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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de la Gor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i. p. 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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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R. Sécher, Le Genocide franco-françois: La Vendée-Vengé, Paris, 1986, p.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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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W. Markov and A. Soboul, Die Sansculotten von Paris, Berlin, 1957, p.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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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原文如此，恐有误。——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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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指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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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引自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ed., J. Poperen (3 vols., Paris, 1958. iii. p.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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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自C. Lucas,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The Example of Javogues and the Loire,Oxford, 1973, p. 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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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引自H. Hamp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French Revolution,London, 1975, p.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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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引自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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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克洛兹自称“人类演说家”（l’orateur du genre humain）。——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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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793年9月5日面对围攻的无套裤汉，国民公会通过了丹东的提议，一方面出席区议会的人领取40苏的津贴；另一方面废除区议会的常设性，以后每周只开会两次。此举引发了各区无套裤汉内部的分裂，尤其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矛盾。前者往往来自无套裤汉的上层，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津贴法贯彻执行。（参见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vernement Révolution2 Juin1793—9 Thermidor Ann II.La Roche-sur-Yon H. Potier, 1958. pp. 592-595）——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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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二章 热月 1794—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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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恐怖的缔造者和最初的拥护者在恐怖中毁灭或被置于沉默与无能为力的境地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恐怖究竟为了什么，大革命又该走向何方。1794年3月底，一个警察暗探听到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有什么结果。人们斥责两个革命委员，于是我们觉得这些委员会很可疑。人们斥责革命军队，如今它也解散了。革命这一名称的意思好像是某种反对一切事物的事物。”[1]但是，有一个人会用雄辩有力的声音反对这个说法：他就是罗伯斯庇尔。整个秋天和初冬，他也在为革命的方向和意义苦恼，与宽容派的调情和他的政策便能证明这一点。但到2月份，他的想法逐步清晰起来。2月5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个革命的信仰表白。他说：“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和平地享有自由和平等，是永恒正义的统治。而永恒正义的法则不是镌刻在大理石或石头上，而是在所有人的心中……何种政府能实现这些奇迹？唯有民主制或共和制政府，这两个词是同义词。”[2]但罗伯斯庇尔指出，民主制并不等同于始终处于行动之中的主权人民（这就含蓄地拒绝了无套裤汉介入政府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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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是这样一种状态：主权人民在自己创制的法律指导下从事一切自己能胜任的工作，不能胜任的工作则由其代表来完成。所以他们应在民主制政府的原则中寻找政治行为的方针……那么民主制或民众制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或者说，维持它并使它运转的根本支柱是什么呢？