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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Blanning, Origins, p.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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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793年7月19日。引自J. H. Rose, William Pitt and the Great War, London, 1914), p.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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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B. Lesnodorski, Les Jacobins polonais, Paris, 1965, 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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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I. de Madariaga, Russia in the Age of Catherine the Great, London, 1981, p.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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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S. 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Revolution in the Netherlands, 1780—1813, London, 1977, p.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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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R. Herr,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voluton in Spain, Princeton, 1958, p.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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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自H. Acton, The Bourgons of Naples(1734—1825), London, 1956, p.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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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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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章 外省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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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少外省的联盟军参与了攻占杜伊勒利宫的行动，但是法国君主制的衰落主要还是巴黎公社起义的功劳。召开国民公会，为法国制定一部共和宪法，这一观念也在巴黎各区萌生。因此可以理解，无套裤汉自视为新生共和国的保护者和守卫者，也觉得有权判断什么才是共和国应有的价值。因此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发号施令，这也就很自然了。国民公会坐落在巴黎，它没有任何可以捍卫自己、对抗民众压力的武装力量。1792年至1793年所有的军队都驻扎在边境，而巴黎的国民卫队已经不再是那支枪杀马尔斯校场共和请愿者的武装力量了。从7月底开始所有公民都可以应招加入国民卫队，这样一来它差不多成了由无套裤汉组成的民兵队伍。8月10日以后指挥巴黎国民卫队的是酿酒工人桑泰尔，他在巴黎东部地区一直很活跃。在立法议会闭会前的几周里，面对巴黎方面咄咄逼人的态势，孤立无援的立法议会只得忍气吞声。8月30日它下令解散公社，宣布开始选举，这是它企图重整权威的唯一一次尝试，但是很显然没有人理睬，议会的命令也很快就被废止了。在9月初的几周里，自称代表国家良知的无套裤汉屠杀了首都近一半的监狱犯人，议会代表只能干坐着，无可奈何。国家代表非常了解这群性情反复的嗜血暴民。而在这一方面，国民公会也不见得比立法议会更有安全感。沙博以前是名僧侣，他告诫他的代表同僚：“不要忘记，是无套裤汉推选你们当上代表的。”[1]有谁会忘掉呢！但那是否就应该听命于巴黎呢？代表们分歧很大。