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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做法没有使王权得到他们所期望的意识形态上的信誉。第一，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不能展示他们个人对于巴黎已经兴起并存在的世界主义文化的兴趣，他们更热衷于凡尔赛的秘密仪式；第二，巴黎城市的许多“进步”工作明显都是在牺牲了市民利益的前提下取得的，例如，拆除桥梁上的房屋和清除无辜者墓地的贫民窟确实为清洁巴黎做出了贡献，但是毫无疑问，同时也使许多人无家可归，流落街头；第三，那些代表王室利益并在巴黎为国王做事的人给国王招致许多不满，例如，尽管警察总监也曾经扮演过仁慈的角色，但人们还是认为他是邪恶的和专横的，他掌控着大批的警察、情报人员和间谍以及各种监察人员——并被普遍认为是该市的副市长。勒努瓦本人曾经抱怨他该管的事情太多了，“我相信，巴黎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在警察总署的掌控之中”。[232]这种自信可能是一种威慑，但也可能是一种愤怒和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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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的那些机构不是简单地不关心巴黎人民的安危，实际上是在给巴黎人民造孽，这种思想在1789年大革命前的几十年中甚嚣尘上，这使旧制度忐忑不安。平民阶层日益壮大，更加开放的思想倾向，以及巴黎城市平等主义的思潮，其中越来越多的是反抗，都使波旁王朝面临着一种选择。尽管政府把福利问题纳入议事日程，但国王和他的廷臣给人们的总是一种任人唯亲的政治印象，而对大众所追求的个人利益和私人享乐没有任何积极性。那些出身于古老家族的宫廷权贵完全致力于自己的商业利益。由于有王权保证和特权在身，他们的利益得以先在巴黎协商，然后再由凡尔赛盖章，从而得到保障，这逐渐引起了民众的注意。看来问题是难以逆转的，甚至巴黎市长在1787年也评论说：“舆论的确在不加选择地谴责一切哪怕是最轻微的特权，但民众的看法绝不是一种偏见。”[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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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80年代在巴黎当王室园艺顾问的苏格兰人托马斯·布雷克后来写道：“当时人们对王室的态度已经变得非常无礼。”[234]流言蜚语、议论和对特权的攻击，不论是通过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途径都已经被媒体曝光。越来越以巴黎人民利益的真正维护者自居的巴黎高等法院频繁发难，抨击不断被提及的“大臣独裁”。地方法官鼓励巴黎人民相信，那些最令人痛恨的人终将会被赶出凡尔赛。他们指责路易十六的财政大臣卡隆简直就是个骗子，为了他的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他操纵股票市场，一手制造了1785年至1787年的股票危机。该大臣还卷入了由城市水供应问题所引起的严重政治冲突中。在这个问题上，由商人和政界人士达成的两项书面协定被看成赤裸裸的以巴黎人民为代价而谋取一己之利，而且警察总监和许多王室大臣也参加了协议的签订。在面对“一家公司向我们出卖塞纳河水”时，梅西耶不无惊叹地说：“在这座离奇的城市里，还有什么不会被出售？”[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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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法国政治体制中的道德沦丧和腐朽堕落之风日益影响到王室家族。18世纪70年代，反奥地利王室派曾经发行了一本小册子，说国王阳痿，王后滥交。到18世纪80年代，这些指责已经在巴黎乃至全国广泛流传。1786年，巴黎人公开支持巴黎高等法院在著名的“钻石项链事件”中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的裁定，看起来这足以证明王后放荡的性行为。[236]主管粮食贸易的监察官——曾经在巴黎历史上第一次有效地遏制了饥荒威胁的人——每当面包价格上涨时都备受质疑。尽管国王地位崇高，但是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被指控卷入了所谓“灾荒协议”之中，当粮食价格上涨引起普遍饥饿和痛苦时，国王及其廷臣和金融家却大发其财。由此推论，王室所进行的“城市建设”和1760年后出现的建筑狂潮都被视为局部的、自私的和反民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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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4年，路易十五提出，巴黎不应扩张至划定的界限之外，因而引起了普遍不满。事实上，他才是带头违反者。[237]路易十六因设立新的关卡，即建于1784年至1787年间的总包税所城墙，而招致更大的敌视。关卡大约24千米长，在巴黎建筑物密集区之外，将很多以前的免税区域都包括在内。建立此关卡的理由是要整治损害巴黎商业利益的走私和欺骗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显示出国王对城市的积极管理。但是，后来王室并没有去对付那些活动，那堵墙反而使走私和欺诈活动更为猖獗。然而，对于巴黎人民来说，那堵墙却成为自由贸易的壁垒，所以人民感到那是一种禁锢，并不欢迎。随后，一些利益集团开始联合起来攻击国王的御前会议。他们指出，御前会议曾经宣称，新关卡的设立只是出于对巴黎人民“幸福与快乐”的考虑，[238]然而“困住巴黎的墙使巴黎人苦不堪言”的小曲却流传开来。[239]巴黎人民不愿意为在以前的免税区饮酒而付更多的钱。医疗人员则认为此墙会给巴黎人民带来更多的疾病。一名内科医生甚至进行了准确的计算，说有多少立方的空气如今巴黎人无法享受。当时，巴黎城内传言四起，愈演愈烈。有人说，走私者通过地下通道和小气球走私葡萄酒和白兰地。人们愤恨的不仅仅是关卡，也包括王室，关卡和王室都成为18世纪法国人民的头号敌人。对于巴黎人民来说，设立关卡的行为还带来一些其他损害，建筑师克劳德—尼古拉·勒杜设计了一系列混合了新古典主义和乌托邦风格的关卡，需要巨额开支。[240]当路易十六意识到这件事是以他的名义做的时候，他解雇了勒杜，并缩减了建筑工程开支。