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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头诋毁巴黎的是那些曾试图避免8月10日起义的人，还有那些在监狱屠杀开始的时候罗伯斯庇尔希望公社逮捕的人，比如布里索、韦尼奥还有“吉伦特派”。吉伦特派曾是立法议会的代表，但是在国民公会中也有不少新代表支持他们。实际上，吉伦特派不是一个党派，也从来不是一个党派，只有他们的敌人才会有意识地这样看待他们；但是吉伦特派代表着外省的选民，在立法议会期间，最主要的几个吉伦特派成员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合作。和以前一样，他们在罗兰家中聚会，罗兰依旧是内务部长。他的那位漂亮的夫人很有野心，尽管罗兰夫人也是巴黎人，但在聚会上时常会严厉责骂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和公会里所有的巴黎代表。在吉伦特派眼里，这些人与九月屠杀脱不开干系，是有阴谋的，他们靠着巴黎人的支持，想要夺取国家权力。公会召开伊始，这些人的阴谋就被粉碎了。因为比佐提议建立一支“外省护卫队”，从巴黎以外的地区招兵，来保护国民公会。比佐是前制宪议会的代表，后来成了罗兰夫人的情人。他问：“你们不觉得我们已被一些巴黎代表软禁了吗？”[2]山岳派谴责比佐的想法是“联邦主义”，也就是说是破坏国家的统一的。结果国民公会通过了山岳派的倡议：共和国统一而不可分割。不少代表都为比佐和山岳派的两个议案投了票，他们这样做也是不得已的，因为他们不愿卷入派系斗争。这两派的对峙既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原则上的。“平原派”因总坐在议会大厅的中央而得名，他们不受坐在左边的山岳派和坐在右边的吉伦特派的派系斗争的约束。不久，平原派便发现这两派在任何一个议题讨论中都会争执不休。10月大部分日子，吉伦特派都在攻击马拉，巴黎选出了这样一位一直支持屠杀的代表，也有点颜面无光。马拉一直都在呼吁独裁者，吉伦特派很清楚，马拉心目中的人选就是罗伯斯庇尔。10月29日，卢韦公开谴责这位意欲独裁的“粗野无礼的蛊惑民心的政客”。12月4日，比佐提议任何主张恢复君主制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攻击的矛头便转向了菲利普。比佐提议的弦外之音是一旦路易十六死了，山岳派就想推举这位臭名昭著而且颇有野心的亲王登上王位。事实上与路易十六命运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会激化两派的分歧。山岳派怀疑8月10日之前他们的对手其实想和国王重归于好。这一猜忌是有道理的，但是他们没有证据。罗兰声称发现了铁柜，山岳派便指控罗兰偷走了与他朋友有关的文件，这类似于几年前揭发米拉波不忠的事情。1月3日投票审判国王，山岳派再一次要求议会讨论关于1792年7月间波尔多代表和杜伊勒利宫秘密通信的谣传。此举的目的就是要让吉伦特派曾提出的死刑问题需交人民批准的建议一文不值。巴黎及其各区断然决定国王应立即受刑，绝不缓期，吉伦特派的做法就是要挫败这一决定。山岳派认为全民公决的做法无异于唤起内战；而吉伦特派则回应如不让所有外省一道来决定国王的命运，这本身就会导致战火。代表也在讨论吉伦特派姑息仁慈的那些想法。在这争执不休的两派之间，投票的行为会给一名代表贴上永远的政治标签，这不仅会影响他在此后法国革命时期的各类事态中的命运，而且也会成为后世的大革命史学家分析的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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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事告捷，所有的冲突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但即便是外交政策也会受其影响。迪穆里埃和现在的所谓吉伦特派一直有瓜葛，他打了胜仗，吉伦特派也很高兴。正是吉伦特派提出对那些同情法国革命事业的人表达兄弟友情，提供援助，但罗伯斯庇尔警告众人通过暴力在国外建立自由体制，到头来必然是一场空。然而布里索出人意料地变得谨慎起来，他提出国王的死刑要缓期执行，这样就不会和更多国外势力结下梁子，但山岳派嘲笑布里索胆小怯懦，他们自己抢先提出要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处决了国王，也就等于是向大半个欧洲的国家下了生死挑战书，在此之后，吉伦特派和山岳派又展开了殊死斗争。现在山岳派有了一名为了他们的事业殉道的人：1月20日，前贵族、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勒佩蒂埃·德·圣法戈因为投票赞成处决国王而被一名贵族谋杀。