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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复杂的还在后面：除了针对特定事务颁布的王室法令以外，王国领地可以不服从那些本应适用于它们的其他法律和行政指令。南方各省都依据成文罗马法，但在其中一些地区例如比利牛斯却又遵循地方习俗。在法国北方传统习惯是第一位的，法律都以习惯法形式存在，到现在为止，我们至少能举出65条广泛适用的基本习俗和300多条各具地方特色习俗。这意味着不同行政区之间的婚丧嫁娶、继承、财产占有等法律可能存在重大的差异，而如果一个人在不同地区拥有财产，他的财产契约可能是大不相同的。每个行政区也有自己的度量衡，同一个计量单位在不同的地方往往有不同的数值。在这种情况下，欺诈或者害怕被欺诈，令人痛苦地充斥在所有的交易活动中，这为处于司法体系底部的成百上千家小法院和审判所提供了审不完的案子。税制也是一样，全无规范可言。众所周知，法国北部和中央地区要缴纳的税要比南部以及王国外围地区重。例如主要的直接税——军役税在中央省区是按人头征收，而在偏远地区例如朗格多克则是按地征收。而著名的盐税则根据地区不同分成六个征收等级，还有六个行政地区是免交盐税的，包括布列塔尼。不论是在城镇的门口、河流沿岸还是各省之间，数不清的税卡交错满布，货物税、通行费和关税等可以根据不同的比率，用各种各样的财物缴纳。例如，从弗朗什孔泰出发，经由索恩河和罗讷河运往地中海的货物，途中要分别向36个税卡交钱，而这36个税卡中既有国家的也有私人的。对于一个理性的观察家而言，这样的复杂局面看起来是——而且一直以来都是——反复无常的混乱，同时也是按部就班和毫无意义的历史传统的产物。但是这些传统并不像任何旅行家可以轻松证实的那样，仅仅是由于地理气候、文化或者经济需要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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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王国起源于起伏开阔的巴黎盆地，慢慢向外扩展。巴黎盆地的地理交通非常便利。由塞纳河和卢瓦尔河组成的河道系统利于航船，也易于进行改造，为人们提供了通向大海的便捷通道。陆上的干道大路纵横数公里，很少因自然障碍阻挡变道，巴黎就在这些道路的中央地带。到18世纪晚期，法国已经建立起了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主干道体系，令外国人啧啧称奇。由于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和市场交通便捷，巴黎盆地的农业，尤其是首都北部和接近佛兰德低地的地方，是整个王国最繁荣、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这里不仅居住着65万巴黎居民，而且也是全法国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从诺曼底首府鲁昂到诺曼底的沿海地区，大量的人力被吸引到这里，从事欣欣向荣的棉纺织业，使它变成了所有英国旅游家口中的法国“曼彻斯特”。巴黎盆地资源富饶，组织严密，成为了城市聚集区，也很容易为中央政权控制。在这里能读会写的居民远超过王国其他任何地方，也超过了任何讲法语的地方（以能听出是法语为标准）。但在首都150英里开外的地方，情况可就不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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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诺曼底西部和岩石嶙峋的布列塔尼半岛的边界上，不是开阔的原野，而是高高的山丘和由树木分隔而成的小块土地，零星的农庄和深陷的道路——这就是所谓的“博卡日风光”。再往西边走，那里的农民不说法语，说的是布列塔尼语，着装也与众不同，颇具地方特色。在18世纪80年代，英国旅行家阿瑟·杨对法国景象进行细致观察，并因此而闻名于世。他对当地的赤贫感到十分惊讶：“布列塔尼、曼恩和安茹就像沙漠一样。”[2]但布列塔尼人口还比较多，轻赋薄税，而且自18世纪60年代就有了便利的主干道。布列塔尼人对自己的独特个性也很骄傲。靠着粗蛮的高等法院和在雷恩召开的三级会议，他们比大多数省份拥有了更多的自治空间。而且布列塔尼人通过海洋与法国之外的世界相联系。在布雷斯特，当地人以拥有法国最重要的大西洋海军港口而自豪；洛里昂则是法国在印度洋利益的门户，而名声日隆的南特是法国奴隶贸易的中心，而且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频繁，仅次于波尔多。卢瓦尔河的南部，在旺代的低山丘陵区有更多的博卡日地带，那里分布着很多与众不同的农场与村落，但几乎没有更大的定居点。