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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51 即便如此，大多数城镇居民还是贫穷的，而且没有一技之长。城市的贫困尤为集中而且刺眼，城里的劳动力总是不够。雷恩一位法官在1772年抱怨道：“本已悲惨的城镇居民还要为自己的无能所累，他们无事可做，因为能提供给当地居民做的事情本来就不够。”[12]被包括在这个行列中的人有不计其数的临时工、搬运工、轿夫、码头工人、侍者、擦皮鞋的小孩、杂货商、二手服装贩子，以及你在任何城市街道都能碰见的叫卖小贩。他们群居在地窖里或者出租屋的楼上（在巴黎是四五层楼），当处境困难付不起房租时，他们就会使医院和刑事法庭人满为患。无技能移民中运气好的人会成为家仆，也许这在任何规模的城市中都是最大的全职群体了。巴黎有4万到5万家仆，在大多数外省城市他们一般占人口总数的5％～7％。雇主给家仆的待遇是包吃包住，发工资，常常还会发衣服，其他无技能工人看到家仆们的优越处境也许会眼红不已。但真实情况往往是其他工人看不起家仆。因为仆人都是依赖于人的，要靠他们主人过日子，完全没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不能结婚，因为已婚的仆人昂贵且不便，他们众所周知的奢望往往是攒够钱赎身，开始家庭生活。大多数家仆的更换频率出了名地高，这意味着，尽管家仆工作表面上很稳定，但是他们的生活非常紧张，而且令人不满的地方也很多。此外，寄人篱下、遵从他人的意志生活，这种感觉也很糟糕。在每个城市由临时工、乞丐、小混混和妓女组成的流动人口中，肯定有不少人曾经因为一段时间的家仆工作而目睹过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他们知道自己失去的是什么，毫无疑问，在意识到自己永远进入不了那个世界时，他们对那一切的感受会更加强烈——也许只有做小偷能够“进入”那个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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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53 他们同样几乎没有机会进入技术工匠的圈子。大多数的生意都是严密组织，独家经营，只聘用土生土长的城里人和贸易集中地区的本地人。甚至本应是外来移民占优势的行业，也主要从特定省份聘用，比如建筑业和凿石业工人主要是利穆赞人。技能是需要训练的，大多数工艺和手工行业都尊奉一套能力等级制度。最底层的是学徒，他们要学习行业知识。四五年之后，他们才有资格成为熟练工人，也就是所有行业的中流砥柱，在很多行业中熟练工人还要外出游历学艺。巴黎的一个上釉工人雅克－路易·梅内特拉留下了一套很重要的回忆录[13]，从1757年到1764年，他20多岁的时候，花了大部分时间徒步走过了南部法国的各个市镇，整个旅程长达1500英里。为了好找工作，从一开始他就加入了法国最大的三个工匠工会之一，工会帮助会员在这场“法国之旅”中的每一站找到工作和宿舍。但是工会没有法律身份，所以各地地方政府都对其颇为不悦：它们是罢工和抵抗运动的有力组织者，更不要说它们互相之间的残酷争斗了。为政府所承认的技术行业组织是所谓的行会，从原则上讲一个工人必须是行会成员才有从业资格。每个城镇都有一个行会金字塔，由师傅团体控制。师傅们规定自己这门手艺的标准，他们自己就能成为该行业中独立的雇主。师傅是从熟练工人中产生的，后者要交一笔入会费，并呈上一件“作品”来证明自己的技艺。但是师傅的儿子，像梅内特拉这样的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在做了8年的熟练工人之后，不需要呈交作品，就能够当上师傅。在行会成为历史之前，很多事情就是由这种不公平造成的；但是师傅并不是一张必然通往商业成功之路的护照，在大多数的行会里似乎并没有特别严格地限制师傅资格，恰恰相反，在里昂庞大的丝绸工人行会里（那里简直是一个6万人的大工场），师傅比熟练工人还多，而在巴黎，1785年到1789年间有接近7000人成为各色行会的师傅。师傅人数的增长意味着大多数的工坊规模很小。1789年巴黎每个工坊平均员工为16人或17人。尽管工时很长——通常都是每天工作16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但是大多数工匠有自己的工作节奏，按照现代标准来看，这个节奏是非常缓慢闲散的。颁布工作纪律的工作场所在各地都出现了，最著名的是纺织印染行业，例如克里斯托夫·奥伯坎普夫的工厂，该工厂位于茹伊，拥有近1000名职工，又或者加尼耶、当斯和泰瓦尔三人位于博韦拥有800名雇员的工厂。在巴黎最值得一提的此类工厂则是王家玻璃厂，有500名员工，或者是雷韦永的壁纸厂，有300名工人，两家工厂都在圣安托万区的东部。但这类工厂的规模、组织和不受行会约束的气氛让它们变得有些另类，当然也成为了被怀疑的对象。不只有行会才能维护传统质量标准和工人素质，这些工厂也制定了一套控制工人的好办法。逐渐增多的自由行业不是由行会组织的，因此转而在新兴的工厂规章体制中受到密切监管。但对于这种管理方法的怀疑之声也在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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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55 1776年整个行会结构差点被废除，当时巴黎工匠们都上街庆祝这个消息。但就在几个月后，旧体制又基本恢复了。1781年引进了新的管理手段，后来被称为“工作表”。这是一份所有工人都要携带的工作记录，雇主签署该表之后，工人才能下班。这种新的发展和通货膨胀所造成的实际工资缩水，使路易十六时期的工业界越来越不稳定。以生动描述18世纪80年代的巴黎生活而著称的路易－萨巴斯蒂安·梅西耶写道：“几年来，我们能清楚看到人民的不顺从，特别是工匠们。学徒和年轻工人希望表明自己是独立的，他们对自己的师傅缺乏尊重，并且自行组成团体。”[14]这些观察家很关心接连不断的罢工和抗议互动，他们也许低估了师傅们及其手下之间由共同的技艺、文化背景，熟悉的行会规章和小工坊里的人员氛围等因素培育起来的团结和一致。最生动的例子出现在里昂，这个“大工厂”的师傅和熟练工人联合起来，多次和几位垄断了他们产品的收购销售的大商人发生冲突。而每当农业歉收导致物价飞涨的时候，所有地方的师傅和熟练工人也都会协同合作，在这种时候，从未出现过工匠要求加薪或者师傅主动加薪的情况。