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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90年代末和19世纪初私人房地产市场的复兴与公共建筑的不景气形成鲜明对照，其原因在于，在18世纪90年代末的大部分时间里，国家和地方当局关注的是政治而不是建筑。1794年，国民公会建立了一个咨询性组织以便对巴黎城市建设问题提出意见。该组织的艺术家委员会有11名成员，其中有7人是建筑师，其他人在巴黎城市路政局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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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提出了许多巴黎城市建设的方案，以使巴黎得到修缮，他们按照启蒙运动中市镇主义的理念，将这种做法叫作“城市装饰”。后来有人说该艺术委员会的方案是19世纪第二帝国时期巴黎城市改革者奥斯曼的前辈，这实在是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尽管他们提议在原有城市体系中开辟一些新的街道和林荫大道，但是没有一个整体规划。此外，尽管该委员会的一些计划得到了实施，例如，1802年拆除大沙特莱监狱，但这件事主要是一种偶然而非规划。道理很简单，18世纪90年代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从事任何工程，即使艺术家委员会那有限的方案也彻底付诸东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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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筑物主要体现在一些新剧院的建立，而其他标志性的革命建筑主要是改变原有建筑的用途而不是新建。例如，在革命期间，苏夫洛设计的圣热纳维耶芙教堂被改成了先贤祠；卢浮宫被当作博物馆使用；圣恩谷修道院变成了一所军队医院。革命时期也留下了一些雕塑性建筑，例如：在革命广场竖立了一个象征共和的雕塑，在胜利广场建立了一座方尖碑以取代被推倒了的武士雕像。1806年至1810年，在旺多姆广场上竖立一根仿照图拉真在罗马设计的圆柱，所不同的是该圆柱上装饰了反映拿破仑军事生涯场面的浮雕。为革命庆祝活动而准备的临时建筑倒是不少，例如，1790年为庆祝“联盟节”而在战神广场建立了一个公众露天大剧场。总体来说，在整个18世纪90年代，被毁掉的东西比建造的要多得多，前者包括巴士底狱、各种教堂以及王家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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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对巴黎最重要的想法之一是复兴它的纪念性建筑。他曾经指出：“巴黎的纪念性建筑太少。”对此他的结论是：“巴黎必须拥有它们。”[258]这种用宏伟的建筑重塑巴黎的想法从计划变成了行动，他的确使巴黎成为一个举行政治典礼和上演帝国剧目的合适场所。他提出：“人只有通过他留下的纪念性建筑才能彰显其伟大。”很明显，他正是想通过纪念性建筑使自己青史留名。但是他的想法面临一个实际问题，他曾经说，他宁愿在战场上指挥两万名士兵也不愿意在里昂街头指导两千名工人，对巴黎可能也是如此。拿破仑在他征服的欧洲领土上建立的经济体系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填饱巴黎无套裤汉们的肚皮并使他们有活干，以此防止他们再有过激行为。拿破仑战争定将产生如同18世纪的“波旁和平”一样的效果，那就是使巴黎人民免受战争灾难之苦。提供工作机会当然是使巴黎人满意的最好途径，但是巴黎人实际上对拿破仑政府并不那么欢迎。在塑造公众记忆方面，纪念性建筑将扮演对政府有利的角色，拿破仑在1805年曾经说：“我的目标就是要将这十五年内发生的一切在人们心中留下永久的回忆。”[259]拿破仑认为，“对于巴黎这座城市来说有四样东西最为重要：乌尔克河的水、新的巴黎中央市场、屠宰场和酒窖。”[260]对于某些人来说，这四样东西如同伟大的拿破仑帝国一样是求之不得的美好愿望。拿破仑计划将巴黎城市向西部扩展到圣克卢区以外。有一次他夸张地说，巴黎需要更大的面积来发展经济。他认为，只要有了充足的生活用水，保证基本日常食物的供应，巴黎人就没有借口不服从统治。尽管他没有说明但十分清楚的是，对于首都巴黎来说，在饮食方面的关键因素是粮食供应是否便宜并充足，其中最重要的是面包，在这一点上罗马帝国已经提供了前车之鉴。在整个18世纪，面包价格就是公众不满的晴雨表，拿破仑试图使这个晴雨表稳定下来。他改革了巴黎的食品贮藏方式，对1802年失火烧毁的谷物市场进行了改造，使之现代化并且扩大了面积，从而增加了城市东部的粮食贮藏能力。有一次他说：“我希望谷物市场成为人民的卢浮宫。”[261]在同一个地方，他还以酒类市场的形式建立了一个葡萄酒储存仓库，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圣贝尔纳码头。巴黎城市中那些室内食品市场的建立保证了面包、酒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批发和零售，而那些市场多半是建在前教会房屋里边，其中有一些是在1815年拿破仑垮台后才竣工的。例如，位于塞纳河左岸现在巴黎第六区的圣日耳曼市场就是在巴黎老市场的旧址上建立起来的，它是目前仅存的拿破仑时期的市场。附近的加尔默罗市场是在加尔默罗修道院的旧址上兴建的，那个地方是最可怕的九月屠杀的遗址之一。