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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的政治野心让人捉摸不透。讨厌享乐主义的名声使他在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时期很不得宠。他过分地自我张扬，例如，他曾经乘热气球上天，他钟爱英国习惯和物品，如英国的赛马、赌博和礼服大衣等英国时装，这些都激怒了国王。如果说他有政治野心，但只要国王允许奥尔良家族继续住在巴黎的罗亚尔宫里，他就藏而不露。该宫是17世纪20年代由红衣主教黎塞留建造的，以前叫红衣主教宫，在投石党运动期间年轻的路易十四曾经居住在这里，后来成为奥尔良家族的永久住宅。菲利普在财力上的急剧增长使他看到了挖掘商业潜力的机会，那就是把他的府邸开发成一个大型商场，里面设有高档商品店和咖啡馆。有奥尔良公爵的保护，这些店吸引了众多的追赶时髦的巴黎人。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他就寻求并取得了国王的特许来发展这里，尽管路易十六嘲笑他是一个新“店主”。这还不算，宫里还新建了一个剧院，还有一个马戏场；此外，在该宫的花园里还有一个展览大厅和一个由图索德夫人经营的蜡像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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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8世纪80年代晚期，罗亚尔宫已经几乎成为菲利普政治野心的秘密策划基地。这里名扬首都，使他在巴黎人心目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也成为1787年至1788年他与国王直接交锋的筹码，而这次交锋也导致他被流放。到1789年，他手下已经有一群御用文人在为他的政治事业而奔波。到了这个时候，罗亚尔宫已经变成政治激进主义的老巢，成为向外进行激进宣传的印刷所和宣传品出售商店。据当时的一家报纸报道，所有的巴黎人全都聚集在此听取最新消息，了解其他地方的动态。当然，为了在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上提出自己的主张，政治阴谋集团也经常在这里集会修改和完善自己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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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并迫使路易十六接受自由主义宪法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与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不无关联。据说，正是在这里，新闻记者卡米耶·德穆兰站在一张咖啡桌上谴责王室的军事调遣，并号召人们拿起武器。此后，罗亚尔宫成为巴黎的公共论坛和巴黎人民发表个人见解的地方。维克多·雨果后来称它为“法国大革命的核心”。1790年，正在法国的俄国作家尼古拉·卡拉姆津说它是“巴黎的心脏、灵魂、大脑和要害”。当然，人们在这里还是可以享受到许多不可告人的乐趣。1791年，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曾经这样写道：“酒馆、妓院、赌场、商店，这里任人驰骋、自由随便。”超级商场、高档饭店、豪华酒馆、各种赌博以及半公开的卖淫活动吸引着八方来客。在这里，消费与革命政治珠联璧合，政治派别的领袖们总是先喝咖啡，再议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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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政治活动反映出人们对菲利普的巨大信任，但是奥尔良公爵本人发现他很难从这些活动中受益。他需要表现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为此，他甚至在1792年与儿子沙特尔公爵一起参军作战。但是，当法国人民决意推翻路易十六的时候，他们并不想让奥尔良公爵取代自己的堂兄。于是，奥尔良公爵采取极端的政治行为来证明自己的共和决心，包括投票赞同把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但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菲利普就被逮捕并处死。押送他到断头台的军用马车在他以前的寓所（即罗亚尔宫）前作了片刻停留，这是多么残忍的一幕啊！但是他面对死亡表现出异常的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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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时代甚至此后更长的一段时期内，罗亚尔宫仍然是一个富有神秘色彩的娱乐场所，而不是政治活动的中心。