在国民公会召开后历时九个月的讨论中，关于巴黎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一直是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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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诋毁巴黎的是那些曾试图避免8月10日起义的人，还有那些在监狱屠杀开始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希望公社逮捕的人，比如布里索、韦尼奥还有“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但是在国民公会中也有不少新代表支持他们。实际上，吉伦特派不是一个党派，也从来不是一个党派，只有他们的敌人才会有意识地这样看待他们；但是吉伦特派代表着外省的选民，在立法议会期间，最主要的几个吉伦特派成员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合作。和以前一样，他们在罗兰家中聚会，罗兰依旧是内务部长。他的那位漂亮的夫人很有野心，尽管罗兰夫人也是巴黎人，但在聚会上时常会严厉责骂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公会里所有的巴黎代表。在吉伦特派眼里，这些人与九月屠杀脱不开干系，是有阴谋的，他们靠着巴黎人的支持，想要夺取国家权力。公会召开伊始，这些人的阴谋就被粉碎了。因为比佐提议建立一支“外省护卫队”，从巴黎以外的地区招兵，来保护国民公会。比佐是前制宪议会的代表，后来成了罗兰夫人的情人。他问：“你们不觉得我们已被一些巴黎代表软禁了吗？”[2]山岳派谴责比佐的想法是“联邦主义”，也就是说是破坏国家的统一的。结果国民公会通过了山岳派的倡议：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不少代表都为比佐和山岳派的两个议案投了票，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不愿卷入派系斗争。这两派的对峙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原则上的。“平原派”因总坐在议会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他们不受坐在左边的山岳派和坐在右边的吉伦特派的派系斗争的约束。不久，平原派便发现这两派在任何一个议题讨论中都会争执不休。10月大部分日子，吉伦特派都在攻击马拉，巴黎选出了这样一位一直支持屠杀的代表，也有点颜面无光。马拉一直都在呼吁独裁者，吉伦特派很清楚，马拉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罗伯斯庇尔。10月29日，卢韦公开谴责这位意欲独裁的“粗野无礼的蛊惑民心的政客”。12月4日，比佐提议任何主张恢复君主制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攻击的矛头便转向了菲利普。比佐提议的弦外之音是一旦路易十六死了，山岳派就想推举这位臭名昭著而且颇有野心的亲王登上王位。事实上与路易十六命运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会激化两派的分歧。山岳派怀疑8月10日之前他们的对手其实想和国王重归于好。这一猜忌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没有证据。罗兰声称发现了铁柜，山岳派便指控罗兰偷走了与他朋友有关的文件，这类似于几年前揭发米拉波不忠的事情。1月3日投票审判国王，山岳派再一次要求议会讨论关于1792年7月间波尔多代表和杜伊勒利宫秘密通信的谣传。此举的目的就是要让吉伦特派曾提出的死刑问题需交人民批准的建议一文不值。巴黎及其各区断然决定国王应立即受刑，绝不缓期，吉伦特派的做法就是要挫败这一决定。山岳派认为全民公决的做法无异于唤起内战；而吉伦特派则回应如不让所有外省一道来决定国王的命运，这本身就会导致战火。代表也在讨论吉伦特派姑息仁慈的那些想法。在这争执不休的两派之间，投票的行为会给一名代表贴上永远的政治标签，这不仅会影响他在此后法国革命时期的各类事态中的命运，而且也会成为后世的大革命史学家分析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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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告捷，所有的冲突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但即便是外交政策也会受其影响。迪穆里埃和现在的所谓吉伦特派一直有瓜葛，他打了胜仗，吉伦特派也很高兴。正是吉伦特派提出对那些同情法国革命事业的人表达兄弟友情，提供援助，但罗伯斯庇尔警告众人通过暴力在国外建立自由体制，到头来必然是一场空。然而布里索出人意料地变得谨慎起来，他提出国王的死刑要缓期执行，这样就不会和更多国外势力结下梁子，但山岳派嘲笑布里索胆小怯懦，他们自己抢先提出要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处决了国王，也就等于是向大半个欧洲的国家下了生死挑战书，在此之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又展开了殊死斗争。现在山岳派有了一名为了他们的事业殉道的人：1月20日，前贵族、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勒佩蒂埃·德·圣法戈因为投票赞成处决国王而被一名贵族谋杀。