是美德……这只能是对养育你们的故土及其法律的热爱……这种崇高的情感意味着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你们的政治行为的首要方针必然是将你们的一切行为与维持平等、发展美德联系起来……在法国大革命的体系中，不道德的即为非政治的，腐败者亦即反革命。缺陷、堕落和偏见是通往君主制的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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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些观念是别人提出的，那可能只是法国大革命中层出不穷、乏味浮夸的言辞的又一范例。然而，罗伯斯庇尔是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他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认真。在1794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初，为了清除共和国的腐败，剔除不能达到其严厉的道德标准的人，他越来越心神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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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种不安心绪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法布尔·戴格朗蒂纳，罗伯斯庇尔于1月8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对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但在罗伯斯庇尔眼里，法布尔的贪婪、奸诈和腐败给他那些知名的伙伴蒙上了嫌疑，包括像德慕兰这样的宽容派首领。至于丹东这样夸夸其谈的墙头草，他们坚定地维护法布尔，表明他们把朋友置于爱国原则之上。在勾勒出美德理想国的蓝图后不久，罗伯斯庇尔病倒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政治日程受埃贝尔派左右。治安委员会的成员阿马尔负责对印度公司的丑闻提出报告，以便对被告进行审判，但他在汇报自己的结论时令人困惑地拖拉。可能他也卷入了丑闻之中。由于同事不断施加压力，他终于在3月16日的报告中对法布尔、夏波和很多人提出指控。罗伯斯庇尔和比约－瓦伦公开在国民公会指责他的报告过分集中于财政细节，也就排除了这场阴谋的所谓政治性枝蔓。3月19日，阿马尔再度作报告，这次他拓宽了范围，法布尔和他的伙伴被送上了法庭。在埃贝尔派刚被清洗之后，这次审判的时间和筹备工作成为两个革命委员会的中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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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似乎已经决裂。比约－瓦伦等人似乎觉得宽容派在怂恿埃贝尔派走向自我毁灭之后也自取灭亡。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也持这种看法。法布尔的案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因为他被逮捕前是继续执行恐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这样就可以清除德慕兰和丹东等人，虽然丹东在宽容派运动中没有起什么作用。丹东那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使他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他的朋友受审时，他很难不受牵连。“治安委员会”其他成员认为，将一桩腐败案审判扩大为政治表演太过危险。天平在罗伯斯庇尔的掌握之中，审判丹东的想法是对他日益严厉的政治原则的一次检验。逮捕丹东和宽容派的提议最早出现在埃贝尔派受审之时，但罗伯斯庇尔又犹豫了一个星期。直到3月30日，在与丹东举行两次神秘的会谈之后，罗伯斯庇尔似乎才决心抛弃丹东。但在采取行动时，他表现得十分果决。就在逮捕证发出的当天，他便开始搜集指控丹东的材料。他的便函构成圣茹斯特31日在国民公会发言的基础，后者以两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逮捕“最后的王党分子，五年来他们结党营私，他们追随自由仅仅因为老虎须跟踪自己的猎物。”[3]他提议对这些人进行审判。也许是因为圣茹斯特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政治清洗，这项动议毫无阻碍地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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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茹斯特控词的含糊也反映在4月2日到5日的审判中。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密谋者德慕兰和丹东站在了被告席上，受审者总共16人，其中有9名议员。丹东甚至没有受到腐败的指控，虽然这一指控再容易不过。他的罪名全都是笼统的，依据的是他自1789年以来的政治记录。但他雄辩滔滔，很快便成了法庭的主宰，这让弗基耶－坦维尔惶恐不安。直到国民公会根据一项蓄意歪曲的报告——说这些囚犯反抗革命法庭——下令进行缺席审判时，对他有罪判决才得以通过。囚犯们的“反抗”无非是嚷着传唤证人，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多余的了。4月5日，丹东、德慕兰、法布尔、夏波和其他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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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大革命中，像丹东和德慕兰的覆灭这样难以解释的故事实在少见，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涉案人物的可靠证据。埃贝尔和他的同伴至少是因叛乱而被公开传唤。德慕兰只是主张（而且这时他已不再坚持）少一点血腥味的体制；丹东受审时并无任何始终如一的激烈指控。他们之所以被清洗，似乎是因为他们可能而非实际的作为。实际上，对他们的处决标志着恐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潜在的罪行也像确切的罪行一样成为处决的理由，有时候，未能达到理想的道德标准的人亦可以被处死。“美德一词让丹东发笑，”罗伯斯庇尔曾阴森地说，“一个对所有道德观念都视若无物的人怎能是自由的捍卫者呢？”[4]丹东的死标志着美德理想国的奠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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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理想国的另一个特征是持续的权力集中化。4月1日，部长理事会最终被废除。政府各部由委员会掌管，每个部由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监督。两周后（4月16日）的命令规定，所有密谋案件都将由巴黎的革命法庭审理，在随后的几周，外省大部分曾执行过恐怖政策的特别法庭被关闭。这就使得首都的监狱塞满了嫌疑犯，为应对这种局面，审判程序大大简化并加速。根据牧月22日（6月10日）法令，法官和陪审员的数目增加了，证人实际上被废除，被告也没有辩护律师。法庭的目的被定义为惩罚人民公敌，唯一允许的判决便是死刑。但是，人民公敌的定义十分宽泛，因为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这样的指控。此举对恐怖的性质立刻产生了影响。在1月到3月之间，处决的人数曾迅速下降，但4月份又有所上升，原因是对旺代的镇压再次强化，5月份人数又有回落，但从6月初开始，处决人数再次大幅攀升。新的恐怖高潮中的受难者主要是在巴黎被处决的。从1793年3月到1794年8月，共有2639人被送上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其中一半以上——共1515人——是在1794年6月至7月被处死的。