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31663 资产阶级的致富根基是18世纪迅速发展的商业和工业。所有资产阶级都是从商人起家的，随着18世纪不断发展，他们的财富也与日俱增。伟大的成功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阿瑟·杨在波尔多时写道：“这里商人的生活是极为奢华的。他们的住宅造价不菲。他们对客人的招待极为慷慨，很多菜是用金银质餐具盛装的。但豪赌则是很糟糕的事，还有绯闻风传商人包养剧院的歌舞女郎，这也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名声。”[16]雅克·萨瓦里在1675年出版过一本广受欢迎多次再版的小册子，其中描述了节制、朴素、精打细算的传统“好商人”形象，阿瑟·杨见到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脱离那个世界了。但毫无疑问，大多数生意人也没过上这样的日子。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富有的少数比节制的大多数更突出。但从根本上说，区别仅仅是程度不同而已。商业资产阶级行为是大致一样的，任何层面的商人都是如此。他们中几乎没有人愿意把钱留在他们当初发家的行业，贸易和制造业虽然利润可观，但毕竟不稳定，因此资产阶级们一旦有了钱，第一反应就是买地。所有的殖民地货物托运商和大城市银行家都会把他们的千万家产用来购置选定地区的庄园、乡间别墅和广阔的领主采邑，成功的小城镇商人则会购置街边房屋或者城外的花园。土地总是保险的，虽然利润不高，但很稳定。总之，土地更为人所看重。所有最优秀的人，以及那些长久以来治理这个国家的人，都是地主。因此，任何想要在社会中成为大人物的人，都不能没有土地，而那些有着坚定志向的人知道他们早晚要从生意场全身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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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65 很少有资产阶级家庭在富裕时间超过了一代人之后还留在生意场上的，除非他们是新教徒或者犹太人——这两者被法律捆住了手脚，只能挣钱。经商利润如果不用于购置财产，就会用于为下一代人提供优越的教育。通过教育，下一代才有可能从事高尚职业，人们才会忘记他们是商人起家。这是长期以来确立的模式，尽管18世纪末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称赞商人的作用，并对他们一旦有钱就放弃自己行业的做法感到惋惜，但现实中商人的做法还是没有改变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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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67 1780年里昂的一个诉讼当事人这样写他的对手：“我不能保持沉默，忘掉这件事……我自己就是一个广受爱戴和尊重的商人的子嗣，热斯先生侮辱了商业，他把那些从事这个行当的人称作‘社会糟粕’，这就是他如何称呼这个举国上下都同样尊重的职业的。但请记住，热斯先生和我一样，也是商人的儿子，他否认了自己的血统，而我却以之为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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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69 这位作者是地方法庭的一位法官。显而易见，他之所以以其父亲的职业为荣，是因为父辈挣的钱足够给儿子买到这个官职。而繁荣的买官市场最能证明长期以来资产阶级对摆脱商业这一“恶名”的渴望。买官制起源于16世纪，一开始是作为国王借钱的手段，到17世纪官职买卖成为法国社会生活的基本制度，如果官员可以缴纳这个官职所需的年税，就可以把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卖给第三方。这让官职听起来像是和土地一样的投资品，而为了应对日益增长的需求，王室开放了绝大部分官职的买卖。整个司法体系，上至高等法院的最高主席，下至最偏远的乡村法庭的法警，都是买来的。其他成千上万，各种品级的官员都是如此。在路易十六时期大概有7万个可以买卖的官职，价值共计9亿里弗，而且随着这些大多数官职的涨价，整个市场价值还在膨胀。只有传统上不卖给资产阶级的官职——比如高等法院中的部分职位，或者那些可能会长期赔本的官职才没有涨价。其他的官职价格都一路飙升，因为资产阶级无比渴望过上受人尊敬、有职业尊严感的生活，离喧嚣的生意经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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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1 其实担任公职挣不到钱，但人们并不在乎。事实上在巴黎或其他外省中心担任公证人一类的职务能挣很多。一个有天分的——或者很多人认为是仅仅是好运的——麻烦制造者能在法庭上脱颖而出，获得成功。这也是有史以来首次有作家发现自己能靠笔杆子吃饭。但所有这些成功故事都是特例。大多数资产阶级的命运——同时也是他们的目标——是在审慎、与世无争但舒适的境况下茫然度日，找到门当户对的妻子，官职有人继承或者儿孙满堂。比如，注定要成为其时代最著名外省资产阶级的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他家在阿图瓦干法律这一行已有五代人，在1788年之前，他似乎除此之外也无路可选。在毫无生气的外省城市阿拉斯，罗伯斯庇尔靠打官司过着平静的生活，在特别审判法庭当小法官补贴收入——这种法庭在全国各地不计其数；他有充裕的闲暇，广泛阅读，写诗，参加文学比赛，还成为了当地学院的成员。