他的遗体被安置在万神庙，这里是供奉国家英雄的陵墓，是1791年在原有的杰尼耶夫教堂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安置圣法戈遗体的时候，人们正在讨论是否要把米拉波的遗体搬出来，毕竟他是继伏尔泰之后第一个安葬于万神庙的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已为山岳派掌控：早在10月份布里索就被从这个自己曾经辉煌一时的地方赶了出去；而那些投票赞成全民公决审判国王的代表在3月1日也被赶出了雅各宾俱乐部。1月22日，罗兰厌倦了无休止的对他的攻击，提交辞呈，而山岳派却没能把握机会，内务大臣一职从他们手里溜走；但是山岳派挫败了建立外省卫队的提议，也彻底否决了2月25日孔多塞提出的宪法草案，因为这个草案代表着联邦主义，也会使行政权力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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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山岳派觉得巴黎民众会一直都给他们撑腰；但实际上在审判和处决国王的闹剧过后，首都民众关心的是一日三餐问题。2月12日，公会听取了巴黎各区派来的代表团的报告，他们要求对基本生活品实行普遍限价。请愿者用“最高限价”来指称他们的提议。公会的代表极为难得地取得了一致，全体否决了这项请愿。他们认为干涉商品的自由流通交换只会扰乱市场，并不能保证货物的充足，而且1792年12月他们已经谴责过所有经济控制的手段。即使是马拉也宣称最高限价的请愿是一种危险的误导，虽然他相信解决食物匮乏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那些囤积居奇的人以及投机商人送上断头台。然而国民公会的代表必须要想办法应对首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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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2年整整一年的骚乱中，指券一直在贬值。到了1793年1月，指券只保有其票面价值的51％，尽管如此，指券被强行规定为法国占领地区的法定货币。而另一方面硬币越来越稀少。1792年整个秋季，军方的征用和大宗采购扰乱了许多基本物资的供给，与海上诸强国的战事又导致了海路进口渠道的封锁。西印度公司的产品遭受的打击更为惨重，所有稳定的货源都落入了英国的手里。商品的价格能够清楚地反映出破坏程度。到2月份，和1790年相比，糖的价格已经达到原有的两倍甚至是三倍，肥皂价格也翻了一倍多。其他物品像咖啡和蜡烛的价格也在不断飙升。正是因为物价的上涨，人们才会提出最高限价，2月22日与24日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再次收到了最高限价的请愿。巴黎的民众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在2月25日一哄而起，打劫了杂货店和仓库。领头的大多是妇女，民众像以前一样，按照他们认为的合理价格给商品定了价，卖掉了那些他们抢来的东西，最后把卖得的钱悉数还给了那些倒霉的店铺老板。但是明目张胆的打劫和偷窃行为要比去年更普遍。很明显，去年夏天的流血事件让暴力变得列为平常。2月26日桑泰尔指挥的国民卫队奉命维护巴黎的秩序，但是街头的骚乱显然让公会心惊胆寒。吉伦特派谴责马拉在背后煽风点火，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山岳派则怀疑是鲁策划的阴谋，自去年秋季以来，鲁一直在叫嚣要像对待最后的国王路易一样处置囤积商人和投机分子。让·韦尔莱是鲁的朋友，每天站在公会院墙外的一个临时演讲台上对过路人发表演讲，嗓门很大，他们被称为“激愤派”。2月25日的事件可能没有什么阴谋，但是冲突爆发的确滋生了阴谋论。在3月新生的危机中，这种阴谋论膨胀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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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会决定在去年秋天大捷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那些服役期满的志愿兵需要替换，而此后的战争的规模可能更大，需要更多的志愿军。2月24日公会下令尽可能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征召30万士兵，但必要时也可以动用强制手段，各省定额分配。地方当局如果觉得合适，就用抓阄的办法，招募那些在革命前就已受过良好训练、等待征召的男性青年。这种让人生厌的办法已经禁行四年了，因此公会这样的决定必然遭致民怨，实际上它只招募到了一半的兵力。在某些地区，民众的反对怨恨情绪更加强烈，3月初旺代省的征兵就引发了民众的暴力抵制，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这又演变为公开叛乱，民众开始反对整个革命进程。旺代的农民更是不满，因为当地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被政府抓了壮丁，派去了战场，农民和当局之间的冲突不断，其实这些战争与他们毫不相干。征兵的命令是由当地市镇的资产阶级官员颁布实施的，这些人因为公职在身，可以免除兵役。民众对这一点也很不满。