但是，此事对王权声望造成的损害已经无法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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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耶在1788年预言说：“骚乱可能会发展成为叛乱，但在巴黎这确实是不可能的，……永久性镇压严重暴动苗头所需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停当。”[241]这一预言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失败预言之一。在几十年前，巴黎有效的警力的确降低了暴动发生的可能性。与16—17世纪相比，启蒙运动时期的巴黎也是很稳定的。但是现在已经今非昔比，一个象征性的公民群体已经形成，它不仅批评政府，而且很可能要控制巴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被孤立在凡尔赛的波旁王朝形象更加难堪，人们越来越认为该王朝道德沦丧、生活腐败、自私自利和不可接近。这些变化随时可能带来严重的冲突。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愤恨的目标不仅仅是巴士底狱这个国家监狱、军械库、陈腐军队的象征，还有那声名狼藉的收费关卡。巴黎人民对巴黎太熟悉了，所以他们的攻击就像是对一座不设防的城市所进行的那样毫不费力。他们不再相信波旁王朝专制主义者的仁慈，几个世纪以来与首都的分离让这个王朝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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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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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7 革命和帝国（1789—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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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9年至1815年这短暂的时间里，巴黎的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巴黎并没有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这个时期巴黎物质环境的变化甚至还没有1789年以前那几十年城市建筑热潮中的变化大。尽管如此，以1789年大革命作为开端的18世纪最后十几年中，在巴黎发生的事件对法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黎既是革命的发动机，又是最突出的革命圣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黎与革命是同义词。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巴黎确实是人们所企盼的那个角色。正如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等巴黎的记者、剧作家、观察家们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时代的巴黎被誉为“光明之都”“共和中心”“新雅典”。[242]从这一视角出发，很多人认为1789年发生在巴黎的事件不同寻常。尽管也有人对1789年革命持有不同看法，如英国的埃德蒙·伯克，但总体来看，欧洲和美洲的思想界都为这场革命的发生而欢呼叫好，包括欧洲的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普里斯特利、康德、歌德和席勒，刚刚独立的美国的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高声叫道：“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件，又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然而，这座城市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特别是在该年代中期的经历，使巴黎甚至整个革命都陷入一种新的、灾难性的光芒中，巴黎成为民众暴力、血腥屠杀和政治恐怖之都。作为文明和启蒙观念的源泉，巴黎现在变成了一个蕴藏着政治恐怖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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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主动投身于1789年激烈的政治变革进程中，这是令人难忘且持久的，那么的坚忍不拔。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场革命的发生，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料的事情。毕竟，政治危机是在凡尔赛围绕国王的御前会议而发生的，并不是在巴黎。危机以财政总监卡隆认识到国家正面临破产为开端。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前革命时期”的1787年至1788年政治危机主要源自波旁王朝的财政问题，而不是法国首都城市发展的某一方面。整个18世纪，国王们花费在战争上的太多了，同时并没有充分打理国家庞大且迅速增长的财富。卡隆建议国王亲自挑选贵族组成一个国民代表机关，称为显贵会议，以解决棘手的税收改革问题。1787年2月，显贵会议在凡尔赛召开。但是，显贵会议不仅不听话，反而迫使卡隆辞职，并由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接替了他的位置。然而，当德·布里安试图强行通过一个类似的改革计划时发现，自己正面临法国十三个高等法院的集体反对，这一反对行动是由巴黎高等法院那些令人敬畏的法官领导的。法国的高等法院有批准所有王室立法的职责。