1813年，一个无比震惊的来访者说：“它在欧洲独一无二。”1815年，返回巴黎的奥尔良家族重新搬进了罗亚尔宫，并想方设法改善该家族与巴黎市民的关系。1830年革命推翻了波旁王朝的最后统治，奥尔良公爵的儿子路易—菲利普登上了王位。他的政权仅维持到1848年，也被革命所推翻。但到了那时，罗亚尔宫早已经不为人们所关注了。19世纪30年代实施的禁止赌博和卖淫的政策结束了罗亚尔宫作为巴黎人享乐主义之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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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巴黎的公众舆论以及各地新闻主要通过报纸来报道。因此，多数人极有可能是通过报纸而不是其他途径得知巴士底狱被攻占的消息的。巴黎新闻出版业的这种稳定蓬勃的发展一直持续到1789年大革命的爆发。正是那场大革命使新闻出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巴黎就是这一发展的最好见证，因为在巴黎人中，大约90%的男子和80%的女子都具有最基本的读写能力。1788年，巴黎有200个书商和36家印刷场。到18世纪90年代晚期，巴黎的书商和印刷场数已分别达到500个和218家。在大革命以前，巴黎只有一份创办于1777年的日报，名为《巴黎日报》。到1790年，巴黎的日报数已达23份，并且出现了各类期刊杂志。仅1790年一年时间，就有300多种新期刊问世。在旧制度下，剧院是国家严格控制和检查的主要目标。革命为剧院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剧院不仅蓬勃发展起来，而且呈现出政治化的倾向。在1789年，巴黎仅有十几家剧院，大革命时期发展到37家，其中大部分剧场分布在塞纳河的右岸，尤其是在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圣殿路，那里也成为巴黎剧院最为集中的地方。此外，各色沙龙也兴旺起来，政治色彩也更加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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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俱乐部也陆续出现。在1789年以前，政治俱乐部还或多或少地处于非法地位。那些政治俱乐部大都在教堂或修道院活动，因为那些地方在教会改革后已经没有人前往了。在各种政治俱乐部中，最著名的是“宪法之友协会”，因为该团体在圣奥诺雷街上的雅各宾修道院开会活动，所以也被称为“雅各宾俱乐部”。雅各宾俱乐部在国民议会召开的第二天开始活动，在国民议会中的代表人数比其他任何团体都多，同时他们还将自己的会议对公众开放。此外，由于雅各宾俱乐部在各地大量建立分支机构，一时间达到1 000多个，因此声名狼藉。到1793年为止，巴黎已有49个政治俱乐部，其中2个是女性团体，有四分之一是雅各宾俱乐部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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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俱乐部的这种全国性的组织形式一方面增强了巴黎在整个政治进程中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也被其他一些俱乐部学习和效仿，如在1791年从雅各宾俱乐部分裂出去的斐扬俱乐部也采取了这种组织形式。其他一些非全国性的俱乐部也通过报纸和宣传小册子来在全国宣传自己的主张。例如，有一个名为“社会俱乐部”的乌托邦团体就出版了一份激进的小报，名为“铁嘴报”。较为出名的哥德利埃俱乐部则拥有雅克·埃贝尔的《杜歇老爹报》。由于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费稍高，而且他们奉行的政策也过于激进，因而哥德利埃俱乐部和其他一些地方俱乐部的成员中平民更多一些。巴黎城内的许多区域性小俱乐部无法将自身的言论思想传播到外省，因此他们就专注于通过诸如集体请愿的方式在国民议会上对政策的决定施加影响。俱乐部的代表在国民议会上精心阐述他们的请愿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此外，一些激进的俱乐部还与巴黎市政府协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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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所有这一切都已在泪雨中灰飞烟灭，但巴黎还是在1789年迎来了一种合适的政府体制。