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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酷是手段，但是并没有结束阿尔及利亚危机。虽然阿尔及利亚殖民当局把戴高乐将军看成维持殖民统治的救世主，但他们很快发现戴高乐将军已经放弃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所有权，同时为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谈判打开方便之门。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当局对此做出了激烈的反应，他们在1961年初成立了秘密军事组织（OAS），并由该组织来指挥反对非殖民化运动的军事行动。该组织与法国军界和政界关系密切，他们不仅在阿尔及利亚组织活动，还在巴黎从事了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刺杀戴高乐将军以及在平民中造成巨大伤亡的炸弹袭击。1962年2月28日，法国共产党和其他左翼组织共同组织了反对OAS暴行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许多巴黎人对于这场危机的态度也在那场示威活动中表现出来。结果那场示威游行演变成与警察的大规模冲突，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和路人避难于现在巴黎第十一区的卡隆涅车站，由于人数众多，互相践踏，导致9人死亡。几天以后，大约50万巴黎市民参加了这些牺牲者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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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的《埃维昂条约》宣告阿尔及利亚独立。其他法属殖民地也纷纷效仿阿尔及利亚，庞大的法兰西殖民帝国宣告土崩瓦解。作为解决前殖民地殖民者问题的措施之一，法国政府通过了宽容的安置法：大约100万人在法国得到了重新安置，其中包括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有些已经在阿尔及利亚生活了好几代人）、意大利人和其他欧洲定居者，再加上战时站在法国一边的5万名前法国殖民当局雇用的当地保安队官兵。这些人绝大多数被安置在法国南部，被安置在巴黎周围地区的人大约有10万。《埃维昂条约》并没有中止OAS的暴行，因此，法国警察针对北非人的管制措施在某些地区仍然存在，直至1963年，危机终于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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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出现了新一轮的移民巴黎的浪潮，但对于这座具有悠久移民传统号称“移民熔炉”的城市来说，这只能说是其移民史话中的一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量移民涌入巴黎，其中主要是意大利人、德国人和俄国人。20世纪60年代，从整个庞大的法国前殖民地撤回的殖民者，包括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印度支那和西非，许多也被重新安置在巴黎。这还不算，当时还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巨大的葡萄牙移民潮：1961年大约6000名葡萄牙人进入法国，1963年则上升到28000人。这些移民多为妇女，她们中多数人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家庭中的女佣。与20世纪早些时候一样，巴黎将那些新移民安置在郊区。到了20世纪末，巴黎土地范围内的13%居住的是外国人，这个数字是全国平均值的两倍，这也就意味着，平均每六名巴黎人之中就有一个是外国人。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过去被殖民统治的人纷纷加入到殖民统治者的队伍之中。那些北非国家独立后，国内贫穷状况的推力和大都市工作机会的拉力共同引发了新一轮的向法国移民的浪潮，其中以西非和北非人最为突出。大量非洲移民的涌入不仅改变了巴黎人的人种构成，而且改变了巴黎传统的宗教结构：1939年整个巴黎城内只有4座清真寺，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20，郊区则更多，估计有300至500座。这些新来的喜欢聚集在一起的移民为巴黎重新绘制了一幅行政区域图：在巴黎城内，犹太人聚居于马莱，土耳其人（其中很多人持有德国护照）愿意定居在现在巴黎第九区；占移民人数近一半的北非人则居住在东部一些外围地区，特别是现在巴黎的第十八区、十九区和二十区；20世纪70年代末接纳的大量越南和柬埔寨移民聚集在第十三区，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人种学意义上的“中国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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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1945年前的移民潮相比，此次移民的大量涌入对巴黎人口带来的冲击并不大，二战以后的法国人口统计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法国的婴儿出生潮打破了长久以来法国人口的低出生率的状况，使法国人口重新开始增长：1946年，法国总人口4100万，1966年这一数字增长为5000万；90年代突破6000万。伴随着人口增长而来的是显著的城市化进程：1945年法国农业生产人口占总人口的35%；1980年这一数字为9%；2000年进一步下降为5%。强大的城市化进程并没有影响到巴黎市区内20个区的人口数字，事实上该地区的人口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峰；50年代中期增长为280万；80年代初又下降为210万人。而在外来移民的聚集区，城市化和人口出生率上升是非常显著的。巴黎的郊区迅速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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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黎城区的急剧膨胀与政府没有什么关系。相反，巴黎市政府在城区和郊区扩展中充当了阻碍者的角色。在战后重建工作中，巴黎政府优先考虑那些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地区，但也有人认为巴黎城已经过于庞大了，维奇瓦特就是这么看的。让·弗朗索瓦·格拉维耶在1947年发表了一本畅销书，名为《巴黎与法兰西荒漠》，锋芒直指巴黎周围地区的欠发达问题。法国的战后重建部长克劳迪尤斯·珀蒂主张把商业和工厂从首都疏散到边远地区，他还赞同在英吉利海峡沿线建立“绿色地带”的建议。该建议认为，如果法兰西岛的工业想要进一步发展，最好与巴黎分离开来，建立自己的绿色空间。