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332375 柏克在英国开启的争论并非没有在别的地方引起关注。《法国革命论》刚一问世就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法文版四个月内卖出了1.6万册，三个德文译本的销量远远超出这个数字。即使那些不赞同柏克的分析的人士，如他的普鲁士译者弗里德里希·根茨，也深受其谴责言辞中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潘恩激起的反响无法与之比拟。到1791年，大多数德国人，即使是那些两年前曾激动不已的人们，都以日甚一日的忧惧注视着法国持续的混乱局面，而那位英国人对法国人所作所为的合理性深信不已，这让他们难以理解。作为善意且不喜欢战争的诸侯—主教的臣民，有些德国人对法国教会遭受的掠夺深感震惊。对于大量在公法方面训练有素、维系着数百个德意志邦国的官员，大革命看来已经造成了混乱，这让他们反感。因此，柏克及其弟子和译者不用花多大力气就能让他们相信，抛弃自己的遗产和传统以便一切从头开始的人是不明智的。而德国统治者的态度则完全在情理之中。1789年8月，国民议会在对封建主义发起攻击的过程中曾做出决议，剥夺众多德国统治者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获得的某些颇有价值的永久权益，但对此没有任何赔偿。于是，当阿图瓦伯爵于1791年1月决定将自己的宫廷从都灵迁走时，德国成了法国流亡贵族们显而易见的聚集地。阿图瓦伯爵在一段漫游之后落足于科布伦茨，这个城市是他的姑父特里尔大主教的首府，这件事发生在瓦楞逃亡前几天。几周之后，他的哥哥普罗旺斯伯爵跟他汇合，瓦楞事件之后数千名逃离法国的新流亡者也聚集到这里，如果他们不想继续溯莱茵河而上，前往另一位教会诸侯——美因茨选帝侯的领地与孔代亲王汇合的话。他们刚到德国便开始组织战争，为他们提供资助的有皇帝，有普鲁士、俄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者，还有许多德国小诸侯。备战引起的混乱以及流亡贵族行为方式中惯常的傲慢，使得莱茵地区的百姓对他们鲜有好感。但即便如此，德国人仍没有对这场流亡者所反对的革命产生多大的同情。流亡贵族的到来是另一个责怪大革命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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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77 不过，莱茵人所担心、流亡贵族期盼的战争来得很慢。在皮尔尼茨宣言之后，唯一一位渴望与他所称的“欧洲大猩猩”交战的君主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他曾授权自己的臣民菲尔森策划瓦楞逃亡，他自己则于1791年6月前往亚琛欢迎重获自由的路易十六。此事失败之后，他与交战三年的俄国议和，从而为发起攻击扫清了障碍。叶卡捷琳娜二世欣然接受和约，但不是因为有机会加入一场反法十字军。她也要镇压雅各宾主义，不过是波兰的雅各宾主义。她一边指令外交官持续催促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对法国采取行动，一边与两个侧翼的对手缔结和约，10月与瑞典，12月底与土耳其。不过利奥波德二世觉得，既然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皮尔尼茨宣言的后续行动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国王和革命已经调和。所以叶卡捷琳娜还得等待时机，同时她还要集中精力镇压国内的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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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79 来自法国的资讯具有颠覆性，但大多数政府对这一点认识之慢让人吃惊。只有在西班牙，法国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因为那里的宗教裁判所严密控制着一切舆论表达。早在1789年5月，官方新闻机构就已停止报道法国的事件。9月，弗罗里达布兰卡授权宗教法庭取缔一切直接或间接鼓励不服从的作品，尽管这位大臣此前一直以其开明态度著称。1791年，军队封锁边境，所有外籍居民都必须到当地机关登记。这些措施十分成功，以致一些法国流亡贵族发现，西班牙的一些村庄直到1792年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法国大革命。欧洲其他地方很少有采取这种隔绝政策的，但是，到1791年，大多数政府都开始后悔当初的开放。瑞典于1790年实行新闻审查，1792年，这一政策达到顶峰，禁止从法国输入任何文字材料，不准以任何形式涉及法国事务。1790年4月，俄国警察获准监视关于法国的宣传和看起来可疑的集会。两个月后，女沙皇因为看到亚历山大·拉季舍夫的《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而勃然大怒，她认为书中对农奴制的谴责和对自由的颂歌受到了法国人的启发，是在号召推翻现存制度。