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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01 但是积极公民不仅仅和议会选举有关。在这套新体制中，除了王室内阁，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由选举产生，这其中包括地方行政长官、审判官、大法官，甚至教区神父。权力的赋予即便不是来自于最底层，也是来自下层，担任公职人员的合格公民只能通过其他公民选举产生。这一切都摧毁了旧的司法体制，当然人们已经取消了买官制和审判费，在原则上为它判了死刑。早在8月5日就有人提出废除高等法院，8月17日宪法委员会将之作为正式建议提了出来。旧的高级法庭的政治特权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且爱国者们坚持怀疑，高等法院会成为阻碍革命的贵族们栖息的巢穴。11月高等法庭永久休庭，10个月之后被彻底废除。更下一级的整个司法系统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治安审判长、辖区民事和地区刑事法庭组成的系统，单一的上诉法庭对法庭业务进行评估，但它并不针对案件具体内容。新法庭不具备任何行政职能，而尽管代表们最终重新修订了民事和刑事法律，并开始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他们却没有设置任何形式的警察力量来执行法庭裁决。公共秩序是地方行政的责任，不归司法权威管辖，而他们能支配的唯一强制力量就是国民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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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03 整齐划一和分权是制宪议会改革行政体制的关键词。所有原来的省、行政区、公国和市镇极为丰富的多样性被一扫而光。全国被划分成人口、面积和富裕程度都大致相当的83个省，省下面又有区和公社，全部都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官员管理，没有任何人是由中央任命的，因为过去作为专制主义工具的督办官还让人记忆犹新。新体制中的中央政府完全依靠千千万万低薪地方官员（最低的官员是没有薪水的）的热情和努力维持，而实际上每个地方官员的能力不同，对于这场席卷全法国的改革的执行办法也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谅解度，革命委员会大多数人是毫无经验的。在最早的选举中，确实有大量旧制度下的官员和律师重回职位，但面对革命立法交给他们前所未有的责任，即便是他们的经验也很难提供参考。随着时间流逝他们也逐渐从地区和公社官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人、小贩和工匠，在地方层面当个积极公民就足够了。1790年5月至7月间的首届地方政府选举不仅标志着和旧秩序一刀两断，实际上还标志着1789年7月市政革命阶段所形成的秩序的终结。因为1789年改革旨在创立的体制并不比旧制度简单多少，但是现在每个公社选举一名市长，一名检察官和一个议会。居民人数超过2.5万人的公社，也就是事实上的大城市，会根据选举需要划分成很多区。因此里昂和马赛各有32个区，波尔多有28个区，图卢兹有15个区，巴黎则有48个区。首都被重新分区，代表们非常庆幸原有的60个选区被取消了，因为它们当时成为民众激进主义的发源地。例如在新桥区南边的科德利埃区，在其野心勃勃、机会主义的主席乔治·雅克·丹东的领导下就非常突出。德慕兰的报纸就是在那里印刷的，其他的还有他的老对手卢斯塔洛的《巴黎革命报》等。1790年春季，他们一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维持巴黎原有区划不变，但没有成功。但立法者们也低估了丹东建立的政治机器的精巧和组织化程度。它很快就像原来一样控制了新的城区，而且它通过其作为向其他区展示了如何延续自己对国家和巴黎事务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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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05 国民议会下定决心要使市镇革命时期形成的民兵组织规范化，而在第一次市镇选举时它终于付诸行动。1789年8月，议会将所有民兵编入国民卫队，接受地方当局指挥，但是却认可地方有权创建民兵组织。只有在巴黎，因为有像拉法耶特这样的职业军人坐镇指挥，而且军队一开始就吸收了很多原来的法国官兵，军队才能做到组织纪律严明，并在夏末完成了武装和机构建制。而且即便是巴黎的国民卫队，也不会完全服从指挥，这一点拉法耶特在10月4日就发现了，当时自己的部下强制要求前往凡尔赛。但是，卫队是爱国者们觉得自己唯一能够依靠的力量。国家军队的长官都是对国王无比忠诚的贵族，就算旧的军衔纪律已经开始崩溃，军官外逃的情况也日益增多，甚至心怀畏惧的佛兰德军团都选择加入了拉法耶特的军队，大多数的代表（包括其中最保守的人）还是认为用国家原有军队来维持公共秩序的想法太危险了。相反，他们在10月事件之后颁布的《惩治骚乱的戒严令》（10月21日）中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依靠国民卫队的意向。该法令准许地方当局宣布戒严，戒严信号为悬挂红旗。