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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 Tilly, The Vendé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64, p.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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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 Schmidt, Tableaux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3 vols., Leipzig, 1867), I,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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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 p.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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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Ibid., 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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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cott, Terror and Repression in Revolutionary Marseilles,p.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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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 Forres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Oxford, 1975, 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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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 Forrest,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Bordeaux, Oxford, 1975,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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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自M. H. Crook, “Feder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Revolt of Toulon in 1793”. History, 65 (1980), p. 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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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D. Stone, “La Révolte Fédéraliste à Rennes. “Annales historiques de la Revolution française,43 (1971), pp. 36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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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自Hardman, Documents,ii. p.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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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引自Forrest, Bordeaux,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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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一章 恐怖政府 1793—1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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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7月，雅各宾共和国与敌人的战斗陷入了低谷，军事噩耗频频传来。联军的铁骑已经踏入佛兰德以及比利牛斯山沿线的领土。在美因茨沦陷后，数千法国军队投降，英国军舰驶来，马赛希望联合其他的联邦党发动叛乱。国内的消息也不尽人意。旺代叛军从南特撤退后，似乎对叛乱核心地带的掌控更加牢固。在与旺代叛军作战中唯一取胜的比龙再次夺回了索米尔。但是7月12日比龙竟被免职，理由是他以前曾是名公爵。