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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本该在下周改选，此时已惊恐万分了。不合时宜的最高限价早让巴黎陷入一片骚乱，在每一个集市日上，售卖基本生活品的摊位前的恶斗已是司空见惯的现象，黑市则更为猖獗。一名在3月19日因对杂货商叫嚣而被捕的失业工人说：“有自由，但是富人的自由。他们全力以赴，就是为了打击穷人。”[15]在这样的背景下，起义不乏支持者也不难理解。治安委员会和救国委员会决定携手合作。即便是科洛·戴布瓦，他为了保住自己的位子，也劝雅各宾俱乐部维持稳定才是上策，并试图劝服科德利埃俱乐部也与其合作。这是一种十分古怪的兄弟合作情谊，在最为紧张的时刻可能会卷走一些革命俱乐部。科德利埃俱乐部同意了，他们揭下了《人权宣言》上的黑布，以示诚意。但是龙森和文森两人对这样的举动很不满，他们继续要求清洗。支持他们的是埃贝尔，有时候埃贝尔比他们两人叫嚣得更起劲。救国委员会一直没有行动，它在3月11日和平地完成自己的改选。罗伯斯庇尔休完一个月病假回来，委员会的势力才有所强化，它开始还击。3月13日圣茹斯特代表救国委员会谴责“外国阴谋集团”到处散播的阴谋，目的就是要行贿并最终诋毁代议制政府，饿死所有的巴黎人。圣茹斯特的发言刊印了数千份，在首都传阅。发言的语词十分夸张，指责各派系分裂了国民意志，指控起事行为实际是对抗人民自己，因为权力在人民手里。圣茹斯特的发言并不是针对某个人，但是却把埃贝尔、文森、龙森还有他们的追随者以及一切可能的支持者都包括进来。这些人大体上有20多人，在随后的两天内都被捕了，被送交到革命法庭。公诉人弗基耶－坦维尔受救国委员会之令，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给这些人定罪。所以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政治审判。这20人的罪名包括煽动叛变、企图人为制造饥荒、蓄意破坏粮食供给以及阴谋制造监狱屠杀。3月21日到24日这四天行刑，结果早在预料之中。24日下午与“杜歇老爹”一起上断头台的有文森、龙森和马拉区的领导者莫姆洛。因外国阴谋集团一案获罪的还包括众多外国人，包括克洛兹，面对着断头台前一如既往的拥挤的人群，他告别了深爱的人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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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断头台前的人群也颇有敌意。最终无套裤汉放弃了那些宣称为他们而战的人，那些最忠诚的代言者。警察报告很清楚地证明了巴黎百姓动不动就完全相信弗基耶－坦维尔那套胡编乱造的指控。救国委员会也必须要指控有人阴谋制造饥荒，同时又颁布了风月法令。3月13日圣茹斯特的发言广为传播，救国委员会所做的这一切都说明它是多么想要赢得民众的支持。供给委员会为了稳定首都面包价格给出的特别承诺也说明了这一点，过犹不及。3月6日巴黎其他47个区并没有跟着莫姆洛领导的马拉区准备起义，已经说明那些激情澎湃宣布起事的人在两天前几乎毫不费力地动员周边各区的民众力量只不过是偶然的成功，和去年9月差不多。即便他们鼓动成功，也丝毫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呼吁会赢得别人的支持。革命的警觉和紧张局势已经维持了两年之久，无套裤汉也已经有点筋疲力尽了。他们的很多目的都已经实现，打击囤积的要求已经写入了法律中，在全民征兵、最高限价、全面逮捕疑犯这些方面也都已经颁布了法令，而且以恐怖手段执行这些法令的政府也已组建完成。去年夏天以来，为了这些目的而战的爱国者也觉得理应支持一个推行这些法令的政府，打击各类派系。之前的“嗜血者”现在也通过各种方式，成了政府的雇员：要么是警备委员会的成员，负责颁布逮捕疑犯，签发爱国公民证书，按照霜月十四的法令，向国民公会下属的两个委员会负责；要么是各区议会里拿薪水的议员。这是丹东在1793年9月4日提出了一箭双雕的办法。[17]正统派可能会嘲笑这些“40苏的爱国者”，因为后者放弃了常设议会这项重要权利，为了就是拿这点薪水，所以这年秋天很多区纷纷建立非官方的议会，或是“区社团”。但是最活跃的、最讲求实际的、经验最丰富的无套裤汉已经被挑选出来进入国家各级机构。从这一点来看，埃贝尔派就是有政治野心的可疑捣乱分子，他们就在这样一个已经赢得国内外战争的政府之下暗地捣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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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无套裤汉也走到了终点。尽管肖梅特没有和埃贝尔一起被捕，但也仅多活了几天。4月13日肖梅特和那些被认为是他的支持者的人一起上了断头台，其中有前巴黎大主教戈培尔。作为巴黎公社独立的喉舌，肖梅特的死也代表了巴黎公社命运的终结。巴黎公社花了一周时间，才对国民公会推翻所谓埃贝尔派阴谋表明立场，所以认定他们和埃贝尔派有所牵连。也是依靠这个借口，国民公会在4月底下达了全面清洗巴黎公社的法令，之后公社完全慑服于救国委员会的控制。同样的罪名也落到了早已丧失主意的革命军头上，之前有人认为龙森可能会带领他们叛变。3月27日革命军解散。深为革命军恐怖所害的农民、教士，还有那些生活还算宽裕的公民到现在真的可以松一口气了。巴黎那些嗜血成性的民众强加于这个国家头上的恐怖统治好像很快就要结束了。几乎没有人能预见恐怖还会延续多久，因为此时牢牢掌控恐怖的不是无套裤汉，而是政府，结果可能比先前更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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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Hardman, Documents, ii. 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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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Forrest, Bordeaux,p.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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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Hardman, Documents, ii. p.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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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Thompson, Documents, pp.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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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Hardman, Documents, ii, p. 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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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dited by W. Bauer. Un Allemand en France sous la terreur: Souvenir de Frédéric-Christian Laukhard, Paris, 1915, pp. 272-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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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i.