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31815 当时，较小的修道院要么被关闭，要么完全被吞并。由于耶稣会士的失败，关于《克雷芒通谕》的争执也平息了下来。另外，天主教因为备受无信仰者的困扰，对法国新教徒变得更加宽容。自从1685年南特赦令被废除之后，新教徒就失去了合法地位。他们的洗礼、婚嫁和丧葬都不具有法律效力，新教牧师如果主持宗教仪式就会被判重罪。但是在18世纪60年代，对牧师的积极迫害停止了，朗格多克新教徒的传统公开宗教仪式也未再受到干扰。教区神父仍会怒斥宗教异端，但很多主教却偏爱诸如“宗教偏执所导致的野蛮行径”一类的题目。虽然政府仍会派遣军队驱散新教徒的仪式，但军队总被故意派往错误的方向。1762年发生的一个事件似乎生动地展现不宽容的恐怖之处，情况是这样的：据说，图卢兹的新教徒让·卡拉斯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改投天主教，将其谋杀，而管辖朗格多克的高等法院[13]据此判他死刑。这后来被证实为该地区最后一次处决牧师。伏尔泰对这一新闻十分惊骇，认为这是一起由蒙昧偏执引发的司法谋杀案。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闻运动为让·卡拉斯平反，并于1765年取得了御前咨议会的支持，获得了胜利。1775年，在经过一段更长时间的斗争后，他又为西尔旺一家成功平反，后者被指控谋杀叛教女儿在朗格多克被判刑。不过他们逃到了瑞士，免于一死。这些案件激起了有教养的俗人的道义感，等到18世纪80年代已经很少有人公开支持对新教徒处以死刑了。更突出的例子是内克——路易十六在1777年至1781年间的一位新教徒大臣。由此不难看出，政府对新教徒的限制形同虚设，迟早都会被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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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17 让伏尔泰生气的不仅仅是图卢兹法官的偏执，还有他们所用法律的残忍和不公。卡拉斯死于车轮之刑，其行刑程序非常可怕，犯人的四肢被铁棍砸碎，支离破碎的尸体被放在马车车轮上示众。还有更加骇人听闻的刑罚。一个名为达米安的蠢笨仆人在1757年用小刀行刺路易十五，被捕后受尽折磨，被要求供出同伙。烧红的烙铁撕开了他的皮肉，四匹马试图将其扯裂。[14]弑君是极度重罪，法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可怕事件，达米安的量刑是经过认真研究先例之后才决定的。在日常公开行刑中，这算得上是极其罕见的场面了，当时成千上万的群众挤在巴黎市政厅外的格雷勿方场上围观。伏尔泰曾插手过的另一件案子是拉巴儿案，犯人幼稚地犯下许多亵渎神明和圣物的小过错，结果惨遭折磨并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伏尔泰本人的一本《哲学辞典》也被扔进了火堆。这位哲人抗议道，惩罚这种行为的法律是恐怖、非理性并且极其荒谬的。法国在1765年译介了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罚》，该书呼吁建立更加克制、人道并免除折磨的刑事司法系统，伏尔泰对此书的译介大加欢迎。18世纪70年代早期，政府宣布了对法律条款的总体改革与修订计划，伏尔泰也带头对此大加赞赏。但是，在伏尔泰一生及其死后十年的过程中，除了1780年废除严刑逼供之外，没有发生其他任何改变。不过，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富有才干的年轻一代辩论家们出版了成千上万份法律简报，向公众宣传不要屈从于监察制度，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法律的残酷性、前后不一和无力保护无辜者的关注。正是这些辩论家曝光了一系列司法误判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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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19 伏尔泰为卡拉斯平反的运动启发了他们。为了恢复蒙冤者的名誉，他们成功地动员了公众舆论。公众舆论的观点并不新颖，但是在18世纪中叶这个概念的涵义发生了变化。以前的“舆论（意见）”是指某种和“知识”或“真理”不同的东西，仅仅是人们偶尔相信的事情。而现在的“舆论（意见）”日益成为一种根据消息做出的评判，而公众舆论则常被描述为某种“法庭”，它有资格做出最终裁决，而且往往是正确的。卢梭在1776年写道：“我们的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最显著特点就是：在过去的20年中，出现了系统而持久地引导着公众舆论的精神。而在此之前，随着人的激情任性，这些舆论毫无目的地四处飘荡，未受任何管束，而这些激情之间永不停歇地相互作用，使公众游移不定，而没有固定的方向。”[15]哲人试图提供这种方向，而在卡拉斯案之后，伏尔泰相信这是可能的，他写道：“舆论主宰世界，而最终哲学家将主宰舆论。”[16]但事实上哲人还算不上第一梯队。18世纪中叶宗教争执的双方都试图争取公众支持，冉森派凭借他们秘密发行的《教会新闻》，耶稣会士则靠他们的《特雷武日报》，双方都发行了大量小册子。