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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ravels, 26 Aug, 1787, p.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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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转引自M. Garden, Lyon et les Lyonnais au XVⅢesiècle, Paris, 1970, pp. 534-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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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布里索的真实全名为Jacques Pierre Brissot, de Warville是他给自己取的假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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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这些人都是后来的革命领袖，在革命之前却都给自己名字中加入了贵族封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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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三级会议省区，军役税的征收只与土地有关，平民土地需要交税，而贵族土地不用交税。因此拥有平民土地的贵族要交税，而拥有贵族封地的平民不用交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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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托拜厄斯·斯摩莱特（1721—1771），英国小说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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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Travels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London, 1763, Letter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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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Edited by E. Cruikshanks, Memoirs of Louis-Phiippe Comte de Ségur, London, 1960, 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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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dited by C. Roy, Maximes et pensées: Caractères et anecdotes, Paris, 1963, 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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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这里1561年应该是指1561年的普瓦西契约，当时涵盖了全法国所有的教会，这些教会不用交税；而在1561年之后并入法国的地区，其教会被称为“外国教会”，需要交税。——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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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516年签订协议全称为“博洛尼亚政教协议”。——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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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转引自M. Marion, Dictionnaire d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aux XVⅡeet XVⅢesiècles, Paris, 1923, p. 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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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Travels, 23 Oct. 1787, p.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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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Mme Campan, Mémoires sur la vie de Marie-Antoinette, reine de France et de Navarre, ch.