这种政府体制不仅使巴黎在那些历史事件中处于中心的位置，同时也使巴黎与该地区的其他城镇和村庄一致行动，因为巴黎市仅仅是巴黎大区的三个区之一。攻占巴士底狱后成立的公社是这一时期巴黎市行政管理的关键，它对政府的监管作用一直持续到1790年5月21日。1789年7月17日，国王视察巴黎，并任命当时杰出的天文学家巴伊为巴黎市市长。巴黎市60个选区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代表都拥护这位市长。1790年5月，这60个选区合并为48个选区。此时的地方政府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他们的目的是推翻路易十六的统治，建立共和制，使城市的政治生活更具平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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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们高唱《马赛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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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广大民众热烈欢迎1789年革命，但是国王发现自己绝对无法接受这一革命，因为接受革命就意味着放弃专制统治，选举产生的立法议会权力就会更大，自己就会不得不看人家的眼色行事。尽管他亲自主持了1790年7月14日在战神广场举行的国庆大游行，并检阅了全国各地代表呈献给国王和国家的武装力量，路易十六在整个活动过程中却一直忧心忡忡。巴黎城内暴力事件不断发生，国民对王室的忠诚荡然无存，而那些忠于国王的王室成员和贵族要么逃亡国外，要么避难于国内某地，国王对这些一直耿耿于怀。国王对国民议会进行的宗教改革也心怀不满。1789年11月，作为偿还债务的一种措施，国民议会将所有的教堂财产公有化。1790年7月，颁布了《教士公民组织法》。根据这一法律，传统的宗教誓约被取消，教区数量被减少，教会官员要选举产生，神父要依照教士宣誓法宣誓效忠于国家，看起来一切古老而又严格的天主教规矩都尘埃落地。这种做法难免遭到许多神父的反对。由于主教的默许和国王的同情，那些对《教士公民组织法》不满的神父们拒绝宣誓效忠于革命政府。全国大约仅有55%的教士最终进行了这种宣誓，还有一些人后来反悔了。在巴黎，教区的数量由原来的52个减少为33个，教区神父大约有66%的人进行了宣誓，而如果将其他各种教士都考虑在内，这个数字只有4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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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不希望由宣过誓的神父来为自己做弥撒，这使人们怀疑他不支持革命。其实，早在1789年以前，对路易改善巴黎人民生活的许诺持怀疑态度的人就不在少数，事实证明那种怀疑是有道理的。而对路易十六不支持革命的怀疑在1791年6月他试图逃离囚禁他的巴黎“监狱”时得到了证实。结果，王室逃跑并在瓦雷讷被抓了回来。国王被逮住并押送回巴黎，一路上许多民众默默地夹道观看，就像是反对国王入城一样。路易十六之所以没有被废黜，主要是因为他假装绝对支持革命。另外，国民议会中的温和派也更希望将国王控制在自己手中，而不希望不断发展的激进的民众运动建立共和国，建立共和体制不仅在巴黎，即使在法国其他地方乃至整个欧洲都是一种冒险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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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18世纪，巴黎已经习惯了没有国王的奇怪状态。此外，在启蒙运动期间，社会各阶层也普遍存在着各种世俗化的观点。但是，在1789年，还根本看不出来在四年之内巴黎人将成功地推翻王权统治，建立共和体制，也没有迹象表明巴黎会成为非基督教化反教权主义的斗争场所。在1789年，没有人严肃对待共和主义。此外，对革命初发生的“十月事件”胜利的庆祝活动都是在教堂举行的，在这一点上，巴黎与以往毫无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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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宫廷和反抗派教士的所作所为使反君主主义和反教权主义在政治上引起重视，结束君主专制和天主教会特权也是那些爱国者所期望的。真正造成这一变化的是战争。1792年4月，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开战。1793年初，欧洲其他国家也参加了反法战争。国民议会中来自吉伦特地区的代表组成了吉伦特派，该派与其盟友试图通过战争迫使包括国王在内的怀疑革命的人就范，但是结果很不如意。