双方——包括他们的妻子，她们也常常在这种情况下出来进行公众抗议——都希望不论市场状况如何，政府能够出面平抑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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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57 面包或者谷物价格的突然上涨被认为是公共秩序安全最危险的时刻，而城镇的秩序是最容易崩坏的。农民卷入其中的骚乱往往在他们到城镇赶集的时候发生。人人都认为面包的价格应该得到控制，维持普通人能够接受的价格水准。当面包价格超过这条线的时候，他们就会从道义角度考虑，认为自己有权采取行动把价格降下来。这些行动也许就包括威胁面包师和粮食零售商，甚至绞死那些消极对待的商人。暴民也会闯入商店或仓库，按照他们认为公平合理的价格把货物卖出。“囤积居奇”在粮食匮乏时期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骚乱群众会胁迫当地法官把价格调整到可接受的程度。大多数法官也会立即同意，而且会在之后的数周内监控粮价。巴黎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则会被看作全国的大事——如果首都都挨饿了，那整个国家就岌岌可危了。在巴黎方圆100英里范围内的所有市场中，粮食供给要优先满足巴黎的需要，而且即使到了两倍于该距离的地方，巴黎的影响依然很大。但最密切的监控也无法预测粮食短缺，虽然在18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间的丰收年份中，粮食供应是相对可靠的（除了1752年），但1768年至1778年这10年却给很多地区带来了麻烦，这段时间的收成很不稳定，而且由于国家首次尝试放松对谷物贸易的管制，其影响就更加严重了。政府在18世纪60年代部分地放开了管制，18世纪70年代早期又加强约束，到1775年又再次放开。其结果就是在库存本来不足的情况下，粮食价格和价格预测都陷入了混乱。1768年在勒阿夫尔和南特发生了骚乱和群众规定粮价的情况，1770年在兰斯也是如此。在1770年，政府曾试图通过一些挑选出来的大商人来调整粮食供应，结果却导致了谣言风传，传言说卑鄙的大臣设计了所谓的“饥荒条约”，要让国王的臣民们挨饿。不论如何，政府重新管制并未能制止1773年粮食短缺的加重，这次短缺中，波尔多差一点就要被饥民们洗劫。然而最糟糕的莫过于1775年的“面粉战争”，就发生在路易十六加冕礼之前。尽管1774年粮食歉收，但杜尔哥相信自由市场能够最有效地防止粮食短缺，因此坚持要撤销所有管制。到了第二年春天，巴黎的面包价格上涨了超过50％，巴黎以北25英里处的瓦兹河畔的博蒙在4月27日爆发骚乱，闹事群众在一周之内席卷了巴黎周边地区，直逼到凡尔赛王宫的大门，以及首都的面包市场。国家不得不调动军队，逮捕了上百人，公开处死两人，才恢复了秩序，而那时法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已经经历了长达两周的混乱。到了1778年，轮到几个南方城市——格勒诺布尔、图卢兹和波尔多（再一次遭洗劫）——经历粮食歉收之后的群众暴动或者紧张局势了，诺曼底在1784年和1785年也是如此。在面粉战争平息了12年之后，杜尔哥的下届官员希望不要再重蹈覆辙，于是积极干涉谷物市场保持粮价平稳。只有在1787年的大丰收之后才稍有放松。但他们未能在正确的时机放松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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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59 受过良好教育的旁观者总会将面包骚乱归咎于穷人——乞丐、流浪汉和小混混，这类人使城市街道每天的情景令人恐惧生厌。旁观者们认为，一无所有的人能从混乱中得到一切，这就是他们如此疯狂的原因。面包占大多数普通人食物总量的四分之三，在正常时期，一个最贫穷的雇工要把其收入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花在面包上。如果面包涨价，那么他的整个生计都将受到威胁，因为他剩下来用于支付其他食物、衣服、供暖和租金的钱变少了，这使他有可能变得一贫如洗。有些人把激起类似于1775年混乱的人们称为“乌合之众”“人渣”，并对此深信不疑，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来不知道如此精打细算的生活到底是怎么过的。大量没有生活在赤贫状态的法国人随时都面临着跌下贫困线的危险，他们也随时准备用暴力来避免这种厄运。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城市里有生活保障的少数精英们就被吓坏了，平常他们是城市生活的主导者，而且从来不用担心一块4磅面包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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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61 这种精英人群在大多数城镇中只占人口的很小比例——从未超过五分之一，通常远远低于五分之一。他们中总有一些成功的工匠师傅，而境况宽裕的标志就是不用亲自参加劳动。法国的主导阶层突出之处是：柔弱的手，得体的衣着，有仆人，能看书写字，并有着法国普通男人和女人做梦都想不到的收入和财产。他们的人数不超过200万，而除了几十万的贵族和教士之外，其余的人都是所谓的中等阶层——资产阶级。路易十六时期的资产阶级人数比路易十四末年的两倍还要多。与此同时，法国的总人口只增长了四分之一，所以资产阶级在社会中所占的比例比他们的人数增长得更快。他们占据了大量的国民财富。大多数工业和几乎所有的商业资本都在资产阶级手中，共计占到法国全部私有财产的五分之一。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土地归他们所有，他们在政府也占有重要股份（尽管具体比例不明）。这份资产中的很大一部分被投资到了买官之中。自16世纪以来，买官被证明是法国极为成功的一个产业。18世纪80年代，由于资产阶级参与到买官的竞争中，把很多官职的价格推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资产阶级的投资还不断涌向很多正在改变城镇面貌的新修华丽建筑，以及不断拓展的奢侈品行业。对于里昂的丝绸、西印度群岛的糖和咖啡以及诸如版画、壁纸之类装饰品的热销，都源于资产阶级的喜好和品位。资产阶级的资本在巴黎和其他外省城市如波尔多建起了富丽堂皇的剧院，而资产阶级会掏钱买票，保证剧院上座率。他们投资教育和文化的热情则带来了学校和大学学院的大量增加以及图书市场的繁荣增长，也促进了新产业的发展，比如报纸、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和不计其数的俱乐部和文化社团的建立。