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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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Diary of Lord Herbert, 7 May 1780, in The Pembroke Papers, ed. Ld. Herbert, London, 1942, p. 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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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转引自S. K. Padover, The Life and Death of Louis XVI, NY, 1963edn., pp. 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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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二章 启蒙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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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在凡尔赛的宫廷起居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制定好了。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最壮观的遗产，其影响超出了法国。在18世纪早期，其他王室也心怀崇拜，在欧洲各处仿建规模庞大的宫殿和装饰奢华的花园。从东边圣彼得堡外的皇村到西边马德里附近的阿兰胡埃斯，从北边瑞典王室的夏宫到那不勒斯以南的卡塞塔，统治者们在城镇外大兴土木，展示自己的权力，炫耀奢华安逸。在太阳王的余晖中，外国人对法国文化威望的敬意并不仅仅表现在建筑上。18世纪中叶以来，法式建筑、法式家具和法式时装主导着欧洲大陆的品位。随后流行起来的英国事物，也是根据法国的典范设计制造的。更为重要的是，所有有教养的欧洲人都会说法语。除了英国和西班牙，所有宫廷都偏爱法语。玛丽亚·特雷西亚女王的一位密友回忆起特雷西亚时期舍恩布伦的宫廷生活时这样说道：“法语是当时的日常用语，维也纳上流社会中的高层精英们会说：‘我像狄德罗、德国人一样说法语，包括我家的奶妈也说法语。’”[1]在腓特烈二世的柏林或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圣彼得堡，王室都在无止境地效仿巴黎文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的廷臣甚至完全忘了自己的母语，因为用得太少。即便在稍低的阶层中，人们也觉得如果不通晓法语，就不算有教养。但18世纪70年代出现了相反的浪潮，德国的赫尔德和意大利的阿尔菲耶里等作家怒斥自己同胞屈从于异邦文化。但响应他们的人寥寥无几。同时，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发现，他们能判断法国正在发生什么，因为他们汲取大量传入的法国文学，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来追踪观察法国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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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754年起，欧洲各王室乐于订阅移居海外的德国人格林男爵在巴黎出版的《文学通信》，而他们的臣民则用更少的钱，发现了更多的报刊来保持消息灵通。谨慎的人只订阅报道公共事件的老牌报纸《法国信使报》，稍有教养的会看《学者报》，但这两类期刊都是偏官方的，并要接受政府的严格审查。从18世纪中叶以来，越来越多的独立报刊出现，有的是专业的，有的不是。它们大多数存在时间很短，而且如果没有一两个人的不懈努力，这样的报刊很少能生存下来。不论如何，在1715年至1785年的70年间，这类独立报刊的数量增加了大约三倍（从22种到79种），而政府凭一己之力很难监控所有报刊的内容。比如冉森派的《教会新闻》自1728年开始就对当前教会的管理和前景持批评态度，是当局最想监控的报纸，但是当局却总找不到这份报纸的印刷厂。公开将自己定位于特定读者的报纸则更加脆弱，比如广受欢迎、立场保守的《费雷龙文学年鉴》（1754年创刊）以及由兰盖于1777年创办，总出惊人之语的《政治、民事和文学年鉴》。兰盖因为办报风格极端于1780年至1782年被囚禁于巴士底狱。但即便如此，其监狱外的代理人还是继续出版他的双周评论。他在出狱时写就的系列回忆录一开始也是在《年鉴》上发表的（后来被独立出版），这些文章以极为恐怖的笔触描述了被专制意志投入阴沉、悲惨要塞的人们生不如死的生活。不过出狱之后，兰盖变得慎重起来，在法国司法管辖区域之外的奥属尼德兰出版刊物。事实上，此类期刊中最激进大胆的法语言论都是在境外发表的。其中时间最久、声望最高的是《莱登报》，由胡格诺难民[2]于1677年在荷兰创办，至今还在新教徒的指导下发行。它给读者提供关于法国国内政治和危急事件的详细、及时和广泛的报道，具有温和而坚定的反官方立场。另一份同样受到欢迎但名气稍小的刊物是双周刊《阿维尼翁信报》。它于1733年出版，出版地为法国南部的教皇飞地。相比之下《莱茵省信报》稍显保守，但消息更加灵通，它在普鲁士克利夫斯出版。而思想激进的《百科全书报》则在南比利时的独立小公国布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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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期刊往往在全欧洲发行。在新闻爆炸的18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些报刊的需求大增，因为当时在斯堪的纳维亚、普鲁士、波兰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政治骚乱，更别提法国自己了，另外还有最重大的事件——美国独立战争。《莱登报》在18世纪50年代的印量只有几百份，但到1785年其印量已经达到4200份。报刊的一多半是在法国境外售出的，但法语报刊最大的单个市场仍是法国国内，同时在国内还有不少地方报纸也崭露头角。