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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措施都与无套裤汉的利益无关，在他们的敌人吉伦特派被赶走后，无套裤汉关心的只有一日三餐问题。在6月第二周，巴黎各处都可以听到人们指责屠夫，抱怨面包价格太贵的声音。到了第三周，面包供应已经成了问题。此时，从诺曼底传来谣言，卡尔瓦多斯省叛军企图封锁塞纳河。鲁与韦尔莱本想在6月2日进行更彻底的清洗，但计划落空，所以现在民众的不满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放过的机会。在科德利埃俱乐部里，鲁提议新宪法对那些放高利贷的人以及投机商人都强制处以死刑。他说：“如果你的同胞们都在挨饿受冻，那么自由就毫无意义。”6月21日鲁带领一群来自更激进区的代表前往国民议会。在那里，他谴责公会的代表对那些囤积者和投机商人的无动于衷与姑息纵容。鲁说在这些问题上，即使是山岳派也并未比以前的专制统治者好多少。代表们被激怒了，他们把鲁扔出大厅。就在同一天，巴黎的妇女攻击了肥皂商人，并按照自己定下的价格卖掉抢来的肥皂。这足以表明鲁深得民心。山岳派决定孤注一掷，一举击垮鲁，瓦解他的势力。他们要夺去鲁作为公社小报编辑的职位，并预谋将其排挤出他的权力基础所在的科德利埃俱乐部。作为人民孜孜不倦的朋友，马拉现在却因为皮肤病变得虚弱，只有靠不断的药浴才能缓解病症。马拉已经被人说服，也开始谴责激愤派及其一切主张。但是到了7月中旬，6月2日的胜利者的内讧陡然终结，因为联邦党第一次发动了对巴黎的攻击，这也是唯一一次。谣传成千上万的马赛人、里昂人和波尔多人正向巴黎进发，但在谣言风传的数周里，实际上只有一人来到巴黎。她是卡昂人，意志坚定，却不代表任何人。她要找到吉伦特派最凶残的敌人，为他们报仇。于是7月13日夏洛特·科代刺死了浴缸里的马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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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山岳派又添了一名殉道者，而且要比勒佩蒂埃和沙利耶影响更大。从去年夏天开始，马拉因他的凶残而出名，但又因为疾病缠身，并未造成太长时间影响。激愤派失去了一位主要的对手，对他们来说是灾难性的，即便刺杀马拉的初衷是为了打击无套裤汉。愤怒的山岳派决定采取行动，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一切能够利用马拉这个殉道者的可能。8月8日山岳派甚至当着国民公会的面夸耀他的遗孀，并谴责激愤派是奥地利和英国的走狗。局势日渐明朗，前线以及叛乱各省传来的除了噩耗还是噩耗。共和国要渡过这个危急关头，必须要采取最无情，而且是最坚决的手段。政府的问题越来越棘手。丹东现在成了累赘，在7月10日投票后，他被赶出了救国委员会。和丹东一起下台的还有他的同党德拉克鲁瓦。两周后，也就是7月26日，人们终于承认了罗伯斯庇尔的价值，将其选入救国委员会。他很清楚，当下的首要问题就是“确保粮食供给，制定人民法律。”就在罗伯斯庇尔当选的同一天，公会通过了一份打击囤积的法令，规定囤积者要被送上断头台。这正是根据局势的需要，新宪法也好似终有所成。初选议会通过正式投票，以1801918票赞成，11610票反对，通过了宪法。实际上，赞成票将近有200万，相当可观，尤其在当时内战尚未平息的情况下，这可能也是国民公会实行和解政策的功劳。因此8月10日庆祝宪法颁布的仪式如期举行。庞大的游行队伍穿过整个巴黎。巴黎还竖立着一根由83柄长矛捆起来的巨大束棒。这些长矛都是由各省的成年爱国男子带来，象征着共和国的统一。宪法文本存放在一个雪松木盒里，悬挂在公会的会议大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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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道理讲，现在国民公会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与之前的制宪会议一样，它应当自行解散，让位于一个常规的立宪政府。在8月11日那天，德拉克鲁瓦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当天晚上，罗伯斯庇尔否决了这个提议。他认为这样一来只会让“皮特和科堡的特使”掌权。现在是共和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情势如此危机，绝不允许有任何政治波动。战乱之时绝不适宜颁布宪法。无论如何，只要危机尚在，宪法就不能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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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J. Hardman (ed.), French Revolution Document, Oxford, 1973, ⅱ. p.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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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M. J. Sydenham, The Girondins, London, 1961, 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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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D. Sutherland, The Chouans: The Social Origins of Popular Counter-Revolution in Upper Brittany1770—1796, Oxford, 1982, p.