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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03 “国家的最高权力仅国王一人所有……法院的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国王,他们以国王之名才能充分行使的权威,也永远归属于国王……只有国王享有立法权,不依赖于任何人,不允许任何分割……整个公共秩序都以国王为基础,国家与国王的权利与利益同为一体,也只能由国王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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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05 冲突仍旧不断,事实证明,因18世纪中叶战争带来的税负难以在和平时期得以填补。当新的司法大臣莫普激怒了巴黎高等法院,导致后者拒绝任何合作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又一次的高潮。莫普随即流放了法官,选择一些更听话的合作者取而代之。他还抓住机会取消了高等法院的买官制,在整个高等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都建立起一套新的下属法院架构。提出抗议的外省高等法院也被改制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改革中大多数在职法官都选择了合作,但惨遭流放和革职的法官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抗议风潮,宣称这是推翻王国宪政的行径。在这次改革压下法院意见之前,雪片般的谏诤书朝国王飞来,尽管政府有精心安排过的宣传计划,但大部分舆论还是对改革的价值疑心重重。当三年之后路易十五去世时,这项体制还未能在法国巩固下来,因此如何处置高等法院就变成了路易十六继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政治决策。几个月后他决定召回法官,重建旧的机构,莫普被解职,其所有改革措施被取消。新国王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大臣们劝说他,如果他不召回可靠而备受信赖的公共自由守卫者,公共舆论就不会相信他的良善用心。因此在路易十六行加冕礼的同时,旧的司法体制得以重建,买官制恢复了,巴黎高等法院再次开始写谏诤书,阻碍新法律的注册。但若有人认为一切又回到原样,那就错了。高等法院看到,自己并非不可侵犯,公众也看到,自己面对一个决绝的政府是多么的无足轻重。通过1775年和1776年的谏诤书,巴黎高等法院非常满意地证明了自己仍旧强大,在接下来近十年的时间里,它保持了相对的沉默。而一些外省高等法院内部,与莫普合作的法官与不合作的法官之间暗自相互指责,因而陷入了多年的分裂。莫普是法国最后一位司法大臣,拒绝签署辞职书,于1792年去世。高等法院的政治势力一度为莫普削弱,更难完全恢复,即使高等法院已经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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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07 莫普造成的破坏不止于此,其改革也使王室沾上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尽管路易十五曾在1766年以极为严厉的语言强调过自己的权威,但他仍然能够宽容高级法庭的一些挑衅行为,这表示法国王权遵循法律,并能够接受臣民合法表达自己的不满。大批群众支持高等法院,而国王对它偶尔的让步也等于向国民证实了他并非暴君。不断成熟的王权本已对高等法院永无休止的阻碍感到厌倦了,支持莫普更将双方微妙的信任一扫而光。法院的起源和权力与法国王权本身一样古老,而莫普对法院的攻击使它的形象成为了专制主义、目无法纪、只遵从王权意志的政府的代理人,面对这个专断无常的政府,没有任何人或任何财产是安全的。如果路易十六不将莫普解职,并继续推行他的改革,那么“暴君”的帽子将会提前17年落到他的头上。但即便是重建旧的高等法院也无法抹去高等法院曾被压制的回忆。法国人现在知道了,如果国王愿意,他能够实行的权力是多么的大,大家对此颇为不安。1771年之前的机构和人员是回来了,但是承载这些机构人员运转的政治信任(甚至是天真)的气氛已难以修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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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09 高等法院的法官大概有1200人,加上其他主管特殊的金融财政审判的高级法院法官约1000人,他们共同组成了所谓的“穿袍贵族”。所有的高级法庭官职都附有贵族头衔,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少有法官的贵族头衔是从官职那里获得的。他们大多数有好几代的贵族血统,而现在很多高等法院已决定只接收这样的贵族成员。他们主管着各自省份的所有地方事务,这也是他们会如此频繁地与督办官、总督发生冲突的原因。在巴黎他们主导着全国性事务。高等法院和大城市高级法庭不仅仅比外省法院享有更大的权力和司法管辖区,大多数督办官、国务专员和大臣都是巴黎穿袍贵族出身。野心勃勃的年轻法官在干了几年之后,就会去购买官职,争取成为80名国王司法助理中的一员。在这之后,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把目光投向34个督办官职位,这些职位一直是为他们这一级别的官员准备的。大多数的督办官最后当不了内阁大臣,而很多大臣最后却能成为督办官。这一切意味着:在首都,政界和法律界是紧密相连的,而他们之间普遍的子女联姻则让这种关系更进一层。政治斗争中的任何人都在两派各有亲属,而双方的对抗并不总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严重激烈。由于斗争双方关系密切,他们知道需要给对手留点面子。莫普自己不久前就担任巴黎高等法院院长,而他现在把过去同事中最敢说话的人流放了,而且还是流放到似乎是刻意选择的险恶之地,这个舒适惬意的圈子震惊了。毫无疑问他招来了私人怨恨,而当他把被称为“侵略者”的外来人安排进他的新司法体制时,他背负的恶名也被进一步加重了。狭小的法律和行政精英圈子控制着王国大多数权力机关,他们并不欢迎新鲜血液,即便是外省“穿袍贵族”的谱系也只会偶尔断线。只有另外两个团体在王国统治问题上有同样的发言权,而其中一个团体只有在成员在世时才能保有体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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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11 这个团体就是金融家,当时也简称其为“财源”,总人数在200人到300人左右。金融家群体掌管着政府的岁入和支出,保证政府有钱可花,提供短期贷款,并通过与私人银行和贸易界接洽,发放更长期的债券。大多数的间接税都是由总包税局征收的,这是一个富有的财团,通过每六年一签的合同获得垄断包税资格。直接税的收入也是由金融家组成的持官者收取并转出的。他们以管理公共资金为生,这项工作的高额收益让他们成为国王最富有的臣民。他们中多数人是从卑微的商人做起,但他们都没忘记给自己买一个贵族头衔,他们的女儿是全法国价码最高的女继承人。