他们据此强调说，如果他们允许不合理的激进税收立法去违背国家的根本精神，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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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巴黎高等法院之间的僵持使1787年至1788年的政治危机远远超出了在凡尔赛发生的所谓财政阴谋问题的范围。当然，巴黎城内的行动还很有限度。1787年末，在新桥发生了示威游行；1788年初，又发生了支持高等法院的示威游行，这些活动显示出不和谐的声音。1788年8月，有人在新桥上公开焚烧了财政大臣德·布里安的塑像。在压力之下，国王不得不撤销德·布里安的职务，并且同意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该会议是法国历史悠久的国民代表会议，自1614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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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6月25日，法国王室在逃亡、被俘于瓦雷讷后返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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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记载的那样，新桥示威游行已经不仅仅是“学童的胡闹”，[243]领导那些活动的也不再是巴黎郊区的工人，而是懂得法律的大学生。到了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冲突的条件日趋成熟。18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经济日趋下滑，1787年至1788年发生的农作物歉收使面包价格飞涨。饥饿普遍存在，越来越多的市场失序和骚乱席卷了整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巴黎当然无法幸免。1788年7月13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雹灾使巴黎地区的收成减少了四分之一。1788年到1789年的整个冬天都是在暴风雪中度过的，供应巴黎市生活用水的河流全部冻结，行路也十分困难。贫困的家庭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吃饭。受此影响，人们对制成品的需求减少，这对巴黎的工业产生了影响。本来，1786年英法贸易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大量廉价商品进入法国市场，已经形成了对法国商品的冲击，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国内购买力的下降使法国制造业面临倒闭的窘境。1789年4月，在巴黎市郊的圣安托万区发生了一场大暴动，当时的人宣称这是自投石党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暴动。那场暴动是由壁纸生产商雷韦永引起的。据传言，雷韦永强行克扣工人工资，试图减轻危机给自己工厂带来的压力。结果，那场暴乱被加尔德—弗朗索瓦率领的军队镇压，当时他正在巴黎驻防。对工人的残酷镇压只能使人民更加愤怒，而绝不会平息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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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民愤也以某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1788年，王室的审查制度已经崩溃，国王再也不敢忽视民众的意见，他表示同意召开新一届的三级会议。结果，大量政治宣传的小册子到处传插，很多政治主张在以前闻所未闻。巴黎高等法院强烈要求新一届的三级会议以1614年的形式召开，只有这样巴黎高等法院才能够与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一起组成具有压倒性的统治集团，掌管而非回应民众所关心的事情。凭借这种独特的姿态，在巴黎人的眼中，巴黎高等法院这个革命前夕危机中的英雄几乎在一夜间将自己变成了一伙政治流氓。这意味着，漫长而又艰苦的三级会议选举在1789年初被纳入议事日程的时候，巴黎以及法国各个地区的人们都在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现在被称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是如何施展他们的政治阴谋的。代表平民利益的第三等级将与代表教士阶层的第一等级、代表贵族利益的第二等级在三级会议上分别提交自己的陈情书，陈述自己的改革方案。巴黎第三等级的陈情书具有典型特征，提出的诉求十分庞杂，既有激进的，也有相对平和的，其中包括：三级会议在巴黎而不是凡尔赛召开，巴黎必须有自己的自治政府，总包税所城墙和巴士底狱必须拆除，调查城市污染来源，应该建立更好的医院等。全面改革似乎已经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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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各个阶级参加的选举在60个选区内进行，这一选举十分复杂，直到1789年5月末才完成。在巴黎的第三等级代表来到凡尔赛以后发现，三级会议正处于僵局状态，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要求国王明确投票应避免在特权等级的控制下进行，否则拒绝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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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夏季的危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巴黎人从各个地方聚集到凡尔赛这个革命的中心地区。在巨大的压力下，路易十六表面上向第三等级让步，但是暗中将在巴黎地区的军队调到凡尔赛周围，以便在适当时候收拾他所不愿意看到的这种政治局面。