旺代的海岸沿线土地低矮湿软，缺少港口，这意味着所有主要交通道路都会绕开它，所以旺代非常闭塞内聚，其农业产出仅够温饱，不时要依靠由南特向外出口劣质纺织品来贴补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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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龙河盆地中有欧尼斯、圣通日、吉耶纳和加斯科尼等几个省，范围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的山脚。这几个省之间的反差同样很大。这个地区也有良好的航运和交通系统。除了吉伦特河口湾南边灌木丛生的荒野，其他地区都土地肥沃、气候温暖潮湿，因此农业产品十分丰富。酿造世上公认最佳美酒的作物居然最适合在波尔多附近的砾石滩上生长。在加龙河北部地区和比利牛斯山脚，当地在17世纪后期引进的玉米改变了这个国家，也改变了农村的经济面貌。但是西南部地区的农业商业化程度不及北部平原。从卢瓦尔河向南延伸开的地区，采取的是“小农经济”的模式，那里的地主雇用小自耕农和佃户来耕作土地，并不期望高产值。由于中世纪英国的长期统治，布列塔尼与法国其他地方的身份认同差异很大。在法国最南边的人们说的是巴斯克语和贝亚恩语，但西南部大部分地区带鼻音的加斯科方言，口音明显和法国北部的奥依语一样。毫无疑问，波尔多是这个地区的中心，也是欧洲第二繁忙的海港。17世纪这里曾发生过两次反对国王的叛乱。直至现在当地人也丝毫不信任与其相距五六天路程的巴黎，总觉得巴黎过多地干预了本地正急速发展的繁荣商业。从18世纪初开始，波尔多的人口从4.5万增到了11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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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巴黎南边一马平川的博斯平原，北部和西部的法国地理景观是多种多样的，到处都是山区，但少有地方海拔超过600英尺。如果我们从南方的巴约纳到北方的色桑大致画一条线，在这条线的南边和东边，除了罗讷河的谷底、加龙河北部地区和里昂湾的地中海沿岸地区之外，地势都是比较高的。法国靠近地中海的地区——也就是法国南部——和北部低地之间被不可逾越的中央高原切断了，中央高原是一个偏僻多山的地区，经济非常落后，只能依靠季节性的人口迁徙维持，而且人们往往是向更好的低地地区迁徙，最远甚至到达加泰罗尼亚。在中央高原当然也有土壤肥沃的河谷，在稍高一些的地方很多农民也有自己的小块土地，但他们只能做到自给自足，而且他们越来越依赖于栗子而不是谷物来喂养高速增长的人口。中央高原的南部地区属于广大的朗格多克，后者得名于它在南部与众不同的法语方言。在普罗旺斯，南方方言几乎成为了一门独立语言：所有的南方人说起话来都像是有意大利人或者西班牙人血统，和中央高原以北的居民大不相同。普罗旺斯的气候也是与众不同的，干燥炎热的夏季和短暂的冬季十分适合种植葡萄树、橄榄树和桑树，在任何土质上都是如此，而且当地还有坡地能够容纳这些植物。朗格多克居住着25万新教徒，他们大多数聚集在尼姆、蒙托邦和作为中央高原南部界限的塞文山脉及其周边地区。自从1685年以来[3]，法国新教徒就没有享有过宗教宽容。18世纪前十年，狂热崇拜《圣经》的农民掀起了激烈血腥的卡米撒派运动，点燃了宗派对抗和怀疑。在路易十六宣誓消除异教之后，这种对抗与怀疑开始所减少，但从未消失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政府不再以最严厉的法律来对付异议者，而且在自治传统悠久的省份，它的权力是有限的。朗格多克每年在蒙彼利埃召开的三级会议由主教们主持，而图卢兹高等法院由于被伏尔泰控诉为新教徒让·卡拉斯[4]的司法谋害者，自1762年起就变得臭名远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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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一样，也有着自治传统，但形式有所不同。艾克斯省的高等法院由督办官任主席，而税收则是由公众议会管理。这个议会扮演着从1639年以后就再未召开的三级会议的角色。艾克斯省多荒野石滩，并不繁荣，但南部的土伦则是一个热闹的海军基地和犯人流放地。马赛仍要向西，是控制着罗讷河口的重要口岸。这个河口是联系法国南北部的主要通道。马赛事实上垄断了法国地中海和勒旺的贸易，也掌控着通往大西洋的重要商路。因1720年法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瘟疫，这里的人口大幅减少，40年后才有所回升。一个英国游客写道：“这里的老百姓习俗野蛮粗鲁，这一点更像是共和国，而不是君主国。”[5]很多北方人在看到南方居民时也会同意上述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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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不论是从狭窄的罗讷河顺流而下，在激流中以惊人的速度漂流并冲过圣神港口的拱桥桥洞，还是从上游200公里处的里昂出发，以每天24英里的速度缓慢前进在狭窄干道上，北方人都不会去走访那个陌生的世界。