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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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Tilly, The Vendé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64, 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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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Schmidt, 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3 vols., Leipzig, 1867), I,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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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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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bid.,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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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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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Forres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Oxford, 1975,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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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Forres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 Oxford, 1975,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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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自M. H. Crook, “Feder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evolt of Toulon in 1793”. History, 65 (1980), p.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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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D. Stone, “La Révolte Fédéraliste à Renn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43 (1971), pp. 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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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自Hardman, Documents,ii.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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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引自Forrest, Bordeau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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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一章 恐怖政府 1793—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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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7月，雅各宾共和国与敌人的战斗陷入了低谷，军事噩耗频频传来。联军的铁骑已经踏入佛兰德以及比利牛斯山沿线的领土。在美因茨沦陷后，数千法国军队投降，英国军舰驶来，马赛希望联合其他的联邦党发动叛乱。国内的消息也不尽人意。旺代叛军从南特撤退后，似乎对叛乱核心地带的掌控更加牢固。在与旺代叛军作战中唯一取胜的比龙再次夺回了索米尔。但是7月12日比龙竟被免职，理由是他以前曾是名公爵。继任的罗西涅尔是名无套裤汉，虽然颇有政治声望，但却只是个无能的酒鬼。在布雷库尔战役后，诺曼底的联邦党叛乱很快就瓦解了；但是因沙利耶的被处决，里昂还在继续抵抗；土伦先前一直忠于国民公会，现在也加入了叛变的行列。人们谴责夏洛特·科黛被无处不在的吉伦特派阴谋分子指使。在7月17日被处决以后，科黛已经成了包括温和派和保王派在内的整个反对雅各宾派阵营的殉道者。人们担心在巴黎各处活动的并不止她一人。政治冲突引发的怀疑满布各个街区。并不是每个区都是由坚定的无套裤汉控制的，巴黎西部的几个区政局变化莫测。选举巴黎国民卫队指挥官的时候，选区划分很不公平，而且候选人受到众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曾经开枪射击马尔斯校场共和请愿者，最后选出了昂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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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让邦·圣－安德烈说：“困扰我们的罪恶就是没有一个政府。”[1]作为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他本该认识到这一点。就在同一次会议上，丹东建议应正式将救国委员会当作法国的临时政府，却没有得到国民公会的同意。