在这些受难者当中，社会上层成员的比例也远高于整个恐怖时期的总比例：38％的贵族和26％的教士受难者是在这两个月被处决的，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富裕资产阶级。相对于其他时期，这两个月的恐怖更像是社会歧视的工具，而非惩罚具体的反革命行动的工具。当然，大部分死者也像其他受难者一样，的确有颠覆或叛国行动的嫌疑。但是恐怖形态的急剧转变意味着，在被处决的人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既是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也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或者1789年前的身份）才会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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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处决的埃贝尔派也许会赞同这样的政策。但是，两个革命委员会在其被清洗后采取的其他措施，鲜能让他们满意。例如，在肖梅特被处决后，巴黎公社被置于治安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成员资格也被修改，以便构成一个可以从上层、而非从下面接受命令的多数派。于是公社立刻将注意力转向最高限价令——不过是转向埃贝尔派曾有意忽视的方面：限制工资。公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搜集资料、编订埃贝尔派一直拒绝认真对待的工资表。与此同时，工资劳动者已经对即将到来的境况有了充分的警觉。4月，人们援引列沙普利耶法镇压要求提高工资的烟草工人首领。另一些工人团体也遇到威胁：如果他们胆敢提出类似要求的话，那他们将被征召为服从军事纪律的战时工人。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恰好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远未得到遏制。然而，根据7月23日最终公布的新工资表，大多数工人的工资都被大幅度削减。1790年初，当指券价值暴跌时，很多人的工资涨了一倍或两倍。根据最高限价令，工资水平可以比1790年高50％，但已远不能反映工人的劳动价值。此外，工人此时已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渠道。各区已被纳入政府机器，整个4至5月，巴黎公社都急于让人们忘却群众社团。到6月初，大部分社团都宣布解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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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基督教化的运动也开始逆转。两个革命委员会似乎也有一致的看法：废除基督教化是一场灾难。4月7日，库东宣布，新的提议将把国民的精神情感引向更具爱国主义的方向。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于5月7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中提出的最高主宰崇拜。这种崇拜是在每个旬日举行的一系列共和节目中的第一个，它宣告了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罗伯斯庇尔在掌声中宣布：这些准则是正义的永恒召唤者，因而也是社会的、共和的。在谴责僧侣势力的同时，他再次提到自己热衷的论点：共和国的目标是提升美德。他还为非基督教化中的极端行为叹息（虽然言语不多），并向卢梭这位公民宗教的缔造者唱起了赞歌。牧月20日（6月8日），他提议全民向最高主宰致敬。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节日活动。6月8日也是圣灵降临节，这或许是个意外的巧合，也或许不是。如果不是的话，最高主宰崇拜可能被设想为对基督教的挑战，或对它的友好表示。在这一事件中，各地没有接到关于如何组织这次节日活动的指令。一些地方采用刚刚过去的理性节日中的纪念物，只是将旧标语涂成新的。其他地方利用这次机会举行公开的弥撒，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在巴黎，这次节日的组织被委托给经验丰富的画家大卫，他自己也是治安委员会的一员。大卫在马尔斯校场建起一座假山，山顶栽上一株自由树，来自杜伊勒利宫的群众游行队伍朝这里汇聚。国民公会的主席带领议员们走在队伍的前面，恰巧那一周是罗伯斯庇尔担任主席。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发表了两篇关于美德与共和宗教的颂辞，但他显然忽视了某些议员对这个伪教皇的体态的嘲笑，尽管他曾注意到这一点。另一些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瞧瞧这个鸡奸鬼，”丹东过去的一个伙伴图里奥喃喃地说，“当主子他还嫌不够，还要当上帝。”[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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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议员持有与图里奥类似的看法，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如此。从1792年秋天以来，罗伯斯庇尔时常被人指控想建立个人独裁，此时这一指控较以往更可靠。他代表救国委员会发言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多，而且他在全国肯定比在同事之中更为知名。在奥尔良和巴黎，最高主宰节上出现了“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呼声。两周前，两个自称为刺客的人还想刺杀他。其中的一个刺客实际上攻击的是科洛·戴布瓦，另一个人只走到了她认为的暴君住所的门口。两人都被处决，还有52个涉嫌卷入巴兹密谋的人，他们都穿象征弑亲的红色衣服。依据牧月22日法令，他们被处死。法令中的大部分条款是罗伯斯庇尔起草的，并由库东通报救国委员会，但事先并未征求后者的意见。虽然救国委员会仍然值得信赖，但他们行事的方式表明他们并不确信自己能赢得委员会的支持。确实，从4月份以来，救国委员会逐渐成为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还有库东）与其他成员激烈争论的场所。他们一度威胁卡诺，因为后者驳斥他们是“荒谬的独裁者”。4月16日，救国委员会内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总监查局”，负责监控公共官员的行为，上述三人被任命为其中的成员。但此举也许是为了让他们淡出。然而，他们以特有的热情投身新的工作，结果引起治安委员会的警觉，后者认为总监查局侵犯了它的领域，何况春天的公开审判已经表明它的权力范围被严重侵蚀了。所有这些都让罗伯斯庇尔四面树敌，牧月22日的法令更是变本加厉。法令中的笼统言辞让国民公会的很多议员——更不要说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提高了警惕性。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对该法令进行辩论，罗伯斯庇尔则谴责这些试图散布分裂种子的人。他们都记得，丹东派被捕时并无国民公会事先发出的命令，因此他们特别担心一个凌驾于一切与之对立的法律之上的条款。也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条款会摧毁他们正常的逮捕豁免权。于是，在牧月23日，一些嘲弄罗伯斯庇尔在最高主宰节上的显赫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新法令特别保护议员的豁免权。从动议通过的那一刻起，反罗伯斯庇尔的力量走向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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