当然，东边多菲内省阿尔卑斯山上的风景也吸引不了他们。那里全是高海拔的寒冷山谷，人们基本上以放牧为生。多山谷的多菲内省曾经也是由三级议会进行自治。这个地方山高皇帝远，人们还保留着对自治的几分记忆。低地中的居民都习以为常，每到冬天多菲内的山里男人就会下到谷底找活儿干，食物有限，这就是生存竞争。最能吸引他们的就是拥有14.6万名居民的里昂。这座法国的第二大城市位于主干道交点与罗讷河、索恩河的交界处。里昂没有一心想挤进高等法院的律师群体，并以此为豪。丝绸贸易是当地主要的经济来源，有6万人以此为生。但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丝绸贸易已处于由盛转衰的转折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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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距离首都的距离和波尔多差不多，但是里昂在巴黎高等法院管辖内。而它北面的勃艮第省自己拥有一座位于第戎的高等法院，还有真正的三级会议。17世纪早期的战火损毁了勃艮第很多地区，而弗朗什孔泰在并入法国之后就不再是法国的边境省份了，也由此迎来了和平时期。而勃艮第著名的葡萄园也重获生机，它们横跨了从巴黎到南方的众多交通要道。勃艮第便利的交通也有利于工业建设，于是18世纪80年代在勒克勒索的煤矿铁矿附近建立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工业综合设施，生产军火、军械和借鉴英国焦炭熔铸法制造的玻璃。不过，法国真正的冶炼中心在勃艮第的西北部，洛林树木丛生的山上。在那里金属熔铸还要依靠传统的木炭提供热量，工厂的规模也都很小。至于洛林，它是逐渐变成“法国领土”的。它从1738年开始由法国控制，而在更长的时间中处于被法国领土包围的状态。在它旁边的是弗朗什孔泰和阿尔萨斯，这是两个由汝拉山脉和莱茵河联结起来的边陲省份。在从西班牙分离出来并入法国之后，弗朗什孔泰在整个18世纪都处于蛰伏状态，没有受到任何国际冲突的影响，而主要专心于自己的事务。该省内的利益焦点是贝桑松高等法院中的党派斗争，而其最值得一提的社会结构特点在于该省14万农奴的存在，原则上，他们死后，土地都要归还给领主。西班牙统治给孔图瓦带来了虔诚和正统的名声，这与他们北边的阿尔萨斯人截然不同。那里有和朗格多克加尔文教徒不同的20万新教徒和路德会教友，占了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将阿尔萨斯并入了法国。这个省的新教徒获得了宗教宽容。在邻省洛林也零散地居住着3万犹太人。阿尔萨斯和巴黎盆地被陡峭险峻、树木茂盛的孚日山脉隔断，其方向正对着德国，其居民也大多说德语，而它在莱茵河沿岸商业地带的地位主导着当地经济生活。当地农民从德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种植土豆，而正如阿瑟·杨所说，在肥沃的莱茵河谷有“全法国你所能见到的最富饶多产的土地和种植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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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瑟·杨的法国之行中，这样的称赞并不多见。他觉得法国的农业是倒退的，商业化程度很低，而且这也得到了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认可。法国农业的产量低，技术落后，耕作效率也很低。在18世纪中叶有一小撮作家积极地倡导采用新方法。政府支持他们的意见，并且试图推动公众对农业展开更广泛的讨论。但对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而言，这一切对他们的日常耕种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在阿瑟·杨看来，问题的根源在于法国乡村财产的分散和碎化。虽然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法国的所有法律都规定，遗产要进行分割。因此上一代人的遗产都将被下一代人分割继承。而欧洲其他国家为确保大宗不动产得以传袭，都存在着限定继承制。但这点在法国要么不为人知，要么被削弱或受限，而且不论如何，农民在经济上无法承担这种继承制度。所以按照国际标准来看，即便是法国最大的地产也不算太大，只有教会的财产逃过了再分配的命运。而法国全国有不少于400万的小地产所有者，他们的小块土地加起来也许相当于法国面积的四分之一。剩下的其他土地大多也不是组合成片的地产，将其分块出租给佃农也许是管理土地的最好办法了。法国几乎四分之三的出租土地都按照分成制契约租给农民，由租户耕种土地并自行准备农具，地主提供种子并得到半数收成，或者按照双方契约规定的比例收取粮食。该类租约中双方承认，小块土地的收成是难以预期的，难以定期缴纳固定地租。事实上，不论是自有的还是租种的，大多数农民的小块土地产出都难以满足一个农民家庭的口粮所需，更不要说有多余产出卖到市场上了。当时致力于改善农业生产的人都哀叹到：所有的法国农民似乎都只关心种出喂饱自己家人的粮食，真是太糟糕了。