这一切都极为突出地证明着：随着穷人越来越穷、数量越来越多，富人人数也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富。梅西耶在1783年写道：“富人和其他人的差距每天都在扩大，而当穷人不断看到奢侈生活一路飙升，贫困就变得更加不能容忍。敌意变得更深了，整个国家被分成了两大阶级：贪婪麻木的人和满腹不满的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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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63 资产阶级的致富根基是18世纪迅速发展的商业和工业。所有资产阶级都是从商人起家的，随着18世纪不断发展，他们的财富也与日俱增。伟大的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阿瑟·杨在波尔多时写道：“这里商人的生活是极为奢华的。他们的住宅造价不菲。他们对客人的招待极为慷慨，很多菜是用金银质餐具盛装的。但豪赌则是很糟糕的事，还有绯闻风传商人包养剧院的歌舞女郎，这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名声。”[16]雅克·萨瓦里在1675年出版过一本广受欢迎多次再版的小册子，其中描述了节制、朴素、精打细算的传统“好商人”形象，阿瑟·杨见到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脱离那个世界了。但毫无疑问，大多数生意人也没过上这样的日子。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富有的少数比节制的大多数更突出。但从根本上说，区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商业资产阶级行为是大致一样的，任何层面的商人都是如此。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愿意把钱留在他们当初发家的行业，贸易和制造业虽然利润可观，但毕竟不稳定，因此资产阶级们一旦有了钱，第一反应就是买地。所有的殖民地货物托运商和大城市银行家都会把他们的千万家产用来购置选定地区的庄园、乡间别墅和广阔的领主采邑，成功的小城镇商人则会购置街边房屋或者城外的花园。土地总是保险的，虽然利润不高，但很稳定。总之，土地更为人所看重。所有最优秀的人，以及那些长久以来治理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地主。因此，任何想要在社会中成为大人物的人，都不能没有土地，而那些有着坚定志向的人知道他们早晚要从生意场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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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65 很少有资产阶级家庭在富裕时间超过了一代人之后还留在生意场上的，除非他们是新教徒或者犹太人——这两者被法律捆住了手脚，只能挣钱。经商利润如果不用于购置财产，就会用于为下一代人提供优越的教育。通过教育，下一代才有可能从事高尚职业，人们才会忘记他们是商人起家。这是长期以来确立的模式，尽管18世纪末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称赞商人的作用，并对他们一旦有钱就放弃自己行业的做法感到惋惜，但现实中商人的做法还是没有改变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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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67 1780年里昂的一个诉讼当事人这样写他的对手：“我不能保持沉默，忘掉这件事……我自己就是一个广受爱戴和尊重的商人的子嗣，热斯先生侮辱了商业，他把那些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称作‘社会糟粕’，这就是他如何称呼这个举国上下都同样尊重的职业的。但请记住，热斯先生和我一样，也是商人的儿子，他否认了自己的血统，而我却以之为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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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69 这位作者是地方法庭的一位法官。显而易见，他之所以以其父亲的职业为荣，是因为父辈挣的钱足够给儿子买到这个官职。而繁荣的买官市场最能证明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对摆脱商业这一“恶名”的渴望。买官制起源于16世纪，一开始是作为国王借钱的手段，到17世纪官职买卖成为法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制度，如果官员可以缴纳这个官职所需的年税，就可以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卖给第三方。这让官职听起来像是和土地一样的投资品，而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王室开放了绝大部分官职的买卖。整个司法体系，上至高等法院的最高主席，下至最偏远的乡村法庭的法警，都是买来的。其他成千上万，各种品级的官员都是如此。在路易十六时期大概有7万个可以买卖的官职，价值共计9亿里弗，而且随着这些大多数官职的涨价，整个市场价值还在膨胀。只有传统上不卖给资产阶级的官职——比如高等法院中的部分职位，或者那些可能会长期赔本的官职才没有涨价。其他的官职价格都一路飙升，因为资产阶级无比渴望过上受人尊敬、有职业尊严感的生活，离喧嚣的生意经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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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1 其实担任公职挣不到钱，但人们并不在乎。