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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的垮台也意味着自1789年以来巴黎短暂的地方性自治政府的结束。其实早在14世纪的埃蒂安·马塞尔时期人们就已经意识到，巴黎是全法国的中心，所以它不能像其他城市那样享有一个自治政府。现在看来，1789年至1794年巴黎公社的经历至少证明了法国国王在这个细节上的正确。巴黎从临时性的自治再到无法自治的过程实质上在热月政变之前就已经开始了，热月党人执政以后则进一步发展。热月党人寻求的是使巴黎的恐怖事件永远不再发生，使巴黎民众不再扮演政治角色。曾经作为巴黎平民武装根基的48个区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新划分的12个区。原来的巴黎省现在更名为塞纳省，拥有更大的权力。但在事实上，大多数地方政府的职责，包括治安，在短期内还是由国民公会控制着。在各区的军队到来后，雅各宾俱乐部被关闭。巴黎民众运动的一些残存分子还想从事某种活动，其结果只能是给政府的压制行为制造借口。共和三年芽月和牧月起义（即1795年4月和5月）是巴黎人民为抗议食品价格昂贵而举行的起义，结果都被镇压，接下来各个区的武装均被解散，民众活动家被逮捕，左翼代表被审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国家的政策正在明显地向右转。国民公会重新制定了一部宪法。与恐怖时期的宪法相比，该宪法中激进的内容较少，自由和分权的内容较多。共和四年葡月13日（即公历1795年10月7日），对热月党人的这些政策感到不满的巴黎人民再次举行抗议活动，但是他们的示威队伍被年轻的军官拿破仑·波拿巴指挥的部队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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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斯庇尔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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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拿巴“葡萄弹的烟雾”下，按照1795年8月通过的新宪法，督政府建立了。自此，巴黎城市内部的军事事件不再成为问题，在欧洲战场上而不是在首都的街道上，革命政治的戏剧将一幕接着一幕不断上演。热月党人和督政府统治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夺取被共和二年控制巴黎那些人掌握的街区和部门的权力。这种行为不仅具有戏剧性，而且具有象征性。1795年至1797年，老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均遭到了所谓“金色青年”的无情折磨。金色青年由一些吉伦特派资产阶级残余分子家庭的后代、被释放了的犯人和秘密保王党的后代等年轻一代所组成。所有戴红色无檐帽或者穿官方禁止的“无套裤汉”服装的人都会遭到攻击和戏弄。无论是在咖啡馆、街道还是剧院，《马赛曲》都被反革命赞歌所淹没。那些存放在先贤祠的革命英雄的遗骸也被扔了出来加以亵渎。尽管仍有很多人怀疑天主教，但是共和二年的非基督教化运动已经时过境迁。例如，那些曾经被改掉的天主教街道的名字现在又被恢复了。按宗教命名的路名老哥德利埃街在1793年曾经被改为马拉街，现在又改为卫生学校街（即现在的医学院街），甚至在1792年改为人权街的西西里国王街现在也改了回来。虽然在革命期间被改为革命广场的路易十五广场没有恢复原来的名字，而是改为协和广场，寓意社会和睦，但这种和谐十分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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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民众运动即将发生。1796年，左翼分子密谋了一场反对新政权的斗争，在激进作家格拉古·巴贝夫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秘密团伙。然而，巴贝夫分子寻求的是军队而不是巴黎各个区的工人的支持。尽管如此，该运动也还是很容易被粉碎。督政府复杂的选举体制使各省对国家政策有更多的发言权，这样做虽然使巴黎与外省对督政府的影响趋于平衡，但也给自己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督政府不得不在左派与右派之间不停地摇摆，同时，由于瞬息万变的对外战争给国家带来危险，督政府在政治上也飘摇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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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至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取得的军事胜利使法国对外战争的性质从保卫国家的战争变成了在欧洲争夺领土的战争。战争似乎抚平了18世纪90年代的政治创伤，但战争胜利后人们看到的是拿破仑加冕为皇帝。战争进行得并不那么一帆风顺，1798年至1799年的战争就是这样。1798年，拿破仑试图攻占英属埃及，结果以失败告终。此时，奥地利军队在欧洲各地打击法军。在巴黎，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已经出现，雅各宾俱乐部和共和二年民众运动的残存势力要求采取像恐怖时期那样的国家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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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多数政治阶层担心巴黎无套裤汉会重掌政权，所以犹豫不决。他们倾向于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将军，这个将军不仅能够在战场上为法国取得胜利，而且也有足够的威望修改法律，从而给政府行政部门更多的权力，最后，在全国范围内结束现在这种矛盾的、摇摆不定的政治局面。