他们最大的野心，也仅限于让土地满足其果腹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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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渴求谷物，这本是传统的需求，另外也是由饥荒带来的合理担忧。但这也妨碍了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尽管多样化其实有助于减轻农业歉收带来的灾难。事实上，在某些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变化，人们开始种植高产量作物。在西南部农民靠种植玉米生活，并能出售小麦。阿尔萨斯和洛林则大面积种植土豆。这两处的新作物的种植都是在灾难性歉收发生之后才得以固定下来的，西南部的歉收发生于17世纪60年代，东部两省的歉收发生在1737年到1741年之间。但法国北部不适合种植玉米，而土豆在大多数农民看来还是喂牲口用的。不论如何，和谷物比起来，两种新型作物都需要更加肥沃的土壤，而肥料早就供不应求了。这是因为牧场常常被开垦为农田，家畜只能去公地或者休耕地寻找食物。在与人类争夺土地产出的情况下，牧群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培育质量上都无法提供足够好的肥料。正如阿瑟·杨不断强调的那样，牧群消耗掉的休耕地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在北方，习惯上土地三年一休，在南方则多是两年一休，任何一次休耕都会使得国家很大一部分的可耕种土地毫无产出。只有在佛兰德及其周边地区，当地农民用能够恢复地力的草料植物来替换谷物，例如四叶草、紫苜蓿和驴食草等，于是就不用休耕了。这些位于法国最北部的地区能长期保持粮食产量全国最高，甚至在几个世纪中保持全国最高，绝不是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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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佛兰德之所以会有这种先进的生产方法，是为了应对近代早期欧洲城市化程度最高地区对食物的需求。这些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并且门槛颇低的市场，提高了人们的种植热情。巴黎和北方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也有着类似的需要，这也形成了巴黎盆地的开阔地带乃至全法国唯一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地。城市市场的巨大需求带来了利润，这使地主将大片土地出租变得有利可图，也使所谓大佃农愿意接受地主不断抬高的地租。耕种几块大片土地是很昂贵的。用来耕地的犁和牛马以及雇来种地的半熟练劳力都很花钱。这就是为什么乡村的大多数田间汉都用铁铲和锄头，“农夫”一词就是用工具来象征一个人。但是大佃农在乡村社会从来都不受欢迎，因为他们囤积最肥沃的土地，将农耕地变成牧场，圈起原本开放的土地，蔑视摒弃传统的公共权利，比如拾落穗和自由放牧。在地主和农民都对通过提高土地肥力赚取金钱毫无兴趣的农村社会，大佃农是一个干扰因素。除了种子他们就几乎再没有投资过别的农业产品了，阿瑟·杨曾多次对法国大多数农场建筑设施的荒废和工具的残破感到震惊。大多数的农民和地主一样，都对为市场进行农业种植没有兴趣。即便他们有兴趣，他们的市场也只能是地方性的或者区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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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交通运输费一项，就使农业市场受限的状况不可避免，在当时人的预期中，运输成本即便减少，也少不了太多。道路和河流能够修缮，还可以开凿运河，有一些人希望可以使关税变得更合理，但在任何人都不能预见的铁路到来之前，最后人们获得的利润往往仍然是微薄的。大多数人试图减少加诸生产上的负担，正是这种负担在侵蚀着利润。比如，通过对税种的重组，就能够减少相当于一个农民总产量10％～15％的税收。本来用于维持教区教士生计，却常常被修道院或俗众挪用的什一税，大概占农民产值的8％。而徭役强迫农村劳力去修缮维护道路，使农田每年都有很长一段时间无人耕种。从路易十六时期开始，农民可以以税代役，这其中的消耗又被改加到了税单上。总而言之，法国存在着时人称为“封建主义”的负担。这在各地差别很大，在巴黎和曼恩税负只有百分之几，在中央高原10％，图卢兹附近则是15％，在布列塔尼和勃艮第的一些地区能达到25％。各处确实有一些零星的无主之地，不用承担任何税赋，并且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但在中世纪并入法国的大多数领土都是有主之地。在路易十六时代依然如此，尽管当时所谓领主和土地所有者两种身份已经开始分离了。