国民卫队就是身穿制服的资产阶级一伙人，他们就在驻扎的地方入伍了，所以可以不用去前线作战，但同时却是强行拉壮丁的主要力量。农村年轻人和国民卫队之间的冲突中也夹杂着骚乱。这些身穿统一制服的、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强迫别人为他们打仗，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就是他们，在1791年的时候，赶走了未宣誓的教士，强行安插新人；就是他们，在市场上买到了上等的教会土地；损人利己的城里人总能从革命中得到好处，而周遭的农村和教会总在受罪。和平安详的过去好像很遥远了，那时候国王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那时候教会还凝聚着人们的忠诚。在过去的整整一年里，法国西部地区到处都能听到这种抱怨，无论是招兵，还是关于未宣誓教士的问题，农民和地方当局总是冲突不断。8月10日革命后，双方的情绪更稳定，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国王成了那些反对爱国者的人的新的凝聚点。1792年8月底在旺代聚集的成千上万不满者高呼：打倒国会，国王万岁，贵族万岁。实际上在这些骚乱中，贵族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到了1793年，叛乱分子才明确希望贵族做他们的领导，这时候贵族才参加了西部的叛乱；但是在爱国者看来，所有叛乱的都是贵族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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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对于革命的抵抗，1793—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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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3月在布列塔尼农村的很多地方也出现了暴乱，这些暴乱不仅仅是针对征兵。一名布列塔尼的煽动分子叫嚣：“我们不交税了，因为国王没了，法律也没了……让国家见鬼去吧。”[3]但是与卢瓦尔河南部地区相比，布列塔尼有装备更精良的卫戍部队。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暴动就被镇压下去了。按照2月颁布的法令，各区按照分配的定额，征召军队。所以反叛没有终止，叛乱者反而更坚决，他们用游击战的策略继续斗争，这就是朱安党叛乱，波及了濒临英吉利海峡的数省，延续了十多年。而且在旺代地区，大批农民为爱国势力集中的小市镇提供补给，但当地的市镇机关早已没人办公了。虽然上层不断派下增援部队，但是面对迷宫一样的农村地形，他们也一样束手无策。到了3月13日，叛乱者中渐渐出现了一些公认的领袖，其中有退伍军人斯托夫莱。他指挥着一支万人左右的部队，击退了前来镇压的有着绝对数量优势的正规部队。而且不久以后叛乱者就佩戴了圣心、十字架，还举起保王党的白色旗帜。他们的口号是：“国王万岁，我们的好神父万岁。我们要国王，我们要教士，我们要旧制度。”一名看到此幕被吓得心惊胆寒的共和党人说道：“他们就是要把爱国者赶尽杀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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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月的第二周，关于革命政府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抵抗的报告陆续传到巴黎。恰逢此时，国外也传来了坏消息，奥地利率先在比利时发动反攻，迪穆里埃向荷兰进发的部队被奥军从侧翼包抄。迪穆里埃坚持除非接到明确的指令，否则绝不撤退，但是一些代表从中嗅出了叛变的味道。因为迪穆里埃战功显赫，吉伦特派一度很看好他。但是此时他的变节也结束了自己和吉伦特派的合作。3月8日有人在公会中宣布法军部队仓皇败退，惊恐弥漫了整个巴黎。丹东得到了比利时战况的直接情报，他呼吁巴黎的志愿军赶赴北方前线，扭转战局，但巴黎并没因此恢复平静。任何人都清楚记得去年九月志愿军赶赴前线引发的监狱屠杀。巴黎的某些情况让人相信是时候清剿这座城市里那些潜伏在公会中的奸细。一些区开始呼吁建立革命审判法庭，审理叛国贼，雅各宾俱乐部接受了这一提议。3月9日公会也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同一次会议上规定选派代表赶赴各外省，解释并加速推行战时的临时措施。这些人便是“特派员”。当夜，一股武装分子冲进一家发行吉伦特派报纸的印刷店，砸碎了印刷机，烧毁了副本。乔装打扮的武装分子好像是受到一个自称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捍卫者指使的，他也是一名记者，名叫雅克－勒内·埃贝尔，他主编的《杜歇老爹报》在老百姓中很受欢迎。次日，这些人想要组织一场全面的起义，希望国民公会逮捕所有有嫌疑的军官、大臣和几名主要的吉伦特派代表。韦尔莱等激愤派也参与了这一活动。警钟响起，城门关闭。但是公社拒绝参与，桑泰尔召集了9000名国民卫队士兵来维持秩序。叛乱分子渐渐散去。但是所有人都清楚：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他们可以利用民众的力量清除国民公会中那些不得人心的代表。但是到目前为止，山岳派还不愿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国民选出来的代表；而吉伦特派却相信巴黎那些讨人厌的代表已经再次卷入到一场要屠杀他们的阴谋中，而且也是这样说的。