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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楞事件造成的紧张气氛弥漫全国。大家都猜测奥地利军队会入侵法国，营救在押的王室成员。国民卫队枕戈待旦，地方政府建立常设会议，保持警惕性。很多地方人们再次控诉未宣誓教士及其团体，认为他们和贵族、外国人勾结，在策划大阴谋。雅各宾俱乐部里充满了急切的爱国者，都快炸开了锅。春季的宗教骚乱重新激活了雅各宾俱乐部的网络，原因是需要凝聚人气支持教士宣誓，鼓励大家参加神父和主教的竞选。到7月雅各宾俱乐部的分部已达900多个，是年初数量的3倍之多，而国王在他的出走声明中特别指出，俱乐部是很多事情败坏的根源。但瓦楞事件给俱乐部出了个难题，很多俱乐部成员明显觉得国王背叛民众的信任，应当被罢免。至少有60个俱乐部要求审判国王。但只有少数俱乐部公开要求建立共和国，被其他很多俱乐部直接否定。很快，“母社”的分裂变得明显起来。辩论中很少有人对议会的做法表示满意，但直截了当的共和主义也响应者寥寥。即便是罗伯斯庇尔也主张把决定权交给人民。但在7月15日，一个消息传遍了巴黎，议会丝毫没有责怪国王，俱乐部难以抵御全城的愤怒情绪。当天晚上，一个迄今为止默默无闻的激进俱乐部——社会俱乐部组织起4000名群众前来搅乱了雅各宾俱乐部的会议。在瓦楞事件之前，社会俱乐部被认为是一个讨论乌托邦政治的团体，但在这之后，它和科德利埃俱乐部合作，一起呼吁建立共和国，并于6月24日在其报纸《铁嘴报》中公开发布了自己的要求。现在这群闯入者要求雅各宾派加入他们，共同起草请愿书反对国王复职。在攻占巴士底狱两周年庆典的前一天，马尔斯校场上建起了一个祖国圣坛，而社会俱乐部的成员打算把请愿书散发到圣坛上，以征集大量的签名。双方建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连夜起草请愿书。被选进委员会的有丹东和布里索。布里索通过他的报纸《法国爱国者报》和他在社会俱乐部里的活动，在巴黎为自己赢得了民主主义者的名声。第二天早上刊发在《铁嘴报》的请愿书最终定稿宣称国王已经退位了，即使大多数国民做出决定，也不应有人来接替王位。这实际上是一份共和主义宣言，导致了雅各宾俱乐部的分裂。拉法耶特、拉梅特兄弟和俱乐部的很多活跃成员被看成了罪恶的王党，他们此时也脱离了雅各宾俱乐部，带走了俱乐部中几乎所有的议员，只有罗伯斯庇尔及其盟友佩蒂翁和其他一两个人没跟他们走，拉法耶特等人在废旧的斐扬修女院中展开了和雅各宾派对立的俱乐部集会。罗伯斯庇尔害怕他最可靠的平台从此分裂，在经过了激烈的辩论之后他劝说雅各宾的剩余成员收回对请愿书的支持。这已经太晚了。斐扬派得以摆脱他们的激进同僚，感到非常高兴。不论怎样，现在请愿书在科德利埃派手里，他们下定决心要去征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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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大约有5万人在7月17日聚集在马尔斯校场上，截至下午有6000人签名。但早在这之前，有两个躲在圣坛下的倒霉鬼被人们发现，群情高涨而且疑心重重的群众将两人绞死了。这让巴黎市长巴伊有理由根据1789年的10月法令宣布戒严，拉法耶特和国民卫队挥舞着红旗进入了马尔斯校场，招呼他们的却是铺天盖地的石头和几颗枪子儿。于是他们朝几乎手无寸铁的群众开了枪，就像一位当事军官说的那样，把他们“像小鸡一样”射杀了。[9]人群被驱散，大概有50人被击毙，受伤的人就更多。在“马尔斯校场大屠杀”之后的几周里，大约有200多名被认为是巴黎群众运动积极分子的人被捕，尽管丹东逃到了英国，德慕兰和马拉也藏了起来。看起来共和主义运动被扼杀在摇篮中了。激进报纸停刊，科德利埃和社会俱乐部休会，而且社会俱乐部再也没有复会，甚至雅各宾俱乐部都被削弱了。斐扬派起草了一份自信满满的声明，邀请外省分部将现在的新俱乐部视作唯一合法的“宪法之友社”。制宪会议现在也再无群众烦扰，开始着手敲定耗费了他们两年心血的宪法的最终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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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过程中，自1791年6月以来一直冲突不断的拉法耶特和三巨头开始了合作。巴纳夫作为议会派去瓦楞护送王室家庭回来的专员之一，深深地为王后所倾倒。他带头在最后时刻对宪法进行了修改，使国王更乐于接受宪法。他们取得了一些胜利。《教士公民组织法》被从宪法中删去了，这意味着是否宣誓效忠宪法与是否接受新的教会体制无关，也意味着该法律可以像普通法律一样被修改甚至替换，而不用经过被刻意设置得异常繁杂并长达十年之久的宪法修改程序。与此同时，有议员提议未宣誓教士不得跨入曾任圣职地区方圆30英里之内的范围，这项提案也被否决了，因为挑衅意味太重。议会颇为虚伪地废除了将“银马克”作为代表选举资格的规定，事实上这在当年春季被证明是笼络巴黎群众社团的绝佳办法。但是二级选举会议的投票门槛被大大提高了，这里才是真正选出议会代表的地方，提高选民资格的目的在于确保最重要的权力杠杆被掌握在富有的地主手中。