领主对自己也许已不再真正拥有的土地享有极大的“封建”权利。这些权利通常包括象征性的货币地租，但缴纳的货币金额和实物往往会加重。其中狩猎和射击权是亘古不变的两种权利。有的时候还包括庄园垄断，这意味着种地者必须使用领主的磨坊或者酒窖，而且类似权利往往都会由领主的私人法庭强制执行。这么说都还太简单了，很多租约会不加区分地将封建和正常租金混在一起。布列塔尼的大部分地区，在一种所谓“可回收地产”的体制下，佃户签订一份为期九年的租约，混交货币租和实物租，同时佃户被视作他租种土地上建筑和果树的经营业主，领主如果不出钱买断这些土地是不能驱逐佃户的，因此佃户就实际享有了永久的土地占有权。但这是否意味佃户是土地所有者，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封建制，这些问题在实际操作中都没有太大意义——直到1789年，这一切才突然变得至关重要，命运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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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产量低，方法陈旧，而且没有改进的迹象，但法国农业在18世纪中叶还是繁荣过一段时间。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需要和多年丰收相契合，农产品价格看好，地租和土地价值也随之持续上涨。但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粮食收成开始变得不稳定，农业产量波动很大。从1770年至1789年，只有三年是全国各处皆为丰收，而歉收的省份很难从外地购进足够的粮食补给。很多农民用于应对资源不足的酿酒作物在这些年中的产出起伏也很大，比如在1778年严重歉收，却在第二年产出过度。在18世纪70年代中期，亚麻和饲料作物也面临短缺。养牛人无法喂养自己的牲畜，只能将其杀死，贱价出售，因为所有其他人都在这么做。但这一切并没有拉低一路攀升的地租和地价，地主和富有农民仍然如鱼得水。但对于作为法国农业主体的小业主、承租人和分成制佃农而言，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一段困难与崩盘的时期。而农业无疑是王国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所以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农业带来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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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农业工作者和工业工作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大多数工业都在乡村发展，即便是那些像建筑业一样理应属于城市的生意。建筑业是重要的新兴产业，正在改变巴黎和其他省份大城市的面貌。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每年冬天将自己薪水带回农村的移民工人。冶金业其实几乎与煤和焦炭矿藏无关，而大多数是位于木炭资源丰富的偏远林区的小规模公司。确实，最大的工业——纺织业是落脚在城市的，比如亚眠、阿布维尔、色当或克莱蒙·德洛代的羊毛业，鲁昂和埃尔伯夫的棉制品业，尼姆和里昂的丝绸业。但只有在里昂，具体的产品制造才集中在市镇内完成，其他的纺织业市镇只是一级市场，是派货和财政运营中心，而真正的纺织工作是在离它们最远不超过50英里的农家作坊里完成的。在鲁昂附近大概有30万左右的农民从事棉花产业有关的工作。但大部分的工业劳动力都是农民，反之，大部分的消费者同样还是农民。遇到歉收年份，他们就拿不出更多的钱买衣服，或者买其他任何制品。所以市场需求也是随着农业收成波动的，因此路易十六时期工业和农业一样，都很不稳定。里昂的丝绸业就在一次次危机中起伏不已。羊毛和亚麻制品市场同样极为不稳定。只有棉花保持住了其他纺织品在世纪中叶经历过的增长态势，这是因为棉花的主要市场不在法国，而是海外，例如南欧和热带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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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8世纪70年代，法国没有多少这样的殖民地。英国在18世纪中期就将法国从印度赶走了，在好望角东侧还属于法国的就只有“法兰西岛”（毛里求斯岛）和“波旁岛”（留尼汪岛）了，在加勒比海域法国成功抓住了马提尼克岛、瓜德罗普和最重要的圣多明各（今天的海地）。这些热带小岛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其面积。在《巴黎条约》中路易十五甚至愿意放弃整个加拿大来换取瓜德罗普，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圣多明各是全世界最富庶的一块土地。