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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89年至1815年这短暂的时间里，巴黎的面貌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说巴黎并没有走上新的发展道路。事实上，这个时期巴黎物质环境的变化甚至还没有1789年以前那几十年城市建筑热潮中的变化大。尽管如此，以1789年大革命作为开端的18世纪最后十几年中，在巴黎发生的事件对法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巴黎既是革命的发动机，又是最突出的革命圣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巴黎与革命是同义词。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巴黎确实是人们所企盼的那个角色。正如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等巴黎的记者、剧作家、观察家们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时代的巴黎被誉为“光明之都”“共和中心”“新雅典”。[242]从这一视角出发，很多人认为1789年发生在巴黎的事件不同寻常。尽管也有人对1789年革命持有不同看法，如英国的埃德蒙·伯克，但总体来看，欧洲和美洲的思想界都为这场革命的发生而欢呼叫好，包括欧洲的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普里斯特利、康德、歌德和席勒，刚刚独立的美国的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高声叫道：“这是多么伟大的事件，又是多么美好的事情！”然而，这座城市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特别是在该年代中期的经历，使巴黎甚至整个革命都陷入一种新的、灾难性的光芒中，巴黎成为民众暴力、血腥屠杀和政治恐怖之都。作为文明和启蒙观念的源泉，巴黎现在变成了一个蕴藏着政治恐怖的潘多拉魔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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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主动投身于1789年激烈的政治变革进程中，这是令人难忘且持久的，那么的坚忍不拔。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那场革命的发生，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料的事情。毕竟，政治危机是在凡尔赛围绕国王的御前会议而发生的，并不是在巴黎。危机以财政总监卡隆认识到国家正面临破产为开端。被历史学家们称为“前革命时期”的1787年至1788年政治危机主要源自波旁王朝的财政问题，而不是法国首都城市发展的某一方面。整个18世纪，国王们花费在战争上的太多了，同时并没有充分打理国家庞大且迅速增长的财富。卡隆建议国王亲自挑选贵族组成一个国民代表机关，称为显贵会议，以解决棘手的税收改革问题。1787年2月，显贵会议在凡尔赛召开。但是，显贵会议不仅不听话，反而迫使卡隆辞职，并由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安接替了他的位置。然而，当德·布里安试图强行通过一个类似的改革计划时发现，自己正面临法国十三个高等法院的集体反对，这一反对行动是由巴黎高等法院那些令人敬畏的法官领导的。法国的高等法院有批准所有王室立法的职责。他们据此强调说，如果他们允许不合理的激进税收立法去违背国家的根本精神，那么就等于是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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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巴黎高等法院之间的僵持使1787年至1788年的政治危机远远超出了在凡尔赛发生的所谓财政阴谋问题的范围。当然，巴黎城内的行动还很有限度。1787年末，在新桥发生了示威游行；1788年初，又发生了支持高等法院的示威游行，这些活动显示出不和谐的声音。1788年8月，有人在新桥上公开焚烧了财政大臣德·布里安的塑像。在压力之下，国王不得不撤销德·布里安的职务，并且同意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该会议是法国历史悠久的国民代表会议，自1614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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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1年6月25日，法国王室在逃亡、被俘于瓦雷讷后返回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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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一位观察家所记载的那样，新桥示威游行已经不仅仅是“学童的胡闹”，[243]领导那些活动的也不再是巴黎郊区的工人，而是懂得法律的大学生。到了这个时候，一场更大规模冲突的条件日趋成熟。18世纪70年代以来，法国经济日趋下滑，1787年至1788年发生的农作物歉收使面包价格飞涨。饥饿普遍存在，越来越多的市场失序和骚乱席卷了整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中，巴黎当然无法幸免。1788年7月13日，一场突如其来的雹灾使巴黎地区的收成减少了四分之一。1788年到1789年的整个冬天都是在暴风雪中度过的，供应巴黎市生活用水的河流全部冻结，行路也十分困难。