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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时代的巴黎也有其黑暗的一面。该城市曾经发生过的最致命的危机似乎都已经结束，例如，1652年的鼠疫、1709年至1710年的大饥荒等，但是，贫困和失业尚在，巴黎这座消费城市消费的是穷人的生命。尽管平等主义者声称，按照当时的各种标准，只有三分之一的巴黎人被视为贫困，但是这个比例会急剧增长，因为1725年至1726年、1739年至1741年、1765年至1775年和1788年至1789年都发生了严重灾荒；1715年、1748年、1763年和1783年又由复员军人引发了劳动力市场的混乱。巴黎出生的大多数婴儿被送到农村由那里的奶妈喂养；产期婴儿死亡率达到三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都很正常。城里弃婴不断增加，政府不得不调动相当数量的马车将这些弃婴运送出去，1740年运送了3150人。十几年后，被运送的弃婴人数翻了一番。勉强活下来的婴儿在三个月的时候又开始容易得病，主要是天花。天花是上个世纪流行鼠疫之后出现的最大流行病杀手。梅毒也对儿童构成严重威胁。婴儿往往在出生时就已经得了这两种灾难性的疾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卖淫和性病得不到控制。人们估计巴黎大约有两万多卖淫者，如果将临时卖淫者和商业妓女都包括在内，这个数字会更大。整个18世纪，巴黎的私生子女比例从以前的十一分之一上升到四分之一，可见未婚生育多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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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死亡率高，尤其是小孩的死亡率很高，巴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长很难实现，因此，巴黎需要周边地区大量的移民来补充人口。巴黎有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来自外地。到18世纪80年代，每年大约有3500人涌入巴黎，主要是进入比较贫困的市郊，他们在那里找到了自己农村伙伴的劳动网络，巴黎区域劳动的专门化由此开始形成。例如，利穆赞人主要是建筑工人，萨瓦人是运水工人，里昂人是石料粉碎工人。这些外来人口被巴黎人看成半开化的野蛮人，尽管1787年的一个外省人曾经明确地说，“巴黎人一点也不比外省人聪明”，[221]但是巴黎人并不这样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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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世纪，人们一直认为瘟疫和其他流行性疾病是从外部传到巴黎的。现在，到了巴黎从自身寻找疾病来源的时候了。与其说是移民导致某种疾病在巴黎流行，不如说是该城市自身的各方面条件太差了。医学工作者梅努雷·尚博尔曾经写道，巴黎就像“一个人们都在其中游泳的大脏水坑”。[222]另一个医生则认为，导致严重流行病发生的原因是巴黎附近有菜市场、古老的无辜者墓地和垃圾场。当时，社会医疗问题在贫困地区更为严峻，财政困难和用品欠缺使医疗人员很难提供相应的服务。约翰·劳改革的失败使当时许多医院的财政受到重创，慈善机构也因通货膨胀而朝不保夕。而作为巴黎主要医疗单位的主宫医院当时声名狼藉。据说，该医院在一个床位上安排四至六个病人，进入该医院的人有四分之一会死掉，而且经常是在入院后染病身亡。可见，对穷人的关怀已经迫在眉睫。意大利作家维多里奥·阿尔费耶里曾经说，进入巴黎就像“被塞进恶臭的下水道”一样难以忍受。[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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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巴黎存在的社会不平等和流行病起因日益严重的关注极大地推动了城市改革的进程，尤其是从18世纪中叶以后更为突出。一个医疗团体呼吁，必须改善城市的卫生条件，空气必须净化，道路应该整修，障碍物需要清除，水供应亟待提高，而且必须向污染宣战。卫生运动与政治家和政治经济学家要使城市居民更加富有的愿望紧密相连，改革运动中还包含着一些艺术成分。哲学家伏尔泰是“美化城市运动”的代言人，尽管当时城市化和城市规划的思想尚未出现。在1749年的《美化巴黎》中，伏尔泰将人类学、卫生学和实用性融入城市美化的理念之中。国王、财政人员和市政当局都曾经由于未能将城市改造得“尽可能便利而且壮观”而遭到严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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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比羞耻地目睹着那些狭窄街道上的市场展示肮脏、传染疾病、导致混乱……我们需要重开市场，修复喷泉，整顿秩序，革新剧院。我们必须加宽街道，清理街道上的垃圾，将巴黎那些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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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的这段话表现了他的一种愿望，一种希望那些被巴黎城中层层障碍所阻隔的“宏伟”更好地再现的愿望，一种重现启蒙运动时代理念和路易十四时代古典主义建筑宏伟风貌的愿望。