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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91 这段话写于3月1日，5周过后，也就是4月7日，罗伯斯庇尔有了第一次实实在在的“成就”。米拉波的仕途曾因遭人怀疑而在1789年11月毁于一旦，如今罗伯斯庇尔旧事重提，提议所有的制宪议会成员在本届议会结束四年之内不得担任公职，该项议案获得了通过。他的下一项议案是在5月16日提出的，内容是所有的制宪议会议员不得进入立法议会，也获得了通过。这两项议案都对革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在当时看来仅仅是一个策略性的胜利。右派议员之所以支持这两项议案，是为了整治“三巨头”，他们乐于见到左派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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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93 这次分裂从5月到6月上旬一直在继续。当议会再次讨论阿维尼翁问题的时候，罗伯斯庇尔一干人要求立即合并，但这次他们没有成功，因为大多数人开始权衡进一步和教皇交恶的利弊。大家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殖民地问题，该项议题自从1789年6月8日以来还未曾真正提上议程，当时是一队来自圣多明各的代表团要求获得承认。1790年3月代表们废除了奴隶制，这是由一个巴纳夫主持的委员会提议的，显然黑人还未享受到人权。但自由的其他人种怎么办？圣多明各大概有4万白人，他们坚持自己对政治权利的要求，1790年10月，一小群当地白人试图通过武装力量来表明自己的诉求，遭到严酷镇压。现在其他人则向议会请愿，巴纳夫警告说满足他们的要求很危险，而罗伯斯庇尔则控诉奴隶制，要求无论肤色种族一律赋予其政治权利。罗伯斯庇尔的提议再一次通过了。他现在也开始掌控雅各宾俱乐部，他还在6月11日当选刑事法庭的公诉人，这显示了他在巴黎的民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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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95 估计这一切都无法让王室安心，在议会辩论期间，他们的出逃计划也正一步步实现。现在，国王对于任何拉拢他的努力都不感兴趣了，他正集中精力草拟一份挑战性的声明，他准备在出逃之后留下这份声明，其中控诉了自1789年10月以来甚至在之前发生的各种事情。出逃是由王后的忠实崇拜者，瑞典的冒险家阿克塞尔·冯·费尔森伯爵安排的。王室通过他联系上了布耶将军。他承诺为王室难民提供护卫队，保护他们赶往邻近卢森堡边境的蒙梅迪。护卫队士兵会以为自己是前去侦查国境对面奥地利皇帝集结的军队，不论如何，王室成员的行动是非常隐蔽的，而且他们带着特别准备的护照。6月20日晚他们溜出了杜伊勒利宫，最近因为国王出逃的传言日盛，王宫四周的护卫增加了一倍，但国王还是躲过了他们的视线。尽管有些延迟，但他们还是全身而退。不过延迟意味着在王家马车抵达之前，第一支护卫军已经撤退了，因为他们认为行动已经失败。这同时也是候补护卫军补上的信号。但与此同时，各种军队调动引起了沿途市镇居民的怀疑，国民卫队出动了，6月21日晚在圣梅内勿勒国王被认出来了，辨认者是当地邮政局长德吕埃，他火速赶往下一个城镇瓦楞，这件事情也带他走上了激进政治的生涯。在瓦楞，国王一行被拦截下来了，全镇的人都出来了，军队也无计可施。第二天早上，21名从巴黎赶来的信使带来了命令，将这些“逃跑嫌犯”带回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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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97 国王出逃瓦楞是革命的第二个重大转折点，就像教士宣誓一样，它迫使每个人不得不做出选择，一旦做出这个选择，后续的选择也就都决定了。不论国王是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仅仅是到蒙梅迪在安全距离之内进行谈判，还是像大多数人怀疑的那样（包括国王兄弟普罗旺斯公爵，此人当时确实到了奥属尼德兰，他也如此宣称），准备逃亡出国，并在奥地利军队的帮助下回国，革命迄今为止的一切成就都被根本地改变了。外交家曾认为战争可能会随时随地爆发，国王出逃失败推迟了这种可能性，但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是否要选择一个不同的体制。王权已经背弃了革命，其理由在国王留下的声明中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控诉巴黎囚禁自己，革命侵犯了财产以及“帝国四处的彻底无政府”，谴责革命者违背了陈情书中表达的愿望，新宪法下国王的权力太小以及雅各宾俱乐部四处伸展的权力触角，并含蓄地指责了新的宗教秩序。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继续充当国家首脑？巴黎民众和激进领袖们最不幸的怀疑被证实，共和派登场了。巴黎所有的王室象征物都遭到了攻击和羞辱，6月24日科德利埃俱乐部向国民议会呈上了一封请愿书，要求要么罢免国王，要么就发起全民公决来决定国王的命运。3万群众护送递交请愿书的专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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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99 议会的大部分议员对国王的背叛感到十分惶恐。但反常的是，在危机爆发之时，公共事务似乎能够在没有国王的情况下运作得很好。行政官员被召集起来，军队控制权也得到了确保，辩论也在继续，就像糟糕的事情没发生过一样。一个贵族代表惊诧地说：“你绝对难以想象，此时的法国其实没有国王。”[8]但是，罢免国王充其量只是让法国进入摄政王统治，这种统治太冒险，在法国历史上名声极差。最糟糕的结果则是重新起草几近完成的宪法。如果强调共和，无疑民众将会登台亮相，并且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自春天以来越来越多的代表觉得需要警惕群众。在出逃消息曝光的一天时间之内，议会想到了摆脱困境的方法。它将无视所有证据，假装国王是被绑架的。