贫困的家庭不得不把自己收入的绝大部分用于吃饭。受此影响，人们对制成品的需求减少，这对巴黎的工业产生了影响。本来，1786年英法贸易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大量廉价商品进入法国市场，已经形成了对法国商品的冲击，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国内购买力的下降使法国制造业面临倒闭的窘境。1789年4月，在巴黎市郊的圣安托万区发生了一场大暴动，当时的人宣称这是自投石党运动以来最大的一次暴动。那场暴动是由壁纸生产商雷韦永引起的。据传言，雷韦永强行克扣工人工资，试图减轻危机给自己工厂带来的压力。结果，那场暴乱被加尔德—弗朗索瓦率领的军队镇压，当时他正在巴黎驻防。对工人的残酷镇压只能使人民更加愤怒，而绝不会平息民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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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民愤也以某种政治形式表现出来。1788年，王室的审查制度已经崩溃，国王再也不敢忽视民众的意见，他表示同意召开新一届的三级会议。结果，大量政治宣传的小册子到处传插，很多政治主张在以前闻所未闻。巴黎高等法院强烈要求新一届的三级会议以1614年的形式召开，只有这样巴黎高等法院才能够与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一起组成具有压倒性的统治集团，掌管而非回应民众所关心的事情。凭借这种独特的姿态，在巴黎人的眼中，巴黎高等法院这个革命前夕危机中的英雄几乎在一夜间将自己变成了一伙政治流氓。这意味着，漫长而又艰苦的三级会议选举在1789年初被纳入议事日程的时候，巴黎以及法国各个地区的人们都在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现在被称为“特权等级”的教士和贵族是如何施展他们的政治阴谋的。代表平民利益的第三等级将与代表教士阶层的第一等级、代表贵族利益的第二等级在三级会议上分别提交自己的陈情书，陈述自己的改革方案。巴黎第三等级的陈情书具有典型特征，提出的诉求十分庞杂，既有激进的，也有相对平和的，其中包括：三级会议在巴黎而不是凡尔赛召开，巴黎必须有自己的自治政府，总包税所城墙和巴士底狱必须拆除，调查城市污染来源，应该建立更好的医院等。全面改革似乎已经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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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各个阶级参加的选举在60个选区内进行，这一选举十分复杂，直到1789年5月末才完成。在巴黎的第三等级代表来到凡尔赛以后发现，三级会议正处于僵局状态，第三等级的代表们要求国王明确投票应避免在特权等级的控制下进行，否则拒绝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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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夏季的危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巴黎人从各个地方聚集到凡尔赛这个革命的中心地区。在巨大的压力下，路易十六表面上向第三等级让步，但是暗中将在巴黎地区的军队调到凡尔赛周围，以便在适当时候收拾他所不愿意看到的这种政治局面。路易十六还罢免了受欢迎的财政总监内克尔的职务，而代替他的是人所共知的反动分子。人们担忧，将发生一次对爱国者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巴黎人民没有退缩，他们在积极地准备反抗，反倒是表面坚定的国王不那么自信。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三级会议中的第三等级代表已经进行了自己的选举并成立了代表会议，共有407名巴黎资产阶级的代表当选，代表会议也非正式地开始集会，他们还更进一步，来到市政厅强行接管了巴黎市政府。巴黎市长弗莱塞勒别无选择，只好逃之夭夭。现在被叫作“公社”的团体组织了资产阶级自己的军队，加尔德—弗朗索瓦率领的王家军队的反叛者也纷纷加入到这支军队中。这支后来官方名称为“国民自卫军”的军队一方面准备抵抗王室军队的进攻以保卫巴黎，另一方面也在准备对付那些情绪激昂的平民百姓以维持巴黎秩序。曾经参加美国独立战争的自由派贵族拉法耶特成为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拉法耶特无法阻止巴黎人民摧毁总包税所城墙，后者被视为导致粮食短缺的罪魁祸手。但是他加入到了收集武器弹药的行动中，首先占领了荣军院，接着，在7月14日攻占了巴士底狱。得知部队失败和巴士底狱失守后，路易十六表示同意撤走巴黎的军队，恢复内克尔的职务，承认第三等级代表的“国民议会”。7月17日，国王从凡尔赛回到首都，受到巴黎人民的夹道欢迎。当天，国王接受了新的国旗——三色旗；中间的白色代表波旁王朝，左右两边的红色和蓝色代表巴黎的城市纹章。巴士底狱是封建专制统治的象征，人们早已深恶痛绝，现在决议将其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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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当代人认为，国王在7月17日接受巴黎人民7月14日的革命行动是统治者与国家重新实现政治统一的令人满意的信号。哎！只可惜这种统一瞬息即逝，如果还要坚持，那也只能是十年以后的梦想了。反对革命的人并没有善罢甘休，那些王公贵族没有像巴士底狱那样轻易地被推翻，他们纷纷逃亡国外，在欧洲各国寻找支持者以反对国民议会。那些流亡贵族开始了与革命的长期对抗。7月中旬发生的那些事件也体现了未来几十年法国政治的另一特点，那就是来自巴黎民众的暴力威胁。