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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的罗亚尔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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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周边地区历史悠久的采石场附近，工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在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拉维莱特种植着茜草染料，附近的古特奥尔村专门从事染料提取工作，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第十八区。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加维尔岛上的化学工场后来被转移到远离城市的西郊，次氯酸水（即漂白剂）就是1789年在那里发明的。烧制瓷器也是巴黎人在偏远郊外进行的重要生产活动。1756年，路易十五把万塞讷的瓷器工场搬迁到南部的塞夫勒，该工场在那里简直就是由国王宏爱的蓬巴杜侯爵夫人亲自掌管，她在贝尔维尤城堡上就可以俯瞰该场全貌。此外，克利甘拉、斯西克斯、默东、圣克卢以及普瓦西都建立了重要的瓷器场，其中多数是由王族赞助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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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此时与欧洲其他地区相比较，巴黎工场向郊区和农村地区的发展还相对缓慢。巴黎制造业的定位向来而且仍将是奢侈品和半奢侈品。奥伯克男爵推断，如果没有巴黎的奢侈品业，法国的国际霸权地位将在一夜之间瓦解。[213]巴黎的这些奢侈品业几乎都集中在老城区。在18世纪中期，巴黎大概有5万名工场工匠和制造业工人，到178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将近10万人。从表面来看，生产是由难以统计的行会和团体组织进行的，但是，这些行会和团体几乎自身难保，因为国王为了阻止自由市场的发展而破坏行会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在1775年几乎达到了目的。所以，国王对那些违反行会法规的行为视而不见。此外，还有十多个所谓“自由”行会，例如，圣殿区和由圣安托万修道院保护的圣安托万区都是行会不得干涉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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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制造业主要是加工来自外省的原材料，也有一些制成品是在巴黎最后完成加工的。当时主导巴黎制造业的是绸布商，他们的人数已经超过2000，并组建了强有力的“六行会”组织。该组织规模最大，成为巴黎行会金字塔的塔尖。[214]巴黎行会专门生产的商品应有尽有，从丝绸、时装和优质家具到首饰、画卷、织锦、镜子、时钟、瓷器、漆器、流行小件商品（包括纽扣、饰带、花边等）、雨伞和玩具等，这些商品既具有奢侈品生产的特点，又具有一般产品生产和消费的特点。那些多才多艺的“饰品”专家[215]引导着时尚，而那些富裕的主顾正是通过消费他们的产品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例如，在圣奥诺雷街，一面流行的镜子很可能是由圣格罗贝玻璃厂生产出来，然后又进行了洛可可式样的装饰；一座时钟很可能内部机件精良，外表用青铜、镀金和瓷雕像或者瓷片进行装饰；带抽屉的衣柜很可能涂有流行的中国漆；一件时装很可能经由一组专家共同完成，在衣料、花边、纽扣、饰带等方面选料精良，加工精细。有些最初为上层有钱人生产的高档商品现在开始用比较便宜的材料进行生产，使这些商品价格下降并得到普及，那些来巴黎的外国游客、中等收入家庭的人，甚至那些有雄心壮志的劳动阶级出身的人都青睐这些商品。巴黎人引导着欧洲人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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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罗丝·贝尔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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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5年，路易十四的大臣让·巴蒂斯·科尔贝曾经高度评价巴黎的时装，他认为，“时装对法国如同秘鲁金矿对西班牙一样”。时装领域的领先地位带给法国特别是巴黎的经济收益十分重要。太阳王宫廷的设计成为欧洲其他国家仿效的模式。尽管王室设在凡尔赛，但是巴黎的服装业照样为那里服务。在18世纪晚期，一个时髦人物和一个服装设计者之间富有成效的协作使巴黎的服装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那个时髦人物就是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那个服装设计者就是玛利·珍妮·贝尔坦，人称“罗丝·贝尔坦”，当时的人称她为“时装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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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丝·贝尔坦1741年出生在皮卡第地区的一个下层社会家庭，进入巴黎之前曾经在阿尔布维里接受培训。