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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绿地、关注食物供应又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公共健康的广泛关注。可以看出，卫生问题是拿破仑三世城市道路规划中较为重要的考虑因素，不过是奥斯曼负起主要职责，大力推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这方面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对地下管道的建设上，而且基本上达到了目标。他的两位助手，市政工程师阿尔方和贝尔格朗提出建议说，对于日益扩大的巴黎来说，必须尽快解决饮水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他开始严格限制塞纳河和乌尔克河的公共用水与私人用水量，斥巨资兴修水渠，将法兰西岛附近其他河道的水引入巴黎。到19世纪70年代初期，巴黎市民用水总量是19世纪50年代用水量的10倍，约三分之二的私人住宅有自来水，约五分之一的住户还享有煤气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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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是又一热点问题，其必要性由于1832年、1848年至1849年、1853年至1854年和1865年霍乱的流行而备受认同。为了解决污水问题，兴建了大面积的地下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与街道建设规划协调一致，使污水处理安全、有效、卫生。后来奥斯曼不无骄傲地说道：“这可是我自己的主意。”[325]他使巴黎街道里程翻了一番，使巴黎的下水管道长度增加了五倍，意欲将巴黎建成“我们时代的罗马”。[326]1855年，巴黎举行下水道旅游开幕仪式。1867年的导游手册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两年之后，我们终于又迎来了下水道观光旅游。”[327]葡萄牙国王成为第一位应约参加下水道旅游的尊贵客人。人们评论说，这种旅游方式相当有趣，既会吸引男士，也会吸引女士。一位北美游客说道：“有可爱女士的陪伴会增添下水道的魅力。”[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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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项目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但同样非常明显的是，这个时期城市改建项目受益最显著的区域是富人区。三分之一无自来水供应以及五分之四无煤气供应的家庭分散在一些贫困的街区，如贫民区租住房、铁路壁板房、工厂和仓库，而富裕的资产阶级住宅区都不在这些贫困地区。拿破仑圈点建起的24座城市广场中仅有2座广场位于工人居住区集中的圣马丁运河以东的郊区。除了传统的以东、西来划分贫富区之外，一种新的需求格局正在形成，焕然一新的市中心各行政区与没有任何特权的外围行政区形成鲜明对比。在现在巴黎的第十区、第十一区、第十八区、第十九区和第二十区，即巴黎的东北部，1865年有40%的房屋破落不堪，因此被定为不需纳税的地区。1870年，路易·拉扎尔称这些最贫穷的行政区为“名副其实的西伯利亚”。另一位评论者评述道：“首都已被分割成贫、富两座城市，贫城在外，富城在里。”[329]正是在外围这些行政区里，痢疾、伤寒、白喉、百日咳、水痘、肺结核等传染病肆虐。当然，这并不是奥斯曼健康计划的奋斗目标，但是这些事实的存在使奥斯曼曾经许诺的关注公共健康的口号成为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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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说，逐渐将工业生产从城市中心地带迁移出去的过程的确是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组成部分。1857年，他曾这般上书他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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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必要让巴黎这个法兰西的首都，文明世界的大都市，游客们休闲度假之所，再留有工厂和作坊……巴黎应该是国家文化艺术活动的中心，金融和商业活动的要地，国家政府部门的居所。[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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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食物供应的变化也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全国铁路网的建立容许来自偏远地区的水果、蔬菜和葡萄酒快速运到首都，因此完全可以不用追求本地的货源。逐渐衰落的巴黎葡萄酒工业已经无法与法国南部的制酒业相匹敌。被排挤出城市中心的工业可以在原来的农业用地上安家，城市中心地带则完全可以放手大搞服务性产业。