不论如何，在8月27日这些修正案通过的时候，下一届的立法议会选举已经开始了，而所有立法议会议员都还要通过银马克这一关。最后，斐扬派得以通过限制报刊自由的法律。议会（终于）认为报刊的责任是调节控制群众大量的不稳定情绪，不顾罗伯斯庇尔孤零零的反对，在8月23日颁布法令，任何“有意煽动人们违抗法律，（或者）藐视政府权力，对抗政府行动”的作家都将遭到起诉，而任何其正直或者诚恳用心受到抨击的官员可以就其损失提起诉讼。拉梅特兄弟和马卢埃（后者与前者不同，他一直都相信这些保障政体安全的程序）还梦想赋予国王绝对否决权，让议员有资格担任政府部长，甚至还想设置第二议院，但现在想要重拾1789年王政派的计划已经太晚了。人们将要让国王接受的这部宪法，自从1789年人们为宪法奠基时起就已经定型了，只是在细节上有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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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六会不会接受宪法也完全是个未知数。国内外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向他提供建议，这些建议又往往彼此矛盾，直到最后一分钟，路易十六也还在犹豫。有的时候他似乎决心要落实宪法，7月31日他曾写信给阿图瓦伯爵，请他回到法国，放弃反革命的计划。第二天议会提出了更加严酷的刺激政策，它首次通过了惩治流亡者的法律。他们被要求在一个月内回国，并处以缴纳三倍税金的惩罚，而且官方也开始首次列出了流亡者名单。这项法律议案最先在2月提出，但是由于米拉波的反对而未能通过。自此，流亡海外的队伍开始急剧壮大，特别是在瓦楞事件之后。对于军官而言，6月11日对国民、法律和国王（新制度中的国王）的新一次宣誓已经让他们心灰意冷，瓦楞的“失败”更使其怒不可遏。在布耶流亡海外之后的6个月中，有将近6000人步了他的后尘，这超过了整个军队中军官人数的一半。9月14日，作为宪法颁布之日进行的大赦，惩治流亡行为的新法律被废除了，但这并没能止住流亡浪潮。在这时，军队纪律在一次次新的兵变中已经接近崩溃，有很多原本打算留下的军官也都断然选择了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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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贵族圈子里，斐扬派以立宪君主为核心重建国家共识的努力也没得到任何褒奖，大家想尽各种办法阻挠他们。在议会中，贵族们，他们现在被称为黑皮肤的人或前贵族，要么投弃权票，要么故意乖张地支持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尽管右派的目标明显是保守的，但他们中极少有人加入斐扬俱乐部，而且斐扬俱乐部最失败之处在于，它没能拉拢大多数的外省俱乐部。只有72个外省分部脱离了雅各宾，而且72个分部中还有很多在夏末又收回了自己脱离雅各宾的决定。8月上旬戒严令被取消之后，报纸又重新出现了，而巴黎没有一份重要的报纸是向着斐扬派的。没有什么比战争的谣言更能分化革命阵营了，它在整个夏天都沸沸扬扬。左派认为瓦楞事件是一场摧毁革命的国际阴谋的一部分，而王后和流亡者们确实也是这么打算的。当出逃行动失败之后，所有人都认为德国方面将会加紧努力，而摇摇欲坠的法国军队肯定无法抗击。事实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利奥波德在7月10日发表了《帕多瓦公告》，邀请诸王和他一起，重新恢复法国王室的自由。但只有普鲁士国王积极响应，而响应的结果无非是这两个王朝8月27日在皮尔尼茨会见并进一步呼吁要协调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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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尼茨宣言》表示，法国国王的处境关乎欧洲所有君主的利益。《宣言》邀请其他各国一道采取“最有效的手段加强法国国王的力量，在最完美的自由状态下，君主政府的基础既是君主的权利也是全体法国国民的幸福安康”。这两位国王表示，如果其他国家同意，他们就将“迅速行动”。但至少奥地利的私下想法是，其他国家组成联合军队不会有太大的作用。此时此刻奥地利正在解散军团。对于他们来说，《宣言》仅仅是王政和家族荣誉的需要，这也许会促使法国国内局势稍有缓和，但难以构成真正的威胁。既然如此，那么宣称这份宣言是在流亡王公的请求下发布的，或者允许流亡者们联名写煽动信给国王力劝其拒绝宪法，就都是毫无意义的刺激性做法。对于制宪议会而言，关于外国将支持流亡者反攻法国的流言结束了，而作为对国际意见的蔑视，议员们于9月14日投票决定合并阿维尼翁和孔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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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公们对他们兄弟的劝阻来得太迟了。