他的遗体被安置在万神庙，这里是供奉国家英雄的陵墓，是1791年在原有的杰尼耶夫教堂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安置圣法戈遗体的时候，人们正在讨论是否要把米拉波的遗体搬出来，毕竟他是继伏尔泰之后第一个安葬于万神庙的人。现在雅各宾俱乐部已为山岳派掌控：早在10月份布里索就被从这个自己曾经辉煌一时的地方赶了出去；而那些投票赞成全民公决审判国王的代表在3月1日也被赶出了雅各宾俱乐部。1月22日，罗兰厌倦了无休止的对他的攻击，提交辞呈，而山岳派却没能把握机会，内务大臣一职从他们手里溜走；但是山岳派挫败了建立外省卫队的提议，也彻底否决了2月25日孔多塞提出的宪法草案，因为这个草案代表着联邦主义，也会使行政权力陷入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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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山岳派觉得巴黎民众会一直都给他们撑腰；但实际上在审判和处决国王的闹剧过后，首都民众关心的是一日三餐问题。2月12日，公会听取了巴黎各区派来的代表团的报告，他们要求对基本生活品实行普遍限价。请愿者用“最高限价”来指称他们的提议。公会的代表极为难得地取得了一致，全体否决了这项请愿。他们认为干涉商品的自由流通交换只会扰乱市场，并不能保证货物的充足，而且1792年12月他们已经谴责过所有经济控制的手段。即使是马拉也宣称最高限价的请愿是一种危险的误导，虽然他相信解决食物匮乏的唯一办法就是把那些囤积居奇的人以及投机商人送上断头台。然而国民公会的代表必须要想办法应对首都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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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92年整整一年的骚乱中，指券一直在贬值。到了1793年1月，指券只保有其票面价值的51％，尽管如此，指券被强行规定为法国占领地区的法定货币。而另一方面硬币越来越稀少。1792年整个秋季，军方的征用和大宗采购扰乱了许多基本物资的供给，与海上诸强国的战事又导致了海路进口渠道的封锁。西印度公司的产品遭受的打击更为惨重，所有稳定的货源都落入了英国的手里。商品的价格能够清楚地反映出破坏程度。到2月份，和1790年相比，糖的价格已经达到原有的两倍甚至是三倍，肥皂价格也翻了一倍多。其他物品像咖啡和蜡烛的价格也在不断飙升。正是因为物价的上涨，人们才会提出最高限价，2月22日与24日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再次收到了最高限价的请愿。巴黎的民众没有得到答复，于是在2月25日一哄而起，打劫了杂货店和仓库。领头的大多是妇女，民众像以前一样，按照他们认为的合理价格给商品定了价，卖掉了那些他们抢来的东西，最后把卖得的钱悉数还给了那些倒霉的店铺老板。但是明目张胆的打劫和偷窃行为要比去年更普遍。很明显，去年夏天的流血事件让暴力变得列为平常。2月26日桑泰尔指挥的国民卫队奉命维护巴黎的秩序，但是街头的骚乱显然让公会心惊胆寒。吉伦特派谴责马拉在背后煽风点火，这也是预料之中的事。山岳派则怀疑是鲁策划的阴谋，自去年秋季以来，鲁一直在叫嚣要像对待最后的国王路易一样处置囤积商人和投机分子。让·韦尔莱是鲁的朋友，每天站在公会院墙外的一个临时演讲台上对过路人发表演讲，嗓门很大，他们被称为“激愤派”。2月25日的事件可能没有什么阴谋，但是冲突爆发的确滋生了阴谋论。在3月新生的危机中，这种阴谋论膨胀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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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会决定在去年秋天大捷的基础上再接再厉，那些服役期满的志愿兵需要替换，而此后的战争的规模可能更大，需要更多的志愿军。2月24日公会下令尽可能通过自愿报名的方式，征召30万士兵，但必要时也可以动用强制手段，各省定额分配。地方当局如果觉得合适，就用抓阄的办法，招募那些在革命前就已受过良好训练、等待征召的男性青年。这种让人生厌的办法已经禁行四年了，因此公会这样的决定必然遭致民怨，实际上它只招募到了一半的兵力。在某些地区，民众的反对怨恨情绪更加强烈，3月初旺代省的征兵就引发了民众的暴力抵制，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这又演变为公开叛乱，民众开始反对整个革命进程。