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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黎越是被作为现代化城市的代表而神化，它就越滋养着一种怀念老巴黎的反面神话。那个老巴黎虽然是一个凌乱的地方，但是真实的、早已被宣称是更适合人居住的地方。奥斯曼主义的强制介入阻碍了巴黎人的个性发展，使他们成为城市有机体的一部分，一言一行尽在城市的掌控之中。马克西姆·迪·坎普认为，现在普通的巴黎人已经成为被动的、被控制、被管理的编码，无论情愿与否，他们都“被登记，被编入目录，给一个代号，处在被监视之中，负责供电、打扫卫生、引航带路、照顾别人、听从警告、遭受逮捕、接受审判、遭到监禁，最后被埋葬”。[369]这种反乌托邦的幻灭态度突出反映了奥斯曼这个名字的知名度，现代化理想变成激烈的社会与文化变化过程中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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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埃菲尔铁塔顶部放眼瞭望，可以隐约感到奥斯曼化了的巴黎城市中心仍然在不断地变化，而该铁塔本身正是1889年博览会颂扬现代主义的杰作。人们在埃菲尔铁塔上不仅可以展望西部街区别致的林荫大道和百货商店，还可以一览远郊工厂和工人住宅区。巴黎是一座以大量消费为中心的城市，这正是博览会突出强调的，而且是继续以工业化和艺术产业化为主要特色的城市。然而，奥斯曼式的林荫大道并没有成为一切，甚至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巴黎城市中心，奥斯曼也是枉费心机。尽管老巴黎已经被分割成数块小区域，但是它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所不同的仅在于距离里沃利街或圣米歇尔大道远一点还是近一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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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三、埃菲尔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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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耻辱。我们确信，即使是爱财如命的美国人也不想要它。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每个人都这么说，每个人也都因为它而极度心烦——而我们的说法只是广大民众呼声中一个小小的回音，要知道，广大民众的呼声是很值得警觉的。人们只需想象一下，一座现代工厂里巨大的黑烟囱那样的铁塔主宰着巴黎，以其野蛮的块头压倒了圣母院、圣礼拜堂、圣雅克塔、卢浮宫、荣军院的穹顶、凯旋门等，埃菲尔铁塔简直不值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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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段陈词是1887年由大约50位著名的知识分子签名后发出的，其中包括作家小仲马、勒贡特·德·列尔和莫泊桑，建筑师夏尔·加尼叶，作曲家古诺和马斯内，剧作家维克托里安·萨尔杜，以及许多建筑设计师。他们公开宣称自己是“美的激情热爱者”，自认为是所有喜爱历史上巴黎的人的代表，无法忍受巴黎将要被正在准备建立的那个“毫无价值的柱状型铁架那令人厌恶的阴影”所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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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在所需的250万颗铆钉尚未有一颗敲定之前就受到法国文学和艺术大师们全面谴责的建筑，埃菲尔铁塔的质量惊人地好。负责铁塔建造的勃艮第工程师古斯塔夫·埃菲尔——尽管它事实上是由他的同事努吉耶和凯什兰设计的——给那帮大师们写了一份激情似火的答复，声称他提出的这种新型美的建筑并没有违背艺术标准和历史惯例，而是超越了这两者。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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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埃及那些金字塔具有巨大的艺术价值才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吗？……埃菲尔铁塔将是人类有史以来建造的最高大的建筑物，为什么金字塔在埃及具有令人钦佩的价值，而埃菲尔铁塔在巴黎却变成了丑陋与荒唐的话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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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些人十分讨厌埃菲尔铁塔。例如，J.M.于斯曼攻击它是一个“毫无价值的蜡烛台”，一个“浑身是洞的固体栓剂”。但是埃菲尔同时代的人和后代子孙们纷纷来铁塔参观。铁塔落成于1889年博览会，仅这一年就有200万人参观该铁塔，其中包括威尔士王子、八位非洲国王、托马斯·爱迪生、莎拉·伯恩哈德和“水牛”比尔，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佳宾跋涉1710个阶梯，来到300米高的铁塔顶端。巴黎春天百货公司独家获得了建塔所剩的边角余料，用来制造许多微型埃菲尔铁塔，作为纪念物卖给游客，结果使铁塔的形象遍布全法各地。到21世纪初，来埃菲尔铁塔参观的人数已经接近2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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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毕沙罗是埃菲尔铁塔著名的坚决反对者，但法国大多数画家还是几乎立刻表示愿意来看看铁塔。