实际上，巴黎中心街区的非工业化从来都没有彻底实现过，特别是在作坊的层面上。不过市中心地价的攀升的确挤走了许多穷人，并吓退了许多外来的劳工在此安家立业。巴黎的工业区逐渐向外围行政区转移，随同移动的当然是工人阶级。有些人认为，财富将一点点地向较贫困的街区移动，使更和谐的发展成为可能。但其他人并不这样乐观。拉扎尔就曾经警告同时代人说：“奢华之城将会被贫困之城所阻碍。”[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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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使35万人不得不搬家。在1861年至1901年间，由于资产阶级想要拥有更多的活动空间，优雅的现在巴黎第一和第二区的人口减少了20%。而在同一时期，从现在巴黎西南的第十三区起，顺时针转到东北的第十七区的外围行政区，人口却翻了一番。当时，批评政府的人将这种人口变迁视为奥斯曼建设项目中对穷人实施的惩罚措施。古地志学者维克多·富尔内尔谴责道：“名为美化巴黎，实则是一种防范，是对武装暴乱者的反击，是对革命的警示。”他穷尽刻薄之词来批评奥斯曼改建工程中的街道建设项目，认为其设计“具有炮弹一般的微妙和睿智”。[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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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拿破仑三世或奥斯曼在下令修建街道的时候并未动用一枪一炮，也不该低估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各种非政治压制目的。不过毋庸置疑的是，奥斯曼及其同僚的确思考过要通过社会变革和策略性城市美化来削弱巴黎民众的好战性，[333]而巴黎人那种广泛的激进主义思想如同霍乱和痢疾一样具有很强的传染性。拿破仑担心1848年6月的工人起义再次上演，忧虑巴黎民众反对他12月政变的呼声再起，当时，聚集在圣殿区的市民是在骑兵的数次攻击下才被迫解散的。有人断言，奥斯曼的现代城市生活是要建立在根除民众反抗的基础之上，富尔内尔就认为：“他要同时与瘟疫和革命战斗。”[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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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是这样评价自己拆毁工人阶级住宅区工程的：“我们是在清除老巴黎暴乱和街区反抗的根源。”[335]经过改造后宽敞的巴黎林荫大道当然使得巴黎激进分子惯用的设置街垒的反抗手段成为历史，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那些街垒与其说是一种武装反抗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斗争的信号；相反，在林荫大道上骑兵的快速部署可以得到有效实施。[336]平整的地面也让骑兵的调遣更为快捷，尤其是在巴黎城市山丘地带新平整的道路上，这些道路本是墨洛温时代人们所熟悉的山坡地，现在均得到平整。[337]林荫大道的布局也便于分散在城市各个角落的警察部队快速集结起来，如市政厅后面洛博街的守备部队在市政府陷入困境的时候可以提供迅速的武装保卫，而里沃利街的守备军可以为卢浮宫和杜伊勒里宫提供第一时间的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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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街道的策略布局是实现社会秩序安定的另一种有效手段，因为这一格局可以将好战民众云集的区域分割开来，变成一块块分散而且易于控制的单独地域。例如，圣米歇尔大道和圣日耳曼大道都从拉丁区中间穿过，将之分割成堪称典范的又长又宽的几个地带，因为那里是巴黎最具反叛传统的地区之一，从12世纪到20世纪一直是具有反叛思想的学生们的聚集地。不知是否有意，迪雷完成的圣米歇尔雕像脚下踩着一条龙，使达维乌设计的塞纳河边上的圣米歇尔饮水喷泉更加壮丽，让人联想到投石党运动之后路易十四以胜利者的姿态昂然屹立在反叛势力之上。[338]但是按照奥斯曼的一个批评者的看法，这个设计是“一个巨大的艺术败笔”。[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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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莱的周边地带开始，穿过圣安托万区到贝尔维尔、梅尼蒙当和沙罗纳的东部街区，那一带的发展基本相似。四周的街道汇集到共和广场，共和国大道、伏尔泰大道、马真塔大道和图比哥街都穿过贫困且激进的工人居住的地区，同时，1854年，政府在广场附近建起一座规模不小的骑兵军营，“时刻防范着任何有颠覆政府意图活动的兴起”。[340]在圣马丁运河的处理上，遏制政策也被贯彻得淋漓尽致，政府下令在运河沿岸人工铺设路面，这就形成了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里夏尔·勒努瓦大道。在1848年6月工人起义期间，一些起义者曾经以运河东侧为庇护所与政府军展开战斗，并阻止了政府军队向圣安托万的进发。该地段路面铺设之后，圣安托万区很容易受政府控制。“过去我们需要用来复枪和大炮制服叛军，现在我们使用镐头、手铲即可解决问题。”1858年，一位帝国的追随者如是说。