旺代的农民更是不满，因为当地身强力壮的年轻人都被政府抓了壮丁，派去了战场，农民和当局之间的冲突不断，其实这些战争与他们毫不相干。征兵的命令是由当地市镇的资产阶级官员颁布实施的，这些人因为公职在身，可以免除兵役。民众对这一点也很不满。国民卫队就是身穿制服的资产阶级一伙人，他们就在驻扎的地方入伍了，所以可以不用去前线作战，但同时却是强行拉壮丁的主要力量。农村年轻人和国民卫队之间的冲突中也夹杂着骚乱。这些身穿统一制服的、自诩为爱国者的人，强迫别人为他们打仗，这到底是些什么人？就是他们，在1791年的时候，赶走了未宣誓的教士，强行安插新人；就是他们，在市场上买到了上等的教会土地；损人利己的城里人总能从革命中得到好处，而周遭的农村和教会总在受罪。和平安详的过去好像很遥远了，那时候国王还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那时候教会还凝聚着人们的忠诚。在过去的整整一年里，法国西部地区到处都能听到这种抱怨，无论是招兵，还是关于未宣誓教士的问题，农民和地方当局总是冲突不断。8月10日革命后，双方的情绪更稳定，共和国宣告成立后，国王成了那些反对爱国者的人的新的凝聚点。1792年8月底在旺代聚集的成千上万不满者高呼：打倒国会，国王万岁，贵族万岁。实际上在这些骚乱中，贵族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到了1793年，叛乱分子才明确希望贵族做他们的领导，这时候贵族才参加了西部的叛乱；但是在爱国者看来，所有叛乱的都是贵族领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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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4 对于革命的抵抗，1793—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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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3月在布列塔尼农村的很多地方也出现了暴乱，这些暴乱不仅仅是针对征兵。一名布列塔尼的煽动分子叫嚣：“我们不交税了，因为国王没了，法律也没了……让国家见鬼去吧。”[3]但是与卢瓦尔河南部地区相比，布列塔尼有装备更精良的卫戍部队。只用了一个月时间，暴动就被镇压下去了。按照2月颁布的法令，各区按照分配的定额，征召军队。所以反叛没有终止，叛乱者反而更坚决，他们用游击战的策略继续斗争，这就是朱安党叛乱，波及了濒临英吉利海峡的数省，延续了十多年。而且在旺代地区，大批农民为爱国势力集中的小市镇提供补给，但当地的市镇机关早已没人办公了。虽然上层不断派下增援部队，但是面对迷宫一样的农村地形，他们也一样束手无策。到了3月13日，叛乱者中渐渐出现了一些公认的领袖，其中有退伍军人斯托夫莱。他指挥着一支万人左右的部队，击退了前来镇压的有着绝对数量优势的正规部队。而且不久以后叛乱者就佩戴了圣心、十字架，还举起保王党的白色旗帜。他们的口号是：“国王万岁，我们的好神父万岁。我们要国王，我们要教士，我们要旧制度。”一名看到此幕被吓得心惊胆寒的共和党人说道：“他们就是要把爱国者赶尽杀绝。”[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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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3月的第二周，关于革命政府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抵抗的报告陆续传到巴黎。恰逢此时，国外也传来了坏消息，奥地利率先在比利时发动反攻，迪穆里埃向荷兰进发的部队被奥军从侧翼包抄。迪穆里埃坚持除非接到明确的指令，否则绝不撤退，但是一些代表从中嗅出了叛变的味道。因为迪穆里埃战功显赫，吉伦特派一度很看好他。但是此时他的变节也结束了自己和吉伦特派的合作。3月8日有人在公会中宣布法军部队仓皇败退，惊恐弥漫了整个巴黎。丹东得到了比利时战况的直接情报，他呼吁巴黎的志愿军赶赴北方前线，扭转战局，但巴黎并没因此恢复平静。任何人都清楚记得去年九月志愿军赶赴前线引发的监狱屠杀。巴黎的某些情况让人相信是时候清剿这座城市里那些潜伏在公会中的奸细。一些区开始呼吁建立革命审判法庭，审理叛国贼，雅各宾俱乐部接受了这一提议。3月9日公会也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同一次会议上规定选派代表赶赴各外省，解释并加速推行战时的临时措施。这些人便是“特派员”。当夜，一股武装分子冲进一家发行吉伦特派报纸的印刷店，砸碎了印刷机，烧毁了副本。