议会在6月22日发表的劝人民保持冷静的声明中表达了这个意思。至于国王留下的控诉状，则是居心叵测的谋士强迫不情愿的国王拟写的。反对如此捏造事实的议员被压倒性的票数否决。国王也被架空了，制宪议会从此同时掌握了行政权和立法权。但毫无疑问的是，绝大多数的议员都想保住王权，即使说再多的谎话，编再多的故事也在所不惜。7月15日，议会以颁布政令的形式将所有的罪责都归结到了布耶及其部下身上，他们将被依法提起诉讼。其实议员们心知肚明，当时大多数受到指控的人都已经跑到国外了，安全地待在奥地利境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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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01 瓦楞事件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全国。大家都猜测奥地利军队会入侵法国，营救在押的王室成员。国民卫队枕戈待旦，地方政府建立常设会议，保持警惕性。很多地方人们再次控诉未宣誓教士及其团体，认为他们和贵族、外国人勾结，在策划大阴谋。雅各宾俱乐部里充满了急切的爱国者，都快炸开了锅。春季的宗教骚乱重新激活了雅各宾俱乐部的网络，原因是需要凝聚人气支持教士宣誓，鼓励大家参加神父和主教的竞选。到7月雅各宾俱乐部的分部已达900多个，是年初数量的3倍之多，而国王在他的出走声明中特别指出，俱乐部是很多事情败坏的根源。但瓦楞事件给俱乐部出了个难题，很多俱乐部成员明显觉得国王背叛民众的信任，应当被罢免。至少有60个俱乐部要求审判国王。但只有少数俱乐部公开要求建立共和国，被其他很多俱乐部直接否定。很快，“母社”的分裂变得明显起来。辩论中很少有人对议会的做法表示满意，但直截了当的共和主义也响应者寥寥。即便是罗伯斯庇尔也主张把决定权交给人民。但在7月15日，一个消息传遍了巴黎，议会丝毫没有责怪国王，俱乐部难以抵御全城的愤怒情绪。当天晚上，一个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激进俱乐部——社会俱乐部组织起4000名群众前来搅乱了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在瓦楞事件之前，社会俱乐部被认为是一个讨论乌托邦政治的团体，但在这之后，它和科德利埃俱乐部合作，一起呼吁建立共和国，并于6月24日在其报纸《铁嘴报》中公开发布了自己的要求。现在这群闯入者要求雅各宾派加入他们，共同起草请愿书反对国王复职。在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庆典的前一天，马尔斯校场上建起了一个祖国圣坛，而社会俱乐部的成员打算把请愿书散发到圣坛上，以征集大量的签名。双方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连夜起草请愿书。被选进委员会的有丹东和布里索。布里索通过他的报纸《法国爱国者报》和他在社会俱乐部里的活动，在巴黎为自己赢得了民主主义者的名声。第二天早上刊发在《铁嘴报》的请愿书最终定稿宣称国王已经退位了，即使大多数国民做出决定，也不应有人来接替王位。这实际上是一份共和主义宣言，导致了雅各宾俱乐部的分裂。拉法耶特、拉梅特兄弟和俱乐部的很多活跃成员被看成了罪恶的王党，他们此时也脱离了雅各宾俱乐部，带走了俱乐部中几乎所有的议员，只有罗伯斯庇尔及其盟友佩蒂翁和其他一两个人没跟他们走，拉法耶特等人在废旧的斐扬修女院中展开了和雅各宾派对立的俱乐部集会。罗伯斯庇尔害怕他最可靠的平台从此分裂，在经过了激烈的辩论之后他劝说雅各宾的剩余成员收回对请愿书的支持。这已经太晚了。斐扬派得以摆脱他们的激进同僚，感到非常高兴。不论怎样，现在请愿书在科德利埃派手里，他们下定决心要去征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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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03 于是，大约有5万人在7月17日聚集在马尔斯校场上，截至下午有6000人签名。但早在这之前，有两个躲在圣坛下的倒霉鬼被人们发现，群情高涨而且疑心重重的群众将两人绞死了。这让巴黎市长巴伊有理由根据1789年的10月法令宣布戒严，拉法耶特和国民卫队挥舞着红旗进入了马尔斯校场，招呼他们的却是铺天盖地的石头和几颗枪子儿。于是他们朝几乎手无寸铁的群众开了枪，就像一位当事军官说的那样，把他们“像小鸡一样”射杀了。[9]人群被驱散，大概有50人被击毙，受伤的人就更多。在“马尔斯校场大屠杀”之后的几周里，大约有200多名被认为是巴黎群众运动积极分子的人被捕，尽管丹东逃到了英国，德慕兰和马拉也藏了起来。看起来共和主义运动被扼杀在摇篮中了。激进报纸停刊，科德利埃和社会俱乐部休会，而且社会俱乐部再也没有复会，甚至雅各宾俱乐部都被削弱了。斐扬派起草了一份自信满满的声明，邀请外省分部将现在的新俱乐部视作唯一合法的“宪法之友社”。制宪会议现在也再无群众烦扰，开始着手敲定耗费了他们两年心血的宪法的最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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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05 在这个过程中，自1791年6月以来一直冲突不断的拉法耶特和三巨头开始了合作。巴纳夫作为议会派去瓦楞护送王室家庭回来的专员之一，深深地为王后所倾倒。他带头在最后时刻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使国王更乐于接受宪法。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教士公民组织法》被从宪法中删去了，这意味着是否宣誓效忠宪法与是否接受新的教会体制无关，也意味着该法律可以像普通法律一样被修改甚至替换，而不用经过被刻意设置得异常繁杂并长达十年之久的宪法修改程序。与此同时，有议员提议未宣誓教士不得跨入曾任圣职地区方圆30英里之内的范围，这项提案也被否决了，因为挑衅意味太重。议会颇为虚伪地废除了将“银马克”作为代表选举资格的规定，事实上这在当年春季被证明是笼络巴黎群众社团的绝佳办法。但是二级选举会议的投票门槛被大大提高了，这里才是真正选出议会代表的地方，提高选民资格的目的在于确保最重要的权力杠杆被掌握在富有的地主手中。不论如何，在8月27日这些修正案通过的时候，下一届的立法议会选举已经开始了，而所有立法议会议员都还要通过银马克这一关。最后，斐扬派得以通过限制报刊自由的法律。