在其他城镇数不清的人和他过着同样的生活：平凡且单调。有很多人加入了共济会分会，借着后者的“远大理想”和神秘的——而且原则上秘密的——仪式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色彩。而其他人，在充斥着中等阶层自负感的小世界中，他们纠结于各种琐碎小事上，比如感到被蔑视，争取蝇头小利或者牢骚满腹，微不足道却又尖刻无比的争吵和仇恨等。在被当地律师讨论小组除名之后，罗伯斯庇尔就写过一本刻薄的小册子控诉他们。在格勒诺布尔，另一个小镇律师安托万－皮耶尔·巴纳夫在十岁的时候和他母亲进入了一个为省区总督的贵族朋友预留的剧院包厢里，被赶了出来，巴纳夫在当地以此闻名，并颇为受用。这让资产阶级（同时也是新教徒）巴纳夫步入了社会和宗教人士的行列，这明显是他们相当珍视的一种特质。巴纳夫后来表示，这件事使他的人生有了一项使命：“把一个人从天生被蔑视的境遇中拉出来，将其提升到应有的社会等级。”但他母亲进入那间著名包厢的决心（他的父亲当时坐在剧院正厅后排）是一个生动的事例，显示出了使资产阶级备受煎熬的执念：他们对贵族既爱又恨的复杂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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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3 在所有资产阶级中，最为人们所欣赏的就是“过得像贵族一样”的人。这意味他们不用亲自从事任何职业，而靠投资收益或者地租生活。“过得像贵族一样”的资产阶级非常稀少，任何能够承担贵族生活开销的人，也绝对能够承担成为真正贵族的花费。“成为贵族”是所有资产阶级梦寐以求的，是对其社会成就的终极认可。如果一个人有这个财力，那么成为贵族也不难。最热门的官职中有超过4000个是授予持官者贵族头衔的，通过这条途径和其他各种次要的方法，18世纪一共有大约1万人（如果算上他们的家庭成员就是4.5万人）脱离了资产阶级身份成为了贵族，大概是每天两人。大多数附带贵族头衔的官职确实要求两代人相继担任该职，这样才能算完全以继承的方式获得了贵族头衔。但857个国王秘书职务没有任何实际义务可言，能完全而且立刻获得贵族身份。这些职位被称为“花钱买来的肥皂”，但金融家、商人和工业家们对它们趋之若鹜，在18世纪80年代，他们把这类官职的价格炒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对于拥有职业工作的资产阶级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白手起家的生意人一跃进入社会最高等级更让人生气了。他们本来预设任何商人都低他们一等，现在却变得毫无意义，然而不管这个官职本身多么有价值，暴发户们预备用来购买贵族头衔官职的钱让所有职业人士望尘莫及。职业人士能做的只有请愿（就像地方民事和刑事法庭），请求将他们自己的职位也变成带有贵族头衔的，或者通过盗用贵族身份脱身。伪造家谱在当时是一个小有规模的行业。在1789年之前我们能碰到的德丹东、德罗伯斯庇尔、德马拉、布里索也摇身一变成了布里索·德瓦维耶[18]，还有罗兰·德拉普拉特耶尔[19]。对其等级的贸然闯入者，贵族不以为然，这种态度绝非自我安慰。当高等法院投票通过只接受有多代贵族血统的成员（18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有几个高等法院这么做过），1781年著名的塞居尔法令规定军官必须从至少有四代贵族的家族中招募时，资产阶级舆论哗然。金融界购买贵族头衔的能力曾搅乱了职业人士心中的礼义廉耻，但现在这些政策针对的正是这个金融界。从表面上看，这些政策似乎排除了所有资产阶级担任炙手可热公职的可能。实际上，如果不先当上贵族，极少有资产阶级能身居如此高位。但是公开把这种情况规范化，在这个资产阶级和贵族的教育水平、价值观和外貌都逐渐趋同的时代，无疑是具有挑衅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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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5 什么东西让人们如此渴望成为贵族？当然是贵族身份所带来的魅力、卓尔不群和社会认同。然而资产阶级对特权并不陌生，当时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能通过自己所处的行业、团体、城镇甚至省份获得一些特别的权利或免除某些义务。对于这个没有统一法律体系和制度的国家，特权就是它最大的特征。但是贵族比大多数人享有更多的特权，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了独立的等级或秩序，国王的其他全部臣民，从最不幸的乞丐到阿瑟·杨笔下用金银餐具吃饭的殖民地大货商，都是平民。贵族在公共场合处处优先，能够佩剑，能够炫耀独有的盾徽。对贵族的审判要在特别法庭进行，而如果贵族犯下了严重罪行，可以得到特殊的死刑——斩首。他们不用服徭役，不用为驻扎军队腾地方，也不用参加义务兵役。最重要的是他们享有巨大的财税优势，他们免于承担盐税带来的重负——这是遭人憎恨的敲诈性盐业垄断。在转让封建财产的时候也不用缴纳财产变更税，而且贵族享有主要的直接税——军役税的免税权。实际上，很多资产阶级也不用交军役税，因为城市市民也有免税权。在三级会议省区军役税按土地而不按人头征收，当地的贵族发现他们要交军役税，而他们的邻居并非贵族，但由于拥有采邑，却不用缴纳该税。[20]当然，贵族不能免交新近开征的直接税，例如人头税（1695年）和廿一税（1749年）。但在大多数人看来，军役税的免税权依然是贵族身份的典型标志，这明显是骑士时代的遗风，当时认为，有责任为了保卫国家冒生命危险的人不需要为之交税。但这种武士同盟也使贵族从事零售贸易变成一件丢脸的事情，这样做要冒着丢掉贵族身份的风险，也可能会降为要交军役税的等级。很少有人敢于蔑视这项法律或者它背后深深的偏见，危及自己作为贵族的优越处境。无论如何他们还要为自己的孩子打算，贵族身份是家族事务，是一项只有传诸后世才真正有效的殊荣。