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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不仅将城市改建的主要目标锁定在市中心地区，而且将市容市貌的改建项目延伸到城市的边缘地带，尤其是铁路干线的车站。他不是唯一将那些车站视为城市新门户的人，这涉及整个城市空间规划的再思考。因此，他的目标是要在巴黎市区道路规划建设的基础上将全国铁路、公路衔接起来，进而形成一个巨大的运输网络，而所有这一切均高度地（坦率地说：过度地）以巴黎的发展为核心，每个铁路车站均适当地加以修缮，通常以玻璃和铁等现代建筑材料为主，使这些车站成为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为了适应不断增加的客流量需求，那些车站均被扩建，而且装饰华贵，如巴黎北站就是由当时法国的一名优秀建筑师让·雅克·伊托夫在19世纪60年代初重建的。通向各车站的道路入口异常宽敞，以突出车站的宏伟壮观。如若使斯特拉斯堡大道和塞瓦斯托波尔大道到东火车站形成一条直线，就将意味着必须拆除中世纪建造的圣留圣吉尔教堂和圣洛朗教堂，后者是巴黎最古老的教会活动场所之一。对于奥斯曼来说，直线街道和城市职能比历史更重要。在左岸地区，从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放眼望去，新建的雷内街与圣日耳曼大道也连成一线，只可惜将该街道延伸到塞纳河的计划未能实现。[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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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城市交通建设计划的一个更为突出的特征是，将最理想的交通走向与站在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上进行眺望的视觉美相结合，因此巴黎的道路都是围绕火车站而展开的。据说，他曾经酝酿了一个计划，要将圣日耳曼欧塞尔教堂拆掉，以使市政厅和卢浮宫之间的景致不受任何影响。但作为一名新教徒，他深深地意识到，要拆除那座教堂必定会引起各教派之间的激烈争执，因为正是那座教堂的钟声向人们宣告了1572年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开始。视觉上最了不起的设计是建在城西边缘地区五角星状的星形广场，即现今的戴高乐广场。该广场当时是五条路的交会处，这些路现在又进一步被校直，1857年，另外七条路也与这座广场相通，在星罗棋布、四通八达的街道景观中，星形广场上的凯旋门显得十分突出。坐落在现在巴黎第三区、第五区、第六区交会处的共和广场，当时叫水塔广场，也向人们展现了同类景观。由于该广场规模扩大了许多，不得不拆除圣殿大道地区许多久负盛名的剧院，该广场上传奇的、粗鄙的平民社交活动也大为减少。现在，作为众多新街道的交会点：伏尔泰大道（当时名为欧仁亲王大道），与东南方向的国家广场（当时名为御座广场）相连，并直通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梅尼蒙当工人住宅区的共和国大道（1879年以前叫作阿芒迪尔大道），而且与通向北部及东部边界地区许多宽阔的街道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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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1年，在现在巴黎时尚的第九区修女大道北侧修建一座新型歌剧院的决定，导致了另一个大型广场的建成。该歌剧院直到第三共和国时期才得以完成，周围街道的修建也历经两届政府才实现。而那里新建的歌剧院广场却在1862年至1864年完成，使许多通往那里的街道连成一片，其中包括奥斯曼大道、奥贝尔街（原来叫作鲁恩街）、9月4日街（最初叫作12月10日街）以及歌剧院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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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每一条路都能够经过一座具有纪念意义的建筑物，这种想法被贯彻得有些过火而又盲目。譬如，有关当局要求建筑师巴伊将西岱岛上的商业法庭的穹型顶盖建成斜的，以便使人们在塞瓦斯托波尔大道上远远地就可以看见它。位于现在巴黎第四区的亨利四世大道从巴士底狱开始，穿过老修士修道院花园，使先贤祠尽收眼底，同时，圣日耳曼大道也在此与之交会。然而，这样做就必须在塞纳河建两座新桥，即苏利桥，都斜着穿过河道。与此相类似的还有，19世纪60年代由巴尔塔建造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八区的圣奥古斯丁意大利拜占庭教堂被局限在一个尴尬的三角地带，目的只是让人们在马勒塞尔布新路上可以眺望远方。像几何图形一样精确的另一典范是1858年将沙特莱广场上的方尖碑移动12米，以保证其在改建的广场上仍然处于中心位置，真是一件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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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路易十四世时期防御土墙旧址上的街被逐步扩建，通常是沿着总包税所城墙旧址，西至星形广场，东到国家广场的二环路，这一建设为那里街道的连接和发展创造了条件。