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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克的所有政策都饱受争议。事实上,他的整个人生和全部观点都是对现行政策的直接挑战。他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瑞士新教银行家,其夫人常常举办沙龙,所以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早期,内克成了巴黎知识界的名流。在沙龙里,他往往沉默寡言,一脸深沉,而内克夫人则精心地为丈夫营造了一种具备超凡理财能力和过人智慧的精英形象。1775年春,正值“面粉战争”高潮时,内克出版了一本书,支持对谷物贸易进行调控,让杜尔哥及其自由贸易政策的支持者大为恼火。但是这本书却为内克带来了极高的声望。“内克狂迷”由此开始,几经起伏,一直持续到1790年。所以尽管内克是外国人,而且是异教徒,但能总揽政府财政的总监大权。掌权者们没有选择一个更正统的候选人,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已经丧失信心。除了以独特的方式管理财政之外,内克还着手重组中央审计程序与税收结构,授意对官职买卖进行全国范围的调查,以限制过度买官。同时他建立了省议会,部分抵消高等法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努力让公共舆论站在自己这边。对于这股兴起于18世纪中期的新兴力量的政治重要性,内克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他也发现了公共舆论的限度:1781年,当他试图利用自己的声望在高层政策制定中赢得更多发言权时,遭到了国王的回绝。内克辞职以示抗议,但丝毫没有威胁到路易十六,因为后者曾经有过前车之鉴。所以在改革之路上,内克只能走得更远。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他没有重拾银行业,而是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写了一本辩护书——《财政管理》,以极为丰富的细节揭示了中央政府的运作方式。该书在1785年以三卷本的形式出版,畅销国内外。这其实是作者自己的一份声明:他应该被视为国家大臣的天然人选,如果国王还希望让自己的政府获得公众信任,那么他迟早要招回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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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只是内克的拥趸者们的看法。在职大臣觉得他们完全有权掌控公众信任。毕竟,国王推行的最重要政策取得了光辉胜利。在1783年英国承认北美殖民地独立时,法国的七年战争之耻终得昭雪。法国的陆海援助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海外斗争如火如荼时,维持欧洲大陆的和平同样极为不易。难怪这一系列成就的总设计师韦尔热讷会对内克哗众取宠的把戏嗤之以鼻。继莫普之后,韦尔热讷成为国家首相。但撇开战争开销不谈,干涉美国独立战争的行为本身就在法国引发了新一轮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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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派从一开始就警告国王:支持共和主义反叛者抗击另一位君主是不明智的。但早在美国宣布独立之前,法国国内的公众注意力就已被当时的争端所吸引。1772年由雷纳尔神父署名出版(这事实上是一本合著作品,作者中还包括狄德罗)的《两个印度的哲学史》使读者们对美国独立做好了心理准备。书中对欧洲海外扩张的批判引起了轰动,同时还预测殖民聚居点将会独立。当预言成真之后,到18世纪末这本书印数达到了50版之多。在与英国政府的争执中,美国人一开始就提出自由和代议制的说法,这使笼罩在专制主义之下的法国立刻产生了惊人的共鸣。当约翰·亚当斯1778年造访波尔多时,当地高等法院院长以如下宣言欢迎他:“它[22]不能不同情世界上的每一位自由的挚友……它同情自由事业中的受难者,因为它自己就在这项事业中受难多年。它曾在路易十五时期被流放,因为它撰写谏诤书,控诉专断的行为和致命的朝廷法令。”[23]英国于1783年宣布停战,8000名援美战士凯旋而归,这使法国第一次对美国产生了直接了解。雷纳尔在1780年又出版了一本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著作,尽管他本人从未去过美国。作家们为了满足大众热情,写了很多关于新世界生活的书,他们同样也都没去过美国。很快,译著成为这场斗争中的关键文献,例如潘恩的小册子《常识》、美国《独立宣言》和几个新州的宪法。在1777年至1783年间,新共和国大使富兰克林的高超宣传手段完全征服了巴黎上层社会。他作为避雷针的发明人已经扬名天下,而其通俗的哲学思想与简朴的风格更使宫廷和知识分子沙龙都为之倾倒。他似乎是卢梭式简朴美德的活生生的例证,来自森林般的世外桃源,远离欧洲令人厌倦的俗世。尽管富兰克林在大都会的流光溢彩中如鱼得水,并公开宣称自己认为这一切无需改变,但他还是引发了对贵族原则的第一次进攻。叛逆的贵族米拉波伯爵出版《思考辛辛纳图斯的等级》(Considerationa on the order of Cincinnatus)[24]一书,谴责了独立战争中法国军官为纪念自己参战而设立的一种世袭骑士等级制。让米拉波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正是富兰克林,当时像虚荣的拉法耶特一样的回国军官正在整个巴黎炫耀他们在新社会获得的勋章。因此,美国发生的事情批判性地反衬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人们对美国所代表的新共和国与政体具有浓厚兴趣,即使在独立战争结束之后仍不消退。而随着退役士兵们陆续回国,人们的兴趣有了更好的消息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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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关于美国的新闻来源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美国意味着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看到,一个全新的开始是有可能的。现存的政权可以被推翻,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以向着更理性、更自由的方向建立新社会。人类法律和社会组织的改善、再生都不再是乌托邦的想象。善于从每次风潮中渔利的临时记者雅克-皮埃尔·布里索最擅于审时度势,当他读到时下美国最流行的读物——克雷弗克的《一个美国农民的来信》时,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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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人麻木的灵魂中,这些信也许能重新激起或唤醒对美德与简朴生活的向往……充满活力的灵魂能得到更多的启示。欧洲会发现一个他们梦寐以求、渴望实现的国家和政府,那是一片以他们自己的语言与他们对话的土地。还有让他们为之嗟叹、但终归并不存在于现实中的幸福。[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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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用1789年的革命领导人让-约瑟夫·穆尼耶的话说,美国正好迎合了人们“对变革的蠢蠢欲动与热烈渴望”。[26]在人们追求各类奇观的潮流中,不论是富兰克林的避雷针与1783年和1784年法国多个城市中出现的人工驾驶热气球飞行,还是催眠术的流行和通过叩击可能隐藏着的自然力量——“动物磁力”达到神奇的治疗效果[27],这种渴望都表露无遗。现存的宗教也许会失去其神秘的吸引力,但科学正在创造其他奇迹。这种更新奇、更真实的智慧的追寻者们相信,他们最有可能在共济会的“御艺”中找到该类智慧。在1732年至1793年之间,法国先后建立了800个到900个共济会分会,其中三分之二都是在1760年后建立的。在1773年至1779年间,共济会总计招收了2万名新成员。到18世纪80年代,任何略微重要的城镇都至少有一个分会。尽管罗马教皇将其指责为某种起源于英格兰新教的自然神崇拜,法国社会的精英对此还是津津乐道。伏尔泰就在最后一次走访巴黎的时候被拉入了共济会,并且与富兰克林在九姐妹分会的会友集会上象征性地进行了拥抱。进入共济会要经过层层筛选。女性不得入会(尽管在18世纪80年代出现了几个大胆的全部成员为女性的分会),男人入会则是因为在那里能碰到社会中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共济会设置了无数的筛选梯级,只有能人好手才能通过。在各分会内部,人们称兄道弟,互为平等之人,根据才能而非名衔选择领导。就像当时各地蓬勃发展的文学社团一样,大多数共济会会员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平民。事实上,两个团体往往由同一群人组成,在共济会中,他们之间的文化平等得到了全面认可。共济会集会主要由各项仪式组成,然后就是吃吃喝喝。很多会友希望能让这个组织产生更实际的作用。他们组织了慈善募捐,九姐妹分会则投身于18世纪80年代中期为冤案平反的司法运动中。大多组织会避开政治,不过在1787年,一个自称“光照派”的群体想利用共济会组织颠覆巴伐利亚政府。其密谋被曝光后引起了轰动,自身诉求秘而不宣的共济会运动也引起了普遍怀疑。