她的才能被许多宫廷贵妇认可，包括沙特尔公爵夫人（后来奥尔良公爵的妻子）和孔代公主。在她们的帮助下，1770年罗丝在圣奥诺雷街开了一家服装店。该服装店有一个富有异国情调的名字，叫作“大汗居”。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她被介绍给玛丽·安托瓦内特，从此，她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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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和晚期，罗丝·贝尔坦是玛丽·安托瓦内特的主要服装设计师。她们二人在每一个季节都发明一种新式时装，所有出身高贵的女郎都积极追逐，唯恐落伍。一个回忆录作者后来写道：“贝尔坦夫人领导了我们时代的一场女士服装革命。”在玛丽·安托瓦内特推出新一季的时装以前，罗丝拒绝让任何宫廷贵妇穿着新式时装，这使她遭人憎恨。她与王后一周定期会晤两次，这是王后的日常工作，如同国王会见大臣一样。罗丝地位的不断高升引起许多宫廷贵妇的不满，奥伯克男爵夫人说她“自恃高贵，似乎她就是公主”。罗丝在宫廷里引起了一场竞争。但是，只要王后继续宠爱她，她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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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丝是一个时装商人。时装是裁缝做的，女裁缝制作的各式各样的衬裙就是由那些时装商人设计的。正如梅西耶所说，巴黎那七千个男女裁缝是做时装的，而那十几个时装商人是设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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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丝·贝尔坦设计的与众不同的时装配套饰物是高发髻，这种高发髻由片片薄纱和其他一些东西组成，如花、羽毛、水果以及各种小装饰品，把这些东西编入头发和假发里，就形成了高发髻。从1775年起，高发髻和贝尔坦创造的其他饰物在公众生活中独领风骚。此后，各种头饰纷纷登场：在1775年，为庆祝路易十六成功接种牛痘而设计了一种名为“接种型高发髻”的发髻，这种发髻中的用品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包括一条青蛇、一轮上升的太阳、一些花卉橄榄枝；当年的另一种发型名为“反抗式高发髻”，是为纪念一次农民暴动而设计的；1776年，贝尔坦的设计又认准了深褐色；接着各种各样与历史相关的饰物流行起来，其中包括：两三英尺高的羽毛头饰；亨利四世的帽子（这顶帽子曾经唤起了路易十六的爱国心并促使他去仿效自己杰出的先祖）；叛乱分子头饰（表示支持在北美殖民地战斗的法国盟友）；1781年王子头饰（庆祝王子诞生并取得王室继承人的权力）；为庆祝蒙戈尔费埃1783年的热气球升空而设计的发式以及许多其他样式。在王室艺术家伊丽莎白·维热·勒布伦夫人给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绘制的画像中，对这些花样头饰进行了不少描绘，这种描绘也增加了贝尔坦的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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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80年代，罗丝接近王后的机会大为减少，这一方面是因为玛丽·安托瓦内特在时装上的花费不那么奢侈了（但是花钱也不少）；另一方面是因为与之竞争的一些女时装裁缝得到了王家的青睐。但是，罗丝继续为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服务，甚至在大革命期间的恐怖时代，王后被投入监狱期间也没有间断。尽管罗丝在1792年移居国外，但她后来能够向革命政府证明，她一直在欧洲各地追逐她的贵族债主，以维护她手下三十多名妇女的利益，她称这些人是真正的“无套裤女”。她用“法国敌人的黄金换取了共和国军队的子弹”。18世纪90年代晚期，罗丝重新定居巴黎，居住在黎塞留街，1813年在那里去世。在弥留之际，罗丝已经不再是一个富有的女人，因为她富有的主顾，不仅仅是王后，已经不能再照顾她的生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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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王室来说，罗丝·贝尔坦简直就是一个灾星。她那昂贵又矫揉造作的服饰成为许多反对政府的讽刺和评论文章的靶子，人们把法国政府的财政困难归因于王家的奢侈腐败。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出现的流行服装样式与贝尔坦的服饰大相径庭，革命者提倡朴素和节俭，但是名称崇高，如爱国便装、民主便服等。然而从长远角度来看，罗丝·贝尔坦对巴黎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她确立了巴黎在时装行业的领先地位，不仅为法国国内甚至为国际时装行业树立了第一个标杆。在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帮助下，她建立了巴黎的时装界，而正是这个时装界领导了巴黎服装行业的发明和制作新潮流。此外，她对宣传媒介的利用也独具匠心，她不仅利用新兴的新闻业进行宣传，还亲自穿上各种人物的时装进行公开表演，就像谢瓦利埃·埃翁的两性体一样。当时有一个巴黎人写道，巴黎服装业享有的国际声誉长久不衰，这证明“巴黎堪称世界的女主人”。从此以后，世界上的富豪都希望按照巴黎风尚装扮自己，因为他们要么已经读过相关介绍，要么亲眼见过巴黎时装，知道只有巴黎时装才是最时髦的。