位于圣玛德莱娜教堂和蒙梭公园（该公园就在现在巴黎第八区至第十二区之间的圣奥古斯丁教堂旁边）之间的马勒塞尔布大道是奥斯曼城市改建项目最早的成果之一，它不仅在贫穷的旧居民区开出长而宽的地带，同时还为这些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有一次，奥斯曼将蒙梭公园的部分土地转让给金融家埃米尔·佩雷用以房屋开发，使该街区成为巴黎城最豪华的地带之一，建设昂坦马路的资金也被转到这里来，昂坦马路的明星地位逐渐下降。总之，为了给奥斯曼大道及周围的街道让路，这里的许多18世纪高级住宅都被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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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至1860年，决定将巴黎19世纪40年代之前建起的梯也尔城墙以内的所有土地划归巴黎市区，这一决定赋予奥斯曼更广大的建设空间，使其可以为巴黎描绘出更绚丽的图画。这意味着巴黎在原有的13个街区（commune）规模的基础上，又增加了11个街区的面积。这样一来，巴黎的占地面积就翻了一番，人口增长了近50%。[321]尽管总包税所城墙在某种程度上将巴黎20个城区划分为内环和外环两部分，甚至巴黎至今仍被划分成内、外环两个区域，但是巴黎海关关卡都不在巴黎防御范围之内。批评者们认为，奥斯曼在1859年至1860年的城市扩建中贪多嚼不烂，激进的记者路易·拉扎尔具有讽刺意味地说，“他们这简直就是在给女王的裙子上贴破布”。[322]然而，奥斯曼并未为此动容，他坚持认为，巴黎面积扩大以后，更多的人在巴黎的管辖范围之内，纳税的人数就增加了，也就可以大幅度提高城市收入。基于同种原因，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将城市的界线一直延至塞纳区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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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至1860年合并的一些区域坐落着许多村庄，这些村庄长期具有独立的传统，如西部的奥特尤尔、帕西、沃吉拉，北部的蒙马特和东部的沙罗纳。然而其他一些街区相当落后，合并这样的地区是件痛苦的事情。外环三分之一的道路尚未铺设，饮用水极其短缺，下水道系统质量拙劣，社会治安毫无保证。奥斯曼风格的又一个特征是用以连接外环各区域的桥梁：西面新建了阿尔马大桥，位于现在巴黎第七区至第八区，东面新建了贝尔西大桥和国民大桥，位置就在现在巴黎的第十二区和第十三区。在梯也尔城墙周边，沿着人们自然走出来的小道开始铺设道路，1851年开始铺设环城铁路，铁路线离市中心的距离大体相等。从1862年起，该铁路既用以运送旅客，也用来运送货物。为将边缘地带与市中心紧密地连接起来，还修建了许多条从中心地区向四周展开的辐射状道路。例如，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二区的多梅尼勒大道将里昂火车站与万塞讷连接起来，从万塞讷开始的比利牛斯街又向北延至贝尔维尔的西面，威严肃穆的皇后大道（今巴黎第十六区的福熙大道）将星形广场与布洛涅林森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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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后期的开拓鲜明地反映出奥斯曼改建计划的另一特征，即对绿地的关注。由于喜欢而且嫉妒伦敦的公园，拿破仑三世对绿地有一种特殊的偏爱，认为绿地是城市生物机体具有活力的表现。1852年，他将布洛涅森林赠给巴黎，1860年又将万塞讷森林赐予巴黎，这两处园林迄今为止都是国有资产。市政工程师阿尔方奉命将这两处园林改造成英国风格的公园，例如，在布洛涅森林，他设计修造了约95千米长的林中小径，安放了无数的花卉，又开凿了两座湖泊。这两座园林在各种绿地中鹤立鸡群，成为超级公园。在城区内，拿破仑将卢森堡公园和杜伊勒里花园修缮一新，进一步开发了蒙梭公园，开放了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蒙苏里公园，铁路线就从该公园中间穿过，并在中世纪老蒙福孔绞刑场的旧址上建立了肖蒙山丘公园。此外，他还修建了众多城市广场，包括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圣殿广场和屠宰场圣雅克广场。1873年，他在环城大道和入城街道两旁种上十几万棵树。新建的教堂也渗透了奥斯曼风格，与国家的公共建筑相比，它们通常更多地采取了折中主义，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马勒塞尔布大道上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将现代建筑材料钢铁与新哥特式风格结合起来。还有类似的将罗马式、哥特式与拜占庭风格相互融合的典范，如圣克洛蒂尔德教堂，该教堂是由建筑师泰奥多尔·巴吕在1857年设计完成的，以及1869年的圣昂布瓦斯教堂；此外，还有建筑师约瑟夫·奥古斯特·沃德勒默1868年设计完成的圣皮埃尔·德·蒙特罗哥教堂，以及同一建筑师1877年完成的奥特尔教堂；此外还有1861年完成的亚历山大·内斯基的俄国东正教教堂。