黑人奴隶劳作生产出了糖、咖啡和其他热带奢侈品，这是殖民地财富的来源。仅在圣多明各就有50万的黑奴，而从非洲运输候补黑奴又是大西洋复杂贸易的另一个侧面，它依靠各大港口作为中转神经。正是因为殖民地的产出，法国海外贸易量在18世纪翻了五倍，激增的人口、奢华的建筑和波尔多、南特及勒阿夫尔等地熙熙攘攘的码头都是当时繁荣的见证。殖民地经济也与王国其他地域的经济状况不同，除了1778年至1783年的英法战争对其有一些影响，它几乎没有衰颓的迹象，而且这次战争中英国对这些殖民地造成的损害也不如前几次战争严重，在恢复和平之后，这些殖民地又达到了新的繁荣高峰。但这些地区的商业富庶并没有影响到法国内地。殖民地贸易的真正收益在于将珍贵奢侈品转手出口到北欧的港口。而即便人们将贸易所得的利润投资到土地上，那也多半是为了保值而非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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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存在着两类法国经济，但两者的联系极为微弱。沿海地区和能够在四大河流流域中通航的低地地区依靠国际和陆间贸易建立了联系，并分享了利润，它们似乎注定不断发展。但路易十六的大多数臣民居住在内陆，交通不便，经济停滞，尽管18世纪中期引进了一些有益且质优的作物，但却因为气候恶化以及人口的无情增长，仍无济于事。17世纪动辄饿死成百上千人的饥荒似乎正逐渐退出人们的记忆，但是随着每一次让全部民众成为乞丐的歉收发生，很多有识之士越来越担心现有政府机构的抗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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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是法国最显著的社会问题，没人能够忽视它。所有的旅行家都注意到了农村住宅的残破，农民衣着的不堪。阿瑟·杨在凯尔西记述道：“所有的农村女孩和妇女都没有鞋袜，而农夫的脚上既没有木鞋也没有长袜。这是足以撼动国家繁荣根基的贫困……这里让我想起了爱尔兰的贫困景象。”[7]到处游荡的流浪汉让独门独院的农户提心吊胆，不少市镇的街道上到处都是乞丐。即便是在最好的光景下，贫困者——这里指那些没有工作或者没有保障的人——也能够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也就是800万人。而在较差的年景，随着作物凋敝，工作机会消失，还会有200万到300万人沦为贫困者。大多数的贫困者要么太老，要么太小，或者就是有病，他们的家庭也无法供养他们。但伴随人口的增长，很多壮年劳动力也很难找到工作或者维持生计，在18世纪的法国，物价上涨速度是工资上涨速度的三倍，皮卡第制造业的巡查员让－玛丽·罗兰写道：“今天的工人需要挣双倍工资才能糊口，他们挣的和50年前一样多，而当时的物价是现在的二分之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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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曼底的一个教会神父描述了其后果。他在1774年写道：“临时工、普通工人、熟练工人和有工作但不能为其提供温饱的人，都是会成为乞丐的人。年轻人会去工作，当他们工作到能给自己买好衣服，支付婚礼花销的时候，他们就会结婚，养育第一个孩子，到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就有些困难，到第三个他们的工作就不够买吃的和日常花销了。每到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穿上乞丐的行头，开始在路边讨生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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乞丐乞讨的路一般是通往城镇的，这会给他们带来更多（或者期望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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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镇上的施舍者本来也是农村出生的，早年离开了人口过多的农村外出闯荡。很多卫生状况差的城镇死亡率极高，尤其是孩子，而城镇的繁荣也基本依靠外来的劳力。移民即使在城里没有找到工作，也能找到修道院或者修女院，从那里得到救济品，医院和贫民院也会接受捐助，用于接纳救治那些丧失谋生能力的人，而且相比大家都一穷二白的乡村，城镇里得到私人慈善救助的可能性也更大。但当过多的农村移民进城之后，也是僧多粥少，而且在路易十六时期，这些资源还在逐步地变得更加稀少，这不仅仅是因为对其需求的增加。