事实上在巴黎或其他外省中心担任公证人一类的职务能挣很多。一个有天分的——或者很多人认为是仅仅是好运的——麻烦制造者能在法庭上脱颖而出，获得成功。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有作家发现自己能靠笔杆子吃饭。但所有这些成功故事都是特例。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命运——同时也是他们的目标——是在审慎、与世无争但舒适的境况下茫然度日，找到门当户对的妻子，官职有人继承或者儿孙满堂。比如，注定要成为其时代最著名外省资产阶级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他家在阿图瓦干法律这一行已有五代人，在1788年之前，他似乎除此之外也无路可选。在毫无生气的外省城市阿拉斯，罗伯斯庇尔靠打官司过着平静的生活，在特别审判法庭当小法官补贴收入——这种法庭在全国各地不计其数；他有充裕的闲暇，广泛阅读，写诗，参加文学比赛，还成为了当地学院的成员。在其他城镇数不清的人和他过着同样的生活：平凡且单调。有很多人加入了共济会分会，借着后者的“远大理想”和神秘的——而且原则上秘密的——仪式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色彩。而其他人，在充斥着中等阶层自负感的小世界中，他们纠结于各种琐碎小事上，比如感到被蔑视，争取蝇头小利或者牢骚满腹，微不足道却又尖刻无比的争吵和仇恨等。在被当地律师讨论小组除名之后，罗伯斯庇尔就写过一本刻薄的小册子控诉他们。在格勒诺布尔，另一个小镇律师安托万－皮耶尔·巴纳夫在十岁的时候和他母亲进入了一个为省区总督的贵族朋友预留的剧院包厢里，被赶了出来，巴纳夫在当地以此闻名，并颇为受用。这让资产阶级（同时也是新教徒）巴纳夫步入了社会和宗教人士的行列，这明显是他们相当珍视的一种特质。巴纳夫后来表示，这件事使他的人生有了一项使命：“把一个人从天生被蔑视的境遇中拉出来，将其提升到应有的社会等级。”但他母亲进入那间著名包厢的决心（他的父亲当时坐在剧院正厅后排）是一个生动的事例，显示出了使资产阶级备受煎熬的执念：他们对贵族既爱又恨的复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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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3 在所有资产阶级中，最为人们所欣赏的就是“过得像贵族一样”的人。这意味他们不用亲自从事任何职业，而靠投资收益或者地租生活。“过得像贵族一样”的资产阶级非常稀少，任何能够承担贵族生活开销的人，也绝对能够承担成为真正贵族的花费。“成为贵族”是所有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是对其社会成就的终极认可。如果一个人有这个财力，那么成为贵族也不难。最热门的官职中有超过4000个是授予持官者贵族头衔的，通过这条途径和其他各种次要的方法，18世纪一共有大约1万人（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就是4.5万人）脱离了资产阶级身份成为了贵族，大概是每天两人。大多数附带贵族头衔的官职确实要求两代人相继担任该职，这样才能算完全以继承的方式获得了贵族头衔。但857个国王秘书职务没有任何实际义务可言，能完全而且立刻获得贵族身份。这些职位被称为“花钱买来的肥皂”，但金融家、商人和工业家们对它们趋之若鹜，在18世纪80年代，他们把这类官职的价格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拥有职业工作的资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白手起家的生意人一跃进入社会最高等级更让人生气了。他们本来预设任何商人都低他们一等，现在却变得毫无意义，然而不管这个官职本身多么有价值，暴发户们预备用来购买贵族头衔官职的钱让所有职业人士望尘莫及。职业人士能做的只有请愿（就像地方民事和刑事法庭），请求将他们自己的职位也变成带有贵族头衔的，或者通过盗用贵族身份脱身。伪造家谱在当时是一个小有规模的行业。在1789年之前我们能碰到的德丹东、德罗伯斯庇尔、德马拉、布里索也摇身一变成了布里索·德瓦维耶[18]，还有罗兰·德拉普拉特耶尔[19]。对其等级的贸然闯入者，贵族不以为然，这种态度绝非自我安慰。当高等法院投票通过只接受有多代贵族血统的成员（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有几个高等法院这么做过），1781年著名的塞居尔法令规定军官必须从至少有四代贵族的家族中招募时，资产阶级舆论哗然。金融界购买贵族头衔的能力曾搅乱了职业人士心中的礼义廉耻，但现在这些政策针对的正是这个金融界。从表面上看，这些政策似乎排除了所有资产阶级担任炙手可热公职的可能。实际上，如果不先当上贵族，极少有资产阶级能身居如此高位。但是公开把这种情况规范化，在这个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教育水平、价值观和外貌都逐渐趋同的时代，无疑是具有挑衅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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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5 什么东西让人们如此渴望成为贵族？当然是贵族身份所带来的魅力、卓尔不群和社会认同。然而资产阶级对特权并不陌生，当时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能通过自己所处的行业、团体、城镇甚至省份获得一些特别的权利或免除某些义务。对于这个没有统一法律体系和制度的国家，特权就是它最大的特征。但是贵族比大多数人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了独立的等级或秩序，国王的其他全部臣民，从最不幸的乞丐到阿瑟·杨笔下用金银餐具吃饭的殖民地大货商，都是平民。贵族在公共场合处处优先，能够佩剑，能够炫耀独有的盾徽。对贵族的审判要在特别法庭进行，而如果贵族犯下了严重罪行，可以得到特殊的死刑——斩首。他们不用服徭役，不用为驻扎军队腾地方，也不用参加义务兵役。最重要的是他们享有巨大的财税优势，他们免于承担盐税带来的重负——这是遭人憎恨的敲诈性盐业垄断。在转让封建财产的时候也不用缴纳财产变更税，而且贵族享有主要的直接税——军役税的免税权。实际上，很多资产阶级也不用交军役税，因为城市市民也有免税权。在三级会议省区军役税按土地而不按人头征收，当地的贵族发现他们要交军役税，而他们的邻居并非贵族，但由于拥有采邑，却不用缴纳该税。