他们过着极尽奢华、同时也令人怀疑的生活,人们怀疑他们的耀眼财富是从公共经费中攫取的,所以金融家广受嫉恨。老贵族把他们看成暴发户——尽管他们也很想“挽上”他们女儿的嫁妆。自由职业者也这样认为,同时嫉妒金融家的成功。纳税人把金融家看成公共吸血鬼,他们怀念那些令人记忆犹新的事:每当一个新的国王上台之后,总会有金融家因挪用公款被送上法庭。但在1774年这绝不可能发生:他们的影响力太大了。在十多年的时间里,财政大臣们相继努力废除金融家把持的官职,但在1781年这些努力被放弃了。四年之后,总包税局在巴黎四周建起了一道10英尺高的城墙,用于防止人们逃避通行税。他们授意建造的城门或关卡堪称现代设计的杰作。但对于巴黎普通百姓而言,它们象征着财政欺压和挥霍国王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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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13 不过,要说挥霍纳税者金钱的惊人例证,还要往西走12英里,到凡尔赛去看看。这里坐落着王宫,还有组成法国国家的第三股关键势力——廷臣。5万人住在凡尔赛,使这里成为了法国第二大城镇。有1万人在国王的家——凡尔赛宫里生活或干活,整座城镇的生活都依赖于此。宫廷每年花费3500万里弗,相当于国王岁入的5%,大部分经费都落进了数百位廷臣的腰包。任何人只要穿着得体都可以进入凡尔赛宫。阿瑟·杨惊叹道:“在这里,你能得到一视同仁的对待,没有人会怀疑你,自由极了!”[28]但只有被引荐到国王面前,并伴随其左右的才是货真价实的廷臣,而要成为“宫廷贵人”,一个人必须提供能将其贵族血统追溯到1400年之前的可靠证明,或者得到特殊照顾才可以例外。只有不到1000个家庭有此殊荣,而大多数人拿出证明之后也得不到太大好处,因为凡尔赛的生活昂贵到了极点。只有最富有的人才能支付服装、扈从、娱乐和凡尔赛、巴黎两地的住宅维护等费用——毕竟至少要有房子才能在当地引领时尚生活。能够拿得出这笔钱的人都是法国无可争议的社会精英,是贵族阶层——包括公爵、重臣、其他享有高贵头衔的人、王室周围的高级官员、大臣、将军、大主教或王室亲信乃至其同僚等——中的精华。而即便是这样的人,如果得不到更多的年金、闲职或其他国王所恩赐的有利可图的政令或殊荣,也会觉得难以为继。这正是这整套体系的总设计师——路易十四的目的,他要把法国的大人物集中起来,使他们围绕在自己身边,这样才能够监控他们。凡是来到凡尔赛的大人物都获得了丰厚的奖赏,同时也被驯服,变得依赖于国王。路易十四唯一拒绝给他们的是只有政府高官才能享有的实权,但到了路易十六时期,廷臣们也夺得了实权。自从18世纪50年代起,公爵、伯爵和穿袍的职业人士一样,担任执政大臣职务。即便没有正式官职,但每天与国王、大臣以及王室亲信们相处的人怎么可能没有影响力呢?受到王室青睐的人有获得利益、地位、年金、官职和额外各种好处的权力,宫廷生活本质上就是不断追求这一切的过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寝宫首席女仆官回忆道,路易十五的死讯是这样传给他的继承人的,当时“路易十五的寝宫外屋传来和打雷一样的喧嚣,这是廷臣离开去世先王的前厅,跑去向路易十六这位新国王致意的声音”。[29]自从路易十五以来,数不清的日记和回忆录作者以极为翔实的细节记载了各种宫廷阴谋,这样生动的回忆在他们的书中随处可见。其中大多数回忆极为琐碎,但与之相关的名望、财富和权力却是无比真实的。法国的统治中心在凡尔赛,如果一个人能在宫廷获得成功,他将得到无限的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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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15 有人以廷臣积累的公共资金多少来衡量其获得的奖赏。在廷臣影响力达到顶峰的18世纪70年代,王后的密友波利尼亚克公爵夫人每年的年金和薪资总计43.8万里弗。1774年,杜·巴里夫人在她的王室情人去世之后,从宫廷退休。她本是一位一文不名但有着惊人美貌的女帽制造商,退休之后她卖掉了自己在凡尔赛的三处房产,凭借丰厚的年金,搬进了几英里开外一幢配备了奢侈家居的乡间别墅,生活在珠光宝气之中。在好色的路易十五统治下,王室情妇确实有成就或者毁掉大臣的能力。路易十五眼前的大红人舒瓦瑟尔公爵就是靠不断向蓬帕杜尔夫人谄媚进贡才登上权力高峰的;而掌管海军的国务卿莫勒帕伯爵则因为四处传她的坏话而失宠,并且被流放。直到1774年,对情妇不感兴趣的新国王上位,将其赦免,并任命莫勒帕为首席大臣和顾问,他的流放生涯才宣告结束。在1781年去世之前,莫勒帕曾插手所有任期四年的国务卿(外交、陆军、海军和王室内务)的任命与解职,另外还包括财政总监和掌玺大臣(司法系统中的最高职位)的官职,以及其他所有重要职务,如督办官和巴黎警察中尉之类的。莫勒帕作为法国首席大臣,在王家理事会中享有最崇高的地位,对一切政策制定起着主导作用,而年轻的国王也对其知识和经验崇敬有加——即便这些知识和经验属于更前一代人,而前一代政府所面临的问题远不如现在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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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17 但路易十六还能求助于谁呢?他的父母很早就离他而去,而他的祖父路易十五也没传授给他作为君主的任何责任与秘诀。他继承王位时年仅20岁。他的奥地利公主妻子1770年嫁给他时只有15岁,还只是一个满脑子只会享乐的女孩,而且对路易十六不愿履行丈夫义务感到恼火。路易十六受过精心的教育,能阅读几国语言,而且一如既往的虔诚。他有很强的责任感,决心要治理好国家。这也是他召回莫勒帕的原因,因为他的导师对后者评价颇高。但他矮胖的外形和蹒跚的步伐使他很不起眼(一个英国贵族在1780年嘲笑说:“国王看起来像是一个阉人歌手”[30]),天花出人意料地夺走路易十五生命,这使他的继承人感到——像他自己说的——就像天塌到了他的头上一样。他登上了王位,嚎啕大哭,他太年轻了。114年前马扎林去世时,路易十四轻松地承担起了权威,并拿出了明确的行动纲领,路易十六完全无法与他比拟。他有的仅仅是良好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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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19 英国大使观察道:“国王陛下想要摆脱所有的阴谋利用。但这样的期待只能落空,这是年轻、缺乏经验的头脑中的幻想。他所登上的王位,远不能使他凌驾于所有阴谋之上,相反将其置于阴谋中心。若是拥有伟大、卓越的天分作为优势,也许能够粉碎这些阴谋集团,但我们没有理由相信他有这样的优势。我认为,他会成为他们的猎物,发现自己每天越陷越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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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21 [1] 税务法庭,在中世纪英国掌管税务以及裁决税务纠纷的法庭。