战争使政治观点开始两极分化，这种分化在最初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尤为明显。曾经对革命持中立态度的反抗派教士、国王及其支持者现在都被认为是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而那些针对逃亡贵族和反抗派教士的惩罚性立法使国王更加犹豫不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增强了国王叛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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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议会与国王的对峙陷入僵局之时，民众运动中组织起来的积极分子担负起打开局面的重任。1792年夏，巴黎的义勇军开始参加国民议会的区域会议，并纷纷参加国民自卫军，自愿奔赴前线。到7月末，许多地区不仅对是否实行共和制度进行表决，而且谋划发动新的起义以推翻国王。他们占领了当地政府所在地，组织革命公社。1792年8月10日，又一场起义发生了，人们迫使国民议会接受国王退位。国民议会同意召开立法议会，为法国制定一部新的共和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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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选举期间，革命公社有效地操控着巴黎的运转，并时刻准备防御极有可能从法国东部入侵的德意志部队。革命公社将教堂的钟熔化并制成大炮；采取了一系列的监视措施，并通过关闭反革命的印刷厂和检查新闻出版来控制大众舆论；征募“消极公民”入伍，鼓励自愿参军。1792年9月20日，法军在距离首都大约200千米的瓦尔密击退敌军，参加那次战役的几乎全是巴黎人。同日，新一届的国民议会召开，并成立了国民公会，宣告了共和国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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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黎的义勇军在建立共和国和抵御外来侵略上功不可没，但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则毁誉参半。舆论认为，是他们击退了入侵的外国人，但也是他们实施了许多暴力行为。不仅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舆论这样说，就连法国国内的许多共和主义者也这么看。例如，在1792年8月10日那次起义中，起义者对国王的瑞士卫队实施了可怕的暴行，据说那些瑞士卫兵开始温文尔雅，但最后还是开了第一枪。仅以毫无证据的所谓“监狱密谋”，义勇军制造了9月2日至5日的“九月屠杀”。在公社监察委员会的公开鼓励下，义勇军成群结队地来到巴黎的各个监狱对囚犯大开杀戒，包括反抗派教士和监禁的其他政治犯，也有妓女、小偷和流浪汉等刑事罪犯。诸如此类的暴行还包括处死了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密友德朗巴尔公主，并把她的头颅悬挂在囚禁王后的圣殿监狱门外。据说，在这些暴行中共有1300多人被处死。血腥屠杀在巴黎的各个监狱中无情展开，包括巴黎裁判所附属监狱、修道院监狱、国家监狱，也包括比塞特尔医院和硝石场医院，以及临时用来监禁犯人的前宗教房舍。这些地方大都处于巴黎中心，巴黎人亲耳听见了那令人胆战心惊的尖叫声和脚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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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辉煌的年代，也是最糟糕的年代。”查尔斯·狄更斯在1859年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著名小说《双城记》的序言中如此写道。这句话对那一时期的巴黎历史来说再合适不过了。那是一段既伟大又残酷、既英勇又卑鄙的历史。曾几何时，国民公会遣散了革命公社，并开始了新一轮的城市选举。选举过程持续了几个月才结束，这给重大压力之下的国民公会以喘息机会。一位温和派的物理学家尚邦·德·蒙托被选为市长。然而，公社给巴黎革命带来的耻辱名声却难以抹去。在8月10日的暴乱中，来自布列斯特和马赛的积极分子尤为突出，其中多数“巴黎人”并不是出生在巴黎。无论如何，九月屠杀毫无疑问是巴黎民众运动的产物，因此很多愿望良好的革命者一夜之间变成了反对革命的人。意大利作家阿尔费耶里在评论法国大革命时说：“《人权宣言》是一码事，那群乌合之众控制的革命巴黎是另一码事。”[244]梅西耶在1799年出版的《新巴黎》一书中试图寻找在同一座城市彼此依存的“两种不同的人”到底有什么差别。