拉季舍夫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一个梦想家而不是革命者，但他的著作给他招来了死刑判决，不过后来减刑了。他的审判给他的作品带来的名声很可能比作品本身赢得的名声还要大，尽管大部分抄本都被毁掉了，但是此后的出版审查（该著通过了审查）日渐严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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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81 人们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的原则潜在的危险性越来越敏感，无疑与首先在英国爆发的思想辩论有部分关系。但在这一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瓦楞逃亡和路易十六随后遭受的屈辱。所有君主都视之为可怕的，也许还是不祥的先例。君主们的恐惧肯定太夸张了，因为法国之外的革命者表现得很虚弱，哪怕是在一切都有利于他们的时候。但是君主们不了解这一点，但他们知道，欧洲最辉煌的君主已受尽他的臣民的凌辱。瓦楞之后巴黎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亦不能让他们安心。法国的革命者虽然发表了和平声明，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坚持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在1790年6月19日国民议会的一次著名会议上，阿纳卡西斯·克鲁茨被允许带领一个自封的国际代表团走上议会讲坛，宣称此刻在法国吹响的号角正在唤醒所有受奴役的人民。这些人中间还有奇装异服的演员，一些更为冷静的旁观者对此深感不屑。但是也有数千名副其实的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他们来自日内瓦、荷兰和比利时，希望法国人能帮助他们重新掌权。瓦楞危机鼓舞了他们，他们极力推动法国人去挑战欧洲的暴君，后者的权力将在与武装的法国的自由使徒的战斗中崩溃。但在即将终结的制宪会议中，没有人相信这一点，王室也不相信。因为军队显然已经瓦解，数千军官已逃离军营，加入流亡行列。幸运的是，军队没有被要求去兼并阿维尼翁，因而制宪会议最后的一个挑战举动代价很小。但是，欧洲可以超然地注视法国事态发展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革命者开始逐步以向邻国输出难题的方式来解决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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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83 [1]　转引自A. Cobban, Ambassadors and Secret Agents, London, 1954, p.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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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85 [2]　转引自G. P. Gooch, German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0, pp.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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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87 [3]　转引自C. Nordmann, Grandeur et liberté de la Suède (1660—1792), Paris /Louvain, 1971, pp. 430-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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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89 [4]　转引自P. Dukes, “Russia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ion”, History,1971, p.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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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91 [5]　Romilly致Dumont的信，转引自edited by A. Cobban, The Debate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00,London, 1950, pp. 