况且贵族被认为应该从事比挣钱更重要的事情。按照惯例，他们是社会的管理者——这是有追求的资产阶级强烈地想成为贵族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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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7 不论当时还是今天，没人知道贵族的确切人数。可靠的估计是在12万到35万之间。但国家的这一小部分人拥有法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土地，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根据其封建权利所有的。他们拥有所有最有价值的可卖官职，大量的政府股份，近四分之一的教会税款会落进贵族神父、僧侣的腰包。大多数重工业也被贵族控制着，要么是通过投资，要么是由于他直接拥有可以开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土地，这种产业以土地为依托，所以不会被看成是商业。甚至对于贸易的禁止也是有漏洞可钻的。大规模贸易已经对贵族和国王公卿们开放很多年了，因为他们中很多人本来就是大商人或者私人金融家，他们不会因为购买了带有贵族头衔的官职，而被要求放弃生意。正因为成功的资产阶级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轻易成为贵族，他们带来的资产也一直在为整个贵族阶层的财富添砖加瓦，更不要说带着丰盛嫁妆的女性资产阶级继承人了，很多身无分文的绅士正巴望着靠她们镀金呢。因此资产阶级不断增长的财富也带动了贵族富裕，帮助贵族保持住了它的领先地位。“贵族”就像是一个俱乐部，所有富人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也确实有义务——加入。这绝不是说所有的贵族都有钱，但所有的有钱人最后都会成为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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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79 随着贵族财富而来的是影响力和权力。作为“王国第一绅士”的国王会在一群贵族廷臣中度过一生，原则上，只有名门望族才有机会见他一面。他所有的大臣也都是贵族——当1776年路易十六任命雅克·内克做官的时候引起了轰动，内克是瑞士人，一个新教平民。行政部门的所有高级官员——大使、总督、国务委员以及督办官——都是贵族，陆军和海军的高级军官和大多数的低级军官也都是贵族。大部分确保中央政府有钱花的金融家和包税人都买到了贵族身份，而且因为每个高级法庭的每个职位都是附带贵族头衔的，所以整个司法系统的上层都是贵族。在教会里，贵族占据了所有主教职位、最好的修道院院长和教士职位，而且在路易十六时期让他们担任这些职位变成了一项制度。其动机也正是1781年塞居尔法令的隐含目的之一：把一部分公职留给那个没有其他资产的群体——贫困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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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1 事实上，路易十六时期法国的真正管理者不是贵族，而是一个财阀集团，其中大多数贵族没有一席之地。大半贵族过得和普通资产阶级差不多，很多甚至比资产阶级穷得多。托拜厄斯·斯摩莱特[21]在1763年如此描述布洛涅的贵族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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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3 虚荣、傲慢、贫穷而且懒惰……他们任由自己的别墅衰败，花园和农田荒芜，寄居在上城区的阴冷小屋里……没有灯光、新鲜空气或者厕所。他们在里面忍饥挨饿，这样才能够有足够的钱买好衣服，每天好好打扮一次……他们毫无教养可言，没有阅读品位，不理家政，没有任何实际的职业，只会打理自己的头发，修饰自己的仪态。他们讨厌步行，如果不是为了满足被观赏的虚荣心，也绝不会出国……他们装作非常在乎自己的等级，绝不会和商人有任何来往，他们觉得商人是平民。[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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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5 在宫廷，在巴黎，钱能疏通一切。公爵和达官贵人们非常乐意将他们亭亭玉立的女儿嫁给大金融家。内克的权力通行证就是他作为银行家的巨大财富。很多外省首府也存在着品级和金钱的融合，尤其是港口城市。但离开了这些显赫的消费中心，贵族阶级往往是一群血统高贵、寒酸破败、没有多少资产财力的绅士。这才是大多数农民，也是大多数法国人会碰见的贵族。他们往往发现贵族傲慢自大，急于索取封建捐税和行使领主特权，极为依恋自己的祖先和贵族的特权。1825年塞居尔伯爵回望革命前的岁月时说起：“相比在宫廷有关系的上层贵族或人员，人们更有理由对乡村贵族感到不满，他们贫穷而且愚昧。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除了头衔一无所有，他们总想用头衔来和一些中等阶层的真正优势一比高低，后者在知识和财富上让他们倍感尴尬、颜面扫地。”[23]这种贵族最敌视的莫过于贸易了。在布列塔尼，处境窘迫的绅士在通过经商挣回财产时，可以“搁置贵族身份”。但即便这么做了的人——比如夏多布里昂的父亲，他最后成功地赎回了祖先的城堡，但也花光了所有挣到的钱，并乐于重新过上窘迫却貌似位居上流的理想生活。