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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至1797年，拿破仑在意大利取得的军事胜利使法国对外战争的性质从保卫国家的战争变成了在欧洲争夺领土的战争。战争似乎抚平了18世纪90年代的政治创伤，但战争胜利后人们看到的是拿破仑加冕为皇帝。战争进行得并不那么一帆风顺，1798年至1799年的战争就是这样。1798年，拿破仑试图攻占英属埃及，结果以失败告终。此时，奥地利军队在欧洲各地打击法军。在巴黎，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已经出现，雅各宾俱乐部和共和二年民众运动的残存势力要求采取像恐怖时期那样的国家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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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多数政治阶层担心巴黎无套裤汉会重掌政权，所以犹豫不决。他们倾向于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将军，这个将军不仅能够在战场上为法国取得胜利，而且也有足够的威望修改法律，从而给政府行政部门更多的权力，最后，在全国范围内结束现在这种矛盾的、摇摆不定的政治局面。他们终于找到了令人敬畏的拿破仑。从埃及回到法国后，拿破仑在巴黎的各种政治场合频频露面，不断与思想界和文化界人士交流意见。但可以肯定地说，他没有对下层民众表示半点友好姿态。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并把新政府设在圣克卢宫。该宫殿位于首都以西10千米的地方，从圣马塞尔区东部步行需要几个小时。在那场权力归属的斗争中，巴黎的普通民众被拒之门外而成为看客，执政府的一切都由第一执政拿破仑来安排。自1789年以来，法国全国的政治事务没有在巴黎市内来决定，这还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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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2年，拿破仑宣布自己为终身执政，并且在1804年加冕称帝。自热月党人和督政府执政以来实行的国家控制巴黎的做法被拿破仑确认下来。1795年10月11日颁布的一个法令规定，巴黎的行政区由原来的48个改为12个。此外，任命一个政府“专员”负责掌管作为首都的塞纳区。督政府在1796年曾经设立了一个警察官员，该专员与这个警察官员共同负责首都的安全事务。政府“委员”的工作必须与警察各部密切联系，这个部门的姓名地址簿在1796年开始建立。这些安排都由拿破仑亲自完成和保护。巴黎的12个区都是独立的行政单位，都有自己的行政长官，不过这些行政长官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政府任命的。各个地区的行政长官都在新设立的塞纳区行政长官的严格控制下，塞纳区行政长官这个位置是从督政府时期的地区代表发展而来的，如拿破仑所说，带有“部长的色彩”。[250]如果说塞纳区行政长官比以前的巴黎商人市长权力大，那么他的独立性则比商人市长小。安全事务现在由警察局长负责，其职权范围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过去的警察总监。巴黎的12个区各有政府任命的一些警察官员，他们是警察局长的下属人员。对巴黎行政事务有重大影响的另一个人物是内务部长，负责巴黎城市的建设工作。这样，塞纳区行政长官、警察局长和内务部长三位一体，对巴黎实行严格的控制，而这三个人又都直接对拿破仑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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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本人十分了解巴黎对他的新政权的重要性，但其内心怀有对巴黎市民强烈的不信任感。他坚信，“在本质上，巴黎人就是一群忘恩负义的投石党人”。[251]他在评论1792年8月10日事件的时候说：“如果我是国王，那样的事情决不会发生。”[252]路易十六没有魄力，而巴黎人则鄙视软弱，所以那样的事情才会发生。正如拿破仑在葡月13日政变中所说，只有武力才能使巴黎人规规矩矩。当路易十六居住在杜伊勒里宫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像个可怜的犯人，而拿破仑住在那里的时候丝毫没有那种感觉。实事求是地说，拿破仑更趋向于把杜伊勒里宫当作旅馆，因为在1805年至181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在外作战，因而不住在该宫殿。在选择加冕为法国皇帝的地点时，在选定巴黎以前，拿破仑曾经先考虑到两个地方：罗马和里昂，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正统的象征，他的帝国统治也必将在这两个地方实现。然而，他一想到在1790年在战神广场举行的国庆典礼就不寒而栗，他认为：“巴黎人民不相信在战神广场那样的气氛中国家已经建立，一个人不应该随波逐流。”[253]最后，他选择在巴黎圣母院加冕登基，事实证明这是最合适不过的，因为那里适合罗马教皇为他加冕。尽管在加冕典礼上拿破仑根本没有让教皇为他加冕，而是自己把皇冠戴在头上，但这不证明拿破仑与教皇的关系不佳。1801年，拿破仑与教皇缔结《教务专约》，这标志着18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反宗教行为就此结束，宗教和平得以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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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巴黎人欢迎拿破仑在巴黎举行加冕典礼，但这种欢迎不等于他们愿意接受拿破仑的统治，而是因为加冕典礼给巴黎带来大量游客和商机。