继任的罗西涅尔是名无套裤汉，虽然颇有政治声望，但却只是个无能的酒鬼。在布雷库尔战役后，诺曼底的联邦党叛乱很快就瓦解了；但是因沙利耶的被处决，里昂还在继续抵抗；土伦先前一直忠于国民公会，现在也加入了叛变的行列。人们谴责夏洛特·科黛被无处不在的吉伦特派阴谋分子指使。在7月17日被处决以后，科黛已经成了包括温和派和保王派在内的整个反对雅各宾派阵营的殉道者。人们担心在巴黎各处活动的并不止她一人。政治冲突引发的怀疑满布各个街区。并不是每个区都是由坚定的无套裤汉控制的，巴黎西部的几个区政局变化莫测。选举巴黎国民卫队指挥官的时候，选区划分很不公平，而且候选人受到众人的攻击，因为他们曾经开枪射击马尔斯校场共和请愿者，最后选出了昂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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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让邦·圣－安德烈说：“困扰我们的罪恶就是没有一个政府。”[1]作为救国委员会的成员，他本该认识到这一点。就在同一次会议上，丹东建议应正式将救国委员会当作法国的临时政府，却没有得到国民公会的同意。救国委员会似乎不需要吸收新的力量，就能够达到目的，而且8月11日救国委员会又接纳了两位极具军事经验的专家卡诺和科多尔的普里厄。普里厄刚刚从卡昂联邦党的控制下逃脱出来。此时救国委员会想要赢得公会的信任。它从来没有变成过政府，而且其行政权也并不是一直稳固。但是在此后的12个月里，法国的领导权落在了救国委员会的身上。它充分利用国家的各种资源，断然遏止了1793年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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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便是打败联邦党，或者说那些还没有准备好还击的联邦党。在布雷库尔战役之后，他们已经没必要在卡尔瓦多斯省采取进一步军事措施了。7月25日，厌倦了的布列塔尼人和那些出逃在外的吉伦特派都撤出了卡昂。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死存亡只能听天由命。到了8月3日特派员和救国委员会的成员林代再次控制了卡昂。布列塔尼军队也没有坚持太久。八月中旬，他们签发了一份公开宣言，表示收回先前违抗的言论。出逃在外的代表继续寻找窝藏点。他们向南部潜逃，认为波尔多可能比较安全。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伤痛和失望。吉伦特省的抵抗运动也被瓦解了。在7月的最后一周里，吉伦特省的人民委员会似乎仍旧大权在握，控制着地方铸币厂的造币，用来支付其迅速增长的开销。随后，8月2日，因为担心巴黎会进行军事报复，而且面临愈加棘手的粮食供给问题，人民委员会突然自己解散了，并召回了派出的部队。如果它想要抵挡山岳派的报复，结果注定失败。尽管缺钱，但人民委员会还是没有胆子抢劫造币厂，因为这会被视为偷窃国家的重罪。自建立之初开始，人民委员会一直是那些反对巴黎的流言飞语的策源地。同时它也往法国南部和西部的各个地方派出专员，煽动联邦党叛乱。实际上，就国内危机而言，吉伦特省的人民委员会发挥的作用远比卡昂和雷恩的委员会更大，最后受到的惩罚也更为严重。8月6日，吉伦特省人民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被宣判为叛国者和不法之徒。8月19日特派员来到吉伦特，并且恢复了市府的合法权力。但是他们却十分失望地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充满畏惧、心怀忏悔的城市。由于当地纨绔子弟的捣乱和威胁，国民公会的专员只能于次日撤到沿河而上三十里的拉雷勒中由共和国控制的安全地带。在那里，他们向国民公会报告了自己在吉伦特省的经历，要求派兵支援，以便再次入城。直到10月17日，他们才放心大胆地向吉伦特省进发。但在那个时候，波尔多早已准备了几个礼拜。8月27日波尔多的国民俱乐部重新集会，用三周时间选出了由雅各宾派控制的新一届市府。波尔多还举行了纪念马拉的活动。塔里安从旺代赶来接手波尔多事务，他的话一针见血：“（波尔多这样做）纯粹就是为了保存面子。哪怕只有一小会儿，能团结28个区的也肯定是饥饿和恐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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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样的压力下，马赛也很快举起了白旗。在接到命令后，阿尔卑斯地区的军队开赴对付马赛和里昂。8月初里昂被包围了，但还在负隅顽抗。由于已经和罗讷河内附的同盟失去联系，马赛人开始担心了。从阿维尼翁撤出的外省联军驻在罗讷河河口，遭遇卡尔图指挥的正规军。港口被封锁了，而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因此在8月初马赛爆发了面包骚乱。人民法庭开始处决领头的雅各宾派分子，也把那些执意要在公共场合祈祷以助叛匪的教士送上断头台。最后，当卡尔图带着部队步步逼近时，叛军干脆向英国海军上将胡德求援，希望他放行，以便从意大利运来的粮食能进港。这是叛变，马赛一些区也开始效仿，情况十分危险。8月23日支持卡尔图的人员和要求与英国合作的人员发生了冲突。两天后，卡尔图抵达马赛，能逃的人员都逃去了土伦。此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彻底改变了土伦的局势。土伦的联邦党人之前没有想和敌军合作，即使他们清楚卡尔图攻下了马赛之时便是他们的末日。其实马赛人前来求援，着实让胡德吃惊不小，于是他觉得也可以与土伦和谈。因此8月23日，胡德正式宣布只要土伦承认路易十七，就对他们进行军事保护。不少人极其愤怒，但是另一些人被马赛难民散布的骇人听闻的经历吓坏了。经过激烈的争论，土伦各区决定接受胡德的条件。他们又花了三天时间让地中海舰队相信再抵抗也于事无补。8月27日英国舰队驶入法国地中海海军基地，反法联盟占领了土伦，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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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攻占了土伦，这意味着巴黎将面对新的危机。