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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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93 [6]　转引自C. A. Macartney, The Habsburg Empire 1790—1918,London, 1969, 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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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395 [7]　转引自A. Cobban, The Debate, p.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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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00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52]

1706332401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八章 共和革命 1791.10—17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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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03 制宪议会宣布了成立立法议会，1791年10月1日立法议会第一次开会。这两届议会的性质大不相同。教士和贵族离开了立法议会，而在1789年选出的代表中他们占了一半，参加1791年的选举或者被选上的只有少数教士和贵族。回来或是继续参加1791年选举的只有少数人。新选出的745名代表都是相当富有的，在他们参加选举的时候，银马克的标准还在起作用，但是几乎没有人是靠着经商或是手工业致富的。大多数人是有产者，人数最多的是律师。制宪议会的代表们慎重地回避了新议会的选举，和这些即将离职的人相比，立法议会的代表都是些籍籍无名之辈，经验不足，大多人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但实际上也有些例外的，像新闻记者布里索以及数学家和政论家孔多塞都是有名望的人，但是可以肯定，有全国知名度的人不多。但是这些新代表能当选，就是因为他们在地方上很有名望，这是在1789年之后全新的革命政治环境中树立起来的。在国民卫队里，在雅各宾俱乐部中，在那些依据新宪法设立的司法机构和行政区中那些数不胜数的选举产生的职位上，他们在革命改革方面获得了充分的实践经验，这些改革方案后来甚至被那些设计和颁布的人否决。他们也明白了国内哪些人是革命的敌人。从1791年开始，雅各宾派、国民卫队以及当选的地方官员就已经开始应付未宣誓教士的问题了。在整个夏天，有四分之一的外省呼吁制定新法令，以便让他们有权更密切监视那些业已被剥夺了年俸的顽固派教士。在那些普遍拒绝宣誓的地方，比如布列塔尼和南部的中央高地，当地政府往往自行其是，驱逐或者监禁那些臭名昭著的顽固派教士。瓦楞事件以后这类措施愈发强化，而立法议会的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的。所以10月1日参加立法议会的代表都认为那些拒绝宣誓的教士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10月7日来自奥弗涅地区的跛足代表库东第一个在议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两天后议会听取了关于旺代省大规模反对新颁布的教会法令的报告，在这个地区有九成的教区教士拒绝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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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05 流亡者是困扰新一届国家代表的另一个问题。当立法议会召开时，对皮尔尼茨宣言的记忆犹新，所以那些接受大赦[1]，迷途知返，回国宣扬宪政的流亡者几乎没有。恰恰相反，出逃的人似乎越来越多。一位英国访客说：“和去年相比，今年路上的马车和穿着考究的人越来越少……通道大开，出逃的现象让人十分吃惊。”[2]10月15日国王签署一项正式的号召令，请求那些流亡者回国，协助宪政的实施，这一次他是真心诚意的。而王后对他那些诡计多端的表兄弟们怀恨在心。那些已表明反革命立场的人士就在边境另一边练兵调度，这些人宣称比国王本人更了解他的真正利益所在，而实际上，虽然国王竭力摆脱各种猜忌，但他们的作为却有助于长期维持这些猜忌。