[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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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一样，拿破仑三世对食物供应的公共设施颇为关注。他最初开始建设的项目之一就是在中心市场建立新的卖货大棚巴黎大堂（Halles），但该市场的设计有一个错误的开端，当建筑师维克多·巴尔塔向拿破仑三世说明自己的计划时，皇帝提醒说：“我就想要一个巨大的顶棚。”[324]巴尔塔提出的蓝图是要将此市场建设成为钢铁结构的、崭新的、现代化的市场。奥斯曼也建立了一系列的街区市场，无一例外地使用了巴尔塔推行的铁架结构，如1863年建成的位于现在巴黎第三区的巴黎圣殿市场以及1868年建成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拉维莱特市场。从1867年开始，拉维莱特市场成为大型的城市屠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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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的歌剧院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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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绿地、关注食物供应又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公共健康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出，卫生问题是拿破仑三世城市道路规划中较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不过是奥斯曼负起主要职责，大力推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方面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地下管道的建设上，而且基本上达到了目标。他的两位助手，市政工程师阿尔方和贝尔格朗提出建议说，对于日益扩大的巴黎来说，必须尽快解决饮水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他开始严格限制塞纳河和乌尔克河的公共用水与私人用水量，斥巨资兴修水渠，将法兰西岛附近其他河道的水引入巴黎。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巴黎市民用水总量是19世纪50年代用水量的10倍，约三分之二的私人住宅有自来水，约五分之一的住户还享有煤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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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是又一热点问题，其必要性由于1832年、1848年至1849年、1853年至1854年和1865年霍乱的流行而备受认同。为了解决污水问题，兴建了大面积的地下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与街道建设规划协调一致，使污水处理安全、有效、卫生。后来奥斯曼不无骄傲地说道：“这可是我自己的主意。”[325]他使巴黎街道里程翻了一番，使巴黎的下水管道长度增加了五倍，意欲将巴黎建成“我们时代的罗马”。[326]1855年，巴黎举行下水道旅游开幕仪式。1867年的导游手册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两年之后，我们终于又迎来了下水道观光旅游。”[327]葡萄牙国王成为第一位应约参加下水道旅游的尊贵客人。人们评论说，这种旅游方式相当有趣，既会吸引男士，也会吸引女士。一位北美游客说道：“有可爱女士的陪伴会增添下水道的魅力。”[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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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项目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样非常明显的是，这个时期城市改建项目受益最显著的区域是富人区。三分之一无自来水供应以及五分之四无煤气供应的家庭分散在一些贫困的街区，如贫民区租住房、铁路壁板房、工厂和仓库，而富裕的资产阶级住宅区都不在这些贫困地区。拿破仑圈点建起的24座城市广场中仅有2座广场位于工人居住区集中的圣马丁运河以东的郊区。除了传统的以东、西来划分贫富区之外，一种新的需求格局正在形成，焕然一新的市中心各行政区与没有任何特权的外围行政区形成鲜明对比。在现在巴黎的第十区、第十一区、第十八区、第十九区和第二十区，即巴黎的东北部，1865年有40%的房屋破落不堪，因此被定为不需纳税的地区。