自从马拉遇刺以后，各派势力都争相继承他的遗产。山岳派对激愤派的仇恨和攻击丝毫没有减弱。鲁在公社的势力刚刚被清除，其他人马上宣布继承他的遗志。此时新的民粹势力早已是山岳派政策在公社和陆军部里的代言人，以公社的公诉人肖梅特及其副手埃贝尔为代表。民粹派也把持了科德利埃俱乐部。埃贝尔的《杜歇老爹报》满篇都是骂人的文字。马拉死后，《杜歇老爹报》稳居销量排行榜第一的位置。不久以后，人们开始要求制定更严苛的打击囤积者和投机商人的法令，将所有的生活必需品都列入最高限价的范围，加大执行力度。同时，他们还要求加快组建6月2日法令设立的革命军队，加大力度调动人民的革命热情。这些要求和早先由鲁及其记者朋友勒克莱尔提出的要求没有什么区别，勒克莱尔甚至用马拉的《人民之友》来命名他自己的报纸。两派人都相信只有靠残酷无情和断头台才能清除叛徒、死性难改的人以及“自我主义者”。解决国家的危机，办法就是恐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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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国民公会，这样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像比约－瓦伦及其亲密合作者科洛·戴布瓦那般残忍的代表提出要对囤积者处以死刑。科洛本是演员，因其出巡外省时出色且无情的表现而成名。比约－瓦伦和科洛·戴布瓦靠着他们绝不宽容、绝不妥协的风格，渐渐从山岳派中脱颖而出。救国委员会批准了一些民粹派的举措，8月23日应各区请愿者的要求，通过了全民征兵法。但是，尽管这项法令的措辞犹如卡诺的散文一样振奋人心，从签署通过到部署执行都十分迅速，但远未达到全国性的效果。勒克莱尔宣称国家的决定都被国民公会中“姑息纵容的态度”腐蚀削弱了，需要清洗，因此也不排除重新发动一场类似6月2日那样的民众运动的必要性。埃贝尔一心想成为内政部长，结果8月20日落选告败。在失望惊讶之余，埃贝尔也想利用勒克莱尔的那套计策，动员雅各宾派接受。经济情况对他非常有利。整个夏天，指券都在贬值，8月时降到其面值的22％，极为显著的是自从清剿吉伦特派以后降了14％。几周来，虽然收成不错，但天气炎热，河道干枯，很多水力磨坊无法工作，面粉依旧供应不足。所以6月以来，基本商品的价格不断上涨，有些商品的价格飙升得十分离谱，肥皂价格翻了三倍。国民公会里的所有的温和派和打瞌睡的人都受到了谴责。9月2日土伦沦陷的消息传到巴黎，民众怒怨也自然都落到这些代表头上了。比约－瓦伦已经准备好了，他要指责救国委员会的无能，要成立新的委员会监督阁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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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9月4日的行动本是一场体力工人要求涨工资以及更多面包的自发示威行动，但埃贝尔和他在公社及各俱乐部的朋友很快利用了这场运动。他们劝说在格列夫广场聚集的民众，让他们在15日重新聚集，到国民公会游行。9月5日埃贝尔一伙人擅用职权，关闭了所有的工厂。那天晚上，他们也想说服雅各宾派支持他们的提议，清除见风使舵的罗伯斯庇尔这个障碍。作为当时国民公会的主席，罗伯斯庇尔理应要面对第二天早晨的示威游行。抵制示威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作为数千无套裤汉的领头人，肖梅特也在谴责物资短缺，谴责无法落实处理物资短缺的办法，以及导致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肖梅特说：“立法委员们，昨天和今天，公民们聚集于此，只有一个愿望：我们将派出一个代表团，把这个愿望告诉你们；这就是我们的生存，为了生存，我们要求法律。”[3]这就是说他们首先要组织革命军，打击囤积者，对付那些贪婪的、没有丝毫爱国心的农民。国民公会马上投票通过了这个提议，但是没有批准肖梅特认为有必要的外派军队使用车载断头台举措。正是比约－瓦伦提出了这一举措，而且得到了丹东的支持。另外，丹东提议加快军需品生产，使每一名爱国者都有火枪。此外，他还建议革命法庭应该进一步分化，以便处理更多事务。而且正如丹东自己说的，他们要允许那些“埋头苦干的、靠汗水挣钱、不辞辛劳苦干的人”进入区议会，这些议会应该每周开会两次，每次出席会议的人应该得到40苏。在国民公会里，这些提议赢得了阵阵呼声。用巴雷尔的话说，在场者听得都发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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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雷尔提出，此时应实行恐怖统治。在三个月里，无套裤汉已经第二次挟持国民公会，而后者只能唯命是听，毫无反抗能力。在此后的数周里，立法委员也认可了激进和积极的行动方案，其规模从3月的危机以后尚属罕见。尽管丹东反对，但是比约－瓦伦和科洛·戴布瓦还是进入了救国委员会。9月17日他们通过了一项全面嫌疑犯法令，这项法令授权去年3月设立的监视委员会逮捕那些“暴徒、联邦党人和所有支持自由敌人的人，证据可以是行动、通信、言论以及出版物”，此外，嫌疑犯还包括了不少特定的范畴，比如前贵族，“（因为）这些人不会一直都认同革命”。[4]实际上，在这样笼统空泛的规定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疑犯。在嫌疑犯法令颁布的几周里，几乎每一天的公共言论都带有无套裤汉的风格。那些拒绝用“公民”而用恭顺的“先生”称呼对方，拒绝用“你”称呼对方的人，肯定会受到怀疑。此后，9月29日国民公会通过了全面限价法，强制对包括粮食、酒、柴火、衣物甚至是烟草在内的一大批基本生活品都进行限价。商品出售价格高于最高限价的人将被处以罚款，并出现在嫌疑犯名单上。最后，革命军整装待发，但指挥官不是救国委员会的人选昂立约，而是龙森。龙森是一名可怕的埃贝尔派。