罗丝·贝尔坦的继承人有沃斯、普瓦雷、香奈儿、斯基雅帕雷利、迪奥、圣洛朗和加利亚诺等。从罗丝·贝尔坦时代开始，无数男男女女投身于巴黎这项具有无限魅力、凝结着劳动汗水的永恒事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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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不仅重构了城市的产业结构，而且超越历代的传统，使巴黎的社会特征发生了细微变化。在过去，巴黎的各个地区在社会类型和行业上基本上是混合的。在传统上，巴黎的社会层次是“垂直式”分开的，所住楼层越高的人越穷。尽管这种现象仍在继续，但是“水平式”区别已经开始侵蚀原有的特征。例如，在郊外的圣日耳曼区和圣奥诺雷区居住着许多仆人，但是工场和技工并不多。在西岱岛和市政厅周围地区等巴黎历史上的核心地带，堆满了垃圾和废物的狭窄街道上到处是拥挤不堪的平民住宅区，其景不堪入目，正如建筑师皮埃尔·帕特所指出的那样，“从高卢蛮族时代以来，那里的老卢特提亚结构从未发生变化”。[216]那些社会精英就是从这种传统的贫民窟中挣脱出来的，特别是巴黎中央市场和市政厅周围，根本没有贵族居住。在圣安托万这样的工业区，基本上也见不到贵族的身影，这里过去家具制造业繁荣，现在又增加了玻璃、瓷器和壁纸业，充斥着鞣皮场和染料场的圣马塞尔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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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一位有远见卓识的观察家指出：“圣奥雷诺区的一个住户拥有的财富比圣马塞尔区的总和还要多。”[217]在贫困的南部地区可以发现硝石场建筑群和野鹿建筑群，那是巴黎总医院的两处房舍，那里规模大，环境恶劣，收容了一万多人。1731年，心中充满了对大城市憧憬的年轻人让—雅克·卢梭正是从这个被遗弃的巴黎南部地区第一次到达巴黎。他后来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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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去认为城市既美丽又宏大，有着最为壮观的景象。然而，当穿越圣马塞尔区时，我看到的却是破乱不堪的街道，又脏又黑的住宅，到处都是肮脏、贫穷、乞丐、四轮马车、女裁缝、卖大麦茶的和卖帽子的人……所有这些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并使我对都市生活产生了一种难以言表的厌恶。[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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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穆夫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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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夫塔街上的储粪池叫“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那些老公寓装的都是蹲式厕所，每层楼楼梯边都有一间，在蹲坑两边各有一个刻有防滑条的水泥浇成的凸起的鞋形踏脚，以防住户如厕时滑倒。这些蹲式厕所把粪便排放进储粪池，夜里再由唧筒抽到马拉的运粪车中。每到夏天，窗扇洞开，我们就会听到唧筒抽粪的声音，那臭气真让人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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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那段话是欧内斯特·海明威在20世纪20年代对现在巴黎第五区穆夫塔街的描写，当时他还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作家。从中我们可能看出，对于居住在穆夫塔街上的劳动阶级来说，当时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是多么缓慢。但是，这并不影响海明威对穆夫塔街本身的热情评价，他认为这条街道是一条“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商业色彩在这一街道上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从21世纪的任何一本旅游指南中都可以看到这类说明，因此人们很容易忽略这条街道的其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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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夫塔街的早期历史也有光辉的一页。这条街曾是罗马卢特提亚最古老的街道之一，从西岱岛小桥到今天的加兰德街、拉格兰街、莫伯尔广场、蒙田街、圣热纳维耶芙街、笛卡儿街，一直可以到达里昂和意大利。在塞纳河南大约一千米的地方，从墨洛温王朝时期开始就有一座圣梅达尔教堂，该教堂就坐落在穆夫塔街与海狸河交叉的位置上，那里人口不断增加，南部不远还有一块墓地。这个曾经比较繁华的地方在9世纪的时候被维京海盗夷为平地，后来曾一度得到重新开发，例如，圣梅达尔和南边不远的圣马塞尔都有很大发展。从12世纪开始，一些主要教会组织和上层人士开始涉足该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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