有些地方的市场建筑还伴随着道路改造或新街道的建设，例如，在古老的圣马丁修道院附近建立的圣马丁市场，坐落于现在巴黎第三区艺术和工艺品博物馆的位置，就伴随着沃康松街、蒙蒂戈菲尔街、博达街和孔代街等许多条街道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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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黎人民可以就近买到食品的同时，食物生产却要安排在距离人们居住区较远的地方。按照1810年新的屠宰场管理规定，在城外建立了五个新的屠宰场。这种出于卫生的考虑也表现在把死者安葬地从居住区迁走，这种做法在18世纪80年代决定将无辜者墓地迁走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到拿破仑执政的时候，巴黎城内只有很少几个地方可以埋葬死者。作为塞纳区第一任行政长官的弗罗绍继续此项工作，把留在城内的尸骨重新安葬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伊索尔墓地，他还负责任地以罗马的形式将那些遗骨安葬在新建的陵墓。很快，许多旅游者排队便来等候观看这种典雅的遗骨安葬方式。弗罗绍还在巴黎城外建立了三个新的公墓，其中最著名的是拉雪兹神父公墓，该公墓在圣安托万区以外，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从1804年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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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地下墓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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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黎建立了一些新的地下墓穴，例如伊索尔墓地，其目的是安葬从巴黎市中心的无辜者墓地迁移出来的遗骨。尽管这些地下墓穴仅是现代巴黎及其周围二十个地区所有地下墓穴总数的八百分之一，但对于一个心怀恐惧的参观者来说，那些地下墓穴还是太多且令人印象深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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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看到的巴黎地下墓穴形成于1809年，当时拿破仑的塞纳区行政长官弗罗绍和采石场总监埃里亚尔·德蒂里将那些被迁移过来的大量的头盖骨和胫骨整齐地摆放在墓穴中，以给参观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罗马时期就有地下墓穴，所以，人们认为法兰西帝国的城市巴黎也应该有这样的陵墓，而且比罗马时期的陵墓还要好。曾经被埋葬在无辜者公墓的20多万人是巴黎在过去将近一千年里的死者，但直到19世纪那些死者被重新安葬在教堂或修道院以前，该公墓的尸骨一直在不断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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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帝国建筑和展示的角度来看巴黎的那些地下墓穴，不如把它们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黎城市内的死者文化巨大变化的组成部分来看，因为这个视角令人印象更为深刻。罗马人曾经把墓地建立在卢特提亚的边缘地带，那里是每一个要进入该城市的人的必经之路。后来，巴黎的死者被安葬在巴黎市的核心地带，在城市教堂的墓地，而那些墓地通常就在教堂里。到了12世纪，为了扩大城市市场，巴黎朝西北方向扩展，建立了巴黎中央市场，该市场就在无辜者公墓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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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人与活人都在城市中心，这种做法早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就已经是个问题了，但当时仅仅是从宗教虔敬和热忱出发考虑的，出于公共卫生角度考虑而将那些死者遗体从人们居住的城市中心迁移出去，是从更加世俗化的18世纪开始的。这方面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在1709年，巴黎警察总监拉雷尼死前留下遗嘱，要求不要再将他安葬在自己教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该教堂就在无辜者墓地附近，理由是这样会减少巴黎城市的疾病传染。到了18世纪末，一个医疗团体将迁移墓地作为自己清洁城市运动的政策纲领来实施，当他们的主张被巴黎高等法院接受的时候，变革的时机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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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定把死者埋葬在距离城市较远地方的同时，还决定在巴黎城外建立新的墓地。这一政策在1803年推广到全法国。按照这一政策建立的墓地有蒙帕纳斯墓地、蒙马特墓地，特别是拉雪兹神父公墓。