他们终于找到了令人敬畏的拿破仑。从埃及回到法国后，拿破仑在巴黎的各种政治场合频频露面，不断与思想界和文化界人士交流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没有对下层民众表示半点友好姿态。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并把新政府设在圣克卢宫。该宫殿位于首都以西10千米的地方，从圣马塞尔区东部步行需要几个小时。在那场权力归属的斗争中，巴黎的普通民众被拒之门外而成为看客，执政府的一切都由第一执政拿破仑来安排。自1789年以来，法国全国的政治事务没有在巴黎市内来决定，这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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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拿破仑宣布自己为终身执政，并且在1804年加冕称帝。自热月党人和督政府执政以来实行的国家控制巴黎的做法被拿破仑确认下来。1795年10月11日颁布的一个法令规定，巴黎的行政区由原来的48个改为12个。此外，任命一个政府“专员”负责掌管作为首都的塞纳区。督政府在1796年曾经设立了一个警察官员，该专员与这个警察官员共同负责首都的安全事务。政府“委员”的工作必须与警察各部密切联系，这个部门的姓名地址簿在1796年开始建立。这些安排都由拿破仑亲自完成和保护。巴黎的12个区都是独立的行政单位，都有自己的行政长官，不过这些行政长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政府任命的。各个地区的行政长官都在新设立的塞纳区行政长官的严格控制下，塞纳区行政长官这个位置是从督政府时期的地区代表发展而来的，如拿破仑所说，带有“部长的色彩”。[250]如果说塞纳区行政长官比以前的巴黎商人市长权力大，那么他的独立性则比商人市长小。安全事务现在由警察局长负责，其职权范围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过去的警察总监。巴黎的12个区各有政府任命的一些警察官员，他们是警察局长的下属人员。对巴黎行政事务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内务部长，负责巴黎城市的建设工作。这样，塞纳区行政长官、警察局长和内务部长三位一体，对巴黎实行严格的控制，而这三个人又都直接对拿破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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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本人十分了解巴黎对他的新政权的重要性，但其内心怀有对巴黎市民强烈的不信任感。他坚信，“在本质上，巴黎人就是一群忘恩负义的投石党人”。[251]他在评论1792年8月10日事件的时候说：“如果我是国王，那样的事情决不会发生。”[252]路易十六没有魄力，而巴黎人则鄙视软弱，所以那样的事情才会发生。正如拿破仑在葡月13日政变中所说，只有武力才能使巴黎人规规矩矩。当路易十六居住在杜伊勒里宫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个可怜的犯人，而拿破仑住在那里的时候丝毫没有那种感觉。实事求是地说，拿破仑更趋向于把杜伊勒里宫当作旅馆，因为在1805年至18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外作战，因而不住在该宫殿。在选择加冕为法国皇帝的地点时，在选定巴黎以前，拿破仑曾经先考虑到两个地方：罗马和里昂，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正统的象征，他的帝国统治也必将在这两个地方实现。然而，他一想到在1790年在战神广场举行的国庆典礼就不寒而栗，他认为：“巴黎人民不相信在战神广场那样的气氛中国家已经建立，一个人不应该随波逐流。”[253]最后，他选择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登基，事实证明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那里适合罗马教皇为他加冕。尽管在加冕典礼上拿破仑根本没有让教皇为他加冕，而是自己把皇冠戴在头上，但这不证明拿破仑与教皇的关系不佳。1801年，拿破仑与教皇缔结《教务专约》，这标志着18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反宗教行为就此结束，宗教和平得以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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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黎人欢迎拿破仑在巴黎举行加冕典礼，但这种欢迎不等于他们愿意接受拿破仑的统治，而是因为加冕典礼给巴黎带来大量游客和商机。在执政府建立的时候，有6万巴黎人投票赞成，只有80个巴黎人投票反对；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的时候，反对的人数增加到81人。这说明，敢于直接地、公开地反对拿破仑的人数增长得十分缓慢。应该说，巴黎人欢迎拿破仑基本上不是自发的。1800年12月，有人在杜伊勒里宫外面安放炸弹，差点要了拿破仑的命，巴黎人民多少有些同情拿破仑。但是，很多人对拿破仑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反击感到不满，有100多名所谓的雅各宾分子被驱逐出境。尽管1801年拿破仑在亚眠与反法联盟国家举行了和平谈判，但不久就破裂了，巴黎人民不得不接受战争机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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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对巴黎的严格控制引起了很多巴黎人的强烈不满。