9月3日宪法就已完成并呈给国王请求其接受，9月13日在一片欢欣鼓舞和天下大赦的氛围中，国王签名表示接受宪法。斐扬派坚信，现在革命结束了，正常的宪政可以开始了，他们期望法国能就此进入更稳定的时期。但是大多数人是为了制宪议会即将于9月30日结束而欢欣鼓舞。制宪议会的成就是巨大的，在26个月的时间内它瓦解了旧制度，后者是几个世纪以来缓慢演进形成的产物。与此同时，制宪议会确立了新制度的原则，建立了一套延续至今的结构的轮廓。在革命的后来，甚至到了19世纪，当人们赞许地说起1789年原则，他们说的正是1791年革命还未走向极端时路易十六所接受的一切，但革命走向极端的种子已经埋下了，应该对其负责的同样是制宪议会。由于强迫教士在教会和国家之间进行选择，它分裂了国家，给予了反革命比自身利益更高的行动目标。在行将结束之时，制宪议会又单方面地攫取了罗马教廷的土地，这加重了它对自己的伤害。宗教分裂使数以百万计的人无法全心全意支持革命，国王自己就是如此。只有不敢面对其他事实的人才会相信他在1791年9月真诚地接受了宪法，在6月那场他自己称之为“旅行”的事件中，他的真实想法已经昭然于天下。这造成了进一步的分裂，立宪君主派和迅速升温的共和主义运动之间的分裂，而后者的中流砥柱是巴黎喧嚣的群众，这使得它更加令人恐惧。最开始发动了革命的贵族们现在选择了退出，隐居在偏僻的乡村或者踏过莱茵河，加入海外流亡王公的行列。这一切都难以保证斐扬派梦想的“后革命”生活。在1791年10月时看来，英国大使在4月份做出的预言再正确不过了：“目前的宪法不得人心，不能持久。”[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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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A. Aulard, Christian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27, p.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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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G. Lewis, The Second Vendée: The Continuity of Counter-Revolu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the Gard 1789—1815,Oxford, 1978, p.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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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引自P. 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 Volutme 5., Paris, 1902—1923, I.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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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Ruault, Gazette, p.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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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90年8月8日。转引自R. Lacour-Gayet. Calonne: Financier, réformateur, contre-révolutionnaire 1734—1802, Paris, 1963, p.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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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dited by O. Browning, The Despatches of Earl Gower, Cambridge, 1885,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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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dited by C. P. Miles, The Correspondence of William Augustus Mil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1789—1817,Volume 2., London, 1890, I. 