修道院发的救济面包越来越少，是因为它们遭到了批评：一视同仁的慈善带来了懒惰。医院和贫民院发现它们长期依赖的慈善遗产捐赠也在减少，而且作为教会机构它们得到进一步捐赠的机会也被1749年限制永久性营业土地的立法切断了。[10]投资政府债券的利息也蒙受了损失，因为18世纪的法国政府有过一次破产并转换了债期（短期转长期），医院的资产本已缩水，再加上通货膨胀，它们能购买的补给就更少了。18世纪法国各地关心此事的世俗民众也开始探索贫困救济的新方法。共济会分会建立了慈善基金，18世纪80年代几个城市还建立了慈善社团，向富人募款，救济穷人。政府也开始慎重地尝试实施全国范围的济贫计划，例如自18世纪60年代起在每个财政区建立济贫院，自18世纪70年代开始建立慈善工坊，这些措施实施的背景是公众对于贫困问题的日益关注。在学院里，在知识阶层、文人圈子中和报刊上，人们对此进行着激烈的讨论，这印证了有教养人群对于他们面对一场即将失控的危机的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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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人的行为加深了人们的忧虑。一般说来他们会接受眼下能找到的东西，但当他们找不到的时候，他们就毫不羞愧地开始乞讨。大量乞丐“很专业”，这让那些被他们缠着不放的人很怀疑他们的乞讨动机，假装吃不起饭的人或者编造倒霉故事的现象确实屡见不鲜。任何能讨到更多钱的伎俩都值得一试。当他们乞讨不成，恐吓往往成为更好的手段，而这和犯罪也没什么两样。每个贫民都有可能变成小偷。另一种情况是走私偷运，法国的大地上布满了关口税卡。在乡村有人偷猎，在城市绝望的妇女沦入风尘，尽管这实际上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疾病和进一步的颓败。18世纪60年代巴黎有2.5万妓女。一个从乡下来的姑娘将会走过如下的典型道路：先做女仆，怀孕，丢掉工作，为了养活孩子堕入风尘。她也许会选择丢掉孩子，而且面对多出一张吃饭的嘴，不仅仅是未婚母亲会这么做。最能生动体现贫困状况的是弃婴弃儿的增加。在18世纪他们的数量增长了三倍。18世纪80年代全国大约有4万弃婴，仅巴黎就有8000人，而在像巴约这样仅有1万居民的外省小城镇，每年也会有50名弃婴。收留这些儿童的医院连人数都算不过来，它们会转而把孩子外包给奶妈喂养，而奶妈自己往往也是贫困交加，在这些机构的养育下，孩子寿命往往超不过5岁。经济状况较好的观察者以为这一切证明了下层的道德水准正在急速滑落，进而操心要如何教育他们别这么做，而且还会考虑教育到何种程度是妥当的。但这件事的核心在于，法国经济无法为全部的农村居民提供像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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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占法国总人口的80％。路易十六的臣民中只有五分之一的人居住在规模超过2000人的地域共同体中，约25万人根本就没有共同体可言，他们是四处游荡的流浪汉大军，让居有定所的人们既害怕又鄙夷，而对于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之上或者刚刚过线的人来说，流浪汉就是一种警示，他们也可能变成后者。大多数农民家庭的生活就是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即便有地农民也难以糊口，所以就像很多无地农民一样，他们依靠某天或某季劳动的收入，做点农家手艺，或者把多出来的家庭成员送到已知（或者被认为）有工作的地方。1769年奥弗涅教区一份报告中说道：“居民们唯一拥有的‘行当’就是每年离家外出9个月。”[11]但悖论在于，正是这种状况的家庭构成了农村社会的主体。不仅仅因为他们占农村居民的绝大部分，还因为他们能在大多数乡村都具备的共同体权利中找到有价值的额外资源。在公地上他们可以牧牛，收集柴禾。在开放土地上他们会在收获之后捡拾稻穗，他们的牛可以啃食麦茬。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南方，社会共同体保护地方习惯的传统非常强。如果领主要征收额外租税或者行使尚不确定的权利，共同体甚至会控告领主。从18世纪60年代起，在东部很多地区和西南部一些地区，官方认可并划定了公地的范围和分属，以及终止了当地人的集体权利，但没有人利用这项立法占到过便宜。那些试图这么做的领主和大地产者被村庄共同体威慑住了，后者明显已经准备好要通过法庭就这个问题进行斗争，更不要说骚乱和其他消极抵抗的手段了。村民们也用类似的策略对付什一税征收者，特别是当税款最后不能到达享有圣职的教区神父手中，而落入世俗人或者教会财产的世俗接收人手里的时候。毕竟，教区神父是每一个村子的重要人物。在大多数村庄里，他也许是唯一受过教育并有权威的居民，与他的灵性权能和守卫教堂（在多数教区教堂也只是普通建筑）的职责相比，神父更像是一个天然的首领。因此，他是使乡村团结一致的有力黏合剂。