[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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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巴黎第十三区的圣马塞区，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在实施过程中也是既有城市改造，又有旧社区的破坏。王家港口路的兴建延长了蒙帕纳斯大道，规划中的新阿拉戈大道与重新整治的穆夫塔街交汇，穆夫塔街的一段被拓宽和绿化后改名为戈布兰大道和意大利大道。这里曾是巴黎街道最古老的部分之一，到第三共和国时期这项工程完成之后，这里几乎所剩无几，只有那中世纪古镇圣马塞尔孤零零地站在护城河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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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城市改建项目使巴黎那些破旧的城区有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教堂、学校、镇公所、医院及其他一些现代公共场所。1864年，一位作家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建筑工人的铁锤捣毁了一些我们希望保留的遗迹，它同时也摧毁了盗贼出没的地方和色情场所。”[342]从这句话的背后我们可以想象得到，面对拆除、搬迁、安置等奥斯曼城市改建计划的实施，许多在街头巷尾、广场上、酿酒厂和公共洗衣房等工人居民区多年来形成的社区氛围遭到了极大破坏。不过，第二帝国的覆灭和第三共和国的建立说明，奥斯曼主义的逻辑并未完全摧毁工人阶级的激进思想。然而，正如巴黎城市那些区域自己证明的那样，第二帝国的城市转型确实改变了它们的位置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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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1月，在去歌剧院的路上，拿破仑三世险些被意大利激进分子奥尔西尼炸死。他并未因此采取残暴的手段镇压激进分子，相反，却开始了更为开明的执政时期。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开始形成，他们把大部分的怒火都撒向皇帝对塞纳区行政长官的选择上。奥斯曼的专横天性击碎了巴黎人可能拥有的城市改革的任何想法。帝国的开明治理又使得他的风格看起来越发不合时宜。1859年至1860年间，兼并周边土地计划的实施使巴黎的面积不断扩大，为此花费巨大，基础建设开销尤为突出。奥斯曼设计了新的金融手段帮自己渡过难关，成立了一个享有特权的名为“巴黎储备银行”的储蓄银行，该银行旨在吸纳贷款。不过他的压力越来越大，随着贷款利息的上涨，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任人唯亲、贪污腐败之风困扰着这位行政官。有些人认为其财政赤字会影响下几代人的安康。其政敌儒勒·费里拿这位男爵的“令人惊异的账目”的故事来游说政界要人。[343]费里及其幕僚确实有能力将奥斯曼挤下台，但就在这关键时刻，第二帝国悄然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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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一、费利切·奥尔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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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洛维时代开始，巴黎就一直是法兰西的首都和国家元首频繁光顾的居住处，这一事实预示着它必定成为反对国王、皇帝、总统等各种暴力行为的中心舞台，包括奥尔西尼暗杀拿破仑事件在内，要取这位皇帝性命的暴力事件就达十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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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利切·奥尔西尼是意大利激进民族组织烧炭党的成员，他坚信拿破仑三世是阻碍意大利民族统一的罪魁祸首，因此当拿破仑三世将车停在拥挤、狭窄的勒佩尔蒂埃街上老歌剧院门前时，他向皇帝的马车投掷了三枚炸弹。拿破仑并未受伤，但是受到很大震动。他乘坐的马车和拉车的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当场炸飞。八个行人被炸死，一百多人受伤。奥尔西尼最后被判处死刑，送上了绞架。然而，对于刺客来说，他的行为却异乎寻常地对他攻击的目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幸免于难的拿破仑三世调整了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在1858年转变了他对意大利统一事业的看法。奥尔西尼的行动也使奥斯曼加紧实施将拥挤、热闹的歌剧院剧场迁往一处新址的计划。