取消巴黎市自治政府的做法仅仅是剥夺巴黎人政治权利的一部分，这种行为开始于热月党人统治时期，在拿破仑时期进一步发展。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总体来看，民众参与革命政府市政管理的现象还是少数。但是，从1789年以前的经历来看，这也是值得重视的，标志着一种进步。参加重大选举都是有限制的。例如，在1789年巴伊当选为巴黎市长的选举活动中，巴黎只有15000名男性拥有选举权，这个数字仅占巴黎男性公民总数的大约五分之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比例有时比较接近，但很少有超过的时候。在共和二年的选举中参加的人数也大体相同，但那主要是与派别纷争有关。巴黎人还显示出对军事的极大热情，在1793年战争进入白热化的情况下，国民自卫军人数达到10万以上，巴黎革命军派到农村从事恐怖活动的人数超过7 000。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有6%至9%的巴黎男性公民在军中服役。巴黎绝大多数成年人是受过教育的，他们是政治报纸和杂志的勤奋读者。坚定的公社战士埃贝尔主办的《杜歇老爹报》在全国发行20万份，读者要超出这个数字几倍。巴黎人还热衷参加政治俱乐部和各种组织，参与者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广泛，其中以工人和服务行业的人居多，但也有妇女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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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波拿巴进入巴黎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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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推动作用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大。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中，妇女常常站在革命群体的最前列。她们参与巴黎的政治生活，关注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的各种会议；在恐怖时期，她们中很多人服从公社命令，一边为前线士兵准备给养，一边聆听政治研讨；在言论和出版自由方面她们也做出了杰出贡献，在18世纪90年代，参加印刷活动的妇女人数是1789年前十年的四倍。剧作家奥里姆·德古热在1791年发表的作品《女性人权宣言》强有力地表达了男女平等的要求。妇女也从新的离婚法中受益，她们可以丈夫的粗暴为理由而提出离婚。她们不仅依据自己的权利加入了一些政治俱乐部，而且建立了一些妇女俱乐部。最著名的有“革命共和女公民协会”，其中包括为忿激派出谋划策的波利娜·莱昂和克莱尔·拉孔布。但是，正如热月党人执政之前的革命政府禁止任何政治激进主义一样，它也宣布禁止妇女要求平等政治权利。德古热就是因此而被送上了绞刑架的。肖梅特的公社和之后的革命政府都正式宣布女性俱乐部为非法。男性在辩论中使用很有性别化色彩的语言，表现出在战争氛围推动下男子气概的强烈。国民议会曾经通告妇女，“对公共事务过于热心是致命的”。[254]从1795年3月开始，国民公会禁止妇女参加政治会议或者在街上聚集讨论公共事务。拿破仑时代有所进步，他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女性的立法，如有关离婚的法律。但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民法典》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妇女的地位，使其必须服从丈夫或父亲的权威。以往的医学著作都提出，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女人的任务就是繁衍后代，这种说法在欧洲长期流行。对于巴黎城内妇女的权利来说，拿破仑政权的建立无疑不是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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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将女性排除在政治生活外，禁止政治俱乐部活动，压制司法，摧残左翼活动家，破坏选举，以及取消巴黎地方自治政府机构等等，所有这些政策和行为使巴黎民众在国家政治事务中难以发挥作用。拿破仑喜欢让群众进行效忠宣誓，让群众参加执政官庆典活动，后来又让人们参加皇帝加冕仪式，他希望人民无条件地服从他的统治。政治集会基本不开，报纸的数目大为减少。印刷厂的数量从18世纪90年代后期的200多家减少到1804年的132家，到1811年仅剩80家。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政治斗争还是少数人的行为，但从1799年起被完全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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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恐怖时代开始，巴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伴随着国家经济严重失调，巴黎已经出现了政治衰败。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出现的经济衰落早已给巴黎带来了严重影响，现在的革命和战争更是雪上加霜，使巴黎出现了政治、经济的紊乱。由于高级教士人数大量减少，加之此期间移民人数大为增加，奢侈品消费遭到重创，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工人、生产高档家具的工人以及理发师成为无套裤汉中受影响最大也是最穷的人。消费需求剧烈萎缩和大量征兵表明并造成城市人口的明显下降。1789年，巴黎人口为65万，甚至超出这个数字。但到了1795年，巴黎的人口可以肯定已经大为减少。