乔装打扮的武装分子好像是受到一个自称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捍卫者指使的，他也是一名记者，名叫雅克－勒内·埃贝尔，他主编的《杜歇老爹报》在老百姓中很受欢迎。次日，这些人想要组织一场全面的起义，希望国民公会逮捕所有有嫌疑的军官、大臣和几名主要的吉伦特派代表。韦尔莱等激愤派也参与了这一活动。警钟响起，城门关闭。但是公社拒绝参与，桑泰尔召集了9000名国民卫队士兵来维持秩序。叛乱分子渐渐散去。但是所有人都清楚：这样的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他们可以利用民众的力量清除国民公会中那些不得人心的代表。但是到目前为止，山岳派还不愿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对付国民选出来的代表；而吉伦特派却相信巴黎那些讨人厌的代表已经再次卷入到一场要屠杀他们的阴谋中，而且也是这样说的。吉伦特派担心巴黎的威胁，这渐渐演变成一种十分强烈的信念。这本是可以理解的，但结果却是不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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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数周，吉伦特派一直都在痛骂这次夭折的起义，不放过其中每一个可耻的细节，而与此同时旺代和比利时的局势日趋恶化。3月12日迪穆里埃公开谴责法国对比利时的政策失误，这引起了人们对他的怀疑。一周后，迪穆里埃在内尔温登吃了败仗，人们更加怀疑他。战役失败的原因不是迪穆里埃叛变，但他却因为这次失败而叛变。他想要向巴黎进军，重建1791年的宪法，把年幼的路易十七扶上王位，但是他的部下不愿和他一起行动。4月6日迪穆里埃仓皇逃入奥军阵营，而在此前两周，他的不忠行为已是众人皆知了。没有人能够置身事外，不受这次危机的影响。吉伦特派因与这位叛国者牵连甚多，也遭到了人们的怀疑；像丹东这样的山岳派的主要代表还是不愿意放弃最后一丝希望，他力劝迪穆里埃回心转意，但徒劳无功，自己反倒受到了牵连。但是应付危机的建设性意见还是由山岳派提出的，虽然国民公会里不少山岳派的支持者已经作为特派员去了外省，但还有很多代表投票支持山岳派的举措。新举措包括3月21日在全国设立监察委员会，监控外国人和嫌疑犯的活动；新成立协调委员会，对备战实行更有效的立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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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主制瓦解后，行政权力归属到一个由各部长组成的委员会名下，但是每一名大臣与公会里的某一专门的委员会之间又有点权限不明。1月1日治安委员会开始负责协调这些问题，但这个委员会庞杂臃肿，缺乏效率，同时3月，的危机的发生让人们觉得有必要寻找一个更强有力的组织。于是25日在代表贝特朗·巴雷尔的建议下，由25名代表组成的救国委员会成立，取代了治安委员会的位置。巴雷尔总能天才般地设计出折中办法，因此声名鹊起。4月7日救国委员会开始工作，成员减为9人，每月改选一次。巴雷尔被选入救国委员会，成为任职时间最长的委员，而罗伯斯庇尔怀疑委员会的价值，拒绝参选。在起初的两个月里，丹东作为委员会的智囊，力图团结各方面的力量，协调周旋，以期共渡国家危难，但他的苦口婆心没有人愿意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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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岳派希望设立革命法庭，用于对付他们眼中一直在阻挠备战的巴黎的宿敌。然而吉伦特派却认为革命法庭是一把双刃剑，正是他们在4月1日建议取消代表的逮捕豁免权。做到这一点以后，对于他们来说攻击那位最有影响的雅各宾派成员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而一些山岳派的同僚在较为冷静的时候也觉得他是个负担。此人就是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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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5日，作为雅各宾俱乐部的主席，马拉签署了一份公文，向外省求援，保护巴黎，抵御公会中“该受天谴的阴谋集团”，试图策反那些被吉伦特派视为自己拥护者的人。