后来，在今天叫作巴黎加尼叶歌剧院的新剧院落成后，为皇帝专门设置了一处戒备森严的入口，以避免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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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西尼事件警示世人，以路障、叛乱、革命和军事行动久负盛名的巴黎是一个个人或集团暴力活动频繁发生之所。人们对历史上成功的暴力行为不乏了解，但那仅仅是个人政治暴力行为的冰山一角而已，直至今日，仍时有此类行为发生，如2002年企图暗杀巴黎市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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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6世纪宗教战争时期开始，策划政治暗杀的意识在人们头脑中越来越占有突出位置，诛杀暴君被认为合情合理。亨利三世当年逃离巴黎就是为了躲避巴黎人的追杀。勉强躲过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劫的亨利四世在1610年因交通堵塞被困在巴黎街头，并死于让·弗朗索瓦·拉瓦亚克的刀下，在这之前，他已经经历过十数次对他施行的暗杀，不过那些行动多数是在巴黎以外发生的。当然，很难划清因意识形态不同而引发的行为或者个别人因妒嫉而发生的行为之间的界限。例如，1757年1月6日，试图用袖珍折刀刺杀路易十五的让·路易·达米安在迫其供出同犯的过程中遭受了酷刑，因为他坚持刺杀是他的个人行为，但人们怀疑他是詹森主义者，因为他暴露了与这一运动的关联。但是他的动机似乎来自个人的冲动，像他这样的例子并不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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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意识形态冲突或政治动荡的岁月里，暗杀活动更为频繁。1793年马拉在自己的浴室里被夏洛特·科黛暗杀，以及在大革命期间恐怖时期对罗伯斯庇尔的秘密暗杀计划，都属于政治暗杀行为。1820年，对路易十八的继承人贝里公爵成功实施暗杀的激进共和主义者路易·卢韦尔也明显属于意识形态不同而引发的此类例子。类似的例子还有，19世纪末、20世纪初无政府主义者发起的暴力行动，1894年在里昂成功刺杀萨蒂·卡尔诺总统的事件。除1914年暗杀社会主义者让·饶勒斯和1932年一名俄国无政府主义者谋杀总统保罗·杜梅事件之外，20世纪早期这种暴力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到了该世纪中叶，情况又有所反复。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时期，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动荡不安，曾有过许多次针对戴高乐总统的暗杀事件发生。20世纪的最后几年里，暴力事件仍频繁发生，但是恐怖分子现在似乎已对政治领导人兴趣索然。1995年安放在圣米歇尔地铁车站并造成6人死亡、62人受伤的炸弹，目标并非想杀死去歌剧院途中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的总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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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政府要员的政治暗杀活动在巴黎内外均有发生，但对犯罪分子的惩处均在首都执行，以示对事件的高度重视和警示民众。例如，1757年在市政厅前沙滩广场处决达米安就是出自此种考虑。身上仅着一件睡衣、手拿忏悔用蜡烛的达米安在走下圣母院的台阶后，遭受了一连串精心设计的酷刑，最后他被四马分尸，当时观看处决场面的人达到数万人。能够俯瞰到广场的房间均租给了那些急切希望好好观赏这一幕的优雅的绅士淑女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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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达米安的例子充分反映了巴黎人希望观看公开处罚场面的强烈愿望，这种处罚甚至逐渐应用到非政治犯身上。例如，1836年的拉森纳尔，1869年的特鲁普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波诺犯罪团伙成员和金帽事件中的流氓团伙，20世纪30年代的帕潘姐妹和韦德曼等涉及家庭暴力、系列犯罪、与色情有关的谋杀等，都在媒体煽动下引起公众不应有的关注。这些团伙都是被公开处决的，而公开处决原本是旧制度下的做法，生活在恐怖时代的人对此的热情更是有增无减。1792年，大革命时期的法国开始启用断头台，是公开处决像达米安这类犯人时使用的比较人道的行刑器具，但没过多久它便成为血腥复仇的象征。从19世纪30年代起，行刑场从市中心移到了郊区地带。奥尔西尼是在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罗凯特监狱外被处决的，19世纪50年代，行刑场又迁至现在巴黎第十四区的桑特监狱外。从1939年开始，考虑到处决杀人狂欧仁·韦德曼时公众当场表现的令人发指的狂热，政府决定今后禁止进行公开处决。1977年是最后一次使用断头台的年份。1981年，法国废除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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