在更早的时候，高等法院在摄政时期就公开印刷发行谏诤书，此乃蓄意安排，把有教养的读者裹挟进他们与政府的政治分歧中。到18世纪50年代，在王室与高级法庭对宗教和财政问题的争执最为紧张的时候，印发谏诤书已成为高等法院的标准手段。1758年至1764年间，传统审查机关做出了阻止人们公开讨论国事的最后努力，不允许讨论宗教、行政或财政问题。压制《百科全书》、卢梭的著作以及其他理论书籍，也是当时审查制度的一部分。同样的还有1764年的王室法令，它禁止公开出售任何与国家行政或财政事务相关的书籍。但审查阵线很难坚守，而政府大臣们也感到，与其把公众蒙在鼓里，不如让他们了解实情。他们转而想要获知人们对他们的意见。王室法令的前言越写越长。政府不仅销毁高等法院的谏诤书，还反驳其内容。当莫普改革高等法院时，他雇了一批写手来歌颂和捍卫自己的政策。但就像一个焦虑而颇具洞察力的观察家所发现的那样：“每一步都让事情更糟糕。有人写，有人回应……每个人都会想要分析国家的构造，人们会失去冷静。以前无人敢想的问题现在都被摆上了台面……人们正在获取的知识将带来革命，这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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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21 没有什么事情比七年战争更能刺激公众论争了。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没有明确的目标，又与几个世纪以来的宿敌奥地利结成联盟，在海陆两面都一败涂地，并消耗了巨大的财力。税收和债券都在增长，但政府多收了钱却不见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国内出现了对全国社会和机构的全面质询，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政府的支持。1763年，人们史无前例地要求高等法院提出推行经济和财政改革的主张，但最后的结果无所裨益，不明智地助长了高等法院的自负心态。同时他们也黯然神伤，因为政府大臣们无视其建议，转而咨询另一种未经过实践的理论，发明这套理论的人给自己取了一个让人感到新奇而陌生的称号：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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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23 这群人的奠基者是宫廷医师魁奈，1756年版的《百科全书》中曾多次出现他的名字。他在后来的《经济表》一书中阐述了如下观点（与卢梭惊人的类似）：存在着一个自然而仁慈的经济秩序，它被人为的武断干预搅乱了。实现经济富裕的唯一途径就是移除所有人为负担，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因为农业是唯一真正具有生产力的领域。18世纪60年代，这些思想在大批作者那里得到发展，其中包括米拉波、勒梅西耶·德拉里维埃和杜邦·德内穆尔。德内穆尔的著作《重农主义》为“经济学家”们创造了另一个称谓。与此矛盾的是，在重农主义者的理论中，他们所宣传的贸易自由恰恰需要政府扮演强有力的干预角色，因为只有政府才有力量扫除附加在自然经济秩序上的一切人工障碍。勒梅西耶甚至鼓吹某种专制主义，他认为这是合法的，因为他设想的专制主义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推行万世大法——自然法则。政府大臣可不愿意被视为专制的人，不过他们还是被重农学派所吸引，因为后者保证了财富。一个自然、自由并消除了一切人为限制的市场，将会使生产者变得更为富有，于是他们就能缴纳更多税款。就像魁奈在《百科全书》中所写的：农民穷，国家就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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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25 自由生产所面对的限制自然数不胜数：各种习俗和集体手段、封建捐税、间接税、国内通行费、关税、生产垄断（如行会）、地方特权等不胜枚举，因此必须有专制君主才能扫除这一切。在众多限制中，有一项相对容易处理，即谷物贸易。长期以来，谷物贸易都在政府的密切调控之下，政府对谷物贸易、粮价管控、出口限制以及省区间贸易等各项事务设置了一整套复杂的调控机构。此时，对它进行理性化改造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谷物贸易一直受到严格的控制，因为确保面包供应被视为保障公共秩序的基础。但是重农主义者认为自由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并使人们长期对饥荒的恐惧一去不返。于是在1763年5月，政府宣布国内谷物市场自由化，一年之后，又宣布在谷物价格低于特定价格线的时候，它们可以自由出口。这一系列乐观政策的背后，是长达一代人的粮食丰收。但在18世纪60年代末，丰收的日子结束了。粮食歉收非常严重，已达到不管采取怎样的行政措施都无法保证充裕的程度。人们认为新的自由即便没有造成短缺，也刺激了这些年来的粮食短缺。