[20]当然，贵族不能免交新近开征的直接税，例如人头税（1695年）和廿一税（1749年）。但在大多数人看来，军役税的免税权依然是贵族身份的典型标志，这明显是骑士时代的遗风，当时认为，有责任为了保卫国家冒生命危险的人不需要为之交税。但这种武士同盟也使贵族从事零售贸易变成一件丢脸的事情，这样做要冒着丢掉贵族身份的风险，也可能会降为要交军役税的等级。很少有人敢于蔑视这项法律或者它背后深深的偏见，危及自己作为贵族的优越处境。无论如何他们还要为自己的孩子打算，贵族身份是家族事务，是一项只有传诸后世才真正有效的殊荣。况且贵族被认为应该从事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情。按照惯例，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这是有追求的资产阶级强烈地想成为贵族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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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7 不论当时还是今天，没人知道贵族的确切人数。可靠的估计是在12万到35万之间。但国家的这一小部分人拥有法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根据其封建权利所有的。他们拥有所有最有价值的可卖官职，大量的政府股份，近四分之一的教会税款会落进贵族神父、僧侣的腰包。大多数重工业也被贵族控制着，要么是通过投资，要么是由于他直接拥有可以开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土地，这种产业以土地为依托，所以不会被看成是商业。甚至对于贸易的禁止也是有漏洞可钻的。大规模贸易已经对贵族和国王公卿们开放很多年了，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就是大商人或者私人金融家，他们不会因为购买了带有贵族头衔的官职，而被要求放弃生意。正因为成功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轻易成为贵族，他们带来的资产也一直在为整个贵族阶层的财富添砖加瓦，更不要说带着丰盛嫁妆的女性资产阶级继承人了，很多身无分文的绅士正巴望着靠她们镀金呢。因此资产阶级不断增长的财富也带动了贵族富裕，帮助贵族保持住了它的领先地位。“贵族”就像是一个俱乐部，所有富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确实有义务——加入。这绝不是说所有的贵族都有钱，但所有的有钱人最后都会成为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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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9 随着贵族财富而来的是影响力和权力。作为“王国第一绅士”的国王会在一群贵族廷臣中度过一生，原则上，只有名门望族才有机会见他一面。他所有的大臣也都是贵族——当1776年路易十六任命雅克·内克做官的时候引起了轰动，内克是瑞士人，一个新教平民。行政部门的所有高级官员——大使、总督、国务委员以及督办官——都是贵族，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和大多数的低级军官也都是贵族。大部分确保中央政府有钱花的金融家和包税人都买到了贵族身份，而且因为每个高级法庭的每个职位都是附带贵族头衔的，所以整个司法系统的上层都是贵族。在教会里，贵族占据了所有主教职位、最好的修道院院长和教士职位，而且在路易十六时期让他们担任这些职位变成了一项制度。其动机也正是1781年塞居尔法令的隐含目的之一：把一部分公职留给那个没有其他资产的群体——贫困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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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1 事实上，路易十六时期法国的真正管理者不是贵族，而是一个财阀集团，其中大多数贵族没有一席之地。大半贵族过得和普通资产阶级差不多，很多甚至比资产阶级穷得多。托拜厄斯·斯摩莱特[21]在1763年如此描述布洛涅的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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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3 虚荣、傲慢、贫穷而且懒惰……他们任由自己的别墅衰败，花园和农田荒芜，寄居在上城区的阴冷小屋里……没有灯光、新鲜空气或者厕所。他们在里面忍饥挨饿，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钱买好衣服，每天好好打扮一次……他们毫无教养可言，没有阅读品位，不理家政，没有任何实际的职业，只会打理自己的头发，修饰自己的仪态。他们讨厌步行，如果不是为了满足被观赏的虚荣心，也绝不会出国……他们装作非常在乎自己的等级，绝不会和商人有任何来往，他们觉得商人是平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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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5 在宫廷，在巴黎，钱能疏通一切。公爵和达官贵人们非常乐意将他们亭亭玉立的女儿嫁给大金融家。内克的权力通行证就是他作为银行家的巨大财富。很多外省首府也存在着品级和金钱的融合，尤其是港口城市。但离开了这些显赫的消费中心，贵族阶级往往是一群血统高贵、寒酸破败、没有多少资产财力的绅士。这才是大多数农民，也是大多数法国人会碰见的贵族。他们往往发现贵族傲慢自大，急于索取封建捐税和行使领主特权，极为依恋自己的祖先和贵族的特权。1825年塞居尔伯爵回望革命前的岁月时说起：“相比在宫廷有关系的上层贵族或人员，人们更有理由对乡村贵族感到不满，他们贫穷而且愚昧。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除了头衔一无所有，他们总想用头衔来和一些中等阶层的真正优势一比高低，后者在知识和财富上让他们倍感尴尬、颜面扫地。”