吉伦特派指控马拉的行为是在侮辱公会，4月12日他们将马拉告上了法庭；山岳派的代表因为出巡外省，支持马拉的人很少，因此吉伦特派的控诉压倒性地获得通过。看到自己的英雄受到了攻击，巴黎有33个区做出了回应，他们号召将包括布里索、所有波尔多人和佩蒂翁——自从君主制垮台他就不再是激进分子了——在内的22名代表赶出公会。雅各宾俱乐部和公社都签署批准了这个号召，旋即却又收回，因为这项号召受到了罗伯斯庇尔的谴责，他不愿看到国家代表受到威胁。无论如何，4月24日革命法庭宣告马拉无罪，当他走出法庭的时候，便被欣喜若狂的无套裤汉扛在肩上，抬回了公会，此举正是在标榜他们的胜利，他们已经报仇雪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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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针对马拉的指控中，有一条罪证便是2月杂货店遭劫的次日，马拉便在他主编的报纸上煽动民众自行去惩罚那些囤积者和投机倒把分子。从去年9月之后，马拉的报纸就改名为《法兰西共和国报》。现在马拉无罪释放了，巴黎各区更是信心倍增，他们再次对政府施压，以求解决经济问题。其实在马拉受审之前，他们已再次呼吁控制面包和谷物价格，而吉伦特派谴责民众不懂经济学。2月份时，山岳派还在捍卫自由市场，但现在他们却沉默了，这是个不祥的预兆。实际上，山岳派在2月底就已经彻底改变了方针，支持限价要求，当时就引来国民公会的公共走廊里的一片欢呼声。4月30日吉伦特派宣称议会驻扎在巴黎已经很不安全，需要将会址迁往凡尔赛。他们觉得如果强制推行限价，必将爆发经济危机。这样的事情在5月1日果真发生了。圣安托万郊区8000名示威者围攻议会，宣称除非面包的价格得到控制，否则他们就不离开。那天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由于政府害怕局面变得不可控制，便于次日通过一项法令，为面包和谷物限定了最高价格，而且规定地方当局在搜寻和征购粮食方面拥有很大的权力，这项法令在第三天便颁布实施。山岳派公开支持这项措施，这成为一个转折点。他们认识到即便是在反对吉伦特派这一件事情上，要得到巴黎人的支持也是有条件的。一名政治间谍在给内务部长的报告里这样写到：“需要民众，就不能和他们对着干，雅各宾派很清楚这一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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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很担心：即便在巴黎，征兵也很不顺利，更不用说外省的情况，由此引发的骚乱范围肯定不只限于西部地区。弗朗什孔泰、朗多格西部和诺曼底这些偏远地区也传来了因抵制30万征兵令而爆发骚乱的报告。更令人担心的是春天一些主要的外省市镇渐渐脱离了中央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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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其中，首先动摇的是马赛，这是所有人都没想到的。因为自1789年以来，这座地中海重要的港口城市一直是激进主义的代名词。无套裤汉依然满怀敬意地记得1792年英勇好战的马赛联盟军挺进巴黎的情景。但是从很多方面而言，马赛的激进主义只是少数生活在保守内陆腹地的、精力充沛的活跃分子的作为，而他们的周围都是一些不愿将精力和财富浪费在爱国事业上的商人。这种孤立的境地使得当地雅各宾俱乐部的激进分子控制了马赛的政治权力，1792年8月他们更是违抗立法议会，擅自将本省行政中心迁出艾克斯。就这一立场而言，他们一贯对富人嗤之以鼻，即使在西印度公司的骚乱以及与海洋诸国关系恶化威胁到城市商业基础时，他们依旧如此。很多坚定的革命支持者都入伍参军，离开了马赛，这让马赛的雅各宾派更为焦虑，而保王派的阴谋又如漫天乌云一般久久不散去。巴黎成立革命法庭的消息传来后，马赛的雅各宾派认为这是他们成立自己的革命法庭的信号，他们也下达了全面解除武装的命令。因为各项革命监查活动的开展急需资金，他们便强制对富人征税，而且将这一措施推广到周围的农村地区，并向内陆小城镇中那些受困的俱乐部提供援助。马赛雅各宾派的一名代表说：“资产阶级就是继贵族之后，最无情盘剥压榨民众的阶级。”[6]但实际上局势不久就明朗了，民众想要团结在那些被雅各宾派激进分子认定为压迫者的周围，来反对雅各宾派。马赛的32个区出现了联合抵制运动。曾经作为雅各宾派阵营的各区议会，到了1792年冬天有不少码头工人加入，他们的生计问题受到了经济危机的威胁，在这一点上，批发商人情况一样。所有民众和商人有一致的目标，在他们看来这个城市遭受的磨难都是因为雅各宾派，这不仅是地方性的问题，更是全国性的问题。