起义者不仅攻占了巴士底狱，还杀死了巴士底狱的监狱长、巴黎市长、法兰西岛的行政官员以及所有使人愤恨的家伙，把他们的头颅戳在长矛上像战利品一样在巴黎游街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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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开始坐下来商讨制定宪法的事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们要实行一系列的激进改革，在自由和平等的基础上，1789年8月26日颁布了《人权宣言》。但是危机并没有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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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继续飞涨，传说国王和王后被允许继续住在凡尔赛，那里已经成为反革命武装的大本营。于是，巴黎人民组织起来向凡尔赛进发。在1789年10月5日至6日的“十月事件”中，巴黎人民迫使国王回到巴黎，与其家人一起重新住进杜伊勒里宫，尽管那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舒适。在离开了一个世纪之后，国王终于又回到了巴黎人民中间。随着路易十六回到首都，国民议会的代表们也回到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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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10月5日至6日的“十月事件”证明了反革命势力和巴黎人民都在从事暴力行为，同时也说明巴黎这座城市本身在此后的法国政治中对双方都具有重要意义。国王感觉他在杜伊勒里宫就像一名囚犯。实际上，他也真的就是一名囚犯。国民议会也觉得它自己处于巴黎人民的监视之下，因为他们挤满了巴黎大大小小的公共场所，随时对国家发生的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巴黎将自己写入了永不磨灭的革命史册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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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1792年以前，巴黎是民众和反革命势力暴力活动的中心，那么巴黎也用另一种方法将自己置身于革命者的视线之中，巴黎已经成为各种政治思想交锋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大革命初期，巴黎资产阶级的公共生活已经达到巅峰状态，这种公共生活在如今被革命者“旧制度”的时期发展起来。现在，有了宪法的保障，人们可以畅所欲言。到访巴黎的人都承认，巴黎人民在寻求一种新的和非常活跃的方式讨论政治，他们对一些场合的非正式演讲，例如在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或者在无数政治咖啡馆中的演讲，也有很高评价，这在巴黎已经是很普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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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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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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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约瑟夫（1747—1794）是王族家庭中的害群之马。奥尔良家族是波旁王族的一支旁系。在当时的法国，除了路易十六之外，奥尔良公爵是最富有的人。尽管他欠了堂兄路易十六很多债，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把巴黎建设成完全可以与当时的统治中心凡尔赛相媲美的城市，没有妨碍他成为法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派代表，更没有妨碍他接受“平等”的称号而放弃公爵头衔，并在审判路易十六时投了死刑票。也正是由于他在审判国王时投了死刑票，他那坚定的共和主义立场令他的许多朋友感到震惊，也使得他们在不久后没有去阻止奥尔良公爵被送上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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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奥尔良公爵在巴黎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奥尔良公爵家族与这座城市长期密切相关。路易十四及其后继者们将统治中心由巴黎转移到凡尔赛，从而使巴黎成为王公贵族活动的空间，于是奥尔良家族的历代公爵乘虚而入。1715年，路易·菲力普·约瑟夫的曾祖父成为摄政王后，就把法国的宫廷搬回巴黎。但不久后路易十五再次把王宫搬回凡尔赛，历代公爵们在巴黎的盛典仪式中充当贵族代表的角色，而远在凡尔赛的国王根本就不参加。菲利普的父亲在巴黎高等法院中建立了自己的集团，在18世纪7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他甚至指使一些巴黎人在他的寓所外悬挂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支持他夺取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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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的政治野心让人捉摸不透。