[23]这种贵族最敌视的莫过于贸易了。在布列塔尼，处境窘迫的绅士在通过经商挣回财产时，可以“搁置贵族身份”。但即便这么做了的人——比如夏多布里昂的父亲，他最后成功地赎回了祖先的城堡，但也花光了所有挣到的钱，并乐于重新过上窘迫却貌似位居上流的理想生活。缺钱意味着这些人不可能担任法院职位：他们付不起这些职位的价钱，至于用来支付高级法庭法官可有可无的职业教育的经费，他们也望尘莫及。他们倾向于把高级法庭官职看成是穿袍贵族的新来源，并对之冷嘲热讽，求得心理慰藉，尽管这种看法往往是没有道理的。另外，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唯一货真价实的贵族——佩剑贵族。他们从祖先的血统中继承了自己的使命——战斗。他们有义务在军队中——当然是作为军官——侍奉国王，而国王相应的也有义务给予他们机会。但问题是，军队的所有职位也是可以拿钱买的，而财阀们再一次把这些职位的价格抬上了天。在18世纪中期人们对于贫穷贵族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公共辩论。夸耶神父在1756年出版的《商人贵族》中称，解决之道在于鼓励这批贵族从商。但路易十四的私生孙子舍瓦利耶·德阿尔克在其回应著作《军人贵族或者法国爱国者》中谴责了金钱的魔力，并主张由贵族垄断军队职位，以战绩作为唯一升迁标准。这既能给予贫穷贵族可靠的谋生手段，也能塑造更加专业的军官群体。在1776年这一系列辩论达到顶点，当时建成了12所军校组成的体系，其中包括拿破仑·波拿巴就读的布里耶纳军校。拿破仑来自刚并入法国的科西嘉岛，出身于一个贫穷贵族家庭，在军校中他学会了军事艺术的基本原理。塞居尔法令也有相同的意图——将来自资产阶级，把军装带来的光鲜荣誉、社会尊重看得比军事效率更重的富有纨绔子弟清理出军队。它的缺陷在于对于宫廷中的纨绔子弟没有影响，他们的血统高贵无比，也同样有钱，但他们对军队的奉献承诺也仅仅流于形式。不论哪条路，天生的富二代或者贵族二代总是占先，而有天分或能力的人只能排在他们后面，这种情况不仅在军队中出现。在很多人看来，显而易见，整个社会都是这么运作的。一个自学成才的文人尚福，通过贵族关系在1781年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他思索道：“什么生物与他周遭的环境最格格不入？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呢——他既无金钱亦非贵族，只有苦干功绩，身边却到处都是前两种优势居其一者，或者是兼具两种优势的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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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7 公众的不满主要针对军队，这也绝非巧合。18世纪中期法国军队的战绩实在太丢人了。他们在海上被英国赶走，在战场上被普鲁士痛击，再没有其他国家机构像军队这般无能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军队为全欧洲敬仰，而现在它的名声一落千丈，国家努力想要恢复其声望，军事学校和塞居尔法令一类的改革正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如今代替路易十四军队昔日角色的是腓特烈大帝的军队，而后者恰为法国很多改革提供了榜样。历任陆军大臣都不仅想要建立普鲁士风格的军官团体，还要引进普鲁士的军事战术和作战演习、军队服装甚至军队纪律。这种政策处处发生龃龉，人们往往会争论，法国士兵如果犯了普鲁士式的军事错误——比如用剑面攻击——是否能在不丢颜面的情况下被惩罚？路易十六军队的构成当然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不同：大多数士兵是法国臣民，还有志愿兵。军队中确实有23个外籍军团，其中包括令人敬畏的负责王室安全的瑞士卫队，但他们还不及整个军队人数的七分之一，而且征兵制只用于招募民兵部队，这是一支只在战时调动的预备军。有很多人被招揽到一起，用于挑选每个地区所需的应征士兵；但免于参军的资格范围很广，只有最穷的农民逃不过征召。尽管现在民兵部队被收编的风险不大，但是它在乡村地区仍极不受欢迎。即便是最穷困潦倒的农民，也对军队生活没有太大兴趣。大量正规军队是在高度城市化、重兵把守的北部和东北边境地区征召的。大多数新兵要服满8年兵役，每年大概有3000名逃兵，这一数字低于当时的国际标准。军队占社会比重也是较小的，18万军人意味着国王每156个臣民中有一个军人（普鲁士这个数字是29比1），而且军队的地域集中意味着它对中部、南部和西部所有省份的生活都不会造成冲击。约有六十多年时间，法国军队都未曾在自己的领土上打过仗了，18世纪时他们也从未接到平息国内动乱的命令。因此，虽然军费花销越来越大，军队却越发与世隔绝，对多年非军事化的地区或人群没有太大影响。但军队内部也分成了不同的王国。大多数军官有大把的假期，他们很少见到自己的部下，对后者也毫不关心。军事理论家力捧的普鲁士模式提倡军人无意志的机械行动，更是无法让军官和士兵走得更近。限制军队官职任命的措施也是一样，他们急于把富裕平民赶出军官阶层，同时也排除或压制了有才能的“好运军官”，尽管后者在其他的或者较低的军阶上积累了长期而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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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9 海军不可能有这种隔阂，船上的全体官兵要连续数月吃住在一起，每位军官都要对航海和船员职责了如指掌。在整个法国海军史上，军方一直努力将军官招募限制在贵族范围内。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土伦的海军学校用于训练海军所需的所有军官，它们原则上只向贵族开放。但贵族们觉得扬帆远航太艰辛，不如待在陆军，尽管这些学校培养的“红衫”军官主导着整个海军，但一旦到了战争时期，他们的人数将大大不及从沿海地区广泛招募来的“蓝衫”军。海军中没有买官制，即便是海军最高级别的官职，也很少有廷臣问津，所以每一级军阶中的社会对抗都要少得多。大海上靠的是能力和经验，为了确保即便下甲板船员也能有这样的素质，从科尔贝的时代开始，法国就在实施一种海军招募体制：在沿海地区和航运流域，每一个低于60岁且有航行经验的人都被要求注册到一个“编队”或海军预备役名录之下，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义务出动。