从历史上看，他最顽固的对手是那些在乡村团结纽带中份额最少的人——小部分拥有或能够出租足够土地的幸运农民，他们能实现经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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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事情都让这些兴旺的富有农民和他们身边的大量其他居民显得截然不同。仅凭自己的力量，他们就能在饥荒或者瘟疫中活下来，他们还能在村里派发工作，因为自己就经营着大面积的土地。他们拥有农业工具、小推车，还喂养着大量牲口。其他人必须要从他们那里租借，就像他们在困难时期还要找富有农借种子或现钱一样。而常常发生的是，如果倒霉的借债人还不上钱，那么富有的农民就会取消抵押品的赎回权，进而占有更多的财富。确实，他们常常被村里人提名为地方行政长官、收税员或者教会委员。但也只有他们有时间和资源来承担这样的责任。这并不代表他们很受欢迎。他们和其他村民罕有的团结出现在需要一致对外的时候，例如对抗地租开价对其产生威胁的大佃农，或者是享有免税资格的贵族和市民（因为后者一旦在教区中购置了土地，那么村里所有人都要摊派交更多的税），或者是当领主的种种权利——例如狩猎权、射击权、庄园垄断、实物或货币的封建租税——伤害到贫富村民共同的财产及利润时。村民们基本上是参照教区神父的地位来看待外来的富人和庄园领主的：只不过后者被看成是乡村共同体中权力和权威的竞争者。而当日后有机会打击这些竞争者时，村民们毫不犹豫地把握住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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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这些吝啬的独立自耕农才是真正的乡下人：只有他们能够做到与城市毫无瓜葛。乡村社会中的其他人与城市生活的联系比看上去要紧密得多。大多数人无法种植他们需要的全部食物，因此需要到地方城镇市场购买。农舍作坊的网络也是靠城镇组织起来的，而且他们的产品也在城镇销售。几乎所有的农民家庭中都有人在某个遥远的城市工作过一段时间，或者干脆迁到城市中定居。通过这些途径，乡村和城市连结在一起。城镇和乡村也并非一直泾渭分明。在很多人口密集的集合城市中心就有人饲养放牧牲畜和种植作物。法国90％的城镇居民少于1万人，只有9座城市人口超过5万。不管怎样，18世纪是城市快速扩张的时期。巴黎人口增加了10万，波尔多和南特的城市规模扩大了不止两倍，而里昂和马赛则扩大了一半多。是的，错过了18世纪商业扩张的城镇——例如图卢兹、贝桑松或者其他数不清的小城市，它们整个世纪都在破落的城墙后苟延残喘——会逐渐失去活力。但路易十六时期法国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城镇中，他们中包括了国王臣民中最富有、最有教养和最具活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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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大多数城镇居民还是贫穷的，而且没有一技之长。城市的贫困尤为集中而且刺眼，城里的劳动力总是不够。雷恩一位法官在1772年抱怨道：“本已悲惨的城镇居民还要为自己的无能所累，他们无事可做，因为能提供给当地居民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够。”[12]被包括在这个行列中的人有不计其数的临时工、搬运工、轿夫、码头工人、侍者、擦皮鞋的小孩、杂货商、二手服装贩子，以及你在任何城市街道都能碰见的叫卖小贩。他们群居在地窖里或者出租屋的楼上（在巴黎是四五层楼），当处境困难付不起房租时，他们就会使医院和刑事法庭人满为患。无技能移民中运气好的人会成为家仆，也许这在任何规模的城市中都是最大的全职群体了。巴黎有4万到5万家仆，在大多数外省城市他们一般占人口总数的5％～7％。雇主给家仆的待遇是包吃包住，发工资，常常还会发衣服，其他无技能工人看到家仆们的优越处境也许会眼红不已。但真实情况往往是其他工人看不起家仆。因为仆人都是依赖于人的，要靠他们主人过日子，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不能结婚，因为已婚的仆人昂贵且不便，他们众所周知的奢望往往是攒够钱赎身，开始家庭生活。大多数家仆的更换频率出了名地高，这意味着，尽管家仆工作表面上很稳定，但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紧张，而且令人不满的地方也很多。此外，寄人篱下、遵从他人的意志生活，这种感觉也很糟糕。在每个城市由临时工、乞丐、小混混和妓女组成的流动人口中，肯定有不少人曾经因为一段时间的家仆工作而目睹过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在意识到自己永远进入不了那个世界时，他们对那一切的感受会更加强烈——也许只有做小偷能够“进入”那个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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