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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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Ferrières, Correspondance, pp. 362-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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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G. 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1959, pp. 8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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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Despatches of Power,pp.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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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 1788—1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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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革命让整个欧洲感到意外。诚然，在18世纪80年代，所有有文化的欧洲人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动荡和藐视权威的时代。美国已经摆脱英国的统治，爱尔兰也曾反抗英国人的权威。在荷兰共和国，自称为爱国党人的人们正在为剥夺奥兰治亲王手中的准君主权力而斗争。不过，如果说有哪个大君主国不久之后定会崩溃，那不会是法国的波旁王朝，而是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这位躁动而捉摸不定的皇帝，正在对他的德意志领地进行莽撞的大修，以创建一个合理高效的军事专制主义体制。到18世纪80年代中期，他把注意力转向更为外围的领地，即匈牙利和南尼德兰，但这两个地区很快就陷入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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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所有新出现的动向，法国的外交官们予以积极的鼓动。没有法国的援助，美国的独立可能不会取得如此迅速、富有决定性的成功。荷兰的爱国党人运动同样对奥兰治家族重建与英国人长达一个世纪的联盟形成障碍，而这个联盟已于1780年破裂，所以，爱国党人可以依靠凡尔赛的任何支持。而且，一切迫使约瑟夫二世关注国内事务的做法都会受到欢迎，只要这能抑制他的国际冒险。但是，作为境外反叛者的朋友，韦尔热讷在国内却是个坚定的权威主义者。无论是他本人，还是满怀信心地注视他施展其君主的国际影响力的外国观察家，都没有发觉他足下的大地正在崩塌。然而，当他于1787年2月死后，仅仅六个月的时间，法国也陷入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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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危机开始削弱法国的国际地位，第一个征兆出现在1787年9月，当时法国无力恪守它对荷兰爱国党人的许诺，允许普鲁士人进入这个共和国粉碎爱国党人的运动。欧洲各国内阁都注意到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且产生了幸灾乐祸的自得感。英国驻海牙大使写道：“如果上帝要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惩罚他们的罪过，我该如何赞美神的正义呢！”[1]上帝显然这样做了。在随后的四年里，法国人越来越致力于国内事务，他们的国际影响力也随之衰退。许多世纪以来，外交关系的处理可以首次不必考虑法国的想法和做法。法国人无法恢复财政或实际事务的稳定，这种显而易见的无能让其他欧洲人感到震惊或高兴，至少到1789年夏天还是这样。直到那时，很少有旁观者理解整个事态的发展。但是，当巴士底狱被攻陷时，整个大陆似乎突然同时明白了法国局势发展的意义。