就像民兵招募在农民中不受欢迎一样，这种海军招募在水手、渔民和驳船船员中也不招人喜欢，但相比英国海军的强制征兵制，这种方法能产生更好的战舰船员——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打败了英军，报仇雪恨。这场战争似乎为大规模扩张海军的计划和装备翻新进行了有力辩护，而上一次的扩张和翻新结束于1763年。到1780年法国军队中共有86艘驱逐舰和79艘战列舰在服役，从1776年到1783年，海军每年的军费翻了四倍。这样的努力对于美国取得独立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路易十六仍决心要让法国继续保持欧洲主要海上力量的地位。而他唯一一次见到海洋，也是在1791年之前他唯一一次离开巴黎周边行政区，走访王国其他地方，是在1786年去瑟堡视察一个兴建中的大型海军港口。那里有3000名工人，阿瑟·杨1788年8月看到他们时就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他很想知道，要完成一个如此浩大的工程，这个国家怎么才能做到不破产？事实上，这项工程又花了65年才得以完工；而就在他抵达瑟堡的前11天，如此庞大的国防开支已经使这个国家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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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1 贵族紧抓着军事力量不放，其理由是他们的等级天生就要战斗，而且他们以此来捍卫其免税权。这等于回到了典型的中世纪社会分工：有人劳作，有人战斗，有人祈祷。自然，那些祈祷的人——教士们也会诉诸类似的理由，同样是强调某种自身的实用性，为其享有的广泛特权奠定基础。按照法律，教士的等级高于贵族，是王国第一等级，因为他们是王国共同体精神幸福和道德标准的守卫者。教士约有13万，但超过半数的教士都从事着普通神职工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还有很多修道院外的教士属于大教堂和圣堂参事会联合会的成员，是没有医治灵魂职能的大教堂教士。因此，教区神父是少数，全国平均下来，每位神父要负责400名到500名居民。但是教士的分布，和这个国家其他事物的分布一样，是不平衡的。在乡村，本堂神父是教区居民们唯一能见到的神职人员；而在城镇景观中充满了修女院、神学院、学校和医院，全都由教士运作，更不要说大教堂、教堂联合会和不计其数的教区教堂，连甍接栋，钟声相闻。在很多小城镇，教堂是主要的劳动力雇佣方。在沙特尔的1.2万居民中，直接受雇于教堂参事会的就有500人到600人，还有更多的人依靠它谋生，而教堂自己也是靠着周边地区的1.7万英亩土地和124位封建领主来养活。在人口1万的巴约，据估计，当地所有神职机构每年会为该镇经济贡献多达40万里弗。全法国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土地在教会手中，尽管它们大部分在北方而非南方。而根据什一税，教区教士理论上能够收取每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维持自己的生计。实际中什一税的征收很不规范，而且即便是对那些没能逃过该税的人也从未征满十分之一。除了1561年后并入法国的省份——其教会被“视为外国的”，所有的教会收入都被免除了平常的税收。[25]和贵族不一样，政府想要侵害教会的免税特权，但屡屡告败，最后的一次纷争发生在1749年到1751年之间，国家准备开征廿一税。教会最后获得了胜利，因为他们组织有序。和第二、第三等级不同，他们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议性的法国教士大会，在休会期间，该等级所有集体事务都由一个常设的大会常务理事会管理，主管常务理事会的是两名精心挑选的大会干事，他们往往是想出人头地、野心勃勃的年轻教士。然而他们从事的大多是财政事务——免税并不意味着教会对王室岁入毫无贡献。每十年教会要向政府兑现一个所谓“自由捐献”，这笔钱在教会内部对教士进行征收。同时，教会利用自身极高的信誉，替国家发放巨额债券，这意味着它还要筹措比“自由捐献”更多的钱来还利息。总共加起来教会每年要给国家，或帮国家支付1600万里弗。不过因为他们每年岁入约为2.5亿里弗，他们拿出的钱远远满足不了俗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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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3 在第一等级内部，对教士的征税力度也不是完全平等分配的。教区教士依赖什一税和各种工作费，他们如果有幸得到一小块教会附属地，将会交出收入的一半，而且他们对于主教辖区内的征税额度分配没有发言权。大教堂教士和规模较大的教士会、修道院占有教会大部分地产，他们的代表垄断了所有有权力有影响的位置。而这些团体中最富有的群体，反过来又一定会被贵族控制，因为对于贵族而言，前者能成为他们众多子女主要的、舒适且待遇优厚的庇护所，否则子女会变成家族财产的沉重负担。自从1516年弗兰茨一世和教皇里奥十世签订政教协议以来[26]，国王有权任命大修道院中所有主教和院长。在18世纪国王听取了一位主教的建议，把这一重大职务委任权以圣职名录的方式分配到了下面。然而，很多宫廷家族渴望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扈从过上教士的好日子，所有手中握有委任权的人都发现很难抵制前者的巨大压力。随着18世纪地租的提高，对教会职位的需求量更大了。高层大主教的收入都是六位数，很少有收入在2万里弗以下的高级教士。一个较大修道院有推荐权力的院长比主教收入还高。相应的，这些炙手可热的圣职将由大贵族的次子们担任。截至1789年所有主教级别的教士（只有一个例外）都是贵族出身，四分之一的主教职位被13个家族把持着。这个体制内的很多圣职都被任命给了非常年轻的人，他们经过简短学习过程，闪电般地接受任命，在这个早已不那么神圣的等级体制内迅速蹿升。塔列朗就是一个注定要做教士而非军人的人，幼年的他因为一次事故导致一条腿发育不健全，他在21岁的时候被任命为副主祭，几周后成为兰斯大教堂教士，几个月内当上了修道院院长——不过他在四年之后才成为神父，再下一年他成了两名大会干事中的一个，到1788年34岁的时候，他成为了欧坦的主教。以后的历史将证明，路易十六时期的主教中，没人比塔列朗更加愤世嫉俗，更加冷酷无情，因为每每遇到考验时，大多数教士还是会怀着某种热情坚持在自己的圣职上。不过他们的升迁都是同样的神速，因为也没有其他升迁途径可走。如果说这样的体制产生了对神圣事业不热心的神父，它也使法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成为强悍的政客和权力掮客。