伏尔泰积极主张街道改造运动还与加强巴黎城市空气清洁和流通相关，这正是医生们所关注的城市污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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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街道的特殊关心是那场改革运动中的重要方面之一。在路易十四时代，菲尔蒂埃尔词典用极为简单的功能性术语将“街道”定义为“房子之间的、供众人通过的地方”。[225]现在，人们对街道的认识不断提高，认识到街道是塑造城市卫生、美观和实用环境的关键。参观者和游客仍然震惊于巴黎人从窗口将排泄物倾倒到过路人头上的行为，但警方对滋事、堆放障碍物、照明的管理日益严格。在1700年，巴黎街道是每周一次，现在是每天一次清理垃圾。18世纪50至60年代，城市中的大部分垃圾被运到城外的指定地点。后来又采取了改善生活用水质量的措施。尽管人行道的路面铺设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但是毕竟开始了。下一个工作是将过去建立在桥上的房屋搬迁走。1718年，西岱岛小桥上的一场大火使该桥上的四所房屋荡然无存。在1789年革命前夕，一本小册子的作家在对当地死者的详细记载进行调查后宣称，通风降低了桥梁地区的死亡率，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拯救了两万人的生命。于是政府规定，不允许在桥上修建任何房屋。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桥上已有的房屋都要拆除。早在18世纪60年代，巴黎就开始注意码头和河堤的建设，包括拆毁那些地方的简陋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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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改革者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处理城市中众多的病人和病死者的尸体。1772年，主宫医院大火引发了一系列旨在将该医疗机构从市中心搬到更加卫生的环境中的调查，但是无果而终，死亡率继续居高不下。重要的是，在改善医疗的努力中，改革者试图避开如何改革主宫医院的问题，而是走另一条路。从1778年到1788年间，巴黎又兴建了十几家小医院，每家都有100张左右的病床。建立更多的医疗机构并使之成为“治疗机器”[226]而不是寻找病源，似乎是一个更为可取的举措。在众多的努力中，将病人尸体转移到城市边缘地区的努力最为成功。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巴黎禁止将尸体埋在教堂，教堂越来越被认为是传染疾病的根源。建筑师、城市理论家帕特非常强烈地主张根据卫生学和美学的标准对所有哥特式教堂（如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进行一次实质性筛选。结果有些教堂保存了下来，但是，古老的无辜者墓地并没有幸免。在一场广泛的公共卫生运动之后，该墓地在1780年被禁止使用。从1786年开始，那里遗留下来的尸骨全部被送到城南新建的伊索尔墓地，那是一处地下墓穴，位于现在巴黎的第十四区。[227]腾空的原址成为一个与巴黎中央市场相连的蔬菜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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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实用性与卫生性相结合的特点，此时的巴黎特别注重街道的宽度和房屋的高度。18世纪60年代后，新街道建设掀起狂潮，建设法规越来越多地坚持保证道路的宽度问题。街道加宽不仅有利于保持路面清洁，而且可以像伏尔泰倡导的那样，使房屋之间的空间更为宽阔。成功的实践被编入1783年至1784年的建设法规。至少在理论上，房子的高度应与道路的宽度相匹配。当时规定：木制房屋不得高于48英尺，街宽介于24—29英尺之间；石制房屋的高度限制在60英尺以内，街宽介于30—45英尺之间。这些规定后来又经过不断地重新制定和应用，对巴黎城市的外观产生了广泛而又持久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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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巴黎城市风貌的发展是由私人企业家、天主教教会当局、巴黎高等法院和巴黎市政府共同考虑的问题，但是市政府越来越居于支配地位。法国的各位国王对首都建设问题的态度反复无常，正如我们前面曾经说过的那样，[228]但无论如何，国王们都希望巴黎的外表能够更多地体现王权，印证王家在18世纪初曾经采取措施为巴黎人民造福。王室希望市政府在城市规划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不能容忍它自行其是。当时，巴黎城市的财政事务在财务总监的直接控制之下。那时的巴黎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市长，商人市长由城市的各个部门每两年选举一次，而候选人通常是由国王提出的。这些市长及其手下官员们在政治上无所事事，经济上却花天酒地，因此越来越为人们所诟病。