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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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R. Sécher, Le Genocide franco-françois: La Vendée-Vengé, Paris, 1986,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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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W. Markov and A. Soboul, 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Berlin, 1957, 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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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原文如此，恐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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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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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ed., J. Poperen (3 vols., Paris, 1958. iii.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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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自C. Lucas,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The Example of Javogues and the Loire,Oxford, 1973, p.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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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引自H. Hamp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French Revolution,London, 1975,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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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引自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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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克洛兹自称“人类演说家”（l’orateur du genre humai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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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93年9月5日面对围攻的无套裤汉，国民公会通过了丹东的提议，一方面出席区议会的人领取40苏的津贴；另一方面废除区议会的常设性，以后每周只开会两次。此举引发了各区无套裤汉内部的分裂，尤其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矛盾。前者往往来自无套裤汉的上层，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津贴法贯彻执行。（参见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vernement Révolution2 Juin1793—9 Thermidor Ann II.La Roche-sur-Yon H. Potier, 1958. pp. 592-59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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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二章 热月 1794—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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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恐怖的缔造者和最初的拥护者在恐怖中毁灭或被置于沉默与无能为力的境地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恐怖究竟为了什么，大革命又该走向何方。1794年3月底，一个警察暗探听到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有什么结果。人们斥责两个革命委员，于是我们觉得这些委员会很可疑。人们斥责革命军队，如今它也解散了。革命这一名称的意思好像是某种反对一切事物的事物。”[1]但是，有一个人会用雄辩有力的声音反对这个说法：他就是罗伯斯庇尔。整个秋天和初冬，他也在为革命的方向和意义苦恼，与宽容派的调情和他的政策便能证明这一点。但到2月份，他的想法逐步清晰起来。2月5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个革命的信仰表白。他说：“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和平地享有自由和平等，是永恒正义的统治。而永恒正义的法则不是镌刻在大理石或石头上，而是在所有人的心中……何种政府能实现这些奇迹？唯有民主制或共和制政府，这两个词是同义词。”[2]但罗伯斯庇尔指出，民主制并不等同于始终处于行动之中的主权人民（这就含蓄地拒绝了无套裤汉介入政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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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是这样一种状态：主权人民在自己创制的法律指导下从事一切自己能胜任的工作，不能胜任的工作则由其代表来完成。所以他们应在民主制政府的原则中寻找政治行为的方针……那么民主制或民众制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或者说，维持它并使它运转的根本支柱是什么呢？是美德……这只能是对养育你们的故土及其法律的热爱……这种崇高的情感意味着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你们的政治行为的首要方针必然是将你们的一切行为与维持平等、发展美德联系起来……在法国大革命的体系中，不道德的即为非政治的，腐败者亦即反革命。缺陷、堕落和偏见是通往君主制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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