当时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公共争论，支持传统调控的一方指责改革者们听信空想理论家的指示，放弃了王室多年来维持臣民生命的义务，使他们忍饥挨饿。有观点认为，从长远来看，缺乏调控所造成的高价格会刺激生产，最后粮食价格还是会随之下降。对于这种论调，直面粮食骚乱的法官们敦促持此类论调者现实一些，1773年，在目睹了把城市推向混乱边缘的骚乱之后，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致信本省总督：“这些人有理由抱怨，他们现在买不起面包，常挂在嘴边的话简单说来就是：宁愿被绞死，也不愿被饿死……为什么要让面包价格居高不下？在我看来——我必须承认——在一个税负如此之高的国家，国王必须要肩负起如下责任：保障臣民们唯一剩下的东西——生命。”[18]面对种种问题，大臣们动摇了，但18世纪70年代早期施行的关税优惠政策未能重建市场信心。人们控诉他们和牟取暴利的个体垄断商签订了“饥荒条约”，把谷物贸易交给后者，有意让人民忍饥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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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27 事实上，在1770年左右，人们对于法国总体统治模式的信心正急剧丧失。尽管洛林和科西嘉先后并入法国（1766年和1768年），弥补了七年战争的一些损失，但在战争之后，法国与奥地利继续保持的同盟关系极不受欢迎。1770年路易十五的孙子与继承人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公主的婚姻加强了两国联盟。但当时在巴黎举行的婚礼出了岔子，发生了踩踏事件，导致136人死亡，这看起来像是一个预兆，凡尔赛照常进行的庆典留给首都人民悲痛的记忆。当时路易十五的淫荡好色可谓人尽皆知，尽管法国臣民对国王与最新宫廷情妇杜·巴里夫人的风月之事（同样好色的亨利四世就保持着受人爱戴的贤君形象）并无太多怨言，但在人们心目中，巴里夫人和巴黎大街上的妓女别无二致。她的位置使她和政治难免有瓜葛，她与莫普和泰雷的升迁，以及受人欢迎的舒瓦瑟尔公爵的失败都有关系，这些事让她备受世人唾骂。泰雷除了被人们质疑为发起“饥荒条约”之外，还宣布政府的部分破产，激怒了所有政府股份持有人。后来泰雷又修改税额评估条款，提高征税效率，很快为自己赢得了“勒索者”的骂名。与此同时，莫普对高等法院的攻击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伏尔泰相信强大而仁慈的王权是改革的最佳人选，并认为愚昧的法官是卡拉斯案和拉巴儿案的凶手，所以他为惩治法官欢呼雀跃。但除他之外，大多数启蒙哲人都加入了抗议阵营。狄德罗在莫普进行改革期间写道：“我们处在危机边缘，其结果要么是奴役，要么是自由，若是奴役，则会和摩洛哥或君士坦丁堡一样。如果所有高等法院都被解散了……那么对于能阻止王权滑向专制的正确信念，我们只能说再见了。”[19]他和其他人一样，都相信孟德斯鸠的理论。如果没有中间力量遏制王权，那它就是专制，是最糟糕的政体，国民也没有权利和安全保障。高等法院不论有什么缺点，都是法国人面对权威的一道保护屏障。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这都是幻觉。在抗议莫普行为的过程中，不论是在被打击的法庭印发的谏诤书还是在个人的小册子上，都出现了一个新的主题：三级会议。这是一个古老的国民代表会议，自1614年再也没有召开过，所有人对它的构成和权能都只有非常模糊的概念，但每个人都相信三级会议的权威比高等法院更大。随着莫普改革措施的巩固，最初针对他的抗议偃旗息鼓，三级会议的呼声也逐渐消失。但这个念头已经出现了，并在接下来15年的政治讨论中被不断重新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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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29 经历了这些创伤后，人们都觉得路易十六的登基是一个全新开始的好机会。路易十五的棺材在夜间被快速运走之后，人们对这位没有任何污点的年轻国王寄予了无比厚望。但是他的“纯洁”很快变成了公众笑柄。自1770年结婚后，虽然他没有刻意回避夫妻生活，但无法使王后怀孕。他的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在1778年才出生，接受了医疗照顾才得以存活。与此同时，各种小册子里的下流谣言已经满天飞了，大部分都直指王后对夫妻生活的沮丧，虽然这种沮丧纯属推测。不过她的奢侈、轻佻和对政务的草率干预都很容易使她成为靶子，更何况她那变幻无常的哥哥约瑟夫二世在国际事务中犯了重大错误，法国随时面临被牵连进战争的危险。当1785年人们听到流言传说王后要买一条极为昂贵的钻石项链时，没有人感到吃惊。掉以轻心的红衣主教罗昂想要讨好王后，把项链弄到了手，但最后发现自己也成了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的受害者。整件事与王后没有一点关系，但在1786年的公审中，罗昂在高等法院面前为自己洗脱了罪名，这场审判对王后的行为肯定是一种潜在的伤害。她认为罗昂被无罪释放是对她本人的侮辱，即便这场骗局的犯案人员已经受到惩罚。红衣主教被释放之后，大批人群为之庆祝，显然是对王后遭到羞辱感到高兴。