缺钱意味着这些人不可能担任法院职位：他们付不起这些职位的价钱，至于用来支付高级法庭法官可有可无的职业教育的经费，他们也望尘莫及。他们倾向于把高级法庭官职看成是穿袍贵族的新来源，并对之冷嘲热讽，求得心理慰藉，尽管这种看法往往是没有道理的。另外，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唯一货真价实的贵族——佩剑贵族。他们从祖先的血统中继承了自己的使命——战斗。他们有义务在军队中——当然是作为军官——侍奉国王，而国王相应的也有义务给予他们机会。但问题是，军队的所有职位也是可以拿钱买的，而财阀们再一次把这些职位的价格抬上了天。在18世纪中期人们对于贫穷贵族问题展开过一次激烈的公共辩论。夸耶神父在1756年出版的《商人贵族》中称，解决之道在于鼓励这批贵族从商。但路易十四的私生孙子舍瓦利耶·德阿尔克在其回应著作《军人贵族或者法国爱国者》中谴责了金钱的魔力，并主张由贵族垄断军队职位，以战绩作为唯一升迁标准。这既能给予贫穷贵族可靠的谋生手段，也能塑造更加专业的军官群体。在1776年这一系列辩论达到顶点，当时建成了12所军校组成的体系，其中包括拿破仑·波拿巴就读的布里耶纳军校。拿破仑来自刚并入法国的科西嘉岛，出身于一个贫穷贵族家庭，在军校中他学会了军事艺术的基本原理。塞居尔法令也有相同的意图——将来自资产阶级，把军装带来的光鲜荣誉、社会尊重看得比军事效率更重的富有纨绔子弟清理出军队。它的缺陷在于对于宫廷中的纨绔子弟没有影响，他们的血统高贵无比，也同样有钱，但他们对军队的奉献承诺也仅仅流于形式。不论哪条路，天生的富二代或者贵族二代总是占先，而有天分或能力的人只能排在他们后面，这种情况不仅在军队中出现。在很多人看来，显而易见，整个社会都是这么运作的。一个自学成才的文人尚福，通过贵族关系在1781年进入了法兰西学院，他思索道：“什么生物与他周遭的环境最格格不入？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个人呢——他既无金钱亦非贵族，只有苦干功绩，身边却到处都是前两种优势居其一者，或者是兼具两种优势的人。”[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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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7 公众的不满主要针对军队，这也绝非巧合。18世纪中期法国军队的战绩实在太丢人了。他们在海上被英国赶走，在战场上被普鲁士痛击，再没有其他国家机构像军队这般无能了。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军队为全欧洲敬仰，而现在它的名声一落千丈，国家努力想要恢复其声望，军事学校和塞居尔法令一类的改革正是这些努力的一部分。如今代替路易十四军队昔日角色的是腓特烈大帝的军队，而后者恰为法国很多改革提供了榜样。历任陆军大臣都不仅想要建立普鲁士风格的军官团体，还要引进普鲁士的军事战术和作战演习、军队服装甚至军队纪律。这种政策处处发生龃龉，人们往往会争论，法国士兵如果犯了普鲁士式的军事错误——比如用剑面攻击——是否能在不丢颜面的情况下被惩罚？路易十六军队的构成当然和腓特烈大帝的军队不同：大多数士兵是法国臣民，还有志愿兵。军队中确实有23个外籍军团，其中包括令人敬畏的负责王室安全的瑞士卫队，但他们还不及整个军队人数的七分之一，而且征兵制只用于招募民兵部队，这是一支只在战时调动的预备军。有很多人被招揽到一起，用于挑选每个地区所需的应征士兵；但免于参军的资格范围很广，只有最穷的农民逃不过征召。尽管现在民兵部队被收编的风险不大，但是它在乡村地区仍极不受欢迎。即便是最穷困潦倒的农民，也对军队生活没有太大兴趣。大量正规军队是在高度城市化、重兵把守的北部和东北边境地区征召的。大多数新兵要服满8年兵役，每年大概有3000名逃兵，这一数字低于当时的国际标准。军队占社会比重也是较小的，18万军人意味着国王每156个臣民中有一个军人（普鲁士这个数字是29比1），而且军队的地域集中意味着它对中部、南部和西部所有省份的生活都不会造成冲击。约有六十多年时间，法国军队都未曾在自己的领土上打过仗了，18世纪时他们也从未接到平息国内动乱的命令。因此，虽然军费花销越来越大，军队却越发与世隔绝，对多年非军事化的地区或人群没有太大影响。但军队内部也分成了不同的王国。大多数军官有大把的假期，他们很少见到自己的部下，对后者也毫不关心。军事理论家力捧的普鲁士模式提倡军人无意志的机械行动，更是无法让军官和士兵走得更近。限制军队官职任命的措施也是一样，他们急于把富裕平民赶出军官阶层，同时也排除或压制了有才能的“好运军官”，尽管后者在其他的或者较低的军阶上积累了长期而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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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89 海军不可能有这种隔阂，船上的全体官兵要连续数月吃住在一起，每位军官都要对航海和船员职责了如指掌。在整个法国海军史上，军方一直努力将军官招募限制在贵族范围内。布雷斯特、罗什福尔和土伦的海军学校用于训练海军所需的所有军官，它们原则上只向贵族开放。但贵族们觉得扬帆远航太艰辛，不如待在陆军，尽管这些学校培养的“红衫”军官主导着整个海军，但一旦到了战争时期，他们的人数将大大不及从沿海地区广泛招募来的“蓝衫”军。海军中没有买官制，即便是海军最高级别的官职，也很少有廷臣问津，所以每一级军阶中的社会对抗都要少得多。大海上靠的是能力和经验，为了确保即便下甲板船员也能有这样的素质，从科尔贝的时代开始，法国就在实施一种海军招募体制：在沿海地区和航运流域，每一个低于60岁且有航行经验的人都被要求注册到一个“编队”或海军预备役名录之下，在国家需要的时候有义务出动。就像民兵招募在农民中不受欢迎一样，这种海军招募在水手、渔民和驳船船员中也不招人喜欢，但相比英国海军的强制征兵制，这种方法能产生更好的战舰船员——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时打败了英军，报仇雪恨。