议会（终于）认为报刊的责任是调节控制群众大量的不稳定情绪，不顾罗伯斯庇尔孤零零的反对，在8月23日颁布法令，任何“有意煽动人们违抗法律，（或者）藐视政府权力，对抗政府行动”的作家都将遭到起诉，而任何其正直或者诚恳用心受到抨击的官员可以就其损失提起诉讼。拉梅特兄弟和马卢埃（后者与前者不同，他一直都相信这些保障政体安全的程序）还梦想赋予国王绝对否决权，让议员有资格担任政府部长，甚至还想设置第二议院，但现在想要重拾1789年王政派的计划已经太晚了。人们将要让国王接受的这部宪法，自从1789年人们为宪法奠基时起就已经定型了，只是在细节上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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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07 路易十六会不会接受宪法也完全是个未知数。国内外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向他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又往往彼此矛盾，直到最后一分钟，路易十六也还在犹豫。有的时候他似乎决心要落实宪法，7月31日他曾写信给阿图瓦伯爵，请他回到法国，放弃反革命的计划。第二天议会提出了更加严酷的刺激政策，它首次通过了惩治流亡者的法律。他们被要求在一个月内回国，并处以缴纳三倍税金的惩罚，而且官方也开始首次列出了流亡者名单。这项法律议案最先在2月提出，但是由于米拉波的反对而未能通过。自此，流亡海外的队伍开始急剧壮大，特别是在瓦楞事件之后。对于军官而言，6月11日对国民、法律和国王（新制度中的国王）的新一次宣誓已经让他们心灰意冷，瓦楞的“失败”更使其怒不可遏。在布耶流亡海外之后的6个月中，有将近6000人步了他的后尘，这超过了整个军队中军官人数的一半。9月14日，作为宪法颁布之日进行的大赦，惩治流亡行为的新法律被废除了，但这并没能止住流亡浪潮。在这时，军队纪律在一次次新的兵变中已经接近崩溃，有很多原本打算留下的军官也都断然选择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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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09 在贵族圈子里，斐扬派以立宪君主为核心重建国家共识的努力也没得到任何褒奖，大家想尽各种办法阻挠他们。在议会中，贵族们，他们现在被称为黑皮肤的人或前贵族，要么投弃权票，要么故意乖张地支持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尽管右派的目标明显是保守的，但他们中极少有人加入斐扬俱乐部，而且斐扬俱乐部最失败之处在于，它没能拉拢大多数的外省俱乐部。只有72个外省分部脱离了雅各宾，而且72个分部中还有很多在夏末又收回了自己脱离雅各宾的决定。8月上旬戒严令被取消之后，报纸又重新出现了，而巴黎没有一份重要的报纸是向着斐扬派的。没有什么比战争的谣言更能分化革命阵营了，它在整个夏天都沸沸扬扬。左派认为瓦楞事件是一场摧毁革命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而王后和流亡者们确实也是这么打算的。当出逃行动失败之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方面将会加紧努力，而摇摇欲坠的法国军队肯定无法抗击。事实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在7月10日发表了《帕多瓦公告》，邀请诸王和他一起，重新恢复法国王室的自由。但只有普鲁士国王积极响应，而响应的结果无非是这两个王朝8月27日在皮尔尼茨会见并进一步呼吁要协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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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11 《皮尔尼茨宣言》表示，法国国王的处境关乎欧洲所有君主的利益。《宣言》邀请其他各国一道采取“最有效的手段加强法国国王的力量，在最完美的自由状态下，君主政府的基础既是君主的权利也是全体法国国民的幸福安康”。这两位国王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同意，他们就将“迅速行动”。但至少奥地利的私下想法是，其他国家组成联合军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此时此刻奥地利正在解散军团。对于他们来说，《宣言》仅仅是王政和家族荣誉的需要，这也许会促使法国国内局势稍有缓和，但难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既然如此，那么宣称这份宣言是在流亡王公的请求下发布的，或者允许流亡者们联名写煽动信给国王力劝其拒绝宪法，就都是毫无意义的刺激性做法。对于制宪议会而言，关于外国将支持流亡者反攻法国的流言结束了，而作为对国际意见的蔑视，议员们于9月14日投票决定合并阿维尼翁和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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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13 王公们对他们兄弟的劝阻来得太迟了。9月3日宪法就已完成并呈给国王请求其接受，9月13日在一片欢欣鼓舞和天下大赦的氛围中，国王签名表示接受宪法。斐扬派坚信，现在革命结束了，正常的宪政可以开始了，他们期望法国能就此进入更稳定的时期。但是大多数人是为了制宪议会即将于9月30日结束而欢欣鼓舞。制宪议会的成就是巨大的，在26个月的时间内它瓦解了旧制度，后者是几个世纪以来缓慢演进形成的产物。与此同时，制宪议会确立了新制度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结构的轮廓。在革命的后来，甚至到了19世纪，当人们赞许地说起1789年原则，他们说的正是1791年革命还未走向极端时路易十六所接受的一切，但革命走向极端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应该对其负责的同样是制宪议会。由于强迫教士在教会和国家之间进行选择，它分裂了国家，给予了反革命比自身利益更高的行动目标。在行将结束之时，制宪议会又单方面地攫取了罗马教廷的土地，这加重了它对自己的伤害。宗教分裂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全心全意支持革命，国王自己就是如此。