而王室即刻将无罪的罗昂发配到外省流放，这种任意妄为招来了谴责。此时国王已经有了两个儿子（分别于1781年和1785年出生），也许国王本人的公众声望比10年前更高，但丑闻使整个宫廷声名狼藉，就像路易十五晚年一样糟糕，特别是在后来，当人们在1787年第一次知道宫廷到底花了纳税人多少钱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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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31 重建高等法院未能重建被莫普破坏的政治信任。众多法官在一片欢呼声中官复原职，但莫普时期被流放的“归来”法官和与莫普合作的“留任”法官之间很快发生了争执，几名归来法官在争执中名誉扫地。巴黎高等法院在1775年和1776年象征性地反对了重农主义大臣杜尔哥的改革之后，再也没有坚持对抗权威的立场。一位心生厌恶的外省法官在1783年评论道：“曾几何时，法官们怀着为民谋福利之心……在威严的审判席上对大臣们的破坏性政策提出严正抗议……现在他们在骄奢淫逸的生活中失去了斗志，只顾追名逐利，对国王的愿望都盲目遵从。”[20]于是，人们继续寻找能使法国有效防范专制侵害的机构，这里的专制既指中央大臣，也指在地方代替国王行使权力的督办官。督办官绝不仅仅是只听从上级差遣的代理人，他们被赋予了极为广泛的权能，而拥有独立行动能力的主体职能总是很宽泛的。到18世纪后期，督办官对外省生活的影响扩散到更多方面，其动机是他们有改善其治下（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所有人生活的任务，不论被治者喜欢与否。很多督办官是重农主义的公开信徒，比如成为中央大臣之前的杜尔哥。他们都相信，要在力所能及之处进行理性化改革，把最新知识投入实际的公共应用。但是他们的一系列行为，比如强行要求街道整齐排列、推行天花疫苗、把不卫生的墓地从城镇中心撤走、禁止出售疫牛、制定强迫穷人参加劳动的方案等，都加深了人们对他们的偏见，更何况他们是天生就不受欢迎的税务官，此时的境况更为糟糕。他们的行为也引发了自身与其他地方权威的冲突，比如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其实高等法院和省三级会议反对的不是那些启蒙议程，而是他们的权威，而且会纠缠不休。一名督办官在1787年9月指控贝桑松高等法院“完全不受任何监管……它荒唐的行为被荒唐的指挥执行，除了最盲目的专制主义，它不用接受任何管制……它和下属人员的绝对权力完全免于任何义务……它们制造最致命的麻烦却可以不受到任何惩罚”。[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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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33 人们越来越觉得，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法是某种形式的省级代议机构。有些省已经有了这样的代议机构，当然是以三级会议的形式存在。三级会议省区和其他地方一样，也有督办官，但代议机构可以和督办官讨价还价，并分享后者的一些权力。18世纪80年代中叶，布列塔尼的历史充满了二者的对抗。尽管三级会议在明显挑战高等法院的权威，但自从18世纪50年代起，很多深思熟虑的高院法官还是开始支持在各自地区建立三级会议，或者恢复废弃已久的会议。18世纪70年代，很多高级法庭，如巴黎独立税务法庭和格勒诺布尔、波尔多高等法院时不时地地提出召开三级会议。重农主义者也非常提倡由大地产主构成的议会，尽管他们越来越怀疑能否将三级会议作为议会模板，因为它成分太复杂，并受缚于传统。杜尔哥和他的顾问杜邦·德内穆尔在任职期间，一直梦想建构一套从村庄（或市镇）到省区整齐划一的地主代表大会层级体系。不过，在1787年之前，他们唯一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就是内克在1778年提出建立所谓“省区行政院”。这个地主团体的提名在初审法院中进行，其中（和朗格多克的三级会议一样）贵族和教士各占四分之一，第三等级占一半。后者并不是传统省区中的所谓议员，而是督办官在该财政区的副官。贝里和吉耶纳北部最先实行该政策，而当内克1781年辞职时，当局正准备在布洛涅周围建立第三个行政院，但第三个从未建成。另外两个行政院，包括休会期间的委员会，在革命之前一直运转良好。虽然它们备受争议，不过从如何使国家管理方式具有更多的代议成分的角度看，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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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35 内克的所有政策都饱受争议。事实上，他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观点都是对现行政策的直接挑战。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瑞士新教银行家，其夫人常常举办沙龙，所以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内克成了巴黎知识界的名流。