这场战争似乎为大规模扩张海军的计划和装备翻新进行了有力辩护，而上一次的扩张和翻新结束于1763年。到1780年法国军队中共有86艘驱逐舰和79艘战列舰在服役，从1776年到1783年，海军每年的军费翻了四倍。这样的努力对于美国取得独立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路易十六仍决心要让法国继续保持欧洲主要海上力量的地位。而他唯一一次见到海洋，也是在1791年之前他唯一一次离开巴黎周边行政区，走访王国其他地方，是在1786年去瑟堡视察一个兴建中的大型海军港口。那里有3000名工人，阿瑟·杨1788年8月看到他们时就已经留下了很深的影响，他很想知道，要完成一个如此浩大的工程，这个国家怎么才能做到不破产？事实上，这项工程又花了65年才得以完工；而就在他抵达瑟堡的前11天，如此庞大的国防开支已经使这个国家破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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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1 贵族紧抓着军事力量不放，其理由是他们的等级天生就要战斗，而且他们以此来捍卫其免税权。这等于回到了典型的中世纪社会分工：有人劳作，有人战斗，有人祈祷。自然，那些祈祷的人——教士们也会诉诸类似的理由，同样是强调某种自身的实用性，为其享有的广泛特权奠定基础。按照法律，教士的等级高于贵族，是王国第一等级，因为他们是王国共同体精神幸福和道德标准的守卫者。教士约有13万，但超过半数的教士都从事着普通神职工作（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还有很多修道院外的教士属于大教堂和圣堂参事会联合会的成员，是没有医治灵魂职能的大教堂教士。因此，教区神父是少数，全国平均下来，每位神父要负责400名到500名居民。但是教士的分布，和这个国家其他事物的分布一样，是不平衡的。在乡村，本堂神父是教区居民们唯一能见到的神职人员；而在城镇景观中充满了修女院、神学院、学校和医院，全都由教士运作，更不要说大教堂、教堂联合会和不计其数的教区教堂，连甍接栋，钟声相闻。在很多小城镇，教堂是主要的劳动力雇佣方。在沙特尔的1.2万居民中，直接受雇于教堂参事会的就有500人到600人，还有更多的人依靠它谋生，而教堂自己也是靠着周边地区的1.7万英亩土地和124位封建领主来养活。在人口1万的巴约，据估计，当地所有神职机构每年会为该镇经济贡献多达40万里弗。全法国有超过十分之一的土地在教会手中，尽管它们大部分在北方而非南方。而根据什一税，教区教士理论上能够收取每个人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于维持自己的生计。实际中什一税的征收很不规范，而且即便是对那些没能逃过该税的人也从未征满十分之一。除了1561年后并入法国的省份——其教会被“视为外国的”，所有的教会收入都被免除了平常的税收。[25]和贵族不一样，政府想要侵害教会的免税特权，但屡屡告败，最后的一次纷争发生在1749年到1751年之间，国家准备开征廿一税。教会最后获得了胜利，因为他们组织有序。和第二、第三等级不同，他们每五年召开一次代议性的法国教士大会，在休会期间，该等级所有集体事务都由一个常设的大会常务理事会管理，主管常务理事会的是两名精心挑选的大会干事，他们往往是想出人头地、野心勃勃的年轻教士。然而他们从事的大多是财政事务——免税并不意味着教会对王室岁入毫无贡献。每十年教会要向政府兑现一个所谓“自由捐献”，这笔钱在教会内部对教士进行征收。同时，教会利用自身极高的信誉，替国家发放巨额债券，这意味着它还要筹措比“自由捐献”更多的钱来还利息。总共加起来教会每年要给国家，或帮国家支付1600万里弗。不过因为他们每年岁入约为2.5亿里弗，他们拿出的钱远远满足不了俗世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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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3 在第一等级内部，对教士的征税力度也不是完全平等分配的。教区教士依赖什一税和各种工作费，他们如果有幸得到一小块教会附属地，将会交出收入的一半，而且他们对于主教辖区内的征税额度分配没有发言权。大教堂教士和规模较大的教士会、修道院占有教会大部分地产，他们的代表垄断了所有有权力有影响的位置。而这些团体中最富有的群体，反过来又一定会被贵族控制，因为对于贵族而言，前者能成为他们众多子女主要的、舒适且待遇优厚的庇护所，否则子女会变成家族财产的沉重负担。自从1516年弗兰茨一世和教皇里奥十世签订政教协议以来[26]，国王有权任命大修道院中所有主教和院长。在18世纪国王听取了一位主教的建议，把这一重大职务委任权以圣职名录的方式分配到了下面。然而，很多宫廷家族渴望让自己的亲戚、朋友和扈从过上教士的好日子，所有手中握有委任权的人都发现很难抵制前者的巨大压力。随着18世纪地租的提高，对教会职位的需求量更大了。高层大主教的收入都是六位数，很少有收入在2万里弗以下的高级教士。一个较大修道院有推荐权力的院长比主教收入还高。相应的，这些炙手可热的圣职将由大贵族的次子们担任。截至1789年所有主教级别的教士（只有一个例外）都是贵族出身，四分之一的主教职位被13个家族把持着。这个体制内的很多圣职都被任命给了非常年轻的人，他们经过简短学习过程，闪电般地接受任命，在这个早已不那么神圣的等级体制内迅速蹿升。塔列朗就是一个注定要做教士而非军人的人，幼年的他因为一次事故导致一条腿发育不健全，他在21岁的时候被任命为副主祭，几周后成为兰斯大教堂教士，几个月内当上了修道院院长——不过他在四年之后才成为神父，再下一年他成了两名大会干事中的一个，到1788年34岁的时候，他成为了欧坦的主教。以后的历史将证明，路易十六时期的主教中，没人比塔列朗更加愤世嫉俗，更加冷酷无情，因为每每遇到考验时，大多数教士还是会怀着某种热情坚持在自己的圣职上。不过他们的升迁都是同样的神速，因为也没有其他升迁途径可走。