在执政府建立的时候，有6万巴黎人投票赞成，只有80个巴黎人投票反对；在法兰西第一帝国建立的时候，反对的人数增加到81人。这说明，敢于直接地、公开地反对拿破仑的人数增长得十分缓慢。应该说，巴黎人欢迎拿破仑基本上不是自发的。1800年12月，有人在杜伊勒里宫外面安放炸弹，差点要了拿破仑的命，巴黎人民多少有些同情拿破仑。但是，很多人对拿破仑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进行反击感到不满，有100多名所谓的雅各宾分子被驱逐出境。尽管1801年拿破仑在亚眠与反法联盟国家举行了和平谈判，但不久就破裂了，巴黎人民不得不接受战争机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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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对巴黎的严格控制引起了很多巴黎人的强烈不满。取消巴黎市自治政府的做法仅仅是剥夺巴黎人政治权利的一部分，这种行为开始于热月党人统治时期，在拿破仑时期进一步发展。在18世纪90年代早期和中期，总体来看，民众参与革命政府市政管理的现象还是少数。但是，从1789年以前的经历来看，这也是值得重视的，标志着一种进步。参加重大选举都是有限制的。例如，在1789年巴伊当选为巴黎市长的选举活动中，巴黎只有15000名男性拥有选举权，这个数字仅占巴黎男性公民总数的大约五分之一。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这一比例有时比较接近，但很少有超过的时候。在共和二年的选举中参加的人数也大体相同，但那主要是与派别纷争有关。巴黎人还显示出对军事的极大热情，在1793年战争进入白热化的情况下，国民自卫军人数达到10万以上，巴黎革命军派到农村从事恐怖活动的人数超过7 000。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有6%至9%的巴黎男性公民在军中服役。巴黎绝大多数成年人是受过教育的，他们是政治报纸和杂志的勤奋读者。坚定的公社战士埃贝尔主办的《杜歇老爹报》在全国发行20万份，读者要超出这个数字几倍。巴黎人还热衷参加政治俱乐部和各种组织，参与者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加广泛，其中以工人和服务行业的人居多，但也有妇女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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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波拿巴进入巴黎圣母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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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1789年法国大革命对妇女参与政治生活的推动作用比其他任何群体都要大。在大革命时期的历史事件中，妇女常常站在革命群体的最前列。她们参与巴黎的政治生活，关注国民公会和巴黎公社的各种会议；在恐怖时期，她们中很多人服从公社命令，一边为前线士兵准备给养，一边聆听政治研讨；在言论和出版自由方面她们也做出了杰出贡献，在18世纪90年代，参加印刷活动的妇女人数是1789年前十年的四倍。剧作家奥里姆·德古热在1791年发表的作品《女性人权宣言》强有力地表达了男女平等的要求。妇女也从新的离婚法中受益，她们可以丈夫的粗暴为理由而提出离婚。她们不仅依据自己的权利加入了一些政治俱乐部，而且建立了一些妇女俱乐部。最著名的有“革命共和女公民协会”，其中包括为忿激派出谋划策的波利娜·莱昂和克莱尔·拉孔布。但是，正如热月党人执政之前的革命政府禁止任何政治激进主义一样，它也宣布禁止妇女要求平等政治权利。德古热就是因此而被送上了绞刑架的。肖梅特的公社和之后的革命政府都正式宣布女性俱乐部为非法。男性在辩论中使用很有性别化色彩的语言，表现出在战争氛围推动下男子气概的强烈。国民议会曾经通告妇女，“对公共事务过于热心是致命的”。[254]从1795年3月开始，国民公会禁止妇女参加政治会议或者在街上聚集讨论公共事务。拿破仑时代有所进步，他颁布了一些有利于女性的立法，如有关离婚的法律。但1804年颁布的拿破仑《民法典》或多或少地降低了妇女的地位，使其必须服从丈夫或父亲的权威。以往的医学著作都提出，从生理学角度来看，女人的任务就是繁衍后代，这种说法在欧洲长期流行。对于巴黎城内妇女的权利来说，拿破仑政权的建立无疑不是什么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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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将女性排除在政治生活外，禁止政治俱乐部活动，压制司法，摧残左翼活动家，破坏选举，以及取消巴黎地方自治政府机构等等，所有这些政策和行为使巴黎民众在国家政治事务中难以发挥作用。拿破仑喜欢让群众进行效忠宣誓，让群众参加执政官庆典活动，后来又让人们参加皇帝加冕仪式，他希望人民无条件地服从他的统治。政治集会基本不开，报纸的数目大为减少。印刷厂的数量从18世纪90年代后期的200多家减少到1804年的132家，到1811年仅剩80家。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政治斗争还是少数人的行为，但从1799年起被完全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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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恐怖时代开始，巴黎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伴随着国家经济严重失调，巴黎已经出现了政治衰败。