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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多伊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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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于英国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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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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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地图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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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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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 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各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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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3 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文中提到的主要城区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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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对于革命的抵抗，1793—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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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5 法国大革命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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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一章 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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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王其实不需要加冕礼，他在前国王已故之时就领受神恩登上宝座，加冕仅仅是遵从习惯，走过场而已。所以不少人——甚至部分高官——都认为1775年6月11日在兰斯大教堂精心安排的路易十六传统祝圣仪式是浪费公共财产。就在祝圣仪式的前一月，巴黎周边的农村因高价面粉和面包而引发了骚动，有人考虑将庆典延期。于是，通往兰斯的各个路口都有士兵把守，最后真正抵达香槟之都，目睹这一历史性时刻的人比预想的要少得多。旅店老板抱怨来客寥寥，宴会负责人也为剩下的食物可惜。但在那个阳光普照的早晨，当教堂大门砰然开启，年轻的国王头顶王冠，手持查理大帝权杖，涂上克洛维圣油，沐浴在荣光之中时，在场之人无不心生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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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路易之子、法兰西和纳瓦尔最虔诚的基督徒国王——路易十六，在当天宣誓将保持教会的和平，克制混乱，力行公正，铲除异教，永远维护圣灵的崇高地位，对造次者绝不姑息。三天之后，在炎炎夏日中，他按照仪式触碰了2400名浑身恶臭的瘰疬病患者，无数代人相信涂油国王的圣触能够治愈这种使人面目全非的疾病。在此之外，国王还抽出时间给74岁高龄的首席大臣写信，后者留在凡尔赛，抵制愚蠢的王后的任人唯亲之举。毕竟宫廷阴谋丝毫不会因为国王登基而有所收敛。所以，路易十六当周举行的庆典，以及他所履行的仪式，既事关重大却又微不足道，意味深长却又流于形式，有诸多讲究却空空如也。他行使的权力，许下的承诺，甚至穿着的礼服，都经过了漫长崎岖而又充满偶然性的历史演进过程。在这个从1774年5月10日起即被路易十六所统治的王国里，几乎没人知道或者记得这一切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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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70年代，不算海外美洲和非洲的领土，法王所统辖的疆域大约有277200平方英里，有居民超过2700万——到1789年人口还增长了100万。从中世纪早期到波旁王朝末年，通过征伐和有意或无意的王朝事件，法兰西王国不断扩张领土。1678年路易十四得到了弗朗什孔泰，1766年路易十五得到了洛林，1768年他又得到了科西嘉。但是在法国国内，阿维尼翁及其周边各区是属于教皇的，阿尔萨斯的几个片区名义上是属于德国国王和米卢斯的独立城市共和国的。