6月以来，很多区要求审判被监禁的吉伦特派以及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这些人不可能无罪释放，所以这些要求极为血腥，而且毫无意义，这一点罗伯斯庇尔早就看到了。他一直在与这些做法战斗，尽力制止。但是9月9日有消息称有人密谋要将前朝王后从现在单独监禁的地方解救出来。到这个时候，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命运就基本决定了。10月3日王后接受了审讯，这一天也是审讯吉伦特派的日子。罗伯斯庇尔能做的就是劝阻国民公会不要采纳比约－瓦伦提出的唱名做法，而比约－瓦伦想以此甄别出那些对叛国者仁慈宽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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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恐怖统治的第一批著名的牺牲者却是另一批人。激进分子想要乘胜追击，一举歼灭政敌，但是他们的做法却与后者并无二致。9月，激愤派陆续被捕。早在8月22日，鲁就已经进了监狱，但是不久以后就被释放，9月5日他再次被捕。韦尔莱很有先见之明，他谴责丹东不该定期支付报酬给那些每周都参加区议会的人。9月18日韦尔莱步鲁的后尘，也进了大牢。勒克莱尔不敢再刊印出版物，销声匿迹。之前，激愤派时不时要求强制执行法令。他们不断呼吁更民主的手段，甚至要求改换国家代表。现在，这些声音都已经平息，变化简直翻天覆地。10月10日，国民公会觉得不能再任其发展。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它之前依赖的那套程序太过笨拙，效率太低。圣茹斯特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如果政府本身不符合革命的要求，那么革命的法令也不可能得到执行”。[5]所以，他建议救国委员会要在整个国家中承担核心调派的角色，只需服从国民公会的监督。这样的“革命政府”应该是临时的，也就是说法国将一直维持革命政府的状态，直到和平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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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法国大革命最著名的篇章开始了。在此后的九个月里，大约1.6万人死于断头台的锋利铡刀之下。这部冰冷的机器的效率之高，让整个欧洲都见证了这段令人魂飞魄散的恐怖时期。恐怖统治直到1794年才宣告结束，而在开始之初铡刀就砍下了一位名人的脑袋。10月17日玛丽·安托瓦内特上了断头台，她在囚车里誓死不从的表现留在了大卫的画里。这批被告者的口才让法庭的辩论无休止地进行下去，因此审讯戛然而止。这21名吉伦特派高唱着《马赛曲》，慷慨就义。先前那些签署了秘密抗议书谴责6月清剿行为的代表也被当作吉伦特派关押了起来。但是罗伯斯庇尔总在阻挠这样的行动，他不愿这些人也接受审判。而那些在6月逃出巴黎的人，有4人死在波尔多的断头台上，此外佩蒂翁和比佐自杀了。他们两人的尸体后来被人发现时，已经被狼咬得不成人形了。11月，罗兰听说他的夫人已经被处决，于是也自杀了。11月菲利普·平等也上了断头台。虽然他不是吉伦特派，但他原是亲王，而且儿子是流亡者。另外一些疑犯，像巴纳夫和巴伊也被砍了脑袋。一年前，巴纳夫和王后因密谋暴露入狱，而巴伊则是因为发生在马尔斯校场的枪杀入狱，无套裤汉对他一直深恶痛绝。行刑之日，人们特地为巴伊树起一架特制的断头台。成为刀下鬼的远不只这些人。自此，断头台一直树立在离路易十六掉脑袋的地方不远的革命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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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1793年10月到1793年年底，只有177人在巴黎处死。这些人都是昔日的名人显贵，自然能引起民众关心。而在外省的恐怖统治下牺牲的成千上万的人基本都是些无名小卒，没有人关心。就在巴黎进行审讯的同时，里昂最终向包围的军队举起了白旗。里昂基本上依靠潜逃回国的流亡者指挥的王党军抵抗了两个月的轰炸。这座饥饿的城市极为艰辛地熬过了夏天，希望来自皮尔蒙的援军解围。但在10月初的几天，援军就已遭受阻击。到了这个时候，失败已是必然的命运。里昂向特派员库东宣告投降。库东本想采取在卡昂很有成效的和解宽容的政策，但是里昂的情况有所不同。作为法国第二大城市，它已有四个多月反抗公会的历史，那时共和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里昂处决了沙利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叛乱阵营，因此它与王党分子和国外敌军合谋也就丝毫不奇怪了。与其他“联邦党”中心相比，里昂在巴黎受到更多的辱骂，而救国委员会也决心拿里昂来做典型，以儆效尤。10月12日，在听到里昂沦陷的消息后，国民公会下令必须摧毁里昂。里昂这个名字要消失，只剩废墟上的一座碑，上刻“里昂向自由开战。里昂已不复存在”。在之后的法令中，毁城实际上只是摧毁富人的宅邸。这座“断垣颓壁”的城市被重新命名为自由之城。库东不能忍受这种全面性的复仇。他设立了几个专门法庭，推倒里昂几名首富的房子，并要求这些人迁往别处。11月初，科洛·戴布瓦和之前出巡过讷韦尔的富歇取代了库东。二人强求巴黎下达儆戒性的报复命令，也希望巴黎进行协助，派来一支革命军。此时革命军完全听命于救国委员会的调派，无套裤汉横扫了整座城市，“挨家挨户搜查”，关押了数千名嫌疑犯。但是到11月底，这些专门法庭审判的联邦党人还不到200名。科洛认为只处死这些远远不够。为了加快审判速度，他们在11月27日专门设立了一座“七人法庭”，数日内处决了300名叛乱疑犯。如果仅靠设立在地方的断头台，他们无法完成如此庞大的处决。12月2日至8日，他们将有罪的人扔进挖好的大坑，用加农炮和手榴弹进行轰击。这样的处决一直持续到春天。到了1794年4月，共有1880名里昂人被判有罪。1月22日巴黎的革命军抵达，一名加入革命军队伍的德国冒险家目睹了这幕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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