例如，修拉早在1889年铁塔落成当年就来参观，1890年来参观的著名画家还有卢梭、希涅克，夏加尔、德罗内、郁特里罗、杜菲、谷克多等也步其后尘。诗人们也纷纷来访。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前线服务的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创作了一首抗击德国的诗歌，用的就是埃菲尔铁塔式的排列方式。阿波利奈尔的姿态表明一个事实，即埃菲尔铁塔是巴黎城市的一个无与伦比的纪念物，巴黎所有著名的纪念场所也无一可以与之相比拟。在这方面，巴黎圣母院与埃菲尔铁塔十分相近，尽管巴黎圣母院的宗教功能使它超出了巴黎反教权主义的目标界限，但它事实上出自技艺精湛但默默无名的劳动者之手。埃菲尔本人将他的铁塔称为“300米高的旗杆”，三色旗在塔顶飘扬。埃菲尔铁塔的形象，从绘画、诗歌、图片、电影到各种各样的纪念品，都让人想起巴黎而非整个法国。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埃菲尔铁塔就是巴黎城市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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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菲尔铁塔超越了艺术标准，也超越了所有实用功能的概念。最终，人们发现了它的一些其他用途：1908年，人们在塔上竖起一根无线电杆，后来又建了一根电视信号杆；它的顶端还是军事观察点；它还被用来做巨大的广告板和气象观察站。然而，埃菲尔铁塔的这些实用功能都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代替，因此，铁塔在这方面的所有意义和目的都不那么重要，它的工程设计本身就是它的最高成就。与埃菲尔铁塔同时期开放的英国福斯大桥也是如此，除了它本身在建筑史上的荣耀和地位外，这座桥至少还承担了从河口一岸到对岸的交通运输，所不同的是福斯大桥建筑过程中有大约100人死亡，而埃菲尔铁塔建筑工地仅有一人重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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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出色的旅游景点，铁塔还超越了旅游行业的陈旧观念。铁塔最高明的评论家罗兰·巴特指出，游客在塔上无可探求，塔上一无所有，除了巴黎，事实上在塔上什么也看不到。人们在埃菲尔铁塔上不仅可以俯瞰巴黎全景，而且可以领略巴黎难得一见的空中轮廓。难怪莫泊桑在塔中餐馆用餐时说：“这里是巴黎唯一一个看不到铁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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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塔缺少实用性，为了赋予它实用意义，人们发起了带有补偿性的寻求。埃菲尔曾对自己克服巨大困难之后创造了这个人间奇迹而倍感自豪，而铁塔对人们提出的挑战则引起了更加乖张怪僻的挑战。1926年，有人试图驾驶飞机从埃菲尔铁塔腿下穿过，结果失败，但这种试验在1945年取得成功。1912年，有人乘降落伞从埃菲尔铁塔上跳下。1923年，有人骑自行车从塔上下到地面。1905年，人们举行了爬塔比赛。1954年，有人使用登山技术攀登埃菲尔铁塔。1983年举行了骑摩托车上塔比赛。1987年又举行了骑山地自行车上塔比赛等等，不一而足。在这些试验中，有一些尝试以悲剧告终。总体而言，包括冒险者和各种原因的自杀者在内，死于埃菲尔铁塔的人数大约为35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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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雕刻家雷蒙·杜尚—维永把埃菲尔铁塔称为“超人兴奋之梦”，由于它明显缺少实用性，所以增加了更多的幻想性。铁塔曾经被喻为许多东西——烟花、油井井架、避雷针、昆虫等。各种幻想常常会有一个色情的转变。塔身明显的性的维度（这一点由桑德拉尔、阿拉贡和超现实主义者所强调）事实上已经夹杂着相当奇怪的意念。在阿波利奈尔的诗中，塔如同照顾巴黎这个羊羔的牧羊女一样，这种比喻令人想起巴黎城市的守护神热纳维耶芙，她有时被描述为在照看绵羊。另外，从下面仰望塔身，尤其是在诗人看来，它的第一层酷似怪异的骨盆，这表明埃菲尔铁塔超越了性别之分，正如它超越了美，超越了实用，超越了历史，超越了观赏，超越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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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巴黎保留了其蔑视各种解释和纷争的能力。例如，对巴黎城市意义的争论就曾经演变成一场对现代性本质的辩论，全世界的非巴黎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进来。对现实和过去的意见分歧同样会影响到对未来的展望。随着又一个世纪的到来，巴黎的未来发展似乎还很模糊。从一个角度来看，巴黎明显进入到举世无双的满足和享乐时期。很明显，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代人的观点，他们将这个时期冠名为“美好时代”。相反，许多人强调，紧张局势和各种不祥征兆正在来临。有些人甚至开始担心世界末日的到来，未来可能意味着结束而不是开始，所以，“美好时代”也就是“世纪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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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0 令人担忧的景象（1889—1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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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的巴黎可以称为博览会的盛世，有两次国际大型展览，即1889年和1900年博览会在巴黎举行。