在他看来，是他们制造了革命，也是他们断送了革命：一方面，“7月14日的人民和8月10日的人民为自由而无私奉献，做好了承担一切的准备，他们无往不胜，高风亮节，”他们是真正的革命缔造者；另一方面，那些只为追求“权力与财富”的人“狡猾、贪婪、残忍”，是他们葬送了革命。[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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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西耶在1792年被选为国民公会成员，成为吉伦特派的代表。吉伦特派中的很多人曾经认为，巴黎在反对暴政和无知的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历史角色，但是现在他们将巴黎视为公众的头号敌人。思想家孔多塞早就主张：“为了抵抗外敌，法国需要强大，因而需要一个强大的共同的中央政府。”卢韦在1792年7月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巴黎是我们自由的智慧女神，从大革命一开始，专制主义者就认为巴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246]现在，两个人都认同吉伦特派的担忧：“巴黎将成为全人类自由的坟墓。”[247]这种担忧逐渐扩大到其他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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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伦特派认为，巴黎的那些革命积极分子之所以会对革命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得到了国民公会中激进派的支持。而在新的国民公会中，他们的敌人正是效仿了自己的特征，其中很多人曾经是革命公社的成员，他们是巴黎的职业革命家，被称为“山岳派”，包括因利他主义主张和严格的道德标准而被尊称为“不可腐蚀者”的罗伯斯庇尔，与哥德利埃俱乐部关系密切的雄辩演说家丹东，革命新闻记者、著名医生马拉。这三个人在国民公会遭到了吉伦特派严厉的攻击，主要原因是据说他们参加了九月屠杀。然而，他们三人很快就意识到：没有一场激进的改革以取得劳动阶级的支持，这个千辛万苦争取来的新生共和国必将流产。为了与平民结盟，他们千方百计地为下层阶级的暴力行为辩护，说他们的行为是天赋人权，是对自由的追求，共和国只会在暴力中强大而不会在暴力中灭亡，没有暴力共和国必将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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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的那些政治精英们很快又因为对路易十六的审判问题发生了分歧。有一段时间，这种分歧表现为吉伦特派与山岳派的争吵，其中核心问题是如何处置国王。路易十六在1793年1月21日被处决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此后，政治分歧围绕巴黎那些革命积极分子而展开，现在那些人被叫作“无套裤汉”。所谓“无套裤汉”是指那些不穿马裤的人。不穿马裤是当时法国普通劳动人民的装扮，有别于贵族穿的那种矫揉造作的长裤。这种对比毫无夸张之意。在1792年至1794年，很多标榜自己是“无套裤汉”的人通常是一些工匠、艺人、小手工业者、小职员，而在革命前，这些人通常是穿马裤的。因此，当时政治恐怖的标准已经扩展到穿不穿某种服装的问题上。在革命的那几年，巴黎人崇尚的是穿普通长裤、平庸的马甲和木屐，红色“自由帽”的帽檐上还别着三色徽章，手持长枪，以此形象来标榜自己是一名准备就绪的、随时准备战斗的爱国者。真正的无套裤汉还唱着各种革命歌曲，包括《马赛曲》，这首歌曲是马赛义勇军在推翻路易十四过程中唱的，后来流行开来，最后成为法国的国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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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罗伯斯庇尔和其他山岳派领袖营造出无套裤汉的理想形象，并通过国民公会表示他们遵从人民的意愿，但事实上巴黎民众运动中的许多成员不仅是一些暴徒，而且与山岳派毫无关联。这些人可能憎恨吉伦特派，但在观点上与山岳派也大不相同。在经济问题上，例如粮食供应问题，他们比山岳派更主张采取经济平均主义措施，如限定物价、征收富人税、对囤积居奇者处以死刑等。在一些雄心勃勃的激进分子的鼓动下，如神父雅克·鲁和记者埃贝尔等人，无套裤汉将自己视为国家主权的象征，他们的信条是“我们根本不需要什么国民公会”。一位革命公社的官员在1793年说：“我们捍卫的不仅仅是巴黎人民的利益，而且是整个法兰西的利益。巴黎人民已经发动革命，巴黎人民给巴黎以外的所有法兰西人带来了自由，巴黎人民将永远保卫这一自由。”