在沙龙里，他往往沉默寡言，一脸深沉，而内克夫人则精心地为丈夫营造了一种具备超凡理财能力和过人智慧的精英形象。1775年春，正值“面粉战争”高潮时，内克出版了一本书，支持对谷物贸易进行调控，让杜尔哥及其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者大为恼火。但是这本书却为内克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内克狂迷”由此开始，几经起伏，一直持续到1790年。所以尽管内克是外国人，而且是异教徒，但能总揽政府财政的总监大权。掌权者们没有选择一个更正统的候选人，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已经丧失信心。除了以独特的方式管理财政之外，内克还着手重组中央审计程序与税收结构，授意对官职买卖进行全国范围的调查，以限制过度买官。同时他建立了省议会，部分抵消高等法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努力让公共舆论站在自己这边。对于这股兴起于18世纪中期的新兴力量的政治重要性，内克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也发现了公共舆论的限度：1781年，当他试图利用自己的声望在高层政策制定中赢得更多发言权时，遭到了国王的回绝。内克辞职以示抗议，但丝毫没有威胁到路易十六，因为后者曾经有过前车之鉴。所以在改革之路上，内克只能走得更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没有重拾银行业，而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写了一本辩护书——《财政管理》，以极为丰富的细节揭示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方式。该书在1785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畅销国内外。这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一份声明：他应该被视为国家大臣的天然人选，如果国王还希望让自己的政府获得公众信任，那么他迟早要招回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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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37 但这只是内克的拥趸者们的看法。在职大臣觉得他们完全有权掌控公众信任。毕竟，国王推行的最重要政策取得了光辉胜利。在1783年英国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时，法国的七年战争之耻终得昭雪。法国的陆海援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海外斗争如火如荼时，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同样极为不易。难怪这一系列成就的总设计师韦尔热讷会对内克哗众取宠的把戏嗤之以鼻。继莫普之后，韦尔热讷成为国家首相。但撇开战争开销不谈，干涉美国独立战争的行为本身就在法国引发了新一轮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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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39 保守派从一开始就警告国王：支持共和主义反叛者抗击另一位君主是不明智的。但早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法国国内的公众注意力就已被当时的争端所吸引。1772年由雷纳尔神父署名出版（这事实上是一本合著作品，作者中还包括狄德罗）的《两个印度的哲学史》使读者们对美国独立做好了心理准备。书中对欧洲海外扩张的批判引起了轰动，同时还预测殖民聚居点将会独立。当预言成真之后，到18世纪末这本书印数达到了50版之多。在与英国政府的争执中，美国人一开始就提出自由和代议制的说法，这使笼罩在专制主义之下的法国立刻产生了惊人的共鸣。当约翰·亚当斯1778年造访波尔多时，当地高等法院院长以如下宣言欢迎他：“它[22]不能不同情世界上的每一位自由的挚友……它同情自由事业中的受难者，因为它自己就在这项事业中受难多年。它曾在路易十五时期被流放，因为它撰写谏诤书，控诉专断的行为和致命的朝廷法令。”[23]英国于1783年宣布停战，8000名援美战士凯旋而归，这使法国第一次对美国产生了直接了解。雷纳尔在1780年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著作，尽管他本人从未去过美国。作家们为了满足大众热情，写了很多关于新世界生活的书，他们同样也都没去过美国。很快，译著成为这场斗争中的关键文献，例如潘恩的小册子《常识》、美国《独立宣言》和几个新州的宪法。在1777年至1783年间，新共和国大使富兰克林的高超宣传手段完全征服了巴黎上层社会。他作为避雷针的发明人已经扬名天下，而其通俗的哲学思想与简朴的风格更使宫廷和知识分子沙龙都为之倾倒。他似乎是卢梭式简朴美德的活生生的例证，来自森林般的世外桃源，远离欧洲令人厌倦的俗世。