1787年5月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当上首席大臣，实现了教士们公开追逐多年的抱负。18世纪早期的弗勒里、贝尼斯和泰雷等例证表明，路易十四永不将高级世俗官职授予教士的原则已经随他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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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5 布里耶纳是作为教会改革者而出名的。1766年他当上了修士委员会的主席，教士大会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进行投资，关闭或者合并（如果有必要的话）无人居住的修士院和修女院。教会成立委员会，摆出改革姿态，是18世纪最大的宗教变革——1764年法国驱逐了耶稣会士的后续。驱逐耶稣会士是由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故从很多方面导致的，世俗权力除去了在法国宗教和教育生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团体，这段历史极为生动地表明了一个拒绝改革的教会会变得多么脆弱。教会在察觉到危险之后，就开始四处寻觅容易下手改革的地方。修士群体暴露了出来，因为他们一直犹豫着不招新人，还被越来越功利的公共舆论谴责为财富囤积者，教会则被认为是懒汉的避难所。于是，在1768年至1780年，458个修道院被解散，其资产共计622029里弗，被分发给了医院、贫民院和神学院；但更大更富有的修道院还是毫发未伤，教区教士的问题、教会中被轻视的穷困苦工的问题，也都没有得到处理。很少有教区教士真的出身贫寒，因为从事教士职业是需要一定的教育经费的。以大多数人群的标准来看，享有圣俸的教区神父也绝非极度贫穷。然而，很多教士对于教会财富分配不平衡，自己在教会管理中没有发言权，毫无升迁前途可言等事情满腹牢骚。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让享受什一税的教士越加兴旺，但在很多城镇什一税已经是历史了，就连在乡村，也有三分之一的有俸教士无权获得该教区的什一税。这些税款有时被转交给了俗人，更多的时候是转交到了修道院和其他教士团体的腰包里，后者只按照固定比例把收益中的一部分付给教区神父，这种经费被称为“恰当提成”。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薪水，而18世纪持续的通货膨胀必然让这份提成的实际价值不断缩水。王室在1768年和1786年两度下令强制涨薪，两次都谴责享受什一税者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然而他们非但没有把钱付给教士，反而放弃了他们向教区神父收钱的权利。于是现在轮到神父去触什一税的霉头了，而他们发现自己收上来的钱还不如“恰当提成”多。18世纪70年代，在很多主教辖区，教区神父的不满爆发了，他们组织起反叛集会，控诉“恰当提成”的不足，谴责向教士征税的不公平性，还有大教堂教士和修士对教区行政部门的垄断，以及主教们的“专制”——教会现行模式的靠山正是主教的权威。在1780年教士大会中，主教们重弹老调：禁止未经批准的教士集会。1782年一纸王室法令支持了主教们的立场，这显然使所谓“神父反叛”偃旗息鼓了。它并未尝试解决反叛的原因，因为当时教会正遭到世俗人士前所未有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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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7 教会最遭人诟病之处是其政治权力。它垄断了公众崇拜，国王的所有臣民在法律上都是天主教徒。同样从法律上讲，新教徒不享有宽容（阿尔萨斯地区除外），也没有民事权利。就在1762年一名牧师被处死了，政府新近释放新教囚犯只有在1775年的一次。教会还控制了几乎整个教育系统，提供了大部分的济贫和医疗救济。它拥有覆盖面很大的审查制度，它的布道坛常常被世俗政府借来发布重要的公告和警报。这一切都强化了教会所宣称的自己拥有的上帝所赐的道德权威。在法国，法律和政令的日常执行非常不到位，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中，教会使臣民保持温驯服从的功能就显得无比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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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9 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除了军队之外，推行法律最重要的力量要算骑警队了，这是一支马背上的警察部队，人数多达3000人。传统上不论大小，所有的城镇都雇佣看守人，但即使在最大的城市看守总人数也超不过三位数。只有巴黎的警力比较充足，首都各种部门加起来大概有2000多名警官，另外还有法国卫兵和瑞士卫兵。事实上法国的法官比警察多得多，经过前几个世纪的买官制，法官人数大大增加。司法系统的最底部是成千上万的小司法辖区，很多是私人的，但都配备了完整审判人员，包括书记员、代诉人、法庭警察和执法人员。仅昂热这座有2.6万人的城市就有53个不同的法院和审判庭，它们都不是司法系统中的高级机构。稍大一些的贝桑松有高等法院，其明确在职的人员约为500人，其中大概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员从事和法律直接相关的工作，其他更多人则间接依赖法律工作。这座司法迷宫带来的延误和花销臭名昭著。1763年巴黎高等法院的最高检察长（他应该了解情况）记述道：“有人每两三年就要打一场官司，耗费大量金钱只为了找到那位能受理他案件的法官，我们难道不是天天看到这样的人吗？”[27]但只要法国制定不出一套规范的法律体系，只要政府无法买断所有持官者的官职，问题就无法解决。这样的改革和理性化行动在1771年到1774年以及1788年确实断断续续发生过，是政府和高等法院政治斗争的副产品，但这类改革与催生改革的短暂局势一样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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