在奥斯曼时期，这些墓地都进行了重建，拉雪兹神父公墓成为巴黎现代化的象征，巴西国王、美国旧金山市长和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政委员会都想要建立自己的拉雪兹神父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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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墓地迁出巴黎城，19世纪的巴黎人去看死者的时间要比自己的所有前辈少得多，但这不等于他们忘记了死者。事实上，正是在进入19世纪以后，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纪念死者的仪式和方法。例如，在安息日参观陵墓，家庭墓地的建立，更具有自然风光的墓地花园，再加上供游人参观的巴黎地下墓穴，构成了一系列个性化的虔敬方式。尽管墓地已经远离市中心，但是它在文学上和视觉上的影响并没有消失。例如，坐落在小山丘上的拉雪兹神父公墓成为认识这座城市的标志景观。正是在这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主人公拉斯蒂涅规划了他未来的生涯，那就是决定去征服这座城市而不是温顺地屈服于它，结果给他带来很多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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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保留死者肖像以外，在死者被迁出城外以后，现代摄影手段是另一个用来在巴黎保留死者形象的方式。例如：巴黎早期摄影家纳达尔不仅由于航拍巴黎全景而闻名，而且还是关注巴黎地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1867年的作品《巴黎的地上和地下》中，他高度评价了在巴黎地下墓穴中发现的“死者间令人迷惑不解的平等，在那里，甚至儿子心中对父亲的记忆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那里，所有的人都在一起，不论是高贵的侯爵夫人还是挤奶女工，都躺在一起，爱别人的和被爱的，没有姓名的，忘记了的，丢失了的，都一个挨着一个地躺在那里”。纳达尔努力使人们回想那些自己想象中的幽灵。因为他不得不用大量的胶片来捕捉死者的形象，他便决定，对其摄影作品中的人物外表进行处理，使之更加形象。因此，埋葬在巴黎地下的那些有代表性的死者之间如此亲密，显然是经过人为处理后留给人们的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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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墓穴，纳达尔摄于约18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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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行业的规定既有卫生方面的想法，也有社会秩序方面的考虑。水供应在涉及健康的问题中显得更为重要。这倒不是因为人口增长速度太快而需要增加新的水供应，事实上，巴黎的人口是相对稳定的，到1815年，巴黎的人口也没有超过1789年的水平。正如我们所了解的，巴黎历来十分重视水的问题。拿破仑把充分的水供应作为公众健康的关键因素。他主张，巴黎市内的56个公共饮用水喷泉必须全天候运转，另外再新建15个。一个埃及式饮用水喷泉被建在现在巴黎第三区的恐怖的沙特莱要塞监狱。为了保证这座城市有足够的饮用水，1802年他亲自监督开凿乌尔克运河的工程。该工程使乌尔克河延长了11千米，之后又开凿了将近100千米，将该运河水引入巴黎东北的拉维莱特水池，该水池位于现在巴黎的第十四区，于1808年开始兴建，并与圣德尼运河相通。圣德尼运河又与圣德尼附近的塞纳河相通，还与北部的圣马丁运河相连接，圣马丁运河又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巴士底广场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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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范围广大的水路网络系统使巴黎去往外省的交通十分便利，同时城内的交通也得到了关注。在拿破仑执政初期，巴黎共有12座桥梁，到他被推翻时，巴黎已经有了15座桥梁。在那些桥梁上没有一所房屋，这是从路易十六时期以来形成的惯例。铁结构的艺术大桥将卢浮宫和法兰西研究院连接在一起，它不仅是一座人行大桥，而且是“知识连接着权力”的最典型表现。耶拿大桥也具有显著的象征性特点，它从战神广场出发到沙约，拿破仑准备在那里给自己的儿子建一座宫殿。更具实用性的是奥斯特里茨大桥，它从植物园地区一直通到郊区的圣安托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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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拿破仑时代令人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城市建设中，交通也处于核心地位。例如，协和广场和协和大桥所形成的十字形交通网络就是其中的一个明证，当然，协和大桥在18世纪90年代初期用巴士底狱拆下来的石头开始兴建，直到拿破仑失败后才完工。