在旧制度的最后几年出现的经济衰落早已给巴黎带来了严重影响，现在的革命和战争更是雪上加霜，使巴黎出现了政治、经济的紊乱。由于高级教士人数大量减少，加之此期间移民人数大为增加，奢侈品消费遭到重创，从事交通运输业的工人、生产高档家具的工人以及理发师成为无套裤汉中受影响最大也是最穷的人。消费需求剧烈萎缩和大量征兵表明并造成城市人口的明显下降。1789年，巴黎人口为65万，甚至超出这个数字。但到了1795年，巴黎的人口可以肯定已经大为减少。根据1801年的人口统计，巴黎的人口只有547576人。这说明，尽管有些流动人口进入巴黎，但该城市的人口还是大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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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不是所有巴黎人在18世纪90年代都面临着一场经济灾难。巴黎城内新建立的革命机构带来了新的消费方式。政治家们在晚上需要找个吃饭的地方，这一需求成为这一时期饭店大量出现的原因之一。革命对印刷品的大量需求也意味着任何与印刷品行业相关的人都有可能发迹，但前提是他的政治嗅觉必须灵敏，于是，废品回收商、造纸商、印刷商、出版商、装潢工、售书商、油墨生产商、小贩和作家都有活可干。新闻业发展成为一种大众评论式的职业。行政机构规模的扩大导致社会上开始流行一个新词“官僚”。从督政府和拿破仑时代开始，法国的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就集中在巴黎，这成为法国人生活中一个影响深远的特点，而且使这座城市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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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历史博物馆、植物园、1747年建立的路桥学院、1778年建立的矿冶学院都得以确认；1795年建立的法兰西研究院把原来法国的各个科学院联合在一起。新建立的机构还有1794年建立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巴黎国立工艺学院，1795年建立的国立综合理工学院等。保留下来的巴黎卫生学院仍然对其在蒙彼利埃和斯特拉斯堡的对手保有相当的竞争力。这样，国立科研机构在首都巴黎犹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无数的学生也开始云集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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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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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大韦富尔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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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先有咖啡然后才有咖啡馆，先有吃东西的愿望然后才有餐厅。最初，餐厅是人们为自己“补充营养以恢复体力”的地方。当时，人们去那里喝一种药物肉汤，那个地方就叫餐厅。在1789年革命前的几十年中，提供这种优雅服务的雇主都是一些精明的商人，他们既是当代新潮品味的探索者，又是现代城市生活给人们带来某种损害忧虑的解除者，还是将健康与食物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宣传者。在18世纪70年代，首先流行起来的是自称为“新厨房”或者叫作“创新者”的餐厅。尽管后来建立的餐厅主要是为了使人在那里填饱肚子，但早期建立的餐厅根本就不是为了叫人们到那里去大吃大喝的。人们经常会在餐厅看到一个人在那里一边独自品尝着肉汤，一边吃着奶制品、甜食和新鲜水果。到1789年，巴黎大约有50家这样的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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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公认巴黎是烹饪和美食的巅峰，这种强烈的印象很容易使人意识不到，巴黎得到这一荣誉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其历史很悠久。当然，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巴黎人也有自己款待客人的场所，如客栈、酒馆以及各种各样吃喝玩乐的地方。但是据我们所知，餐厅是18世纪晚期在巴黎产生的。大韦富尔餐厅是进入19世纪后不多的还在提供那种服务的餐厅之一，在罗亚尔宫里就有大韦富尔餐厅的分店在营业。后来建立的餐厅则发生了很大变化，大革命时期饭店的发展和变化更为显著。在18世纪90年代，一些贵族由于政治原因而逃亡，他们原来的厨师不得不重新找工作，其中很多人便自己开起了餐厅。1789年以后，巴黎国民议会中来自外省的代表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饮食之处，这也给餐厅提供了良机。此外，特别是从督政府时期开始，美食学对餐厅产生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所有这些因素促成了一整套餐饮活动和习俗的形成，包括灵活的用餐时间、印制的菜单、分餐制、个性化的餐饮装修环境（如小桌、单间、周到服务）、额外的带公共服务设施（如镜子、大厅）等。现在餐厅提供的服务既令人满意，也会使人们感到实用。