救国委员会似乎不需要吸收新的力量，就能够达到目的，而且8月11日救国委员会又接纳了两位极具军事经验的专家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普里厄刚刚从卡昂联邦党的控制下逃脱出来。此时救国委员会想要赢得公会的信任。它从来没有变成过政府，而且其行政权也并不是一直稳固。但是在此后的12个月里，法国的领导权落在了救国委员会的身上。它充分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断然遏止了1793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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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便是打败联邦党，或者说那些还没有准备好还击的联邦党。在布雷库尔战役之后，他们已经没必要在卡尔瓦多斯省采取进一步军事措施了。7月25日，厌倦了的布列塔尼人和那些出逃在外的吉伦特派都撤出了卡昂。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死存亡只能听天由命。到了8月3日特派员和救国委员会的成员林代再次控制了卡昂。布列塔尼军队也没有坚持太久。八月中旬，他们签发了一份公开宣言，表示收回先前违抗的言论。出逃在外的代表继续寻找窝藏点。他们向南部潜逃，认为波尔多可能比较安全。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伤痛和失望。吉伦特省的抵抗运动也被瓦解了。在7月的最后一周里，吉伦特省的人民委员会似乎仍旧大权在握，控制着地方铸币厂的造币，用来支付其迅速增长的开销。随后，8月2日，因为担心巴黎会进行军事报复，而且面临愈加棘手的粮食供给问题，人民委员会突然自己解散了，并召回了派出的部队。如果它想要抵挡山岳派的报复，结果注定失败。尽管缺钱，但人民委员会还是没有胆子抢劫造币厂，因为这会被视为偷窃国家的重罪。自建立之初开始，人民委员会一直是那些反对巴黎的流言飞语的策源地。同时它也往法国南部和西部的各个地方派出专员，煽动联邦党叛乱。实际上，就国内危机而言，吉伦特省的人民委员会发挥的作用远比卡昂和雷恩的委员会更大，最后受到的惩罚也更为严重。8月6日，吉伦特省人民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被宣判为叛国者和不法之徒。8月19日特派员来到吉伦特，并且恢复了市府的合法权力。但是他们却十分失望地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充满畏惧、心怀忏悔的城市。由于当地纨绔子弟的捣乱和威胁，国民公会的专员只能于次日撤到沿河而上三十里的拉雷勒中由共和国控制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们向国民公会报告了自己在吉伦特省的经历，要求派兵支援，以便再次入城。直到10月17日，他们才放心大胆地向吉伦特省进发。但在那个时候，波尔多早已准备了几个礼拜。8月27日波尔多的国民俱乐部重新集会，用三周时间选出了由雅各宾派控制的新一届市府。波尔多还举行了纪念马拉的活动。塔里安从旺代赶来接手波尔多事务，他的话一针见血：“（波尔多这样做）纯粹就是为了保存面子。哪怕只有一小会儿，能团结28个区的也肯定是饥饿和恐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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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的压力下，马赛也很快举起了白旗。在接到命令后，阿尔卑斯地区的军队开赴对付马赛和里昂。8月初里昂被包围了，但还在负隅顽抗。由于已经和罗讷河内附的同盟失去联系，马赛人开始担心了。从阿维尼翁撤出的外省联军驻在罗讷河河口，遭遇卡尔图指挥的正规军。港口被封锁了，而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因此在8月初马赛爆发了面包骚乱。人民法庭开始处决领头的雅各宾派分子，也把那些执意要在公共场合祈祷以助叛匪的教士送上断头台。最后，当卡尔图带着部队步步逼近时，叛军干脆向英国海军上将胡德求援，希望他放行，以便从意大利运来的粮食能进港。这是叛变，马赛一些区也开始效仿，情况十分危险。8月23日支持卡尔图的人员和要求与英国合作的人员发生了冲突。两天后，卡尔图抵达马赛，能逃的人员都逃去了土伦。此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彻底改变了土伦的局势。土伦的联邦党人之前没有想和敌军合作，即使他们清楚卡尔图攻下了马赛之时便是他们的末日。其实马赛人前来求援，着实让胡德吃惊不小，于是他觉得也可以与土伦和谈。因此8月23日，胡德正式宣布只要土伦承认路易十七，就对他们进行军事保护。不少人极其愤怒，但是另一些人被马赛难民散布的骇人听闻的经历吓坏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土伦各区决定接受胡德的条件。他们又花了三天时间让地中海舰队相信再抵抗也于事无补。8月27日英国舰队驶入法国地中海海军基地，反法联盟占领了土伦，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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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攻占了土伦，这意味着巴黎将面对新的危机。自从马拉遇刺以后，各派势力都争相继承他的遗产。山岳派对激愤派的仇恨和攻击丝毫没有减弱。鲁在公社的势力刚刚被清除，其他人马上宣布继承他的遗志。此时新的民粹势力早已是山岳派政策在公社和陆军部里的代言人，以公社的公诉人肖梅特及其副手埃贝尔为代表。民粹派也把持了科德利埃俱乐部。埃贝尔的《杜歇老爹报》满篇都是骂人的文字。马拉死后，《杜歇老爹报》稳居销量排行榜第一的位置。不久以后，人们开始要求制定更严苛的打击囤积者和投机商人的法令，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列入最高限价的范围，加大执行力度。同时，他们还要求加快组建6月2日法令设立的革命军队，加大力度调动人民的革命热情。这些要求和早先由鲁及其记者朋友勒克莱尔提出的要求没有什么区别，勒克莱尔甚至用马拉的《人民之友》来命名他自己的报纸。两派人都相信只有靠残酷无情和断头台才能清除叛徒、死性难改的人以及“自我主义者”。解决国家的危机，办法就是恐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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