3月公会派来的山岳派特派员抵达马赛，认可了当地雅各宾派做的所有事情，结果激起了各区肆无忌惮的抗议。他们依照去年8月巴黎的模式，成立了一个核心委员会，防止武斗进一步恶化。他们取得了成功。4月27日，在“一小撮纨绔子弟无法无天的日子该结束了”的呼声中，[7]特派员代表只身逃离马赛，也顾不上雅各宾俱乐部里的拥护者，只能让他们听天由命。考虑到蒙特利马尔的安全，特派员宣告马赛已是反革命的城市。实际上这只是派系之间的混战，核心委员会用了三个多礼拜才将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全都逮捕起来。但是在巴黎眼里，马赛已经叛变了，已经支持联邦主义，反对这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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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马赛雅各宾派的倒台让南部地区的局势更为动荡。激进派从去年夏天以来就一直控制着这片地区，但现在却遭到了民众的抵抗。而且同样的情况也在艾克斯、阿尔勒和阿维尼翁等地方复苏。在尼姆，两个俱乐部一直都有摩擦，结果较为温和的一派开始向本市各区寻求援助，以此来抵抗另一个渐渐向巴黎母会激进派靠拢的对手，5月20日尼姆市的12个区自行宣布进入永久会期。实际上，面对从春天开始的这场全国性危机，整个南部地区的雅各宾俱乐部的极端作风在早已接受了共和国成立和处决国王的人中也激起了强烈的抗议。年轻的共和国经受着来自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声势最大，最具威胁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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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织业是里昂手工业的基础，革命爆发后，这一行业便陷入了危机，而1789年以后发生的各类事件更使其进一步恶化。丝织品本是奢侈品，但是那些革命前的老主顾很快就认识到炫耀在这个新时代是很危险的，因此丝织品的需求大幅缩减。战争也削减了海外市场的需求，同时萨沃伊供应的原材料也受到了影响。1792年控制巴黎的那些提倡艰苦朴素的共和派对奢侈品行业的困境深表同情。罗兰遭到了山岳派的指摘，1784年到1791年之间他生活在里昂，也一直是这座城市的捍卫者，但即便如此，巴黎的激进分子也没有多少人对这地方抱有好感。正如马赛的局势一样，里昂的地方显贵都不愿卷入选举政治混乱的新世界中，1792年9月的抢粮骚乱以及民众的限价运动持续了一周未能平息，里昂的市府官员信誉扫地，到了11月，约瑟夫·沙利耶领导的雅各宾派的积极分子趁机接管了地方政府。他本是一名手工业者，神智有些错乱。实际上，沙利耶领导的这伙人只不过是照搬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那一套做法，想方设法要保证足够的廉价面包，但面临着缺钱与距离城市较远的供给网络破坏这些困境，此外还总有人说要为东南边陲的驻军提供充足的补给，所以他们的尝试都失败了。5月份，巴黎颁布了最高限价令，但很明显这份最高价目表无法在里昂实行，因为这里的面包价格要比巴黎高出三分之一多，所以在整个5月，里昂人都为基本物资的供给问题担忧。5月21日局势再度恶化，民众洗劫了仓库，一群妇女将军需品抢出，按照她们觉得合理的价格抛售。于是，国民公会将派往阿尔卑斯山前线的军队调至里昂，消息传来，里昂各区和市府马上开始对峙。各区都很清楚，最后肯定由当地的雅各宾派控制军队，而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不能动用强制武装力量。各区都害怕屠杀，如果屠杀发生，他们只能调动归他们控制的国民卫队。5月28日罗纳－卢瓦尔省省府不顾里昂市府的反对，对国民卫队下达了战斗号令，第二天，国民卫队袭击了里昂市政厅，推翻了雅各宾派主掌的市府。现在，里昂也公开反对国民公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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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部农村的骚乱也愈演愈烈。3月19日国民公会颁布法令，凡是持有武器的叛乱者一经捕获，即判死刑。但叛乱者还是无所顾忌，他们接连攻下旺代省高地地区的数个市镇，而且借每一次胜仗为他们的队伍补充新鲜血液。1793年整个春天，大概有4.5万人加入天主教和保王党的军队，他们此时就是这样公开称呼自己。