地方拥有了召集国民卫队，并赋予其向不解散群众开枪的权力。显而易见，这支武装力量必须是完全可靠的，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些不确定因素开始浮出水面。出现了统一的国民卫队制服，卫队成员必须购买，但是较贫穷的人买不起，而且只有积极公民能参加国民卫队，参军者必须要向国民、法律和宪法反复宣誓效忠。尽管卫队军官不能兼任市政官职，但他们也被鼓励去和邻近地区的国民卫队交流，以便建立一致的军队精神和统一服装。从1790年春季开始，国民卫队的区域集团军，或者称之为“联合军队”开始形成，7月14日人们庆祝攻占巴士底狱一周年，在巴黎西部郊外的马尔斯校场举办盛大的“联盟节”，各地国民卫队也来到现场汇聚一堂，就在将军和国王的注视下，他们再次宣誓，并欢庆一年以来的成就。国王在大约3.5万名与会者面前主持了宣誓仪式。当天下着雨，但浇不灭人们的热情，这次节日也许标志着法国大革命中的国民们会取得的和正在取得的共识顶点。搭建舞台的人们通过一首新的流行歌曲表达着他们的乐观精神——“就这么办！”意思是一切终将实现，这首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唱遍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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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07 然而同样是在1790年7月，有很多征兆表明并不是一切都会实现。相对于爱国贵族如拉法耶特、米拉波、迪波尔、拉梅特兄弟以及担任联盟节民众庆祝主持人的欧坦主教塔列朗，更多的人对时局感到悲观。相对于教士和非贵族代表，大多数的贵族代表步了穆尼耶的后尘，选择放弃自己在议会中的席位，流亡海外者也连绵不绝。一个驻守在阿尔萨斯的士兵在1790年5月记录道，每天都有贵族迁往瑞士的马车经过。在新时期能够留任官职的贵族少之又少，被选上的贵族就更稀少了，他们几乎是被新制度一脚踢开了。贵族身份也被无偿地取消了，包括所有的附属物，头衔、等级、缎带、盾徽等（1790年6月19日），他们成为了社会异类。大多数人对他们疑心重重，典型例证就是人们很快在“就这么办！”中加上了一句“让我们把贵族们都吊在路灯上”。而对于很多贵族而言，最糟糕的莫过于乡村的持续混乱，如8月11日法令所言，在赎买之前，地主们可以行使自己的权利收取地租，但很多骚乱就是冲着地主来的。不断有人闯入领主林地和猎场，拒交地租的情况时有发生，而在去年7、8月得以幸免的领主象征物也不断受到攻击。那年秋天的一大风景就是教堂墓地中燃烧领主家具的熊熊篝火。西部中央高原的农民们在领主土地内种满了自由树。他们之所以把这些树称为自由树，是来源于一种古老的传统，他们给树木挂上领主制的象征物，并声称如果这些树能够屹立1年零1天，那么领主的权利就将消失。但进一步发展，植树节往往会演变成民众代表勒令领主放弃其剩余权利。1790年1月，在布列塔尼北部又爆发了新一轮的焚烧城堡现象，22座城堡被焚毁，遭到同样遭遇的还有很多其他城堡中保存的所有权证书。1789年末一位绝望的贵族妇人写道：“在奥弗涅，我们被农民们吓得六神无主。有一个村庄的所有人都非要见到所有权证书才肯交租，其他村庄则按兵不动。如果我们拿不出所有权证书，他们不会交租；如果我们拿出来了，他们就会把证书烧掉。”[7]几个月后，在更往西的地方——皮卡第和昆西，地方当局签署命令铲除新种的自由树，造成了严重的暴力事件。上百农民纠集在一起阻挡伐树，而且他们一旦聚在一起就会跑去攻击领主宅邸。很多城区当然躲过了这样的骚乱，但这些事件通过新闻报道传到国民议会耳中，很多地主感到恐惧不已。尽管国民卫队或者偶尔出现的正规军会赶去维持秩序，但等他们赶到却为时已晚。而且骚乱群众中常常混杂有穿着国民卫队服装的农民。确实，在7、8月间他们绝不是任何人都抢，是有针对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行为合法，而且国民议会中的律师和地主们可没工夫详细区分各种性质不同的“目无法纪”。议员们在1790年春天对封建租金的赎买价格进行了细致规定之后，下定决心不能向乡村农民的直接行动屈服。但一再出现的窘境是：在关键时刻，政府没有执行力，而地方群众一边反抗领主要求，一边毁掉给予领主要求合法性的封建契约，这一切一直持续到17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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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12 地图2　大革命时期法国的各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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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17 地图3　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文中提到的主要城区和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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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19 当立法者们在修改宪法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时候，对他们而言，更加可怕的是，群众的反抗对象不仅仅限于封建义务。