[229]实际上，他们的享受也开始受到限制，从18世纪60年代起，国王采取措施减少政府官员所享有的服饰礼仪开支的权力，例如，市政预算不得包括市政选举之后的宴会开支、车辆开支、购买长袍的开支甚至庆典警卫的制服。从1768年开始，沿袭已久的在市政厅广场举行圣约翰之夜仲夏篝火的活动被取消了。看起来，巴黎人民参加的庆典活动只能是由王室而非市政部门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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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7年建立的警察总署成为国王反对市政府的仪式荣誉和政治权威的主要角色。[230]由国王任命的警察总监负责城市的警备，这个词后来越来越多地被理解为警察，甚至具有某种引申意义的理解。警察官员吉约特宣称，现在的警察已经不会再通过无数禁令“将社会变成修道院”，而主要是冷静、理性地管理社会，并通过“关注市民既不放心又感到不适的大量细节问题”来推动城市文明生活的发展。[231]公共秩序是一个重要问题，当时的巴黎街道通常被视为是安全的（交通除外）：警察在18世纪50年代粉碎了最后一个重大犯罪团伙后，他们最为关注的食品骚乱也基本不再发生了。巴黎警察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还负责管理食品供应、商店和市场、印刷和书籍交易、监督陌生人员、道路维修、慈善活动以及许多其他事务。在勒努瓦总监执掌权力的1775年至1786年间，警察总署在诸如道路清洁、照明、紧急服务、慈善活动和公益活动方面消耗了五分之一的开支和总署的四分之一警力。此时，城市工作的负责人是警察总监而不是城市长老。例如，在旧制度的最后二十年，警察总署的职权范围扩大到管理慈善机构，为患梅毒的婴儿建立医院和为穷人建立慈善性当铺等许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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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做法没有使王权得到他们所期望的意识形态上的信誉。第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不能展示他们个人对于巴黎已经兴起并存在的世界主义文化的兴趣，他们更热衷于凡尔赛的秘密仪式；第二，巴黎城市的许多“进步”工作明显都是在牺牲了市民利益的前提下取得的，例如，拆除桥梁上的房屋和清除无辜者墓地的贫民窟确实为清洁巴黎做出了贡献，但是毫无疑问，同时也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第三，那些代表王室利益并在巴黎为国王做事的人给国王招致许多不满，例如，尽管警察总监也曾经扮演过仁慈的角色，但人们还是认为他是邪恶的和专横的，他掌控着大批的警察、情报人员和间谍以及各种监察人员——并被普遍认为是该市的副市长。勒努瓦本人曾经抱怨他该管的事情太多了，“我相信，巴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在警察总署的掌控之中”。[232]这种自信可能是一种威慑，但也可能是一种愤怒和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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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的那些机构不是简单地不关心巴黎人民的安危，实际上是在给巴黎人民造孽，这种思想在1789年大革命前的几十年中甚嚣尘上，这使旧制度忐忑不安。平民阶层日益壮大，更加开放的思想倾向，以及巴黎城市平等主义的思潮，其中越来越多的是反抗，都使波旁王朝面临着一种选择。尽管政府把福利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但国王和他的廷臣给人们的总是一种任人唯亲的政治印象，而对大众所追求的个人利益和私人享乐没有任何积极性。那些出身于古老家族的宫廷权贵完全致力于自己的商业利益。由于有王权保证和特权在身，他们的利益得以先在巴黎协商，然后再由凡尔赛盖章，从而得到保障，这逐渐引起了民众的注意。看来问题是难以逆转的，甚至巴黎市长在1787年也评论说：“舆论的确在不加选择地谴责一切哪怕是最轻微的特权，但民众的看法绝不是一种偏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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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在巴黎当王室园艺顾问的苏格兰人托马斯·布雷克后来写道：“当时人们对王室的态度已经变得非常无礼。”[234]流言蜚语、议论和对特权的攻击，不论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途径都已经被媒体曝光。越来越以巴黎人民利益的真正维护者自居的巴黎高等法院频繁发难，抨击不断被提及的“大臣独裁”。地方法官鼓励巴黎人民相信，那些最令人痛恨的人终将会被赶出凡尔赛。他们指责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卡隆简直就是个骗子，为了他的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他操纵股票市场，一手制造了1785年至1787年的股票危机。该大臣还卷入了由城市水供应问题所引起的严重政治冲突中。在这个问题上，由商人和政界人士达成的两项书面协定被看成赤裸裸的以巴黎人民为代价而谋取一己之利，而且警察总监和许多王室大臣也参加了协议的签订。