而共和国眼下只能征到1.5万到1.6万人的部队来对付他们，而且其中有作战经验的成员很少，对于即将面对的那种类型的战争毫无经验。旺代军能从本地获得补给，而且一旦被发现，他们能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对“蓝军”（现在共和国的军队就叫这个名字）来说，唯一保险的办法就是聚在一起，大部队作战。当叛军来袭的时候，“蓝军”根本没有办法守住那些重要据点。5月25日丰特奈扬言要打通通往海洋的道路，因为从那里他们能得到英国的援助。6月7日叛军攻下了杜埃，向北一直推进到卢瓦尔河地区；6月9日他们抵达了卢瓦尔河，攻下了索米尔，赶走了巴黎国民卫队的指挥官桑特尔，而桑特尔带领一营的爱国志愿兵，在三周前才抵达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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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1793年3月爆发的共和国的新危机，到了5月时已经万分火急。各条边界上的军队纷纷内撤，形成了一片新的内战区域，这就是后来所谓的“叛乱旺代”，公会渐渐失去了对主要外省市镇的控制。巴黎政治家的对策无异于负薪救火，局势继续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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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高限价投票之后，巴黎马上出现了一种支持吉伦特派的迹象，这出人预料。5月1日公社规定了一项特别的额外征兵令，招募士兵赶赴旺代参战。这个命令吓坏了那些有钱人，因为之前专门向他们征收的战争税已经威胁到了他们的财产，更不消说那些包括最高限价在内的控制物价的措施了。这项税则是3月9日颁布的，但还没有实施，由于得到了国民公会里佩蒂翁的支持孤立，年轻的纨绔子弟控制了几个区的议会，谴责公社的“群众专制”。这群涂脂抹粉的纨绔子弟很讨厌蓬头垢面的无套裤汉的政治作风，他们在香榭丽舍大街游行示威，要求把马拉送上断头台。在国民公会里，吉伦特派发言人吵闹着要谴责那些用来对付这些纨绔子弟的措施。山岳派本来有能力赢得公会的一致投票，击败吉伦特派的辩才，但是越来越多的山岳派，以及本来支持他们的代表都作为特派员出巡外省，也就无力还击吉伦特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岳派最终改变了想法，打定主意要清洗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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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至少要从3月10日那次失败的事件说起，3月29日来自27个区的代表在原大主教的官邸集会，讨论一致行动，“拯救国家和自由”；4月15日33个区签署了一份列举最先要被清洗的人名名单。但是直到一个月后，他们才开始落实明确的行动计划，而吉伦特派在几个小时内便已经获知了所有内情。5月16日他们在公会中谴责这些想要清洗公会的人。两天后，人们呼吁如果国民公会在巴黎已经失去了自由，那么有必要设立一个履行实权的“非正式的公会”，并迁往布尔日。最后公会同意设立一个十二人委员会，调查巴黎公社起义的活动。提出这个建议的是巴雷尔，而不是吉伦特派，但是5月20日出席公会的代表不多，选出的十二人委员会中有几人是吉伦特派的，而山岳派却一个也没有。委员会审讯市长帕什，调查各区的登记簿，四天后，终于找到了想要的证据。十二人委员会建议在国民公会四周增派驻防的国民卫队，并在晚上十点关闭各区的议会，另外下令逮捕那些被认为谋划起义的人，其中包括韦尔莱和埃贝尔。因为在一期《杜歇老爹报》上，埃贝尔用激烈的言辞煽动无套裤汉区消灭吉伦特派“这群阴谋推翻公会的叛国贼”。公社派出代表提出抗议。伊斯纳尔时任国民公会的主席，他言辞激烈，态度坚定，毫不理睬公会的抗议。伊斯纳尔说：“如果这样的起义一再爆发，那么国家代表就会深受其害，我代表法国人民，告诉你们，巴黎也会荡然无存。”[8]马拉抗辩说伊斯纳尔简直让议会丢尽了脸，但是伊斯纳尔毫不顾忌这份指控，继续说：“不久以后，人们就只能沿着塞纳河畔，寻找巴黎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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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不过是危言耸听，并没有实际效果，但是这让人想起了去年8月布伦瑞克的可怕威胁，巴黎人被激怒了。几周来，吉伦特派都在暗示要动用外省的力量，报复巴黎对国民公会的攻击。