这两次展览都以1855年、1867年和1878年博览会为蓝本，展览中心都在战神广场，都再一次强调巴黎是“光之城”（也确实是由电灯来照明的），而且两次都极其成功。1889年博览会吸引了3200万观光者，人数是1878年的两倍。1900年博览会人数达到5100万，这个数字使它成为世界上参观人数最多的国际博览会，直到1970年日本大阪的世界博览会超过了它。1889年的巴黎博览会安排在与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同期举行，特别设想为现代的开始。1900年博览会的主题是“巴黎，文明世界的首都”。如果说巴黎是民主的诞生地，它又有引领现代文明的优势，那么它正是把自己的壮丽展示在“世纪末”和“美好时代”这一矛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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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第三共和国建国以来动荡的政治和社会氛围，大型展览当然采取了夸张手法来展示。两次博览会皆试图寻找一个统一政治制度的形象，但现实还存在着严重的政治分歧，还没有完全摆脱巴黎公社时期的社会阴影。19世纪70年代，君主派一直想要夺取政权，而共和派对此表现懦弱，结果在1873年君主派如愿以偿，没费吹灰之力就将共和派梯也尔赶下了台。波旁王室的王位觊觎者尚博尔伯爵，也就是查理十世的孙子，1871年以前根本就没有住在法国，甚至从没有到过凡尔赛，他试图谋取国民议会批准，获得总统候选人的资格。后来只是因为他固执地要求使用白色百合花旗作为法国的国旗，才没有成功。这种情况表明，极端主义情感的宣泄无论如何不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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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到了1879年，君主制复辟的喧闹已经烟消云散，政府才将官邸从凡尔赛迁回巴黎。在巴黎公社那黑暗的日子之前，巴黎一直是法国政府所在地。同年，政府批准第一批释放被囚禁的巴黎公社社员重新进入巴黎城区。凌晨4点，政府偷偷运送他们到达奥尔良火车站，却发现有4万名工人臂挽臂地给予他们同志式的欢迎。1880年，确定7月14日为法国国庆日，表明共和国开始与历史上反君主制的势力走向和谐。尽管如此，在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布朗热将军掀起的波澜又一次打破了巴黎政局相对平静的瞬间，尽管他本人要在影响上挑战拿破仑，但是他仅仅成为政治上的一颗流星，转瞬即逝。布朗热呼吁修订宪法，并开展一场反德意志帝国的复仇战，这为他赢得了大量工人和巴黎资产阶级的选票。尽管如此，到1891年，这位将军终于力竭心衰，在他情妇的坟墓上饮弹自尽。[370]但是，在19世纪90年代，法国政局还出现了其他一些新的不稳定因素。政界高层严重的经济腐败引发了一系列丑闻，引起极大的社会反响；桃色丑闻也不断发生，1899年总统费利克斯·富尔在与情妇性交中身亡就是一个明证。尽管教皇在1892年要求法国天主教支持共和政体，但是法国共和派时常对天主教发动猛烈攻击。教会中的反共和主义情绪仍很严重；贵族聚居的圣日尔曼区是这些动荡的热点地区之一，马塞尔·普鲁斯特曾详尽地描述过他们的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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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和国宪法将选举权扩大到所有成年男性，随后，由1870年抗击普鲁士围攻的英雄之一莱昂·米歇尔·甘必大提出的所谓“新社会阶层”这一概念又被神圣化。但是，法国社会政治基础的扩大似乎仅仅造成了一些新的权力观念的产生，并导致人们心目中一种新的焦虑：民众政治到底何去何从？左派点燃的社会主义烈火早已经在巴黎公社的灰烬中重新燃起，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左派已经进入国民议会。此外，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和平主义党派对第三共和国的殖民主义扩张政策提出严厉的批评。工人阶级的政治势力正在急速发展。1890年5月1日，十万多名工人在巴黎庆祝第一个五一劳动节——这在当时是违法行为。1895年，法国劳工总联合会（CGT）成立，后来发展成为法国最大的同行业联合会，并在成立后立刻卷入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运动中。此外，左翼党派中最具有武力色彩的组织在布朗热事件后掀起了一场无政府主义的暴力运动，巴黎的多家旅馆、饭店、行政官员居所和其他公共场所遭到袭击，伤亡在所难免。这种野蛮的政治运动遭到谴责理所当然，但令人惊讶的是，这种运动却受到工人阶级激进分子和文学艺术界先锋派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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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政治和阶级在为自己的利益争夺政权，那么性别也不例外。一个日益壮大的女权主义游说团呼吁采取措施来扩大妇女的社会和政治权力。1897年，玛格丽特·迪朗创办了第一份女权主义日报，并给报纸起了一个很有巴黎特色的挑衅性的名字：投石党人。迪朗对19世纪法国妇女在父权主义统治之下自身卑微的社会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谴责那种将妇女当作家庭主妇或性伴侣的角色。在当时的法国，尽管妇女们已经获得教育权、就业机会、法律上的平等权利、掌控财产和离婚的权利，但是女权主义运动有其深刻的文化影响，它远远超越了政治权限，尤其是在女权主义运动集中的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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