路易十六下令将杜伊勒利宫全面装饰一遍，张灯结彩，燃放烟火，庆贺宪政历史的开始，而他自己获得了民众支持，刚开始的时候他和议会还有一些误解，但很快就冰释前嫌了。而国王在流亡者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推动他们关系和解的动力。这让那些斐扬派的干将欣喜若狂，自从制宪议会闭会以后他们就留在了巴黎，王室似乎有意听取他们的建议，促成和谈，这使他们喜出望外。斐扬派不能参加立法议会，作为先前的制宪议会代表，两年中他们一直无法进入内阁。但是巴纳夫和迪波尔尤其希望通过私人途径来影响时局，而国王和王后再次让他们看到了希望。此外，立法议会有345名新代表加入了斐扬派俱乐部，而为雅各宾派拉拢的仅仅只有135人，这对斐扬派来说也是莫大的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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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07 但是斐扬派都是私人集会，不接受旁观者。所以在那里谁也不会博得演说家的荣冠。甚至俱乐部的创办者也不抛头露面，以免让人觉得太过公开地议论政治。所以有点抱负的人自然就乐意参加雅各宾派，因为在那里能听到掌声，能锻炼如何去煽动人心，这将会让人在立法议会中受用无穷。在雅各宾俱乐部里，他们还能接触到那些有威望的政治家，像罗伯斯庇尔、佩蒂翁和布里索这些人，他们都没有参与这个夏天肮脏妥协的交易，也未因此而脸面扫地。所以雅各宾派越来越有名气。罗伯斯庇尔当选为巴黎刑事法庭的公诉人，布里索最后也成为官员，11月13日佩蒂翁继任退休的巴伊，当上了巴黎市长，比起他最有力的竞选对手拉法耶特，佩蒂翁多出了一倍的选票。斐扬派似乎没有这样的明星人物，从12月初开始，他们的成员逐渐离去。最后斐扬派孤注一掷，想要赢回他们的支持度，于是也将会议向公众开放，却发现旁听席上频频传来的诘问远远盖过了他们自己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一片喧嚣声，结果隔壁立法议会中的激进派就抱怨他们国家的立法者的讨论。斐扬派俱乐部被驱逐出了这块地盘，数周后才寻觅到一块较为偏远的新集会地。到那时候，情况已经很明朗了，斐扬派已然决定不了什么重要事情。然而在雅各宾俱乐部里，全国的名人每夜都在讨论着那些对于法国大革命未来至关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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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09 这一步是由布里索迈出的，10月20日他在立法议会上的第一次讲话就是关于流亡者的。他提议没收那些领头的流亡者的财产，包括国王的弟弟。但是，如果这个措施不起作用的话，那么法国将会打击那些庇护藏匿流亡者的国家。关于解决流亡者问题的最终手段必然是战争。虽然许多代表觉得这个提议有些草率，但是他们也决心着手处理流亡者的问题。11月9日代表全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这项决议基本参照了布里索的提议，决定没收那些没有合理的理由出逃国外的亲王和其他公职人员的收入，宣布所有藏匿海外的法国公民都是阴谋破坏国家的嫌疑犯，那些到1792年1月1日为止还没有回国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议会要求国王马上批准这项议案，但是11月11日他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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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11 到这个时候，路易十六和立法议会之间的最初一段和谐期结束了。代表认为根据宪法，国王理应有他的否决权。可以说在那时，人们还是很尊重国王的用意，在一份公告中路易十六将自己的想法展示给巴黎街头巷尾的民众。起草这份公告的是斐扬派，公告颂扬了劝说和彬彬有礼的美德，唤起流亡者的爱国情绪，劝说他们回国。国王否决法案的自由也表明他并不像别人认为的那样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俘虏。但是对布里索和他的朋友来说，这个举动并不是那么单纯。自从瓦楞事件以后，谣言四散，声称主导政局的乃是一帮由王后操控的秘密的“奥地利委员会”，他们和流亡者以及国外势力结成了联盟，想要武力推翻法国的新体制。而国王的否决便是明证。王后和她在维也纳的兄弟之间必然有不少秘密通信，但是她的目的是对峙而非妥协，想要让流亡者躲避报复性法令的惩处。那么为什么国王会去保护革命公开宣称的敌人呢？这是萦绕在代表心头的问题。当讨论到非宣誓教士问题的时候，国王的态度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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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13 讨论于10月21日开始，恰逢阿维尼翁屠杀的消息传到巴黎。