根据1801年的人口统计，巴黎的人口只有547576人。这说明，尽管有些流动人口进入巴黎，但该城市的人口还是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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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所有巴黎人在18世纪90年代都面临着一场经济灾难。巴黎城内新建立的革命机构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政治家们在晚上需要找个吃饭的地方，这一需求成为这一时期饭店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革命对印刷品的大量需求也意味着任何与印刷品行业相关的人都有可能发迹，但前提是他的政治嗅觉必须灵敏，于是，废品回收商、造纸商、印刷商、出版商、装潢工、售书商、油墨生产商、小贩和作家都有活可干。新闻业发展成为一种大众评论式的职业。行政机构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上开始流行一个新词“官僚”。从督政府和拿破仑时代开始，法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就集中在巴黎，这成为法国人生活中一个影响深远的特点，而且使这座城市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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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园、1747年建立的路桥学院、1778年建立的矿冶学院都得以确认；1795年建立的法兰西研究院把原来法国的各个科学院联合在一起。新建立的机构还有1794年建立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国立工艺学院，1795年建立的国立综合理工学院等。保留下来的巴黎卫生学院仍然对其在蒙彼利埃和斯特拉斯堡的对手保有相当的竞争力。这样，国立科研机构在首都巴黎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无数的学生也开始云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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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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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大韦富尔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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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先有咖啡然后才有咖啡馆，先有吃东西的愿望然后才有餐厅。最初，餐厅是人们为自己“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的地方。当时，人们去那里喝一种药物肉汤，那个地方就叫餐厅。在1789年革命前的几十年中，提供这种优雅服务的雇主都是一些精明的商人，他们既是当代新潮品味的探索者，又是现代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某种损害忧虑的解除者，还是将健康与食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宣传者。在18世纪70年代，首先流行起来的是自称为“新厨房”或者叫作“创新者”的餐厅。尽管后来建立的餐厅主要是为了使人在那里填饱肚子，但早期建立的餐厅根本就不是为了叫人们到那里去大吃大喝的。人们经常会在餐厅看到一个人在那里一边独自品尝着肉汤，一边吃着奶制品、甜食和新鲜水果。到1789年，巴黎大约有50家这样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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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公认巴黎是烹饪和美食的巅峰，这种强烈的印象很容易使人意识不到，巴黎得到这一荣誉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其历史很悠久。当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也有自己款待客人的场所，如客栈、酒馆以及各种各样吃喝玩乐的地方。但是据我们所知，餐厅是18世纪晚期在巴黎产生的。大韦富尔餐厅是进入19世纪后不多的还在提供那种服务的餐厅之一，在罗亚尔宫里就有大韦富尔餐厅的分店在营业。后来建立的餐厅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革命时期饭店的发展和变化更为显著。在18世纪90年代，一些贵族由于政治原因而逃亡，他们原来的厨师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其中很多人便自己开起了餐厅。1789年以后，巴黎国民议会中来自外省的代表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饮食之处，这也给餐厅提供了良机。此外，特别是从督政府时期开始，美食学对餐厅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一整套餐饮活动和习俗的形成，包括灵活的用餐时间、印制的菜单、分餐制、个性化的餐饮装修环境（如小桌、单间、周到服务）、额外的带公共服务设施（如镜子、大厅）等。现在餐厅提供的服务既令人满意，也会使人们感到实用。进一步说，餐厅与大多数咖啡馆不同，女性更愿意在餐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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