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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传：法兰西的缩影 二、阿尔及利亚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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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10月17日，巴黎市市长贝特朗·德拉诺埃在马谢纽夫河堤上主持了附近的圣米歇尔桥落成仪式，这座桥是一座市政纪念性建筑，是为纪念在法国的一次最悲惨的事件中死于法国警察之手的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化的数百名死难者而建立的。多年以来，法国政府当局在公开场合竭力否认对此事负有责任。自从1961年10月17日所谓“巴黎之战”被曝光以后，已经整整40年的时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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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秋，巴黎的穆斯林社区决定抗议强加于他们的宵禁制度。这次运动发生在一个相当敏感的时刻，因为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独立运动的艰苦斗争进入最后的关键阶段，在此之前的1958年，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也正是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垮台，当时的巴黎已经变成了武装冲突的舞台。参加暴乱的人试图以公共舆论的压力来反对法国政府支持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的政策，为达到这一目的，巴黎街头是最好的舞台。在过去的整个夏天中，已经发生了许多起炸弹爆炸和袭击警察事件，导致数十人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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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的游行示威原本计划的是一场有25000名阿尔及利亚人参加的和平示威运动。但巴黎警察认为这是极端的挑衅行为，他们对游行示威者大肆谩骂，野蛮殴打，一些示威者被打翻在地，一些人被关押在某个地方，其中包括冬季赛车场。众所周知，那里曾经是二战中关押犹太人的地方，关押在那里的犹太人在1942年全部被押送到奥斯维辛集中营，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嘲弄。法国军队在北非战场上就曾经利用酷刑来对付起义者，为了从示威者口中获取是谁袭击了警察的情报，也是出于极端残忍和复仇的目的，巴黎警察也使用这一招来对付那些被逮捕并拘留的示威者。更为严重的是，大批的示威者要么被杀死，要么被打伤，街头上到处躺着受伤者，而被害者的尸体则被毫无人性地扔进了塞纳河中，在历史上好像有人这样做过。从坐落在西岱岛上的巴黎警察局附近拐角就可以达到的圣米歇尔大桥就是那次暴行的现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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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及利亚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了解了这一事件骇人听闻的血腥暴行。巴黎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包括很多有名望的犹太人，公开举行了抗议活动，并把这一事件与纳粹时期的暴行相提并论。一份法国共产党的报纸在当年11月7日用了这样的标题：“一个月以来巴黎发现了60具被淹死或者被杀死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尸体。”但是，更多的巴黎人不愿意相信巴黎警察会有如此血腥的暴行，警察当局也竭力否认所有的指控，并谎称所有的流血事件皆源自阿尔及利亚人的派系斗争。政府相关部门的隐瞒行为显然是有组织的，组织者就是警察中职务最高的长官——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由于证据不足，法国的左翼政党也无法利用这一事件谴责政府。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结束以后，有人又竭力想使人们忘掉这段血腥的历史。也就是说，想告诉大家，故事已经结束了，一切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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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1961年10月18日拍摄的一幅照片使“巴黎之战”永远留在一些左翼组织和阿尔及利亚人的记忆中，该照片拍下了圣米歇尔大桥顺流下去不远的艺术大桥旁边有人刻在墙上的一条标语。尽管警方试图掩盖这条标语，并迅速清洗掉，但这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墙上写的是“他们在这里将阿尔及利亚人扔到河里”。这个标语既可能是阿尔及利亚人所为，也可能是支持阿尔及利亚人的极左翼人士所为。