在面对“一家公司向我们出卖塞纳河水”时，梅西耶不无惊叹地说：“在这座离奇的城市里，还有什么不会被出售？”[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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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法国政治体制中的道德沦丧和腐朽堕落之风日益影响到王室家族。18世纪70年代，反奥地利王室派曾经发行了一本小册子，说国王阳痿，王后滥交。到18世纪80年代，这些指责已经在巴黎乃至全国广泛流传。1786年，巴黎人公开支持巴黎高等法院在著名的“钻石项链事件”中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裁定，看起来这足以证明王后放荡的性行为。[236]主管粮食贸易的监察官——曾经在巴黎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遏制了饥荒威胁的人——每当面包价格上涨时都备受质疑。尽管国王地位崇高，但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被指控卷入了所谓“灾荒协议”之中，当粮食价格上涨引起普遍饥饿和痛苦时，国王及其廷臣和金融家却大发其财。由此推论，王室所进行的“城市建设”和1760年后出现的建筑狂潮都被视为局部的、自私的和反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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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年，路易十五提出，巴黎不应扩张至划定的界限之外，因而引起了普遍不满。事实上，他才是带头违反者。[237]路易十六因设立新的关卡，即建于1784年至1787年间的总包税所城墙，而招致更大的敌视。关卡大约24千米长，在巴黎建筑物密集区之外，将很多以前的免税区域都包括在内。建立此关卡的理由是要整治损害巴黎商业利益的走私和欺骗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显示出国王对城市的积极管理。但是，后来王室并没有去对付那些活动，那堵墙反而使走私和欺诈活动更为猖獗。然而，对于巴黎人民来说，那堵墙却成为自由贸易的壁垒，所以人民感到那是一种禁锢，并不欢迎。随后，一些利益集团开始联合起来攻击国王的御前会议。他们指出，御前会议曾经宣称，新关卡的设立只是出于对巴黎人民“幸福与快乐”的考虑，[238]然而“困住巴黎的墙使巴黎人苦不堪言”的小曲却流传开来。[239]巴黎人民不愿意为在以前的免税区饮酒而付更多的钱。医疗人员则认为此墙会给巴黎人民带来更多的疾病。一名内科医生甚至进行了准确的计算，说有多少立方的空气如今巴黎人无法享受。当时，巴黎城内传言四起，愈演愈烈。有人说，走私者通过地下通道和小气球走私葡萄酒和白兰地。人们愤恨的不仅仅是关卡，也包括王室，关卡和王室都成为18世纪法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对于巴黎人民来说，设立关卡的行为还带来一些其他损害，建筑师克劳德—尼古拉·勒杜设计了一系列混合了新古典主义和乌托邦风格的关卡，需要巨额开支。[240]当路易十六意识到这件事是以他的名义做的时候，他解雇了勒杜，并缩减了建筑工程开支。但是，此事对王权声望造成的损害已经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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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耶在1788年预言说：“骚乱可能会发展成为叛乱，但在巴黎这确实是不可能的，……永久性镇压严重暴动苗头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241]这一预言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败预言之一。在几十年前，巴黎有效的警力的确降低了暴动发生的可能性。与16—17世纪相比，启蒙运动时期的巴黎也是很稳定的。但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一个象征性的公民群体已经形成，它不仅批评政府，而且很可能要控制巴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被孤立在凡尔赛的波旁王朝形象更加难堪，人们越来越认为该王朝道德沦丧、生活腐败、自私自利和不可接近。这些变化随时可能带来严重的冲突。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愤恨的目标不仅仅是巴士底狱这个国家监狱、军械库、陈腐军队的象征，还有那声名狼藉的收费关卡。巴黎人民对巴黎太熟悉了，所以他们的攻击就像是对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所进行的那样毫不费力。他们不再相信波旁王朝专制主义者的仁慈，几个世纪以来与首都的分离让这个王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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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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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7 革命和帝国（1789—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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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9年至1815年这短暂的时间里，巴黎的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巴黎并没有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这个时期巴黎物质环境的变化甚至还没有1789年以前那几十年城市建筑热潮中的变化大。