革命的第一年就出现了大面积的逃税现象。收费站和报税局在7、8月关门大吉，一直没能重建，而教士和税务员也不愿面对可能会被激怒的群众，即便上司一直敦促他们去收税。人们就是不再交税了，这个规矩一旦破了就很难再立起来。试图征税的官员要么受到人身威胁，要么家里被抢，特别是在大家都知道你住哪儿的小地方。在皮卡第，类似的行为造成了当地间接税税收下降了80％，人们在1790年春季组织起抗议间接税的自觉请愿活动，领导者是一名因为封建制废除而丢了饭碗的地产商——弗朗索瓦－诺埃尔·巴贝夫（不久之后他把自己的名改成了格拉胡斯）。他随后被逮捕了，这不是他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入狱。但讽刺之处在于，现在正在改造法国的代表们也和他一样，觉得间接税糟糕透顶。他们能清楚看到，陈情书一致反对间接税。他们也和重农学派一样，认为只有对岁入净利润征直接税，才不会对经济造成伤害。因此，在1790年到1791年间，所有的间接税、商品流通税、入市税、盐业和烟草专营权以及数不清的地方贸易和消费税都被废除了，随之被取消的还有管辖这些税款的各种盘根错节的财政监管部门，还有个体商人管理税款的包税局。传统的直接税也被废除了，例如军役税、人头税和廿一税。取而代之的是议会制定的三种新的直接税：土地税、动产税和商业盈利税。没有任何特权或者特殊免税的情况。公民按其能力纳税，而且既然这种税制和1789年的平等精神是一致的，那么公民就应该非常乐于纳税。于是，议会也没有设置任何强制收税的机关。代表们没能意识到任何官僚都会本能地想到的事情，即恢复直接税的阻力要比间接税大得多，尤其是在正常的纳税过程被多年的抗议和行政骚乱搅乱的时候，而抗议和骚乱可以一直追溯到1787年至1788年间高等法院拒绝注册财政改革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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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21 之前通过政策想要解决的财政危机并没有消失。代表们并没有忘记国民议会产生的最初原因，即庞大的国家债务。米拉波说，这堆债务是“国民的钱”，是必须要偿还的。国民代表们可不想一上来就宣布法国破产了，即便这意味着要无视内克在三级会议一开始就敦促大家立刻解决财政问题的意见，他们有更重要的打算。但就算是内克也没有能力无限拖延财政危机，实际上到1789年秋内克也自身难保。他个人声望的顶点是7月29日从第二次放逐胜利回归巴黎，当时他在欢欣鼓舞的议会面前流下了热泪。但第二天他极力帮助释放7月14日被囚禁的军队长官贝桑瓦尔，这让本来准备迎接他回归的民众倒了胃口。9月，在国王消极回避8月法令的问题上，内克似乎也采取了默认态度，这引起了广泛不满。即便是他神奇的财政能力也开始受到怀疑，他于8月提出的两项举债计划在议会的一片骂声中被否决了。9月晚些时候，他提出了一种史无前例的“爱国税”，该税将收取每个公民收入的四分之一，可以用现金或者贵重物品支付，议会很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想法，但是没有设置任何用于报税的审核机构。内克个人拿出了10万里弗的启动资金，但这项税金运转了三年，收益远远达不到预期金额。当时的迫切财政状况刻不容缓，在1789年10月，光是短期借债就需要还7.07亿里弗，而随着议会不断地废除各种各样的政府官职和财产，它必须要配套发放赔偿金，这意味着到第二年的夏天，它要还接近20亿里弗的债。在这种情况下，议会转向了内克做梦也不会采取的方法，他们决定将教会地产收归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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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23 这种做法的预兆早在8月11日法令中就出现了，法令中明白无疑地将教会财产归于国家名下。在整个9月关于财政问题的辩论中，利用教会土地来缓解国家财政负担的提议不绝于耳。终于，塔列朗在10月10日以主教的身份正式提议，所有的教会财产都应该国有化。他认为，2/3的财产应该付给教士，以补偿8月4日被取消的什一税，其余的可以用来重建国家财政。米拉波则认为教会的所有财产都应交由国家全权处理，这应被视作教会作为国家资源的一个基本义务。10月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这种冗长的辩论中度过。世俗方的论证是，教堂只是扮演经理人的角色，代表法国的所有信众管理土地，而且既然教士已经不构成一个等级，他们当然不应该再拥有财产。愤怒的教士和一些非神职人员回敬道，教士拥有土地是古已有之的，是经得起验证的，只有个体组织而非等级能构成有产者，一次如此大规模的财产征收明显违背了《人权宣言》保障财产权利的条款。那么在刚刚拿到如此大量土地的时候，就一下子将其卖出，会有什么后果呢？对此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市场会瞬间饱和，反而不利于生产。其他人则预计，购买土地者会成为革命永远的天然拥趸。双方阵营都有巴黎报纸积极加入。但极少有人在讨论中被说服。大多数代表在春季抵达凡尔赛的时候都相信，教会需要全面改革，在他们眼里，教士的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出自一己私利。只要有教士代表站出来说句话，旁听席上带有强烈反教士情绪的公众就会大喊：“戴僧侣帽子的人都下去！”