没人对国中之国感到奇怪，因为它们都是根据法律、传统和国际共识划定的。无论如何，这些领土只是王国内部多样性的突出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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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最初的行政区划是行省制。各行省本是封建采邑，逐渐被法国国王吞并，面积大小悬殊。大的地区如朗格多克、多菲内和布列塔尼，小的地区如比利牛斯山附近的富瓦以及边境的长条状地区如佛兰德和鲁西永，它们都同样被设为行省。我们连行省的准确数目都难以确定，因为历史传统总是含混不清的。在1776年，39个行省被任命了总督，但总督的功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荣誉象征。从中央行政角度而言，王国被分为了36个财政区，每区皆委派一名督办官。财政区的历史不如行省悠久，各地委派督办官也不过是近一百年的事情。但这些行政单位在建制上远比行省规范，它们之间的界限也是分明的。倒是高等法院的辖区——13个最高法院——和行省比较类似，例如巴黎的高级法庭就覆盖了王国三分之一的范围，而波城和杜埃高等法院的辖区只比最小的行省大一点点。高等法院起源于中世纪采邑的统治者建立的最高法院，当法王将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之后，他往往会选择保留当地原有的制度，而不是改变它。例如500多年前，英国国王曾经作为诺曼底公爵在鲁昂主持法庭，而直到现在当地人还是习惯称鲁昂高等法院为税务法庭。[1]而历史最短的南锡高等法院于1775年建立，取代了洛林旧的公爵法庭。大多数的高等法院要同时管辖几个行省和财政区。这是很普遍的现象，必然造成了司法管辖权上的频繁摩擦。而教会也有一套自己的区划。全国分为18个大主教区和136个主教区，教区集中分布在南方，主教区往往地域狭小且历史悠久。但很多主教喜欢在不属于自己管辖的主教区内圈出自己的“裁判权飞地”，布列塔尼多尔地区的主教就有不少于33个这样的“飞地”，而在地方乡镇这种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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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1 大革命之前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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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复杂的还在后面：除了针对特定事务颁布的王室法令以外，王国领地可以不服从那些本应适用于它们的其他法律和行政指令。南方各省都依据成文罗马法，但在其中一些地区例如比利牛斯却又遵循地方习俗。在法国北方传统习惯是第一位的，法律都以习惯法形式存在，到现在为止，我们至少能举出65条广泛适用的基本习俗和300多条各具地方特色习俗。这意味着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婚丧嫁娶、继承、财产占有等法律可能存在重大的差异，而如果一个人在不同地区拥有财产，他的财产契约可能是大不相同的。每个行政区也有自己的度量衡，同一个计量单位在不同的地方往往有不同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欺诈或者害怕被欺诈，令人痛苦地充斥在所有的交易活动中，这为处于司法体系底部的成百上千家小法院和审判所提供了审不完的案子。税制也是一样，全无规范可言。众所周知，法国北部和中央地区要缴纳的税要比南部以及王国外围地区重。例如主要的直接税——军役税在中央省区是按人头征收，而在偏远地区例如朗格多克则是按地征收。而著名的盐税则根据地区不同分成六个征收等级，还有六个行政地区是免交盐税的，包括布列塔尼。不论是在城镇的门口、河流沿岸还是各省之间，数不清的税卡交错满布，货物税、通行费和关税等可以根据不同的比率，用各种各样的财物缴纳。例如，从弗朗什孔泰出发，经由索恩河和罗讷河运往地中海的货物，途中要分别向36个税卡交钱，而这36个税卡中既有国家的也有私人的。对于一个理性的观察家而言，这样的复杂局面看起来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反复无常的混乱，同时也是按部就班和毫无意义的历史传统的产物。但是这些传统并不像任何旅行家可以轻松证实的那样，仅仅是由于地理气候、文化或者经济需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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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王国起源于起伏开阔的巴黎盆地，慢慢向外扩展。巴黎盆地的地理交通非常便利。由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组成的河道系统利于航船，也易于进行改造，为人们提供了通向大海的便捷通道。陆上的干道大路纵横数公里，很少因自然障碍阻挡变道，巴黎就在这些道路的中央地带。到18世纪晚期，法国已经建立起了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主干道体系，令外国人啧啧称奇。由于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和市场交通便捷，巴黎盆地的农业，尤其是首都北部和接近佛兰德低地的地方，是整个王国最繁荣、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这里不仅居住着65万巴黎居民，而且也是全法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从诺曼底首府鲁昂到诺曼底的沿海地区，大量的人力被吸引到这里，从事欣欣向荣的棉纺织业，使它变成了所有英国旅游家口中的法国“曼彻斯特”。巴黎盆地资源富饶，组织严密，成为了城市聚集区，也很容易为中央政权控制。在这里能读会写的居民远超过王国其他任何地方，也超过了任何讲法语的地方（以能听出是法语为标准）。