吉伦特派担心巴黎的威胁，这渐渐演变成一种十分强烈的信念。这本是可以理解的，但结果却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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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数周，吉伦特派一直都在痛骂这次夭折的起义，不放过其中每一个可耻的细节，而与此同时旺代和比利时的局势日趋恶化。3月12日迪穆里埃公开谴责法国对比利时的政策失误，这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怀疑。一周后，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吃了败仗，人们更加怀疑他。战役失败的原因不是迪穆里埃叛变，但他却因为这次失败而叛变。他想要向巴黎进军，重建1791年的宪法，把年幼的路易十七扶上王位，但是他的部下不愿和他一起行动。4月6日迪穆里埃仓皇逃入奥军阵营，而在此前两周，他的不忠行为已是众人皆知了。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不受这次危机的影响。吉伦特派因与这位叛国者牵连甚多，也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像丹东这样的山岳派的主要代表还是不愿意放弃最后一丝希望，他力劝迪穆里埃回心转意，但徒劳无功，自己反倒受到了牵连。但是应付危机的建设性意见还是由山岳派提出的，虽然国民公会里不少山岳派的支持者已经作为特派员去了外省，但还有很多代表投票支持山岳派的举措。新举措包括3月21日在全国设立监察委员会，监控外国人和嫌疑犯的活动；新成立协调委员会，对备战实行更有效的立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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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瓦解后，行政权力归属到一个由各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名下，但是每一名大臣与公会里的某一专门的委员会之间又有点权限不明。1月1日治安委员会开始负责协调这些问题，但这个委员会庞杂臃肿，缺乏效率，同时3月，的危机的发生让人们觉得有必要寻找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于是25日在代表贝特朗·巴雷尔的建议下，由25名代表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成立，取代了治安委员会的位置。巴雷尔总能天才般地设计出折中办法，因此声名鹊起。4月7日救国委员会开始工作，成员减为9人，每月改选一次。巴雷尔被选入救国委员会，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委员，而罗伯斯庇尔怀疑委员会的价值，拒绝参选。在起初的两个月里，丹东作为委员会的智囊，力图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周旋，以期共渡国家危难，但他的苦口婆心没有人愿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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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派希望设立革命法庭，用于对付他们眼中一直在阻挠备战的巴黎的宿敌。然而吉伦特派却认为革命法庭是一把双刃剑，正是他们在4月1日建议取消代表的逮捕豁免权。做到这一点以后，对于他们来说攻击那位最有影响的雅各宾派成员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而一些山岳派的同僚在较为冷静的时候也觉得他是个负担。此人就是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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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马拉签署了一份公文，向外省求援，保护巴黎，抵御公会中“该受天谴的阴谋集团”，试图策反那些被吉伦特派视为自己拥护者的人。吉伦特派指控马拉的行为是在侮辱公会，4月12日他们将马拉告上了法庭；山岳派的代表因为出巡外省，支持马拉的人很少，因此吉伦特派的控诉压倒性地获得通过。看到自己的英雄受到了攻击，巴黎有33个区做出了回应，他们号召将包括布里索、所有波尔多人和佩蒂翁——自从君主制垮台他就不再是激进分子了——在内的22名代表赶出公会。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都签署批准了这个号召，旋即却又收回，因为这项号召受到了罗伯斯庇尔的谴责，他不愿看到国家代表受到威胁。无论如何，4月24日革命法庭宣告马拉无罪，当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便被欣喜若狂的无套裤汉扛在肩上，抬回了公会，此举正是在标榜他们的胜利，他们已经报仇雪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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