反对阿维尼翁并入法国的人以私刑处死一名新上任的市府官员，10月16日支持兼并的人予以回击，他们屠杀了监禁在教皇旧官邸里的那些支持教皇的人。据报告，60名犯人被杀。在立法议会的数场讨论中都能听到关于拒绝宣誓的教士在外省滋事挑衅的报告。11月14日普罗旺斯的代表伊斯纳尔宣称：“在顽固派教士这个问题上，我唯一坚持的办法就是把他们赶出这个国家……你们难道不认为应该把这些教士和那些受他们蛊惑而误入歧途的民众划清界限吗？”[3]11月29日议会最后规定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都应做新一轮的公民宣誓，而那些拒绝宣誓的人将会失去抚恤金。虽然前几年中他们也拒绝宣誓，但是抚恤金还是照样发给他们。因此两次都拒绝宣誓的教士被认为是嫌疑犯，将会受到官方的严密监控。那些仍然居住在充满宗教争端地区的人也会被驱逐，而且现在也不再允许他们用多出来的教堂履行职务。巴黎省政府出人意料地希望路易十六投否决票，结果12月19日国王否决了未宣誓教士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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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15 选择这一天是有用意的，因为国王好像又暂时恢复了主动权。他不愿损害流亡者的利益，议会颇感挫败，觉得国王至少应该打击那些庇护流亡者的人。11月29日一代表团敦促国王去呼吁特里尔和美因茨的选民立即将亲王的军队赶出他们的领地。“告诉他们……如果德意志亲王仍旧支持那些反对法国人的准备的话，我们将带给他们的不是大炮，也不是宝剑，而是自由。让他们自己去考虑吧，民族觉醒后将是个什么结果，这个问题让他们自己去想吧。”[4]实际上，这个计划对国王很有吸引力。一场针对德意志小国王们的战争可能会把别的帝国也牵扯进来，他们的那些久经沙场的部队势必能轻而易举地击退那些已经溃不成军的法国部队。革命事业就能得到拯救，而整个局面会彻底改变。军人也能从战争中获益，拉法耶特现在想要扮演新的角色，他认为一场战争会让军队重新焕发活力，这是恢复国内稳定需要依赖的力量。纳尔博纳将军也是这样想的，据称他是路易十五的私生子。12月初他受命担任军事部长一职。于是12月14日国王来到议会，宣布他已经向特里尔的选民签发了最后通牒。到1月15日为止，如果大主教在他的管辖区内还没能阻止所有怀有敌意的流亡者的活动，法国就会宣战。议会爆发出一阵欢呼，接连几分钟的掌声都是献给君主的。所有人都如释重负，现在能做的就是等待了，唯有势力日渐式微的斐扬派分子心头充满了不详的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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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17 在这样的情形下，国王对未宣誓教士支支吾吾的态度并没引起人们的重视。一旦战争爆发，这个问题无疑会自行消解，因为那时这些未宣誓的教士自然就会被当作叛国者。同时布里索和他的那群支持者，尤其是那些来自波尔多地区的能言善辩的代表（韦尼奥、让索纳，加代尤其爱出风头）一直想要通过战争使国家重生，恢复国家的尊严，挫败阴谋分子，并向全欧洲展现一个自由的民族所能拥有的伟大力量。国王也被迫支持他们，向他们说明了自己真正的立场，正如12月16日布里索在雅各宾俱乐部发言所说的那样。同时纳尔博纳着手动员三支军队，达15万人之多，部署在东部边疆地区。现在自称是“人类代言人”的克鲁茨招摇地游走在巴黎周围，头戴一顶猩红色的自由之帽，在那些被驱逐出境，来到法国的外国人群中，克鲁茨是一名狂热的好战分子，他宣称解放全欧洲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但是解放的时机要比任何人所能想到的更为遥远。当接到法国的最后通牒的时候，特里尔的选民下令解散流亡者群体，并命令他们离开本地。美因茨的选民也同样行事。战争的理由因此不存在了，1792年临近的时候，法国似乎不得不靠自己来解决这些自愿承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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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19 然而，法国公共生活中有不少人都觉得战争是一剂灵丹妙药。12月初，激烈的讨论渐渐在雅各宾俱乐部展开，在讨论中，罗伯斯庇尔指出战争可能导致的所有的危险和不确定。他担心一旦法国军队获胜，会出现军事将领的独裁，尤其让他不安的就是那位寡廉鲜耻、一直都有野心的拉法耶特。但如果法国军队没有取胜，而按照当前军队的状况来说这是很有可能的，那么宫廷便会召集国外军队，推翻整个革命事业。不管怎么样，真正危险的反革命者不是那些荒唐可笑、装腔作势的流亡者，而是在眼前，就在法国国内的人，应该在国内把他们处理掉。但是，罗伯斯庇尔发现他的观点没人支持。布里索接连几个晚上都在反驳，他说为了巩固革命成果，战争是必要的，战争甚至能重振不断贬值的指券。一个被解放的民族毫不畏惧封建欧洲的专制君主和贵族。他们会被击败的，而受他们统治的那些叫苦连天的老百姓们会受到鼓舞，肯定会追随法国，宣扬他们自己的自由。