[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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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793年春到1794年初，巴黎政局错综复杂。山岳派试图利用群众的力量将吉伦特派驱逐出国民公会，但是吉伦特派则针锋相对地说，如果那样，巴黎将面临灭亡。一位吉伦特派代表在国民议会上说，如果“无套裤汉”采取反对他们的行动，“巴黎将永远从地球上消失”。[249]然而，在1793年5月31日至6月2日的巴黎人民起义中，吉伦特派还是被“无套裤汉”推翻，他们之中很多人在10月被送上了断头台。与此同时，接替吉伦特派上台执政的山岳派在以雅克·鲁为首的“忿激派”的督促下，不得不执行激进的经济政策。由于“无套裤汉”不断举行示威游行，尤其是在9月4日和5日要求政府采取更加激进的有利于贫民的政策的示威，再加上国际形势和军事上的日益恶化，促使国民公会倾向于接受这些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公会开始接受一些激进的社会改革，其中包括：实行粮食最高限价；实行一些救济贫民的措施，禁止流通革命期间发行的特殊“指券”，允许抢占在此次对外战争中夺得的土地，对囤积居奇的商人处以死刑等。为了执行上述政策，国民公会实施了强有力的国家恐怖政策。当时，革命政府的行政权力掌握在国民公会下属的公安委员会手中。从1792年7月以后，该委员会由罗伯斯庇尔控制，这个机构享有广泛的权力，包括领导对外战争和在法国国内实施恐怖政策。反革命罪犯由一个专门的革命法庭来处理。颁布了《惩治嫌疑犯条例》，以对付那些持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社会管理权力交给了警察和地方监督委员会。“无套裤汉”作为“革命军”被派到乡村去强行落实粮食最高限价和革命立法。断头台，在1792年曾经被视为一种比旧制度下的可怕刑罚更为人道的惩罚手段，现在就像一个压抑的恐怖标志立在那里，它的周围布满了精心设计的观看行刑的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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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萝卜加大棒的恐怖立法也旨在管理法国的其他地区。巴黎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暴力行径，尤其是驱逐吉伦特派的做法，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不满。因此，公安委员会不得不采取引诱、欺骗等手段使他们顺从。尽管山岳派接受了巴黎民众运动提出的大部分方案，但是他们反对巴黎人民宣布自治和声称自己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做法。同时，作为针对忿激派的措施，雅克·鲁和他的同伙要么被送进了监狱，要么被恐吓手段逼迫得保持沉默。雅克·鲁的继任者是一些无套裤汉鼓动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埃贝尔和肖梅特，他们在公社的庇护下试图通过实行一系列激进的反基督教政策开辟一条新的战线，他们通过国民公会中执行恐怖政策的伙伴们宣传反基督教政策。巴黎曾经是天主教活动的中心，但是自从反宗教改革时期以来，巴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天主教色彩。在大革命以前，巴黎有6000名神父，但是到1793年仅存几百名了。巴黎市区的任何宗教都被禁止，大部分教堂的钟已经被熔化做成大炮。在1789年以前，巴黎有许许多多的宗教建筑，其中包括50多座各式各样的教堂，130多座修道院，60多所大学和十几所神学院。现在，这些建筑都变成了“国有资产”，其中大部分已经被关闭、卖掉或者作为他用。例如，位于现在巴黎第一区至第二区的胜利圣母院就被当作股票交易市场使用。自1792年年中开始，巴黎出现了大量破坏王室、贵族和封建制度标志的行为。例如，巴黎所有代表王室的雕像都被摧毁。圣德尼教堂的王家陵墓遭到了亵渎，一千多年来法国国王的遗骸被重新掩埋在了公共陵墓，路易十六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遗体同样无法幸免。十字街口的宗教活动场所也遭到破坏。到这个时候，巴黎的革命运动已经扩展为有组织的圣像破坏运动。本来，在巴黎圣母院西外立面上有许多雕像，这些雕像在革命初期都被砍去了头颅，现在连余下的身体也被移走，据说这些雕像是法国国王的象征。巴黎所有带“圣”的称呼全部改掉，特别是从1793年10月起，巴黎开始实行新的世俗纪年方法，用自然季节和农业气候取代了沿用了十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纪年法。在此期间，肖梅特把他自己的教名皮埃尔·加斯帕尔改为非常古典的阿纳克索杰拉斯以表示一个新的时代已经到来，罗亚尔宫改为国民宫，王家广场改为孚日广场，路易十五广场改为革命广场，波旁街改为里尔街，圣德尼街改为弗朗西德街，圣奥诺雷街改为国民公会街，圣叙尔皮斯街改为1793年5月31日街，如此等等，不一而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