这张照片在左翼内部流传开来，但是并没有引起公众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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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20世纪80年代在对维希政权时期迫害犹太人问题上法国行政官员与政客们如何勾结进行重新调查的过程中，历史编撰者对警察关于“巴黎之战”的解释再次提出疑问。1987年，曾经将抵抗组织领导人让·穆兰折磨致死、素有“里昂城的刽子手”之称的克劳斯·巴比从玻利维亚引渡回法国，并以反人类罪判处终身监禁。20世纪90年代初被捕的还有曾经指挥了1942年冬季竞技场抓捕行动的警察局长勒内·布斯凯，但在审判之前他被人杀了。曾经担任过第五共和国部长职务的前警察局长莫里斯·帕蓬也成为人们谴责的目标，事情很清楚，作为维希政权时期吉伦特省的警察局长，他曾签署过把犹太人驱逐至死亡集中营的命令，最终他被判处10年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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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20世纪90年代，帕蓬都极力否认巴黎警察曾经卷入过“巴黎之战”的阿尔及利亚人死亡事件中，并且嘲笑般地把当天的事件称为“虚构的死亡”。1998年当阿尔及利亚事件被纳入到对他的审判内容时，帕蓬以诽谤罪对当庭证人让·吕克·艾诺迪提出控诉。让·吕克·艾诺迪曾经出过一本调查该事件的书，在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反对忘记10月17日运动”中表现十分突出。在那场运动中，那张“涂鸦照片”成为它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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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政府调查团得出结论：10月17日夜有48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扔到塞纳河里淹死；在整个9月和10月，共有142名阿尔及利亚人被杀害，其中110人的尸体在塞纳河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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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团还承认，真实的死亡数字肯定比这还要多得多。同时，巴黎高等法院也承认：“巴黎之战”确实发生过，而且产生了严重的后果。这一举动把遗忘在历史的角落中近半个世纪的这一事件再次摆在了公众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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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在改善区域交通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外，“总体组织治理计划”和《管理纲要》在改变巴黎整体形象的住宅建设方面也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至1974那20年间，巴黎市区修建了超过20万套居民住宅，郊区比这还要多。1958年，政府曾经把巴黎市区较贫穷的主要地区指定为“优先都市化区”（ZUP）。1969年，这一计划又进行了重新组织和扩大为“协调管理区”（ZAC）。[433]ZAC与ZUP一样，都是在一个指定区域内，由政府指定某一私营公司来发展该地区，公司享有广泛的经济、征用土地和管理权责。从某种意义来说，ZAC就是处理那些“不卫生地区”，因为那些地区的存在有损于现代大城市的形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巴黎政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当然，ZAC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地区，也扩展到了被断定为“破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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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间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奥斯曼时代，规划者和设计师们比20世纪过去的任何时期都享有更大的创作自由和经济回报。正如奥斯曼时代一样，房地产发展的无限潜力为迅速聚敛财富提供了机遇，当然，腐败和奸诈现象也随之发生。政府公务人员如同商人一样一头扎进了非法致富的门路之中。从一些指控案件来看，这一时期确实赚钱容易而且利润丰厚。但是，新的商机也确实推动投资者摆脱了长久以来对巴黎房地产市场的极端不信任感，从而为进一步深入发展提供了资金。新投资主要集中在现在巴黎的第十二区至第十五区，那里是“不卫生地区”最多的地方。在巴黎的中心地区，即现在巴黎第十一区以内，新型建筑相对较少，即使少有的几处不卫生地区也没有进行彻底改造，而只进行了修修补补。[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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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调管理区”的城市发展以郊区为主，建筑方法与巴黎古老的住宅建筑模式形成鲜明对照。