——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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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23 [2] (edited by C. Maxwell), Travels in France during the Years 1787, 1788 and 1789, Cambridge, 1929, pp. 275-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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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25 [3] 1685年路易十四废除了象征宗教宽容的《南特赦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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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27 [4] 参见本书边码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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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29 [5] 转引自W.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London, 1973,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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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31 [6] Travels,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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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33 [7] Travels,10 June 1787,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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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35 [8] 转引自F. Bluche, La Vie quotidienne au temps de Louis XVI, Paris, 1980, p. 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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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37 [9] 转引自O. H. Hufton, The Poor of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1750—1789,Oxford, 1974, p.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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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39 [10] 这项法令通过限制永久性营业的土地来防止当时人们以捐献慈善为名转移地产。见Walter W. Powell, Richard Steinberg (ed.), The Nonprofit Sector: A Research Handbook, second e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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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41 [11] 转引自Hufton, The Poor,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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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43 [12] 转引自O. H. Hofton, ‘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Poor of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in J. F. Bosher (ed.),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1500—1850: Essays in Memory of Alfred Cobban,London, 1973, p.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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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45 [13] Edited by D. Roche, Journal de ma vie: Jacques-Louis Ménétra compagnon vitrier au18esiècle, Paris,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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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47 [14] Tableau de Paris(12 vols., Amsterdam, 1783),转引自S. L. Kaplan, ‘Réflexions sur la police du monde de travail 1700—1815’, Revue historique, 329 (1979),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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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49 [15] 转引自Y. Durand, Les Fermiers Généraux au XVⅢesiècle, Paris, 1971, p.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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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751 [16] Travels, 26 Aug, 1787,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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