拿破仑在这一区域留下的印记最为深刻，这一地区之所以会得到如此发展，完全是拿破仑思想的结果和产物。他认为，巴黎要发展和繁荣，就必须向西扩展，发展到郊区富裕的圣奥诺雷区和圣日耳曼区，建立在南北轴线上的圣马德莱娜教堂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协和广场上，从路易十五时期的1764年开始兴建，在大革命时期停工，从1806年重新开工，拿破仑将它作为自己军事胜利的荣誉性标志开放。在河的对面老波旁宫前面，还建立了一座相同的希腊式殿堂，与之隔河相望。右岸一些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矗立在马德莱娜股票交易市场的东部，该交易市场的建筑呈殿堂式，坐落在1807年至1813年的一所修道院的位置上，图拉真石柱就在旺多姆广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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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协和广场东西向的轴线上，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更为突出。拿破仑在这里的建筑不过是加强和装饰了早已存在的权力象征，对协和广场西部陡峭山坡的平整工程早在路易十五时期就已经开始，拿破仑想把这项工程扩展到今天整个香榭丽舍广场，一直到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夏尔·戴高乐广场。对于最高统治者来说，从长远角度来看，一所宏伟的纪念性建筑是完全必要的。从17世纪70年代开始，法国的国王就在巴黎修建凯旋门。1806年，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开始修建法国历史上最大的凯旋门——星形广场凯旋门，但是直到七月王朝时期才竣工。它位于街道星形交叉点的核心位置，使这一地区随后的发展更加容易，它与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一区骑士广场杜伊勒里宫外的、规模小得多的骑士凯旋门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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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贝和1794年的艺术家委员会等许多人都曾经强烈呼吁将香榭丽舍宫一线的道路向巴士底狱的方向扩展。繁荣的圣奥诺雷街一带街道越来越繁忙，也推动了这项内城街道改革，而从圣奥诺雷街向东扩展的道路沿途又有宗教建筑国有化，所有这些条件都促成了一条宽度20米的名为里沃利街的街道兴建起来。但是，要修这条街道，必须拆毁杜伊勒里宫的骑术学校赛马场，那里在1789年至1793年曾经是国民议会所在地。1802年，从协和广场到卢浮宫的街道得以兴建，旁边相邻的一些街道旁也开始建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卡斯蒂廖内街，该街与旺多姆广场相连，从该广场向北，又与现在巴黎第一区的和平街连接。与此同时，该地区也开始商店林立，商家云集，各种家庭住宅也相继建立起来。但是那些带有投机性的建筑后来撤出，由此导致该地区的萧条，直到19世纪30年代，该地区的建设才真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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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沃利街的商业发展过程如此缓慢，证明了拿破仑没有把自己的纪念性建筑与商业性需求和私人房地产市场状况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但是，如果说拿破仑皇帝期望以宏伟的形式建设巴黎并没有实现，那么主要在于缺少时间和资金。1814年拿破仑被推翻，1815年短命的复辟王朝除了勉强维持统治根本无暇顾及其他问题。拿破仑帝国巨大的军事开支使他不可能为重新塑造巴黎而提供必需的资源，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金钱和想象力来发展独具风格的帝国建筑，他们只好采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在1783年至1784年间，建筑物的高度在限制范围内，如同一个只说不做的政治家一样，拿破仑喜欢用街道的名字来纪念自己战争的胜利，如卡斯蒂廖内街、金字塔街、里沃利街、乌尔姆街、奥斯特里茨街、蒙特贝罗街等，这些街道成为拿破仑留给巴黎最持久的遗产之一。他的许多工程甚至在执政期内没有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有1827年完工的证券交易市场、1836年竣工的凯旋门、1845年收尾的圣玛德莱娜教堂等，最世俗化的有里沃利街和杂货市场等。拿破仑曾经要在西岱岛顶端铜马的位置建立一个高180米的方尖碑，结果他只能对1810年至1811年间立在那里的纸板模型自我满足而没有将它变成现实。1810年，为了欢迎他的新皇后，奥地利的玛丽·路易丝进入巴黎，拿破仑命令正在建造中的星形广场凯旋门不要用脚手架和帆布苫盖。尽管他踌躇满志，但拿破仑的努力还是成为过眼烟云。此外，与他的伟大一样留下来的并不是那些建筑，而是他在战争中掠夺来的东西。例如，1798年他从意大利战场凯旋后在巴黎街头炫耀并在后来放在卢浮宫的那些战利品，这些战利品中有一些是从威尼斯圣马可教堂抢来的铜马，1815年后被归还给其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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