但在首都150英里开外的地方，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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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曼底西部和岩石嶙峋的布列塔尼半岛的边界上，不是开阔的原野，而是高高的山丘和由树木分隔而成的小块土地，零星的农庄和深陷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博卡日风光”。再往西边走，那里的农民不说法语，说的是布列塔尼语，着装也与众不同，颇具地方特色。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旅行家阿瑟·杨对法国景象进行细致观察，并因此而闻名于世。他对当地的赤贫感到十分惊讶：“布列塔尼、曼恩和安茹就像沙漠一样。”[2]但布列塔尼人口还比较多，轻赋薄税，而且自18世纪60年代就有了便利的主干道。布列塔尼人对自己的独特个性也很骄傲。靠着粗蛮的高等法院和在雷恩召开的三级会议，他们比大多数省份拥有了更多的自治空间。而且布列塔尼人通过海洋与法国之外的世界相联系。在布雷斯特，当地人以拥有法国最重要的大西洋海军港口而自豪；洛里昂则是法国在印度洋利益的门户，而名声日隆的南特是法国奴隶贸易的中心，而且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频繁，仅次于波尔多。卢瓦尔河的南部，在旺代的低山丘陵区有更多的博卡日地带，那里分布着很多与众不同的农场与村落，但几乎没有更大的定居点。旺代的海岸沿线土地低矮湿软，缺少港口，这意味着所有主要交通道路都会绕开它，所以旺代非常闭塞内聚，其农业产出仅够温饱，不时要依靠由南特向外出口劣质纺织品来贴补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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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龙河盆地中有欧尼斯、圣通日、吉耶纳和加斯科尼等几个省，范围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的山脚。这几个省之间的反差同样很大。这个地区也有良好的航运和交通系统。除了吉伦特河口湾南边灌木丛生的荒野，其他地区都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潮湿，因此农业产品十分丰富。酿造世上公认最佳美酒的作物居然最适合在波尔多附近的砾石滩上生长。在加龙河北部地区和比利牛斯山脚，当地在17世纪后期引进的玉米改变了这个国家，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面貌。但是西南部地区的农业商业化程度不及北部平原。从卢瓦尔河向南延伸开的地区，采取的是“小农经济”的模式，那里的地主雇用小自耕农和佃户来耕作土地，并不期望高产值。由于中世纪英国的长期统治，布列塔尼与法国其他地方的身份认同差异很大。在法国最南边的人们说的是巴斯克语和贝亚恩语，但西南部大部分地区带鼻音的加斯科方言，口音明显和法国北部的奥依语一样。毫无疑问，波尔多是这个地区的中心，也是欧洲第二繁忙的海港。17世纪这里曾发生过两次反对国王的叛乱。直至现在当地人也丝毫不信任与其相距五六天路程的巴黎，总觉得巴黎过多地干预了本地正急速发展的繁荣商业。从18世纪初开始，波尔多的人口从4.5万增到了1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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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巴黎南边一马平川的博斯平原，北部和西部的法国地理景观是多种多样的，到处都是山区，但少有地方海拔超过600英尺。如果我们从南方的巴约纳到北方的色桑大致画一条线，在这条线的南边和东边，除了罗讷河的谷底、加龙河北部地区和里昂湾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之外，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法国靠近地中海的地区——也就是法国南部——和北部低地之间被不可逾越的中央高原切断了，中央高原是一个偏僻多山的地区，经济非常落后，只能依靠季节性的人口迁徙维持，而且人们往往是向更好的低地地区迁徙，最远甚至到达加泰罗尼亚。在中央高原当然也有土壤肥沃的河谷，在稍高一些的地方很多农民也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但他们只能做到自给自足，而且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栗子而不是谷物来喂养高速增长的人口。中央高原的南部地区属于广大的朗格多克，后者得名于它在南部与众不同的法语方言。在普罗旺斯，南方方言几乎成为了一门独立语言：所有的南方人说起话来都像是有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血统，和中央高原以北的居民大不相同。普罗旺斯的气候也是与众不同的，干燥炎热的夏季和短暂的冬季十分适合种植葡萄树、橄榄树和桑树，在任何土质上都是如此，而且当地还有坡地能够容纳这些植物。朗格多克居住着25万新教徒，他们大多数聚集在尼姆、蒙托邦和作为中央高原南部界限的塞文山脉及其周边地区。自从1685年以来[3]，法国新教徒就没有享有过宗教宽容。18世纪前十年，狂热崇拜《圣经》的农民掀起了激烈血腥的卡米撒派运动，点燃了宗派对抗和怀疑。在路易十六宣誓消除异教之后，这种对抗与怀疑开始所减少，但从未消失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不再以最严厉的法律来对付异议者，而且在自治传统悠久的省份，它的权力是有限的。朗格多克每年在蒙彼利埃召开的三级会议由主教们主持，而图卢兹高等法院由于被伏尔泰控诉为新教徒让·卡拉斯[4]的司法谋害者，自1762年起就变得臭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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