他在1948年通过立法加强巴黎的房租管理，强有力地解决了首都的房地产投资的恶性循环，以此对巴黎城内的房地产开发问题提出警告。这样，巴黎新来的移民被迫居住在铁路终点站和城市边缘的废弃地带建立的贫民窟中。这些所谓的贫民区臭名昭著，有人认为一个贫民区就是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废纸堆、废钢铁堆和一些其他的废弃物堆，左翼政党因此呼吁采取相应措施解决那里的问题。但是，左翼政党同时更反对巴黎城市的主要发展规划，因为他们担心这会导致巴黎工人再次被安置在居住条件很差的郊区，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相当有道理的。1955年，激进的左翼总理皮埃尔·孟戴斯—法兰西决定，没有政府的特别批准，不得在巴黎建筑面积超过500平方米的商业建筑，正是这种情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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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泰尔镇的棚户区，1965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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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疏散政策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执行得非常顺利。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关于巴黎再发展的重大谋划中出现了巨大变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巴黎城市化建设的黑暗时期行将结束。1953年，重建部部长克劳迪尤斯·珀蒂的下台成为问题发生的转折点。他的继任者采取了发放建房补助金的方式来发展房屋建筑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巴黎的小型建筑多采取“低租金住房”（HLM）的形式。现在，主要居住区聚集在一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出现了。从1953年开始，法国政府鼓励巴黎市政府在非困难地区进行HLM房产的建设。而且未来几年的建设高潮得到了技术进步的支持，建筑工艺中预制部件的系统使用使工作时间大量减少，1957年建一单元公寓需要3600小时，而1959年只需12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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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筑热潮还有另一个使人惊讶的地方，那就是绝大多数建筑是由著名的勒科布西耶指导下开工的。[430]在这种具有超凡魅力、众望所归的理论观念指导下，设计师和规划者们以极大的热情接受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巴黎旷野上发出的最现代化的寓言般的呐喊。几十年以来，巴黎没有人提出建设高档住房的要求，现在以绿地环绕、高楼林立的居民点取代贫民窟的主张不仅是受欢迎的，甚至是可以实现的。最初，这种居民点都是在郊区和困难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的，或者说主要是巴黎古老的城市中心地带建立的，结果新建筑使周围的那些一两层高的古老房屋显得过时了。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居民点方案已经扩展到巴黎全部20个区。这标志着巴黎中心市区以外的周围地区也开始具有了这种新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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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期曾经游览过巴黎的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后来回忆起这段情景时不禁怀有某种期望之情，因为这次巴黎的建房行动在其长期新建筑的历史过程中已经考虑如何改变城市风貌的问题。他在书中记载，这个城市“多次只拆除旧的而不建立新的”，结果使城市形成了这样一种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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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雅的店铺，褪色的广告，鳞状的装饰，一副传统的特征：简约但仇视新奇之物，处处显露着庞大的殖民帝国瓦解之前的富足特征，在这里，……你能看到美好时代的结束，马塞尔·卡尔内电影的衰亡。[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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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最值得一提的是，有迹象表明，变化已经不可避免，因为法国中央政府正在规划巴黎地区的发展，而不是只关注首都人口的稳定和如何遏制人口的增长。第五共和国为巴黎及其周围地区制订的新的发展计划很快付诸实施。1959年至1960年，终于决定将1939年制订的普罗斯特计划丢进历史垃圾堆。一个新成立的计划委员会很快制订了新的发展计划，叫作“总体组织治理计划”。在20世纪60年代，又对该计划进行了一系列修改，其中最主要的是由戴高乐将军提名的保罗·德洛瓦所作的修改。最终，由他负责在1968年出版了《管理纲要》。到此时为止，巴黎地区的整体结构也完成了改造。根据1964年的一项立法，巴黎地区进行了重新划分，塞纳区被分成四部分：巴黎省、塞纳—圣德尼省、马恩河谷省和上塞纳省。塞纳—马恩省保持不变；塞纳—瓦兹区被分成伊夫兰、埃松和瓦兹河谷三部分。1976年，整个巴黎地区被定名为法兰西岛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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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纲要》在巴黎管理构架的重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与本世纪前一个发展规划不同，它明确接受这样的事实：该地区应该发展。德洛瓦呼吁在巴黎地区建立八个新城镇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通网络，并期望新城镇能够分担巴黎不断增长的压力，这些新城镇的功能没有独立城市那么多，其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巴黎提供通勤来往的工人。其中五个城镇发展为人口中心：截至世纪之交，埃夫里和默兰—塞纳尔各自的人口已经接近10万，塞尔吉·蓬图瓦兹和圣康坦超过了15万，马恩河谷接近20万。