进一步说，餐厅与大多数咖啡馆不同，女性更愿意在餐厅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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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餐饮行业中，大韦富尔餐厅建立得相对较晚。它的创立者让·韦富尔购买了一家著名的沙特尔政治咖啡馆，保王党成员和热月党时期的“金色青年”经常在那里集会。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政治变乱期间，韦富尔担心社会精英不再去罗亚尔宫消费，因此他在1814年决定增加服务项目，于是在那里又开了一家餐厅。他的赌注立刻得到了回报，这个从1820年开始叫“大韦富尔餐厅”的小餐馆开始以其高雅的“叉子午餐”而流行起来，当代社会各界名流纷纷光顾该餐厅。在第二帝国时期，该餐厅兼并了邻近的韦里餐厅，并从此声名远扬。因为这个韦里餐厅在社会上曾经十分著名，巴尔扎克笔下的吕西安·德鲁贝普雷从昂古莱姆一到巴黎就是在那里用的餐，并开始了他自己所谓的“享受巴黎”的历史，品尝着来自“奥斯坦德港”的牡蛎、鱼、鹌鹑、鸡、通心粉和水果，喝着波尔多葡萄酒，那种惬意真是超出了他的想象。为了揭露巴黎穷人的困境，波德莱尔在小说中则描写了一个可怜的要饭小女孩在该餐厅外面的垃圾堆里捡东西吃的悲惨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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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韦富尔餐厅保留了巴黎传统美味佳肴的特点，甚至到了19世纪末期，它仍然给人一种老式餐厅的感觉。从外表来看，该餐厅坐落在几乎被废弃了的罗亚尔宫中，用漂亮油画装饰的墙壁和顶棚会使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旧制度，即使在第二帝国时期曾经进行过修缮，这种印象仍然存在。到了20世纪初期，该餐厅的经营范围已经十分广大。该餐厅所属的一个名为“工薪族餐馆”的餐厅墙上挂着写有“肉清汤特许人”的标牌，表明该餐厅在同行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专门提供地方特色饭菜的“乡村餐厅”也出现了，这种餐厅可以满足好奇的巴黎人和有怀旧情结的外省人的需求。现今的小酒馆也为资产阶级提供更多的非正式服务。另外，由于阿尔萨斯和洛林在1870年被割让给德国，法国东部大批商人来到巴黎避难，他们又建立了以啤酒消费为主的餐厅，从而形成了一大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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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用餐形式的改变显然在巴黎餐饮领域留下了它们的足迹，在新包装和新时尚下，以往的烹饪方式重新登场，有的叫“新厨房”，有的叫“便餐店”，还有的是“烧烤店”，这些餐厅使巴黎的饮食业仍然享有良好的国际声誉，这不仅仅是因为那里拥有一流的绿色食品供应体系。在21世纪初期，巴黎餐厅行业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移民。在巴黎，北非人无处不在；越南人在现在巴黎的第十三区的唐人街；贝尔维尔地区和现在巴黎第十五区有加勒比人、印度人和非洲人等。如同阿尔萨斯啤酒馆一样，他们或许也会为巴黎餐饮业带来新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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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时期经济上的高度集权使巴黎在经济发展上占据优势，而其他省份却因为殖民地贸易的衰败而受到极大损失。由于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在1793年至1794年间，军队人数甚至超过100万，极大地刺激了军事工业的发展，其中包括武器装备、军服和战靴的生产。这些工业生产多数是在巴黎完成的，这种安排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为了安置无套裤汉。随着奢侈品制造业的衰落，原来的制造业地区都改为军工生产了。公安委员会曾经宣布，“不要再让铁匠生产锁头了，争取自由的不是锁头而是火枪和刺刀”。[255]巴黎现在拒绝那些毫无价值的东西，什么“可笑的时装、无数的玩偶，鲜艳的手帕和美丽的家具”，让所有这些曾经在巴黎盛行的东西见鬼去吧，巴黎应该成为“法国的军火库”。[256]在共和二年，军事产业中就已经有了7000多名工人，而在旧制度时期一个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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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统治以后出现的经济混乱导致了相当长一段困难时期，这种困难由于1794年和1795年那可怕的冬季而变得更加严重。那些被称为“九五冬天”的日子成为18世纪最冷、最饥饿、最致命的日子之一。但是，生产从国家控制转入私人手中以后，一些消费行业的生产却发展起来，如瓷器、玻璃制品、宝石、手表等，这些行业的生产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明显开始复苏，新兴的棉纺织业的增长超过了历史纪录，熟练工人、可用资本、工厂厂房都在那些节俭的企业家手中发挥作用。1798年，内政部长弗朗索瓦·德·纳沙托在战神广场组织了工业博览会，试图向欧洲其他国家说明巴黎已经重返商业领域。在博览会上，100多个展位琳琅满目，其中消费品有戈布兰花毯、时尚服装和壁纸等，还有蒸汽机、金属模具和化学工艺等，这些都是巴黎自主开发的技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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