尽管奥斯曼的《房屋建筑报告》与此前的1783年至1784年规定的建筑章法协调一致，但是这股新的建设潮流以现代主义的旗号完全打破了常规。正如勒科布西耶所强调的，增加楼的高度是拓展空间的最好方法。1958年，巴黎中心市区的建筑高度限制为31米，周围地区为37米，相比较而言，郊区略高一些，为45米。但是，例外情况经常发生。例如，在香榭丽舍大街以西地区开辟的国防部开发区（拉德芳斯广场）就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在20世纪50年代，该地区曾经被指定为商业密集的证券交易市场和巴黎剧院发展延伸的地方。在巴黎的20个区中，1956年至1963年修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十六区的法国广播大楼大厦正面对着塞纳河，其中心塔楼高75米。同时，位于现在巴黎第七区军事学院后身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也超过了高度限制。但是，最大的特例是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地铁终点站1959年开始兴建的迈内·蒙帕纳斯大厦。坦率地说，世界上到处都是摩天大楼，事实上巴黎也有不少高楼。但是在该大厦建成后的十几年间，巴黎人每当看上它一眼就觉得它越来越高，好像已经超过了它实际的200米高，许多巴黎人有一种可怕的视力越界的感觉。该大厦与其说是一个“记忆之场”，不如说是一个巴黎人众所担忧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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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帕纳斯大厦和周围林立的商店以及办公大楼完全投入运营的时候，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朱西厄科学学院的一座相比之下小得多的90米高摩天大楼正在建设中，这种高塔式建筑风格已经成为巴黎城市风景的基本象征。举例来说，与法国广播大楼隔河相对的地方修建的位于现在巴黎第十五区的塞纳河开发区，就是由20座高度超过120米的高楼组成的。在现在巴黎第十三区的意大利广场后面的荒废区、现在巴黎第十四区贝尔维尔外的比较贫困的工人住宅区和现在巴黎第十一区里昂火车站后面的工人区，也都出现了高楼林立的现象。到了21世纪初，整个巴黎的160座被归类为“非常高的建筑”中有近一半在这些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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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建筑使人们日常生活的物质文化发生了彻底改变。从1949年到1958年，法国平均国民收入与国民支出增长了近三分之一，而且还在持续增长。巴黎及其周围地区的居民楼充满了各种各样象征着某种生活方式的新设计和新奇家具，这不能不让刚刚经历了一段艰苦生活的巴黎人感到惊奇和兴奋。1939年，巴黎的小汽车总数为50万辆；1960年达到100万辆；五年后又翻了一番。巴黎人是政府实施的发展规划的最早受益者。1959年，只有十四分之一的法国家庭拥有电冰箱，1965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二分之一；1954年，只有8%的法国家庭拥有洗衣机，197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53%，到20世纪90年代则超过90%；1950年，全法国只有24000台电视机，1962年近四分之一的家庭拥有电视机，到1966年，有电视的家庭已经超过一半。伴随着消费品支出的增加，人们在休闲娱乐方面的支出越来越多。1956年颁布的每年3周公休日到1963年改为4周，这些假期使人们的娱乐活动更加频繁。这种生活方式的变化比无休止的、日益激烈的新闻媒体和内城街道的广告战最为引人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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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接受了消费主义的观念，但对于那种变化的好处和意义还是充满疑问。有些持怀疑观点的人采取了模糊的反美国主义的形式，并为自己找到了许多依据，包括担心古老的巴黎成为第二个芝加哥或者纽约。大量的社会学证据开始出现，高层楼区的生活也并非就是玫瑰花的温床，里博格特机场附近的萨尔赛勒市郊区的例子就被很多文学作品所引用。随着20世纪50年代一座座单调的现代建筑物拔地而起但是没有相应的社区服务与交通设施相配套，萨尔赛勒看起来并使人感觉到并不是那样理想。在一些对此事感兴趣的媒体看来，它滋生了一种新的社会和心理疾病，他们称之为“萨尔赛勒症”。其典型特征就是：青少年犯罪时有发生，百无聊赖的家庭主妇怨声载道，精神类疾病日益增多和火箭般上升的自杀率。即使是郊区最现代的建筑师进入巴黎中心地区以后，恐怕也会担心“萨尔赛勒症”这种大众流行病患者在巴黎流行起来。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电影制作人雅克·塔蒂就提出一种看法，并一直以一种幽默的眼光看待现代建筑行业以及同时产生的现代技能性障碍，他在1958年发表的《我的大叔》就是对现代郊区都市的绝妙讽刺。总体而言，让·卢克·戈达尔的超前电影《阿尔方城》是对这一问题更为直接和猛烈的抨击。整部电影几乎都是在“低租金住房”区制作完成的。