尽管富兰克林在大都会的流光溢彩中如鱼得水，并公开宣称自己认为这一切无需改变，但他还是引发了对贵族原则的第一次进攻。叛逆的贵族米拉波伯爵出版《思考辛辛纳图斯的等级》（Considerationa on the order of Cincinnatus）[24]一书，谴责了独立战争中法国军官为纪念自己参战而设立的一种世袭骑士等级制。让米拉波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正是富兰克林，当时像虚荣的拉法耶特一样的回国军官正在整个巴黎炫耀他们在新社会获得的勋章。因此，美国发生的事情批判性地反衬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人们对美国所代表的新共和国与政体具有浓厚兴趣，即使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仍不消退。而随着退役士兵们陆续回国，人们的兴趣有了更好的消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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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41 但关于美国的新闻来源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意味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开始是有可能的。现存的政权可以被推翻，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向着更理性、更自由的方向建立新社会。人类法律和社会组织的改善、再生都不再是乌托邦的想象。善于从每次风潮中渔利的临时记者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最擅于审时度势，当他读到时下美国最流行的读物——克雷弗克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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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43 在欧洲人麻木的灵魂中，这些信也许能重新激起或唤醒对美德与简朴生活的向往……充满活力的灵魂能得到更多的启示。欧洲会发现一个他们梦寐以求、渴望实现的国家和政府，那是一片以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他们对话的土地。还有让他们为之嗟叹、但终归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幸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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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45 事实上，用1789年的革命领导人让－约瑟夫·穆尼耶的话说，美国正好迎合了人们“对变革的蠢蠢欲动与热烈渴望”。[26]在人们追求各类奇观的潮流中，不论是富兰克林的避雷针与1783年和1784年法国多个城市中出现的人工驾驶热气球飞行，还是催眠术的流行和通过叩击可能隐藏着的自然力量——“动物磁力”达到神奇的治疗效果[27]，这种渴望都表露无遗。现存的宗教也许会失去其神秘的吸引力，但科学正在创造其他奇迹。这种更新奇、更真实的智慧的追寻者们相信，他们最有可能在共济会的“御艺”中找到该类智慧。在1732年至1793年之间，法国先后建立了800个到900个共济会分会，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在1760年后建立的。在1773年至1779年间，共济会总计招收了2万名新成员。到18世纪80年代，任何略微重要的城镇都至少有一个分会。尽管罗马教皇将其指责为某种起源于英格兰新教的自然神崇拜，法国社会的精英对此还是津津乐道。伏尔泰就在最后一次走访巴黎的时候被拉入了共济会，并且与富兰克林在九姐妹分会的会友集会上象征性地进行了拥抱。进入共济会要经过层层筛选。女性不得入会（尽管在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几个大胆的全部成员为女性的分会），男人入会则是因为在那里能碰到社会中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共济会设置了无数的筛选梯级，只有能人好手才能通过。在各分会内部，人们称兄道弟，互为平等之人，根据才能而非名衔选择领导。就像当时各地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一样，大多数共济会会员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事实上，两个团体往往由同一群人组成，在共济会中，他们之间的文化平等得到了全面认可。共济会集会主要由各项仪式组成，然后就是吃吃喝喝。很多会友希望能让这个组织产生更实际的作用。他们组织了慈善募捐，九姐妹分会则投身于18世纪80年代中期为冤案平反的司法运动中。大多组织会避开政治，不过在1787年，一个自称“光照派”的群体想利用共济会组织颠覆巴伐利亚政府。其密谋被曝光后引起了轰动，自身诉求秘而不宣的共济会运动也引起了普遍怀疑。当时人们容易上当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他们相信阴谋论，而同样的思维方式也倾向于追求用简单、普世的公式解决一切问题，不论这个问题本身多么复杂。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这种心智的限度会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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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47 [1]　转引自L Réau, L’Europe frança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1938,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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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49 [2]　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反对国王专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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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51 [3]　转引自D.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715—1787, Paris, 1933, 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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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53 [4]　Ibid., p.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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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55 [5]　转引自R.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1775—1800, Cambridge, ass., 1979, pp.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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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57 [6]　世俗神父是入世教士的一种，他们生活在修道院之外，住在俗界。与修道院教士相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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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59 [7]　路易十五登基时只有5岁，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在1715年到1723年任摄政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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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61 [8]　Del’esprit des lois(Geneva, 1748), bk, XI, ch,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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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1863 [9]　转引自M. Cranston, Jean-Jacques: The Early Life and Work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54,London, 1983, p. 228.

170633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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