1870年，路易·拉扎尔称这些最贫穷的行政区为“名副其实的西伯利亚”。另一位评论者评述道：“首都已被分割成贫、富两座城市，贫城在外，富城在里。”[329]正是在外围这些行政区里，痢疾、伤寒、白喉、百日咳、水痘、肺结核等传染病肆虐。当然，这并不是奥斯曼健康计划的奋斗目标，但是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奥斯曼曾经许诺的关注公共健康的口号成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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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说，逐渐将工业生产从城市中心地带迁移出去的过程的确是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组成部分。1857年，他曾这般上书他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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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让巴黎这个法兰西的首都，文明世界的大都市，游客们休闲度假之所，再留有工厂和作坊……巴黎应该是国家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金融和商业活动的要地，国家政府部门的居所。[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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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食物供应的变化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全国铁路网的建立容许来自偏远地区的水果、蔬菜和葡萄酒快速运到首都，因此完全可以不用追求本地的货源。逐渐衰落的巴黎葡萄酒工业已经无法与法国南部的制酒业相匹敌。被排挤出城市中心的工业可以在原来的农业用地上安家，城市中心地带则完全可以放手大搞服务性产业。实际上，巴黎中心街区的非工业化从来都没有彻底实现过，特别是在作坊的层面上。不过市中心地价的攀升的确挤走了许多穷人，并吓退了许多外来的劳工在此安家立业。巴黎的工业区逐渐向外围行政区转移，随同移动的当然是工人阶级。有些人认为，财富将一点点地向较贫困的街区移动，使更和谐的发展成为可能。但其他人并不这样乐观。拉扎尔就曾经警告同时代人说：“奢华之城将会被贫困之城所阻碍。”[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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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使35万人不得不搬家。在1861年至1901年间，由于资产阶级想要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优雅的现在巴黎第一和第二区的人口减少了20%。而在同一时期，从现在巴黎西南的第十三区起，顺时针转到东北的第十七区的外围行政区，人口却翻了一番。当时，批评政府的人将这种人口变迁视为奥斯曼建设项目中对穷人实施的惩罚措施。古地志学者维克多·富尔内尔谴责道：“名为美化巴黎，实则是一种防范，是对武装暴乱者的反击，是对革命的警示。”他穷尽刻薄之词来批评奥斯曼改建工程中的街道建设项目，认为其设计“具有炮弹一般的微妙和睿智”。[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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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拿破仑三世或奥斯曼在下令修建街道的时候并未动用一枪一炮，也不该低估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各种非政治压制目的。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奥斯曼及其同僚的确思考过要通过社会变革和策略性城市美化来削弱巴黎民众的好战性，[333]而巴黎人那种广泛的激进主义思想如同霍乱和痢疾一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拿破仑担心1848年6月的工人起义再次上演，忧虑巴黎民众反对他12月政变的呼声再起，当时，聚集在圣殿区的市民是在骑兵的数次攻击下才被迫解散的。有人断言，奥斯曼的现代城市生活是要建立在根除民众反抗的基础之上，富尔内尔就认为：“他要同时与瘟疫和革命战斗。”[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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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是这样评价自己拆毁工人阶级住宅区工程的：“我们是在清除老巴黎暴乱和街区反抗的根源。”