路易十六还罢免了受欢迎的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而代替他的是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人们担忧，将发生一次对爱国者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巴黎人民没有退缩，他们在积极地准备反抗，反倒是表面坚定的国王不那么自信。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代表已经进行了自己的选举并成立了代表会议，共有407名巴黎资产阶级的代表当选，代表会议也非正式地开始集会，他们还更进一步，来到市政厅强行接管了巴黎市政府。巴黎市长弗莱塞勒别无选择，只好逃之夭夭。现在被叫作“公社”的团体组织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加尔德—弗朗索瓦率领的王家军队的反叛者也纷纷加入到这支军队中。这支后来官方名称为“国民自卫军”的军队一方面准备抵抗王室军队的进攻以保卫巴黎，另一方面也在准备对付那些情绪激昂的平民百姓以维持巴黎秩序。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自由派贵族拉法耶特成为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拉法耶特无法阻止巴黎人民摧毁总包税所城墙，后者被视为导致粮食短缺的罪魁祸手。但是他加入到了收集武器弹药的行动中，首先占领了荣军院，接着，在7月14日攻占了巴士底狱。得知部队失败和巴士底狱失守后，路易十六表示同意撤走巴黎的军队，恢复内克尔的职务，承认第三等级代表的“国民议会”。7月17日，国王从凡尔赛回到首都，受到巴黎人民的夹道欢迎。当天，国王接受了新的国旗——三色旗；中间的白色代表波旁王朝，左右两边的红色和蓝色代表巴黎的城市纹章。巴士底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人们早已深恶痛绝，现在决议将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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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当代人认为，国王在7月17日接受巴黎人民7月14日的革命行动是统治者与国家重新实现政治统一的令人满意的信号。哎！只可惜这种统一瞬息即逝，如果还要坚持，那也只能是十年以后的梦想了。反对革命的人并没有善罢甘休，那些王公贵族没有像巴士底狱那样轻易地被推翻，他们纷纷逃亡国外，在欧洲各国寻找支持者以反对国民议会。那些流亡贵族开始了与革命的长期对抗。7月中旬发生的那些事件也体现了未来几十年法国政治的另一特点，那就是来自巴黎民众的暴力威胁。起义者不仅攻占了巴士底狱，还杀死了巴士底狱的监狱长、巴黎市长、法兰西岛的行政官员以及所有使人愤恨的家伙，把他们的头颅戳在长矛上像战利品一样在巴黎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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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开始坐下来商讨制定宪法的事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要实行一系列的激进改革，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1789年8月26日颁布了《人权宣言》。但是危机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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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继续飞涨，传说国王和王后被允许继续住在凡尔赛，那里已经成为反革命武装的大本营。于是，巴黎人民组织起来向凡尔赛进发。在1789年10月5日至6日的“十月事件”中，巴黎人民迫使国王回到巴黎，与其家人一起重新住进杜伊勒里宫，尽管那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舒适。在离开了一个世纪之后，国王终于又回到了巴黎人民中间。随着路易十六回到首都，国民议会的代表们也回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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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10月5日至6日的“十月事件”证明了反革命势力和巴黎人民都在从事暴力行为，同时也说明巴黎这座城市本身在此后的法国政治中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国王感觉他在杜伊勒里宫就像一名囚犯。实际上，他也真的就是一名囚犯。国民议会也觉得它自己处于巴黎人民的监视之下，因为他们挤满了巴黎大大小小的公共场所，随时对国家发生的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巴黎将自己写入了永不磨灭的革命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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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1792年以前，巴黎是民众和反革命势力暴力活动的中心，那么巴黎也用另一种方法将自己置身于革命者的视线之中，巴黎已经成为各种政治思想交锋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大革命初期，巴黎资产阶级的公共生活已经达到巅峰状态，这种公共生活在如今被革命者“旧制度”的时期发展起来。现在，有了宪法的保障，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到访巴黎的人都承认，巴黎人民在寻求一种新的和非常活跃的方式讨论政治，他们对一些场合的非正式演讲，例如在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或者在无数政治咖啡馆中的演讲，也有很高评价，这在巴黎已经是很普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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