就在伊斯纳尔愤慨陈辞之前，来自马赛的一名代表就已经因为谴责山岳派而被审讯。来自其他外省城市，诸如吉伦特派的大本营波尔多，以及里昂等的不祥谣传也开始传到巴黎人的耳朵里。这些抗议并不是由吉伦特派煽动的，但是这些冲突在巴黎某些区蔓延开来，另外起义者也相信他们的时间不多了。罗伯斯庇尔虽然很清楚威胁这些国家代表的危险，但他也认识到国民公会的僵局必须依靠外在的力量才能打破。5月26日，在雅各宾俱乐部，罗伯斯庇尔“邀请人民”来反对公会里的“腐坏代表”，他明确宣称要用起义来对付这些人。所以他们首先要摆脱十二人委员会，紧接着在5月26日深夜，起事各区的代表在一场闹闹哄哄的会议之后，冲进了国民公会的会议厅，打成一片，没有回家的少数几名代表只得投票解散了十二人委员会，他们也已经精疲力竭了。之前被逮捕的韦尔莱、埃贝尔等人获释。两天后，十二人委员会又复职了，但是当委员会无法审讯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马上又被解散了。是否应保留十二人委员会的讨论还在继续中。如果要继续保留委员会的话，那么其职责是什么？当最后一场可怕的暴动降临到他们头上时，代表们还在讨论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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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发生于5月31日的凌晨，韦尔莱以坐镇大主教官邸的起义委员会的名义敲响了警钟。天刚破晓，起义者就已经解散了公社，又自行下令重建公社，关闭城门，搜捕疑犯。前一天晚上，因为桑特尔不在，所以昂立奥担任了国民卫队指挥官一职。昂立奥先前是名文书，但后来却投笔从戎。在起义的这一天，无套裤汉没有马上响应战斗号令。不久以后问题就清楚了，不管起义委员会和公社先前如何商量，但他们在后续问题上分歧很大。韦尔莱想要解散整个公会，而一些人只是想要逮捕4月15日那份名单上的22名代表。还有一些人，包括公社的检察官肖梅特在内，希望谨慎行事。他们只不过想要解散十二人委员会，恐吓吉伦特派采取更温和的措施。但是面对聚在公会外面的民众，受到恐吓的代表的反应却让起义者失望了。他们开始调查这次起义，毫不费力就得到了一张诉状，这样就绕过了救国委员会，自己下达逮捕令。很明显，他们感觉到了对立双方内部的分歧，因此拒绝投降，还扬言威胁要外省来复仇。到了这个时候，罗伯斯庇尔才提出要弹劾那份名单上的人。起义者最后只是解散了十二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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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面对挫折，起义委员会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们要永远赶走公会中的敌人。6月1日里昂的雅各宾俱乐部被推翻，而洛泽尔省又发生了叛乱。旺代战事失利。这些消息传来，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吉伦特派长期以来挑唆的外省复仇看似来临了。山岳派觉得若要避免内战，必须立即把那些煽动内战的人赶出国家代表的队伍。所以，人们一致认为，要在第二天，也就是周日，再次对公会施压，而那天正好是无套裤汉的休息日。周日清晨，公社派出代表，再次要求逮捕30名代表。当这份请愿递交救国委员会时，又响起了一片呼声，要求签署关于请愿的报告。这一次起义者部署了周密的计划，争取做到万无一失。前一天晚上，昂立奥派了他的人，驻在公会周围的几个重要据点。国民卫队大概有7.5万到10万人左右，此外数千名旁观者也加入了守卫的行列。代表没有任何机会逃出议会大厅，一群代表想要逃走，马上被昂立奥和手持马刀的卫兵拦住，只得返回。巴雷尔拒绝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交出榜上有名的代表；但是到此时，局势已经很清楚了，除非公会投降，否则包围公会的武装力量是不会散去了。公会也别无选择。因此，当天晚上，公会下令逮捕29名代表——除了两名代表以外，剩下的都是4月15日名单上的人，而其中大部分是十二人委员会的成员。在同一份逮捕令上，还有两名大臣的名字，此外罗兰和他的夫人也是公社当局的目标。很多代表并没有参与关于这份逮捕令的投票，显然他们不愿意被胁迫去危胁国家代表。像以往一样，山岳派更为现实，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便投票赞成逮捕代表，希望能让公会避免陷入更加糟糕的局面。山岳派也清楚，从此以后，他们便是国民公会中无可争辩的主宰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