当时人们容易上当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他们相信阴谋论,而同样的思维方式也倾向于追求用简单、普世的公式解决一切问题,不论这个问题本身多么复杂。在即将到来的风暴中,这种心智的限度会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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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L Réau, L’Europe frança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Paris, 1938,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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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6~17世纪法国新教徒形成的一个派别。反对国王专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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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引自D. Mornet, Les Origines intellectuelles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1715—1787, Paris, 1933, p.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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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 p.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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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引自R. Darnton, The Business of Enlightenment: A Publishing History of the Encyclopédie1775—1800, Cambridge, ass., 1979, pp. 29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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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世俗神父是入世教士的一种,他们生活在修道院之外,住在俗界。与修道院教士相对。——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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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路易十五登基时只有5岁,奥尔良公爵腓力二世在1715年到1723年任摄政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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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el’esprit des lois(Geneva, 1748), bk, XI, ch, 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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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M. Cranston, Jean-Jacques: The Early Life and Work of 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54,London, 1983, p.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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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皇克雷芒十一世在1713年颁布《天主独子》通谕谴责冉森教徒著作《道德思索》,法国国王和主教都接受了这一通谕。——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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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这是一个反宗教改革的会议,重申了天主教的绝对权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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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引自J. Lough, France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British Travellers ‘Observations 1763—1788,London, 1987, pp. 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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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朗格多克没有高等法院,管辖该地区的是图卢兹高等法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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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这道刑罚费了很长时间,因为役马不习惯硬拽,所以一直没有成功将人扯裂,后来换成六匹马并施以鞭打才完成行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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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M. Ozouf in K. M. Baker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the Crea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Culture, I: The Political Culture οf the Old Regime, Oxford, 1987, p. 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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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转引自T. Besterman, Voltaire,London, 1969, p.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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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Mme d’Epinay to Galiani, in L’Abbé E. Galiani: Correspondance, ed. L. Perey and G. Maugras Volume 2., Paris, 1890, I.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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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转引自W. Doyle, The Parlement of Bordeaux and the End of the Old Regime 1771—1790, London, 1974, p. 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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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转引自J. Lough, An Introduction to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1960, p.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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