它们中的每一个在管理结构和空间组织上都有细微的差别：有的是在大片的甜菜地上拔地而起的，有的则是对已有的居民区改造而来。但这些新城镇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它们都是建筑楼群拔地而起，看起来就像勒科布西耶重返人间再次规划一样。所有的新城镇都有功能性的规划，周围有绿带，有便利的交通直通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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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几十年中，巴黎交通状况的改善是很有限的：只有两条总长29千米的高速公路、拥挤不堪的公路、缓慢前行的公共汽车（1937年取消了有轨电车），此外还有一条地铁，但并没有伸展到郊区，而且与国家和地方的铁路交通配合相当混乱。“总体组织治理计划”和《管理纲要》改变了这一切。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的在老城墙外非困难地区修建的环城高速公路在1967年完工，此时，在塞纳河右岸一条旨在提高穿越巴黎的快速公路也已完工。其后的发展主要是在1962年至1968年曾任戴高乐政府的首席管理者、1969年至1974年戴高乐退休后继任总统的乔治·蓬皮杜的亲自规划下进行的。在城市化问题上，蓬皮杜是一位固执的现代主义者，一位高层建筑和现代交通的热衷者。他宣布：“巴黎必须适应汽车时代，我们必须放弃过时的审美情趣。”[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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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之战后的涂鸦，196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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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到70年代，巴黎建造了大量的以巴黎为中心向外延伸的高速公路，不仅极大地缩短了从郊区到市中心的行程时间，而且加强了首都与枫丹白露之间（1960）、与芒特和里尔之间（1967）、与里昂和马赛之间（1971—1974）、与梅斯（1976）和卡昂（1977）之间的联系。从1969年开始，旨在服务于郊区，地铁把沙特莱广场至中央市场和巴黎地区的主要干线车站，如巴黎北站和里昂火车站连接在一起，从而形成了区域性的高速铁路网，进一步补充完善了巴黎的交通运输系统。1976年，区域性高速铁路网的行程已达76千米；1982年为274千米；到20世纪末，已经有4条干线覆盖了大约400千米，每年运行36700千米的里程。这一时期，地铁的交通质量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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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1706323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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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阿尔及利亚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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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17日，巴黎市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在马谢纽夫河堤上主持了附近的圣米歇尔桥落成仪式，这座桥是一座市政纪念性建筑，是为纪念在法国的一次最悲惨的事件中死于法国警察之手的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化的数百名死难者而建立的。多年以来，法国政府当局在公开场合竭力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自从1961年10月17日所谓“巴黎之战”被曝光以后，已经整整40年的时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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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秋，巴黎的穆斯林社区决定抗议强加于他们的宵禁制度。这次运动发生在一个相当敏感的时刻，因为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艰苦斗争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在此之前的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正是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垮台，当时的巴黎已经变成了武装冲突的舞台。参加暴乱的人试图以公共舆论的压力来反对法国政府支持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的政策，为达到这一目的，巴黎街头是最好的舞台。在过去的整个夏天中，已经发生了许多起炸弹爆炸和袭击警察事件，导致数十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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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的游行示威原本计划的是一场有25000名阿尔及利亚人参加的和平示威运动。但巴黎警察认为这是极端的挑衅行为，他们对游行示威者大肆谩骂，野蛮殴打，一些示威者被打翻在地，一些人被关押在某个地方，其中包括冬季赛车场。众所周知，那里曾经是二战中关押犹太人的地方，关押在那里的犹太人在1942年全部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嘲弄。法国军队在北非战场上就曾经利用酷刑来对付起义者，为了从示威者口中获取是谁袭击了警察的情报，也是出于极端残忍和复仇的目的，巴黎警察也使用这一招来对付那些被逮捕并拘留的示威者。更为严重的是，大批的示威者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打伤，街头上到处躺着受伤者，而被害者的尸体则被毫无人性地扔进了塞纳河中，在历史上好像有人这样做过。从坐落在西岱岛上的巴黎警察局附近拐角就可以达到的圣米歇尔大桥就是那次暴行的现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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