巴士底狱是座国家监狱，它被攻占标志着臣民推翻了专制主义，而这些人直到此刻还不知道国王统治下居然还有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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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在被渲染之后造成巨大震荡。所有欧洲人都涌向书店和读书室，为得到最新的消息而吵嚷着。一位德国女士写道：“我好想看到这些重大的好消息，但不知道去哪里找刊登这些消息的读物。”[2]德国文学界的领袖人物几乎一致欢呼法国的事件。康德和赫尔德等哲学家，克罗卜施托克、荷尔德林和维兰等诗人，得知消息后都欣喜若狂。即使那些更具怀疑精神的人，如歌德和席勒，一开始也是热情欢迎来自法国的消息。里歇尔和更喜欢冒险的德国人还前往巴黎，亲自考察那里的新自由。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个人后来成了名人，他就是富裕的普鲁士贵族阿纳卡西斯·克鲁茨，他在1785年离开法国时发誓不再回来，除非巴士底狱陷落。巴士底狱被攻陷时，他正在西西里，随后他急忙回到法国，投身他一直梦想着的民主政治。类似的反响也出现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中，他们很乐意看到，一度被视为各国之中最牢靠的国家被群众起义粉碎，然后全心致力于民族革新。当然，这还不是梦想家期待的全面改革，或者如美国人那样，从一片处女地上重头开始。但这是发生在欧洲的中心，发生在大陆的思想首都，这就意味着，改革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即使远在斯德哥尔摩，沙龙和咖啡馆里也在议论来自法国的消息。年轻的瑞典诗人凯尔格伦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告诉我，在历史上，哪怕是在罗马或希腊，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事情吗？听到这个伟大胜利的消息，我像个孩子、像个人那样哭泣。”[3]在圣彼得堡，街道上举行了庆祝活动，消息传单到处散发。实际上，有俄国人亲眼目睹巴士底狱被攻陷。“自由的呼喊响彻我的耳畔，”他们中间的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激动不已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能看到俄罗斯在这样一场革命中再生，那将是我今生最美好的一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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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有一个国家觉得没有这种必要。1788年，大不列颠举行广泛的纪念活动，庆祝光荣革命一百周年，那场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最终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和法治。英国人对自己的自由颇为自得，而且习惯于把法国人视为暴政、迷信和贫困之下的奴隶。现在他们正善意地注视邻国的追赶。辉格党反对派领袖福克斯宣称，巴士底狱的陷落是历史上最重要最美好的事件。虽然不是所有英国观察家都走得像福克斯这样远，但一开始的确没有多少敌意。1789年7月28日，一位英国议员在给驻法国的一位通信者的信中写道：“你也许感到意外，但这千真万确，革命……在这里引起了十分真诚且十分普遍的欢欣之情。所有谈话都在议论它，甚至所有报纸都无一例外地争相歌颂巴黎人，都为如此重大的人类事件而倍感欣喜，尽管这些报纸并不受最为自由、最为开明之人的引导。”[5]与此同时，那些曾目睹最近的革命举动被镇压或流产的人们则感到欣慰和鼓舞。很多人已经设法流亡到了法国。日内瓦的民主派曾试图扩大这个城邦的政治权力圈子，但他们的努力在1782年被邻国的一个武装同盟镇压，而同盟的领导者就是法国，现在这些民主派希望巴黎的新政权抛弃日内瓦的寡头傀儡们。1787年，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在援助荷兰爱国党人时遭受失败，对此它有更为真切的耻辱感，但对于遭受奥兰治派和普鲁士报复的流亡者，它至少还能善意地收留他们。到1788年底，大约1500个荷兰家庭获得了居留权，以及路易十六赠予的小额津贴。当法国的权力落入同样自称为爱国党的人们手中，而且这些人试图更为广泛地让人分享权力时，荷兰流亡者深感欣慰。这些流亡者大多聚居在法属佛兰德的少数城市中，到1790年，他们纷纷组建俱乐部，并成立国民卫队。国民议会在承认这些精神上的盟友的同时，也继续给予他们资助。当然，国民议会宣扬的是和平，它在军事上是虚弱的，因此荷兰人此时要想靠法国人的帮助来扭转1787年的失败是没有多大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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