这表明群众和其他代表一样对教士疑心重重。而且，没人提出支付国家债务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于是到11月3日的时候，米拉波当初的意见基本为大家所接受。议会以568票对346票通过了将教士财产“收由国家支配”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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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25 但国家要如何使用这块新到手的“蛋糕”，尚需斟酌。事情似乎从一开始就要被搁置，因为在这个国家的这么多人里面，这一切偏偏只能由新教徒内克来启动，而他是反对此次征收的。内克提议，清算短期贷款的第一步应该是由国家银行发行一定数量的纸币。这里所说的国家银行，是指将金融行业协会在1776年建立的贴现银行国有化之后的产物，后者自建立起一直是政府信用的来源之一。但法国以前也发行过纸币，有着惨痛的教训。1720年苏格兰冒险家约翰·劳曾经以国家海外贸易收益为担保，建立法国国家银行，以钞票偿还国王债务。一开始情况还好，但后来整个方案出现问题，数以千计的家庭的财产贬值成一文不值的废纸。后人对这次灾难心有余悸，很多议员都准备旧事重提以警告大家。另外，人们也不太喜欢掌管贴现银行的“资本家”们，何况后者在国有化后还会继续把持银行，在很多人眼里，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国家财政问题的罪魁祸首。金融界也产生了分化，天主教金融家本来是通过买官制来操控公共资本的，现在买官制被废除了，他们也丢掉了老营生，他们不愿意看到一群新教和瑞士银行家来取而代之。当米拉波在反对内克的时候，他充当了上述所有怀疑、恐惧和嫉妒心理的代言人，他提出，国家发行的纸币应该是以全国人民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为担保的债券，那就是国家的土地。难道由国民议会担保的国家信用，会比不过某个银行？在辩论过程中，人们为这种债券起了个名字：指券。当天，米拉波的主意最终胜出。在12月19日和21日，议会颁布一系列法令建立了所谓“特种金库”，用于储存爱国税和价值4亿里弗国有土地的收入。凭借这些措施，国家能够发行与基金总价相等，单张面值为1000里弗，付息为5％的指券。国家向债权人支付指券，指券可以用于换取国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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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27 所以指券在一开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纸币。但几个月后，它确实变成了纸币。在发行之初，指券发行量是根据内克算出的1790年赤字最小估计值确定的，共计8000万里弗。但到了3月份，税收的减少导致内克不得不把这一估计提升至2.94亿里弗。这次误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毁掉了内克最后的声誉。内克警告，不能仅仅依靠发行纸币来解绝不断增加的债务，但议会已经把他的话当成了耳边风。4月17日议会投票决定将指券确立为法定货币，发行面额有200里弗和300里弗两种，只付息3％，以鼓励人们用指券换土地。但财政赤字仍然一路飙升，在4月到9月间，法国先后发行了不少于6次的指券来填补赤字。9月29日议会正式决定，将发行量再涨三倍，也就是12亿里弗，目的是对被剥夺了官职的人进行赔偿，这笔赔偿金预计将会非常巨大。从此，是否支持指券变成了对于是否认可革命考验，至于不断追加发行指券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已经不重要了。第一个没能经受住这场爱国主义考验的人正是内克，自从1789年10月起他就被马拉一类的激进记者追逼烦扰，被米拉波等议员摒弃蔑视，还被议会强迫执行他本毫无信心的政策，1790年9月3日，内克选择了辞职。在第二次回往瑞士的路上，他因被怀疑流亡出逃而被逮捕，就像某些失意的贵族一样。这位1789年春天的国家英雄以及他所支持的方法与政策，现在和旧制度本身一样，都被取代了，而要说谁在击溃旧制度的过程中居功至伟，恰恰非内克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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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29 在1789年春天，所有人都期盼从三级会议中重生的法国能够焕然一新。即便反观革命前的陈情书，仍几乎没人能够预见这场变化的深刻程度。代表们声称自己是根据陈情书来着手改革的。至少，他们赋予了法国君主立宪制、地方分权的代议机构、民事和财税平等以及对个人权利的保障，从上述意义上讲，他们基本上是按照大多数陈情书的意思办的。然而，尽管陈情书都措辞精准，经过反复斟酌，在很大程度上表达了民意，但即便是在这些文献中，也从未提起过要废除省制、市镇、贵族制或贵族头衔，而对于封建制、买官制、高等法院和教会财产，也只有一些含混不清的要求。没人提过权利宣言，更没人想过国民卫队和纸币。换句话说，制宪议会制定或者签署的大多数改革措施，都是革命进程自身的产物。这些措施是对各种史无前例的事件和具体情况的回应，而不是为了满足法国国民已经表达过的要求。