讨厌享乐主义的名声使他在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时期很不得宠。他过分地自我张扬，例如，他曾经乘热气球上天，他钟爱英国习惯和物品，如英国的赛马、赌博和礼服大衣等英国时装，这些都激怒了国王。如果说他有政治野心，但只要国王允许奥尔良家族继续住在巴黎的罗亚尔宫里，他就藏而不露。该宫是17世纪20年代由红衣主教黎塞留建造的，以前叫红衣主教宫，在投石党运动期间年轻的路易十四曾经居住在这里，后来成为奥尔良家族的永久住宅。菲利普在财力上的急剧增长使他看到了挖掘商业潜力的机会，那就是把他的府邸开发成一个大型商场，里面设有高档商品店和咖啡馆。有奥尔良公爵的保护，这些店吸引了众多的追赶时髦的巴黎人。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他就寻求并取得了国王的特许来发展这里，尽管路易十六嘲笑他是一个新“店主”。这还不算，宫里还新建了一个剧院，还有一个马戏场；此外，在该宫的花园里还有一个展览大厅和一个由图索德夫人经营的蜡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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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80年代晚期，罗亚尔宫已经几乎成为菲利普政治野心的秘密策划基地。这里名扬首都，使他在巴黎人心目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也成为1787年至1788年他与国王直接交锋的筹码，而这次交锋也导致他被流放。到1789年，他手下已经有一群御用文人在为他的政治事业而奔波。到了这个时候，罗亚尔宫已经变成政治激进主义的老巢，成为向外进行激进宣传的印刷所和宣传品出售商店。据当时的一家报纸报道，所有的巴黎人全都聚集在此听取最新消息，了解其他地方的动态。当然，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上提出自己的主张，政治阴谋集团也经常在这里集会修改和完善自己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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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并迫使路易十六接受自由主义宪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不无关联。据说，正是在这里，新闻记者卡米耶·德穆兰站在一张咖啡桌上谴责王室的军事调遣，并号召人们拿起武器。此后，罗亚尔宫成为巴黎的公共论坛和巴黎人民发表个人见解的地方。维克多·雨果后来称它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1790年，正在法国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说它是“巴黎的心脏、灵魂、大脑和要害”。当然，人们在这里还是可以享受到许多不可告人的乐趣。1791年，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经这样写道：“酒馆、妓院、赌场、商店，这里任人驰骋、自由随便。”超级商场、高档饭店、豪华酒馆、各种赌博以及半公开的卖淫活动吸引着八方来客。在这里，消费与革命政治珠联璧合，政治派别的领袖们总是先喝咖啡，再议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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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政治活动反映出人们对菲利普的巨大信任，但是奥尔良公爵本人发现他很难从这些活动中受益。他需要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此，他甚至在1792年与儿子沙特尔公爵一起参军作战。但是，当法国人民决意推翻路易十六的时候，他们并不想让奥尔良公爵取代自己的堂兄。于是，奥尔良公爵采取极端的政治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共和决心，包括投票赞同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但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菲利普就被逮捕并处死。押送他到断头台的军用马车在他以前的寓所（即罗亚尔宫）前作了片刻停留，这是多么残忍的一幕啊！但是他面对死亡表现出异常的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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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时代甚至此后更长的一段时期内，罗亚尔宫仍然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娱乐场所，而不是政治活动的中心。1813年，一个无比震惊的来访者说：“它在欧洲独一无二。”1815年，返回巴黎的奥尔良家族重新搬进了罗亚尔宫，并想方设法改善该家族与巴黎市民的关系。1830年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最后统治，奥尔良公爵的儿子路易—菲利普登上了王位。他的政权仅维持到1848年，也被革命所推翻。但到了那时，罗亚尔宫早已经不为人们所关注了。19世纪30年代实施的禁止赌博和卖淫的政策结束了罗亚尔宫作为巴黎人享乐主义之家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