巴黎从18世纪早期就有刊登每周新闻和广告的小报，里昂则是从1748年开始有的。截至18世纪80年代，任何自诩为省区首府的地方都有了这样的小报。《巴黎报》从1777年开始成为日报。10年之后，各类报纸的年销售总量固定在了7万份左右，拥有大约50万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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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报纸同步发展的还有书籍出版，迄今为止，我们只有一些零散的证据来重现当时的情况。尽管书籍出版随着审查制度的变化而有些波动，但在18世纪70年代之前一直稳步发展。这之后其数量剧增，一直加速发展，直到革命前夕。严格说来，一个名为书籍贸易总监的官员会领导大量审查员检查书报，而同样所有的书籍报刊只有在通过他们的审查——或者获得了准许印刷的“特批”之后——才能出版。要获得出版资格，这些书籍就不能包含任何与宗教、政府和道德相抵触的内容。从18世纪20年代到1789年，书报审查员的数量从41人变成了178人，这说明他们的工作量变大了。但现实中真正被禁的书少之又少。很多书籍无法获得完全合法的出版特批，却都得到了“默认”出版，而更加含混难以定性的书籍则“根据单纯的宽容”原则获许出版。它们至少能得到一个保证，那样政策就不会针对它们。不过，如果一本书没有得到特批，那么它将有可能被索邦神学院或者高等法院起诉。而当高级法庭判定一本书具有颠覆性内容并责令将其公开撕毁、焚烧时，政府往往会置身事外。（似乎）除了法官之外，所有人都意识到，如果一本书遭到查禁，这其实是最好的免费广告。但就像报刊一样，法国国内较大一部分书籍也是在国外出版的——比如荷兰、阿维尼翁、日内瓦或者纳沙泰尔。纳沙泰尔是一块普鲁士飞地，它出口给法国的主要商品就是书籍。大部分的书籍都没有获得进口批准，贩运要走迂回小道，目的是避开路卡监察。而在18世纪70年代早期，获得批准的进口图书也变得很少，因为政府惩罚性地增加了进口税。1783年，政府下令所有进口图书都要经过位于巴黎的书商行会审查之后才能运往国内其他地方，于是整个图书贸易陷于混乱之中。此举目的在于消除色情读物、煽动性作品和盗版书籍，但结果却造成所有书籍的运输成本过高，即便是在已经成形的繁荣市场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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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期刊、报纸和书籍到底被哪些人买走了呢？路易十六的臣民中有三分之一能够读写，而且像年历或传统童话故事之类的廉价大众图书有着相对固定的市场，这些书靠流动小贩兜售，并因其封面得名“蓝色丛书”。但对于更加精致的报刊书籍，仅成本一项就对其销售造成了颇大限制。订阅《莱登报》每年要花36里弗，《文学年鉴》和《百科全书报》则是24里弗，《阿维尼翁信报》需要18里弗。即便是技艺超群的工匠每周也挣不到30里弗，大多数人只能挣到15里弗，甚至更少。这意味着他们连偶尔买本书都很困难。境况稍佳的人会发现紧跟文学和时事所需的花费也很惊人，不过18世纪中叶出现了捐赠图书馆和阅览室，其会员费相当于订阅单本期刊的费用，这使之前昂贵阅读的情况得到缓解。据记载，此类设施于1759年在南特首次出现，30年后在同一座城市又增加了5家，藏书共计3000卷。在那段时间，各省都出现了类似的设施，1770年在巴约建成的图书馆就是一例，目的在于“寻找文学和政治新闻领域最近引人注目的事情”。[3]有时还设有专门用于交流的单间。而在18世纪，另一种公共团体也获得了蓬勃发展，交流谈话是它们的主要功能，这种团体就是文学社团。文学社团也有图书馆，订阅报刊。但成员们还定期召开公开讨论，其间常有音乐会作为点缀，在讨论中成员们会朗诵自己的作品或者辩论热门话题。他们有时也会组织公共讲座或文学比赛。这类社团向所有人开放，不过收取的会费远高于普通阅览室。他们通常会给自己取一个听起来很高雅的名称：比如菲拉雷蒂斯社、哲学与美文社、讲谈社、缪斯社、爱国社。第戎一家报纸在1787年记载道：“法国每个城镇都有这样的社团，它们给社会各阶层中上流人士多么惬意的消遣啊。”[4]不过，在所有社会团体中最上流的还是学院，它的成员只能通过选举产生，名额有限制，但他们拥有王家特许证作为官方认证。同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18世纪的产物。在1700年，除了大城市的学院——如法兰西学院、法兰西科学院、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院——之外，只有几所外省学院。到1789年，学院数量增加到了35所。这些学院大多都有自己的学院用地和图书馆，而且往往是从较简陋的文学社团发展而来，但最终学院的排外主义也恰恰成全了急速增长的文学社团。在整个18世纪，有6000名法国人成为了学院成员，其中贵族超乎寻常地占到了37％或更多。不过院士们显赫的文化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他们为数不多的公开讨论会吸引极大的公众关注，与他们交往和通信的外国人会获得极高的名望。他们主办的征文竞赛会吸引远在千里之外、怀有文学抱负的青年，后者往往希望通过竞赛飞黄腾达。最著名的例子要数让－雅克·卢梭了，他于1750年在第戎学院取得了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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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能够接触到图书的不仅仅是购买书籍报刊的个人，自己买书的人群和依赖于图书馆的人群之间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差异。法国的读书阶层完全是由贵族、教士和职业资产阶级构成，他们大多居住在城里，而且多是非商业城市。商人和工厂主远不如法官、律师、行政官员和军官对思想观念感兴趣。巴勒迪克的一名书商在1780年写信给纳沙泰尔的出版商，对方正准备出版著名的《百科全书》的新增订版。在信中他写道：“我认为你在这儿卖不出几套书，我们向这里的每个人都展示了这套书，但迄今为止一套也没卖出去。他们对生意比对读书更感兴趣，他们的教育有很大缺陷……比起完善心智，商人们更喜欢教自己的孩子5加4等于9，9减2等于7。”[5]为了加入不断扩大的文雅精英的行列，人们不仅要把闲钱花在读书上，而且还得为此前必要的教育付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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