只有不敢面对其他事实的人才会相信他在1791年9月真诚地接受了宪法，在6月那场他自己称之为“旅行”的事件中，他的真实想法已经昭然于天下。这造成了进一步的分裂，立宪君主派和迅速升温的共和主义运动之间的分裂，而后者的中流砥柱是巴黎喧嚣的群众，这使得它更加令人恐惧。最开始发动了革命的贵族们现在选择了退出，隐居在偏僻的乡村或者踏过莱茵河，加入海外流亡王公的行列。这一切都难以保证斐扬派梦想的“后革命”生活。在1791年10月时看来，英国大使在4月份做出的预言再正确不过了：“目前的宪法不得人心，不能持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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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15 [1]　转引自A. Aulard, Christian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7,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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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17 [2]　转引自G.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Oxford, 1978,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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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19 [3]　转引自P. 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 Volutme 5., Paris, 1902—1923, I.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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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21 [4]　Ruault, Gazette,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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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23 [5]　1790年8月8日。转引自R. Lacour-Gayet. Calonne: Financier, réformateur, contre-révolutionnaire 1734—1802, Paris, 1963, p.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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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25 [6]　Edited by O. Browning, The Despatches of Earl Gower, Cambridge, 1885,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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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27 [7]　Edited by C. P. Miles,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Augustus Mil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7,Volume 2., London, 1890, I. 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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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29 [8]　Ferrières, Correspondance, pp.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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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31 [9]　G.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59, pp.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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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33 [10]　Despatches of Power,pp.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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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38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51]

1706332339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 1788—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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