如果说这样的体制产生了对神圣事业不热心的神父，它也使法国天主教会的主教们成为强悍的政客和权力掮客。1787年5月图卢兹大主教洛梅尼·德·布里耶纳当上首席大臣，实现了教士们公开追逐多年的抱负。18世纪早期的弗勒里、贝尼斯和泰雷等例证表明，路易十四永不将高级世俗官职授予教士的原则已经随他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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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5 布里耶纳是作为教会改革者而出名的。1766年他当上了修士委员会的主席，教士大会成立该委员会的目的是进行投资，关闭或者合并（如果有必要的话）无人居住的修士院和修女院。教会成立委员会，摆出改革姿态，是18世纪最大的宗教变革——1764年法国驱逐了耶稣会士的后续。驱逐耶稣会士是由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事故从很多方面导致的，世俗权力除去了在法国宗教和教育生活中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团体，这段历史极为生动地表明了一个拒绝改革的教会会变得多么脆弱。教会在察觉到危险之后，就开始四处寻觅容易下手改革的地方。修士群体暴露了出来，因为他们一直犹豫着不招新人，还被越来越功利的公共舆论谴责为财富囤积者，教会则被认为是懒汉的避难所。于是，在1768年至1780年，458个修道院被解散，其资产共计622029里弗，被分发给了医院、贫民院和神学院；但更大更富有的修道院还是毫发未伤，教区教士的问题、教会中被轻视的穷困苦工的问题，也都没有得到处理。很少有教区教士真的出身贫寒，因为从事教士职业是需要一定的教育经费的。以大多数人群的标准来看，享有圣俸的教区神父也绝非极度贫穷。然而，很多教士对于教会财富分配不平衡，自己在教会管理中没有发言权，毫无升迁前途可言等事情满腹牢骚。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让享受什一税的教士越加兴旺，但在很多城镇什一税已经是历史了，就连在乡村，也有三分之一的有俸教士无权获得该教区的什一税。这些税款有时被转交给了俗人，更多的时候是转交到了修道院和其他教士团体的腰包里，后者只按照固定比例把收益中的一部分付给教区神父，这种经费被称为“恰当提成”。这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薪水，而18世纪持续的通货膨胀必然让这份提成的实际价值不断缩水。王室在1768年和1786年两度下令强制涨薪，两次都谴责享受什一税者没有尽到相应义务，然而他们非但没有把钱付给教士，反而放弃了他们向教区神父收钱的权利。于是现在轮到神父去触什一税的霉头了，而他们发现自己收上来的钱还不如“恰当提成”多。18世纪70年代，在很多主教辖区，教区神父的不满爆发了，他们组织起反叛集会，控诉“恰当提成”的不足，谴责向教士征税的不公平性，还有大教堂教士和修士对教区行政部门的垄断，以及主教们的“专制”——教会现行模式的靠山正是主教的权威。在1780年教士大会中，主教们重弹老调：禁止未经批准的教士集会。1782年一纸王室法令支持了主教们的立场，这显然使所谓“神父反叛”偃旗息鼓了。它并未尝试解决反叛的原因，因为当时教会正遭到世俗人士前所未有的抨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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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7 教会最遭人诟病之处是其政治权力。它垄断了公众崇拜，国王的所有臣民在法律上都是天主教徒。同样从法律上讲，新教徒不享有宽容（阿尔萨斯地区除外），也没有民事权利。就在1762年一名牧师被处死了，政府新近释放新教囚犯只有在1775年的一次。教会还控制了几乎整个教育系统，提供了大部分的济贫和医疗救济。它拥有覆盖面很大的审查制度，它的布道坛常常被世俗政府借来发布重要的公告和警报。这一切都强化了教会所宣称的自己拥有的上帝所赐的道德权威。在法国，法律和政令的日常执行非常不到位，在一个这样的国家中，教会使臣民保持温驯服从的功能就显得无比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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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699 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除了军队之外，推行法律最重要的力量要算骑警队了，这是一支马背上的警察部队，人数多达3000人。传统上不论大小，所有的城镇都雇佣看守人，但即使在最大的城市看守总人数也超不过三位数。只有巴黎的警力比较充足，首都各种部门加起来大概有2000多名警官，另外还有法国卫兵和瑞士卫兵。事实上法国的法官比警察多得多，经过前几个世纪的买官制，法官人数大大增加。司法系统的最底部是成千上万的小司法辖区，很多是私人的，但都配备了完整审判人员，包括书记员、代诉人、法庭警察和执法人员。仅昂热这座有2.6万人的城市就有53个不同的法院和审判庭，它们都不是司法系统中的高级机构。稍大一些的贝桑松有高等法院，其明确在职的人员约为500人，其中大概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员从事和法律直接相关的工作，其他更多人则间接依赖法律工作。这座司法迷宫带来的延误和花销臭名昭著。1763年巴黎高等法院的最高检察长（他应该了解情况）记述道：“有人每两三年就要打一场官司，耗费大量金钱只为了找到那位能受理他案件的法官，我们难道不是天天看到这样的人吗？”[27]但只要法国制定不出一套规范的法律体系，只要政府无法买断所有持官者的官职，问题就无法解决。