尽管如此，以1789年大革命作为开端的18世纪最后十几年中，在巴黎发生的事件对法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黎既是革命的发动机，又是最突出的革命圣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黎与革命是同义词。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巴黎确实是人们所企盼的那个角色。正如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等巴黎的记者、剧作家、观察家们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时代的巴黎被誉为“光明之都”“共和中心”“新雅典”。[242]从这一视角出发，很多人认为1789年发生在巴黎的事件不同寻常。尽管也有人对1789年革命持有不同看法，如英国的埃德蒙·伯克，但总体来看，欧洲和美洲的思想界都为这场革命的发生而欢呼叫好，包括欧洲的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普里斯特利、康德、歌德和席勒，刚刚独立的美国的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高声叫道：“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件，又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然而，这座城市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特别是在该年代中期的经历，使巴黎甚至整个革命都陷入一种新的、灾难性的光芒中，巴黎成为民众暴力、血腥屠杀和政治恐怖之都。作为文明和启蒙观念的源泉，巴黎现在变成了一个蕴藏着政治恐怖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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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主动投身于1789年激烈的政治变革进程中，这是令人难忘且持久的，那么的坚忍不拔。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场革命的发生，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料的事情。毕竟，政治危机是在凡尔赛围绕国王的御前会议而发生的，并不是在巴黎。危机以财政总监卡隆认识到国家正面临破产为开端。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前革命时期”的1787年至1788年政治危机主要源自波旁王朝的财政问题，而不是法国首都城市发展的某一方面。整个18世纪，国王们花费在战争上的太多了，同时并没有充分打理国家庞大且迅速增长的财富。卡隆建议国王亲自挑选贵族组成一个国民代表机关，称为显贵会议，以解决棘手的税收改革问题。1787年2月，显贵会议在凡尔赛召开。但是，显贵会议不仅不听话，反而迫使卡隆辞职，并由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接替了他的位置。然而，当德·布里安试图强行通过一个类似的改革计划时发现，自己正面临法国十三个高等法院的集体反对，这一反对行动是由巴黎高等法院那些令人敬畏的法官领导的。法国的高等法院有批准所有王室立法的职责。他们据此强调说，如果他们允许不合理的激进税收立法去违背国家的根本精神，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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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巴黎高等法院之间的僵持使1787年至1788年的政治危机远远超出了在凡尔赛发生的所谓财政阴谋问题的范围。当然，巴黎城内的行动还很有限度。1787年末，在新桥发生了示威游行；1788年初，又发生了支持高等法院的示威游行，这些活动显示出不和谐的声音。1788年8月，有人在新桥上公开焚烧了财政大臣德·布里安的塑像。在压力之下，国王不得不撤销德·布里安的职务，并且同意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该会议是法国历史悠久的国民代表会议，自1614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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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6月25日，法国王室在逃亡、被俘于瓦雷讷后返回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