但是，这些影响深远的革命措施在第一年刚刚出台的时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它们的执行过程可能是混乱无序的，但人们确实怀着良好的愿望甚至热情来执行这些政策，就算它们威胁或者损害了很多人的既得利益。前朝大臣也许会流亡国外，心灰意冷的代表会放弃席位，高级教士会抱怨政治劫掠，领主蒙受了损失，被剥夺了官位的人得不到赔偿。但以上各类人也构成了革命中鲜明的派别。不论是贵族、教士还是官员，他们对议会立法活动的参与程度都大大超越了他们在议会中的人数比例。而且普遍说来，法国上千万的民众都对封建制和间接税的终结表示了欢迎，同时成百上千的资产者迫不及待地抓住了新政体下的机会，参与到了公共事务的实践中。法国大革命头12个月的工作之所以能够完成，是因为全法国形成了广泛共识。在巴黎之外的每个公社也举办过联盟节，这是对革命共识的庆祝。但等到攻占巴士底狱第二周年来到的时候，共识已经开始迅速地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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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31 [1]　转引自G. Lefebvre, The Great Fear of1789, Eng. Trans. London, 1973,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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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33 [2]　转引自J. P. Hirsh, La Nuit du4 août, Paris, 1978, pp. 128-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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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35 [3]　Edited by H. Carrè, Marquis de Ferrières: Correspondance inedited 1789, 1790, 1791, Paris, 1932, p.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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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37 [4]　Ruault, Gazette, 170 (16 Sept.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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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39 [5]　Despatches from Paris, Ⅱ. 268. Fitzgerald to Duke of Leeds, 15 Oct. 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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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41 [6]　转引自L. G. Wickham Legg, Select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History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Volume 2. Oxford, 1905, I, pp. 17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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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43 [7]　转引自S. Herbert, The Fall of Feudalism in France,London, 1921, pp. 1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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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248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50]

1706332249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六章 革命共识的破裂 1790—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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