这样的改革和理性化行动在1771年到1774年以及1788年确实断断续续发生过，是政府和高等法院政治斗争的副产品，但这类改革与催生改革的短暂局势一样转瞬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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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01 高等法院位于司法系统的金字塔顶端，是各自管辖区域的最高终审法院。它们同时享有广泛的行政权力，这使它们常常和总督、督办官发生冲突。最重要的是它在立法过程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所有法律都要经过高等法院的注册，才具有合法效力，高等法院有权向国王呈上谏诤书，指出新立法中的缺陷。在国王给出答复之前，高等法院延缓注册，于是具有了搁置或阻碍政府政策的能力。自从路易十四死后，高等法院将这种技巧发展成了主要的抗议手段。原则上，谏诤书是国王与法官之间秘密的交流，但在这个时期，高等法院为引导公共舆论，将谏诤书出版发售，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在得到国王回复之后，高等法院通常会更新自己的谏诤书，到18世纪后期高等法院的反抗手段扩展到了法官罢工和偶尔的大量辞职。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国王有最后的决定权。他会亲自到庭（在外省国王会派遣一个代表），通过一个被称为“御临法庭”的会议，命令高等法院注册引起争议的法令。君主代表着正义，法官的权威也来源于委派，所以只要国王一出面，法官自然失声。高等法院通常会抗议君权的出场，但如果君主这么做了，他们也绝不会继续抵制。高等法院保存了颜面，而且不是通过公然反叛的方式——任何高等法院法官都没打过这种算盘。除了财政与宗教事务之外，大多数有争论的问题也不需要通过御临法庭这一极端方式才能得到解决。即使如此，在18世纪60年代，很大程度上由高等法院引起的驱逐耶稣会士事件也是他们插手宗教事务的极限了。但在军费开支不断上升，政府并不断征税和举债来满足军需的时代，财政问题上的对抗却只能愈演愈烈。在18世纪上半期，司法辖区覆盖全法国三分之一地区，迄今为止最重要的高级法庭——巴黎高等法院在财政问题上还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但自从1749年廿一税开征以来，外省法院也开始显示自己的权威，一方面是针对财政问题；另一方面是反对（在高等法院看来）中央政府在各省代理人扩充自己权能的努力。这种争斗在18世纪60年代尤其激烈，政府和贝桑松、图卢兹、波尔多、波城和雷恩的高等法院都发生过冲突，更不要说和其他高院周期性的小摩擦了。高等法庭越来越被怀疑密谋败坏政府声誉，篡夺王室权力，1766年路易十五觉得必须用强硬措辞重申他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威。在这场被当事人回忆为“鞭笞会议”的事件中，国王亲自来到巴黎高等法院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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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03 “国家的最高权力仅国王一人所有……法院的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国王，他们以国王之名才能充分行使的权威，也永远归属于国王……只有国王享有立法权，不依赖于任何人，不允许任何分割……整个公共秩序都以国王为基础，国家与国王的权利与利益同为一体，也只能由国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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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05 冲突仍旧不断，事实证明，因18世纪中叶战争带来的税负难以在和平时期得以填补。当新的司法大臣莫普激怒了巴黎高等法院，导致后者拒绝任何合作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又一次的高潮。莫普随即流放了法官，选择一些更听话的合作者取而代之。他还抓住机会取消了高等法院的买官制，在整个高等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都建立起一套新的下属法院架构。提出抗议的外省高等法院也被改制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改革中大多数在职法官都选择了合作，但惨遭流放和革职的法官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抗议风潮，宣称这是推翻王国宪政的行径。在这次改革压下法院意见之前，雪片般的谏诤书朝国王飞来，尽管政府有精心安排过的宣传计划，但大部分舆论还是对改革的价值疑心重重。当三年之后路易十五去世时，这项体制还未能在法国巩固下来，因此如何处置高等法院就变成了路易十六继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政治决策。几个月后他决定召回法官，重建旧的机构，莫普被解职，其所有改革措施被取消。新国王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大臣们劝说他，如果他不召回可靠而备受信赖的公共自由守卫者，公共舆论就不会相信他的良善用心。因此在路易十六行加冕礼的同时，旧的司法体制得以重建，买官制恢复了，巴黎高等法院再次开始写谏诤书，阻碍新法律的注册。但若有人认为一切又回到原样，那就错了。高等法院看到，自己并非不可侵犯，公众也看到，自己面对一个决绝的政府是多么的无足轻重。通过1775年和1776年的谏诤书，巴黎高等法院非常满意地证明了自己仍旧强大，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里，它保持了相对的沉默。