。每年，蓬巴杜夫人和那些时髦的上层女性经常光顾的圣奥诺雷街上的丝绸商店的商人都要摆出一个穿着新式样服装的模特，以便展示某一季节的时装新潮流。此后，许多类似的模特被传到外省乃至遥远的国外。这些服装模特给王室女性和全欧洲逛商店的女孩做出了今年流行时装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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