《阿尔方城》于1965年问世，同年，乔治·佩里克获得诺贝尔奖的小说《物》也开始发行，《物》里的物是指现代生活的日用商品，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对不幸的青年夫妇，他们以一种乏味平淡的、令人绝望的奉献精神追逐着那些“物”。同一时期，罗兰·巴特对日常生活琐事进行的诙谐的符号学分析也赢得了思想界的关注，社会生活的新形势，从雪铁龙汽车到广告和摔跤比赛，形成了一系列新的神话，而这些神话的文化意义则需要我们运用同样的人种学方法进行检验，也可以用印第安人中阿拉巴霍族的接生方式进行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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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中期，人们开始越来越怀疑巴黎建筑拆除和重建工作付出的代价问题。巴黎外围地区被居民点取代的那些旧房屋总体来说质量都很差，因此在居民点建设开始时并没有引起保护主义者的强烈反响。但十分明显，这种变化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整个社区都被拆毁了，例如，现在巴黎第十三区意大利广场后面的地段原来是生气勃勃而又相对稳定的工人社区，定居于此的工人大多数在当地的工厂工作，如樊尚·奥里奥尔路巨大的萨伊炼糖厂、德伊乌里大道的庞阿尔汽车制造厂等。而在这项工程期间，当地居民们都被迁到了郊区的公寓里。但是，当工程完工时，很少有人能够迁回，这首先是因为当地房租飞速上涨，而房租控制法又在节节上涨的通货膨胀面前大打折扣，许多人因为经济困难而无法回迁；同时，还有许多人自愿选择不再迁回。因此，萨伊炼糖厂和庞阿尔汽车制造厂在20世纪60年代先后倒闭了，这就减少了当地工人寻找工作的机会。而且高楼开发区的居民没有往昔那舒适的社会交际关系，使人们有一种相互疏离的感觉。与其他居民点一样，这里宽阔的主干道能够保证车流畅通无阻；商业带和商业中心区代替了原来的街角商店；新修的人行道打破了原有的街区路线，居民之间很少有机会相互交流和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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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广场开发区巨大建筑的例子不仅付出的代价高，而且还使那里人口下降，工业萎缩，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找到许多证明。这项向高处拓展空间的建筑重建工作为巴黎市民增加了相当数量的城市可利用空间，1954年至1974年，800万平方米的旧房屋被拆毁，2100万平方米的新空间可以利用，仅工厂和车库就占用了其中的28%；更多的空间被用作商业贸易和管理用途，办公空间增长了22%。与此同时，巴黎仍然处于持续的去工业化进程中，更多的空间给予了服务行业，而且这个进程在20世纪剩余岁月中仍将持续下去。1962年至1982年期间，自由职业者数量增长了40%，而工人数量减少了45%。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巴黎的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量的大约10%，但是这一数据下降得很快，到20世纪90年代，已经降至5%。现在巴黎工业的主要形式是一些比较独立的小规模的生产。出版业和印刷贸易仍然留在了巴黎，并且拓展到巴黎工业产值的约四分之一。服装和纺织业在巴黎也继续了下来，在某些区域还表现得很兴隆，尤其是现在巴黎第二区桑蒂尔周围地区以及马莱和埃莱温地区。家具制造业仍然是圣安托万区的专长，但是工业作为整体的巴黎城市风景已经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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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市重建工作推动市内住宅数量持续上涨：6万套住宅被拆毁，但重建了27万套，这使得人们的居住空间总体上增加了16.8%。尽管住宅面积少于办公空间面积的增长速度，但这在巴黎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巴黎人的居住条件不像现在这么拥挤，因为当时的人口少。巴黎市区人口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末一直在280万左右，1962年减少到260万，此后继续减少，1975年为230万，1982年为210万，这一数字一直持续到现在。而在整个重建时期，巴黎人口共减少了大约50万，或者说巴黎总人口减少了大约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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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城市中心工人的流失不仅是外围地区现代化重建造成的，而且与这一时期开始的新的城市恢复工作有关。1962年，戴高乐政府的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提出一项法令，称“马尔罗法”，允许把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美学价值的地区指定为“保护地区”。这项具有开拓性的法令当时在欧洲其他国家还没有见到，因此受到好评。可以这样说，正是这一法令的执行使马莱这个原来老城区中最脏最乱的地方之一一跃成为旅游热点和最时尚的地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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