而一些外省高等法院内部，与莫普合作的法官与不合作的法官之间暗自相互指责，因而陷入了多年的分裂。莫普是法国最后一位司法大臣，拒绝签署辞职书，于1792年去世。高等法院的政治势力一度为莫普削弱，更难完全恢复，即使高等法院已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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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07 莫普造成的破坏不止于此，其改革也使王室沾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尽管路易十五曾在1766年以极为严厉的语言强调过自己的权威，但他仍然能够宽容高级法庭的一些挑衅行为，这表示法国王权遵循法律，并能够接受臣民合法表达自己的不满。大批群众支持高等法院，而国王对它偶尔的让步也等于向国民证实了他并非暴君。不断成熟的王权本已对高等法院永无休止的阻碍感到厌倦了，支持莫普更将双方微妙的信任一扫而光。法院的起源和权力与法国王权本身一样古老，而莫普对法院的攻击使它的形象成为了专制主义、目无法纪、只遵从王权意志的政府的代理人，面对这个专断无常的政府，没有任何人或任何财产是安全的。如果路易十六不将莫普解职，并继续推行他的改革，那么“暴君”的帽子将会提前17年落到他的头上。但即便是重建旧的高等法院也无法抹去高等法院曾被压制的回忆。法国人现在知道了，如果国王愿意，他能够实行的权力是多么的大，大家对此颇为不安。1771年之前的机构和人员是回来了，但是承载这些机构人员运转的政治信任（甚至是天真）的气氛已难以修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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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09 高等法院的法官大概有1200人，加上其他主管特殊的金融财政审判的高级法院法官约1000人，他们共同组成了所谓的“穿袍贵族”。所有的高级法庭官职都附有贵族头衔，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法官的贵族头衔是从官职那里获得的。他们大多数有好几代的贵族血统，而现在很多高等法院已决定只接收这样的贵族成员。他们主管着各自省份的所有地方事务，这也是他们会如此频繁地与督办官、总督发生冲突的原因。在巴黎他们主导着全国性事务。高等法院和大城市高级法庭不仅仅比外省法院享有更大的权力和司法管辖区，大多数督办官、国务专员和大臣都是巴黎穿袍贵族出身。野心勃勃的年轻法官在干了几年之后，就会去购买官职，争取成为80名国王司法助理中的一员。在这之后，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把目光投向34个督办官职位，这些职位一直是为他们这一级别的官员准备的。大多数的督办官最后当不了内阁大臣，而很多大臣最后却能成为督办官。这一切意味着：在首都，政界和法律界是紧密相连的，而他们之间普遍的子女联姻则让这种关系更进一层。政治斗争中的任何人都在两派各有亲属，而双方的对抗并不总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严重激烈。由于斗争双方关系密切，他们知道需要给对手留点面子。莫普自己不久前就担任巴黎高等法院院长，而他现在把过去同事中最敢说话的人流放了，而且还是流放到似乎是刻意选择的险恶之地，这个舒适惬意的圈子震惊了。毫无疑问他招来了私人怨恨，而当他把被称为“侵略者”的外来人安排进他的新司法体制时，他背负的恶名也被进一步加重了。狭小的法律和行政精英圈子控制着王国大多数权力机关，他们并不欢迎新鲜血液，即便是外省“穿袍贵族”的谱系也只会偶尔断线。只有另外两个团体在王国统治问题上有同样的发言权，而其中一个团体只有在成员在世时才能保有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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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11 这个团体就是金融家，当时也简称其为“财源”，总人数在200人到300人左右。金融家群体掌管着政府的岁入和支出，保证政府有钱可花，提供短期贷款，并通过与私人银行和贸易界接洽，发放更长期的债券。大多数的间接税都是由总包税局征收的，这是一个富有的财团，通过每六年一签的合同获得垄断包税资格。直接税的收入也是由金融家组成的持官者收取并转出的。他们以管理公共资金为生，这项工作的高额收益让他们成为国王最富有的臣民。他们中多数人是从卑微的商人做起，但他们都没忘记给自己买一个贵族头衔，他们的女儿是全法国价码最高的女继承人。他们过着极尽奢华、同时也令人怀疑的生活，人们怀疑他们的耀眼财富是从公共经费中攫取的，所以金融家广受嫉恨。老贵族把他们看成暴发户——尽管他们也很想“挽上”他们女儿的嫁妆。自由职业者也这样认为，同时嫉妒金融家的成功。纳税人把金融家看成公共吸血鬼，他们怀念那些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每当一个新的国王上台之后，总会有金融家因挪用公款被送上法庭。但在1774年这绝不可能发生：他们的影响力太大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财政大臣们相继努力废除金融家把持的官职，但在1781年这些努力被放弃了。四年之后，总包税局在巴黎四周建起了一道10英尺高的城墙，用于防止人们逃避通行税。他们授意建造的城门或关卡堪称现代设计的杰作。但对于巴黎普通百姓而言，它们象征着财政欺压和挥霍国王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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