[335]经过改造后宽敞的巴黎林荫大道当然使得巴黎激进分子惯用的设置街垒的反抗手段成为历史，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那些街垒与其说是一种武装反抗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斗争的信号；相反，在林荫大道上骑兵的快速部署可以得到有效实施。[336]平整的地面也让骑兵的调遣更为快捷，尤其是在巴黎城市山丘地带新平整的道路上，这些道路本是墨洛温时代人们所熟悉的山坡地，现在均得到平整。[337]林荫大道的布局也便于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警察部队快速集结起来，如市政厅后面洛博街的守备部队在市政府陷入困境的时候可以提供迅速的武装保卫，而里沃利街的守备军可以为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提供第一时间的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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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街道的策略布局是实现社会秩序安定的另一种有效手段，因为这一格局可以将好战民众云集的区域分割开来，变成一块块分散而且易于控制的单独地域。例如，圣米歇尔大道和圣日耳曼大道都从拉丁区中间穿过，将之分割成堪称典范的又长又宽的几个地带，因为那里是巴黎最具反叛传统的地区之一，从12世纪到20世纪一直是具有反叛思想的学生们的聚集地。不知是否有意，迪雷完成的圣米歇尔雕像脚下踩着一条龙，使达维乌设计的塞纳河边上的圣米歇尔饮水喷泉更加壮丽，让人联想到投石党运动之后路易十四以胜利者的姿态昂然屹立在反叛势力之上。[338]但是按照奥斯曼的一个批评者的看法，这个设计是“一个巨大的艺术败笔”。[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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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莱的周边地带开始，穿过圣安托万区到贝尔维尔、梅尼蒙当和沙罗纳的东部街区，那一带的发展基本相似。四周的街道汇集到共和广场，共和国大道、伏尔泰大道、马真塔大道和图比哥街都穿过贫困且激进的工人居住的地区，同时，1854年，政府在广场附近建起一座规模不小的骑兵军营，“时刻防范着任何有颠覆政府意图活动的兴起”。[340]在圣马丁运河的处理上，遏制政策也被贯彻得淋漓尽致，政府下令在运河沿岸人工铺设路面，这就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里夏尔·勒努瓦大道。在1848年6月工人起义期间，一些起义者曾经以运河东侧为庇护所与政府军展开战斗，并阻止了政府军队向圣安托万的进发。该地段路面铺设之后，圣安托万区很容易受政府控制。“过去我们需要用来复枪和大炮制服叛军，现在我们使用镐头、手铲即可解决问题。”1858年，一位帝国的追随者如是说。[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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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巴黎第十三区的圣马塞区，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是既有城市改造，又有旧社区的破坏。王家港口路的兴建延长了蒙帕纳斯大道，规划中的新阿拉戈大道与重新整治的穆夫塔街交汇，穆夫塔街的一段被拓宽和绿化后改名为戈布兰大道和意大利大道。这里曾是巴黎街道最古老的部分之一，到第三共和国时期这项工程完成之后，这里几乎所剩无几，只有那中世纪古镇圣马塞尔孤零零地站在护城河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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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城市改建项目使巴黎那些破旧的城区有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教堂、学校、镇公所、医院及其他一些现代公共场所。1864年，一位作家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建筑工人的铁锤捣毁了一些我们希望保留的遗迹，它同时也摧毁了盗贼出没的地方和色情场所。”[342]从这句话的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面对拆除、搬迁、安置等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实施，许多在街头巷尾、广场上、酿酒厂和公共洗衣房等工人居民区多年来形成的社区氛围遭到了极大破坏。不过，第二帝国的覆灭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说明，奥斯曼主义的逻辑并未完全摧毁工人阶级的激进思想。然而，正如巴黎城市那些区域自己证明的那样，第二帝国的城市转型确实改变了它们的位置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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