自然，在议会里并没有像罗伯斯庇尔那样的人来反驳布里索的乐观念头，不少人认为战争有重生的能力。另外，虽然莱茵河地区的诸位亲王也匆匆遵守路易十六发出的最后通牒，但到那时候，他们在维也纳的宗主国却已经决定前来干涉，捍卫自己的利益。维也纳的外交官相信《皮尔尼茨宣言》已经缓解了去年春天的危机，他们建议利奥波德皇帝只要略加威胁，现在的危机就会瓦解。于是12月21日，利奥波德皇帝宣布如果法国人继续对莱茵河的选民施加威胁的话，那么奥地利就会出兵。他补充说他毫不怀疑其他君王会成为他的同盟。当这一消息传到巴黎的时候，正是1791年的最后一天，这似乎证实了布里索和他的支持者一直鼓吹的关于专制君主的联盟要摧毁革命的决心。战争的鼓吹者们现在已经不把懦弱的莱茵河地区的选民放在心上了。法国应该向他们真正的敌人直接开战，向罗马皇帝宣战。罗伯斯庇尔和斐扬派的领导者们都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举措，虽然他们的立场截然不同。王后显然对巴纳夫的和解措施无动于衷，这令他很绝望，于1792年1月回到了家乡多菲内。议会里也洋溢着爱国热情，自1789年以来无可比拟，代表们以及那些前来围观议会的人都宣誓要为国家献身，他们似乎有意识地要重演网球场宣言的那一幕。那些流亡的亲王们也背上了叛国的罪名。1月25日议会宣布罗马皇帝因其与其他国王之间的阴谋已经破坏了1756年建立的同盟国的关系。议会通告国王，要求他的姻亲兄弟们谴责所有反对法国的条约，并公开宣布他和平的意向。如果到3月1日国王还没有给议会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宣战了。实际上，国王给了答复，他已经表明了他的态度，因为外交政策是属于国王的宪政特权，议会没有权力。路易十六现在正等待着奥地利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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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21 实际上，维也纳得到的国王照会要比立法议会期望的远为专横。这只不过确认了奥地利的信念，使他们可以备战。2月7日与普鲁士达成正式防卫公约的消息更让他们不再顾忌，给出了一个十分蔑视的回答。巴黎在3月1日得到这些国际情报，当即便出现了骚乱。现在人们要求撤下外交大臣德莱萨尔，而且攻击的矛头很快转向了整个内阁政府，在背后唆使的便是当时任内阁大臣的纳尔博纳。当议会投票弹劾德莱萨尔在王宫内搞阴谋并叛变国家的时候，王室却千方百计要顶住解职纳尔博纳的压力。甚至有人说要控告王后，停止国王的行政权力。正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个完全出人预料的消息，3月1日罗马教皇去世。继位的是一名年仅24岁的毫无经验的年轻人，他会推行什么样的政策，没人能想到。在这样的情况下，法国的宫廷认为屈从于议会的喧闹讨论或许更为明智。3月10日国王遣散了整个内阁。新上台的人是一群彻底的好战分子，实际上都是布里索推荐的。其中包括被流放的瑞士银行家克拉维埃，他曾和米拉波交往甚密。罗兰担任内务部长，他经验丰富，是一名失业的工厂监工，后来是因为那位很活跃、有野心的夫人被拖进革命政治的。最重要的是迪穆里埃取代德莱萨尔负责外交事务。迪穆里埃是一名职业军人，从七年战争开始就憎恨奥地利。现在通往正式宣战的道路已经没有障碍了，迪穆里埃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头戴红色的自由之帽，沸腾的爱国热情已燃至顶峰。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谴责这种胆大妄为的举动，但是这种风气证明了获得解放的被压迫人民敢于挑战步步逼近的专制统治者。但是即便这种姿态也没有阻止迪穆里埃在最后时刻和普鲁士进行谈判的想法，他希望他们保持中立，然而这再一次地拖延了最后的时机。到了4月中旬，奥地利开始动员军队了，时机已经错过了。4月20日路易十六带着他的内阁群臣来到手忙脚乱的议会面前，宣布现在法国对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宣战，因为弗兰茨二世还没有当选为皇帝。只有七名代表投票反对这次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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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2423 有人说，这将是一个自由民族反对一个侵略者国王的自卫战争。战争将不会有征服，法国的武装力量绝不会被用来侵犯任何民族的自由。唯有那些合谋反对法国的罪人会遭受惩罚。对于那些与法国人并无争吵的人们，法国人将不会忽视任何减轻战争对其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失的举措。然而，在一场注定只能与大革命本身一起终结、席卷西欧众多地区的战争的进程中，所有这些誓言都一一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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