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字猴:1.706332813e+09
1706332813
1706332814 [11] 指救国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译者注
1706332815
1706332816 [12] 引自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ed., J. Poperen (3 vols., Paris, 1958. iii. p. 99.
1706332817
1706332818 [13] 引自C. Lucas, The Structure of the Terror: The Example of Javogues and the Loire,Oxford, 1973, p. 357.
1706332819
1706332820 [14] 引自H. Hampson, A Concise History of French Revolution,London, 1975, p. 139.
1706332821
1706332822 [15] 引自Rudé, The Crowd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 133.
1706332823
1706332824 [16] 克洛兹自称“人类演说家”(l’orateur du genre humain)。——译者注
1706332825
1706332826 [17] 1793年9月5日面对围攻的无套裤汉,国民公会通过了丹东的提议,一方面出席区议会的人领取40苏的津贴;另一方面废除区议会的常设性,以后每周只开会两次。此举引发了各区无套裤汉内部的分裂,尤其是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矛盾。前者往往来自无套裤汉的上层,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碍津贴法贯彻执行。(参见Albert Soboul, Les Sans-Culottes Parisiens en l’An II: Mouvement Populaire et Governement Révolution2 Juin1793—9 Thermidor Ann II.La Roche-sur-Yon H. Potier, 1958. pp. 592-595)——译者注
1706332827
1706332828
1706332829
1706332830
1706332831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1706331456]
1706332832 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二章 热月 1794—1795
1706332833
1706332834 只有当恐怖的缔造者和最初的拥护者在恐怖中毁灭或被置于沉默与无能为力的境地时,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开始思考:恐怖究竟为了什么,大革命又该走向何方。1794年3月底,一个警察暗探听到有人说:“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会有什么结果。人们斥责两个革命委员,于是我们觉得这些委员会很可疑。人们斥责革命军队,如今它也解散了。革命这一名称的意思好像是某种反对一切事物的事物。”[1]但是,有一个人会用雄辩有力的声音反对这个说法:他就是罗伯斯庇尔。整个秋天和初冬,他也在为革命的方向和意义苦恼,与宽容派的调情和他的政策便能证明这一点。但到2月份,他的想法逐步清晰起来。2月5日,他在国民公会发表了一个革命的信仰表白。他说:“我们正在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是和平地享有自由和平等,是永恒正义的统治。而永恒正义的法则不是镌刻在大理石或石头上,而是在所有人的心中……何种政府能实现这些奇迹?唯有民主制或共和制政府,这两个词是同义词。”[2]但罗伯斯庇尔指出,民主制并不等同于始终处于行动之中的主权人民(这就含蓄地拒绝了无套裤汉介入政府的要求)。
1706332835
1706332836 民主制是这样一种状态:主权人民在自己创制的法律指导下从事一切自己能胜任的工作,不能胜任的工作则由其代表来完成。所以他们应在民主制政府的原则中寻找政治行为的方针……那么民主制或民众制政府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或者说,维持它并使它运转的根本支柱是什么呢?是美德……这只能是对养育你们的故土及其法律的热爱……这种崇高的情感意味着把公共利益置于一切个人利益之上……你们的政治行为的首要方针必然是将你们的一切行为与维持平等、发展美德联系起来……在法国大革命的体系中,不道德的即为非政治的,腐败者亦即反革命。缺陷、堕落和偏见是通往君主制的捷径。
1706332837
1706332838 如果这些观念是别人提出的,那可能只是法国大革命中层出不穷、乏味浮夸的言辞的又一范例。然而,罗伯斯庇尔是个强有力的权威人物,他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认真。在1794年的整个春季和夏初,为了清除共和国的腐败,剔除不能达到其严厉的道德标准的人,他越来越心神不宁。
1706332839
1706332840 他的这种不安心绪的第一个牺牲品是法布尔·戴格朗蒂纳,罗伯斯庇尔于1月8日在雅各宾俱乐部对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指责。但在罗伯斯庇尔眼里,法布尔的贪婪、奸诈和腐败给他那些知名的伙伴蒙上了嫌疑,包括像德慕兰这样的宽容派首领。至于丹东这样夸夸其谈的墙头草,他们坚定地维护法布尔,表明他们把朋友置于爱国原则之上。在勾勒出美德理想国的蓝图后不久,罗伯斯庇尔病倒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在这段时间里,政治日程受埃贝尔派左右。治安委员会的成员阿马尔负责对印度公司的丑闻提出报告,以便对被告进行审判,但他在汇报自己的结论时令人困惑地拖拉。可能他也卷入了丑闻之中。由于同事不断施加压力,他终于在3月16日的报告中对法布尔、夏波和很多人提出指控。罗伯斯庇尔和比约-瓦伦公开在国民公会指责他的报告过分集中于财政细节,也就排除了这场阴谋的所谓政治性枝蔓。3月19日,阿马尔再度作报告,这次他拓宽了范围,法布尔和他的伙伴被送上了法庭。在埃贝尔派刚被清洗之后,这次审判的时间和筹备工作成为两个革命委员会的中心议题。
1706332841
1706332842 双方似乎已经决裂。比约-瓦伦等人似乎觉得宽容派在怂恿埃贝尔派走向自我毁灭之后也自取灭亡。治安委员会的瓦迪埃也持这种看法。法布尔的案件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借口,因为他被逮捕前是继续执行恐怖政策的主要反对者。这样就可以清除德慕兰和丹东等人,虽然丹东在宽容派运动中没有起什么作用。丹东那臭名昭著的机会主义使他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当他的朋友受审时,他很难不受牵连。“治安委员会”其他成员认为,将一桩腐败案审判扩大为政治表演太过危险。天平在罗伯斯庇尔的掌握之中,审判丹东的想法是对他日益严厉的政治原则的一次检验。逮捕丹东和宽容派的提议最早出现在埃贝尔派受审之时,但罗伯斯庇尔又犹豫了一个星期。直到3月30日,在与丹东举行两次神秘的会谈之后,罗伯斯庇尔似乎才决心抛弃丹东。但在采取行动时,他表现得十分果决。就在逮捕证发出的当天,他便开始搜集指控丹东的材料。他的便函构成圣茹斯特31日在国民公会发言的基础,后者以两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逮捕“最后的王党分子,五年来他们结党营私,他们追随自由仅仅因为老虎须跟踪自己的猎物。”[3]他提议对这些人进行审判。也许是因为圣茹斯特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政治清洗,这项动议毫无阻碍地获得通过。
1706332843
1706332844 圣茹斯特控词的含糊也反映在4月2日到5日的审判中。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密谋者德慕兰和丹东站在了被告席上,受审者总共16人,其中有9名议员。丹东甚至没有受到腐败的指控,虽然这一指控再容易不过。他的罪名全都是笼统的,依据的是他自1789年以来的政治记录。但他雄辩滔滔,很快便成了法庭的主宰,这让弗基耶-坦维尔惶恐不安。直到国民公会根据一项蓄意歪曲的报告——说这些囚犯反抗革命法庭——下令进行缺席审判时,对他有罪判决才得以通过。囚犯们的“反抗”无非是嚷着传唤证人,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多余的了。4月5日,丹东、德慕兰、法布尔、夏波和其他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1706332845
1706332846 在法国大革命中,像丹东和德慕兰的覆灭这样难以解释的故事实在少见,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涉案人物的可靠证据。埃贝尔和他的同伴至少是因叛乱而被公开传唤。德慕兰只是主张(而且这时他已不再坚持)少一点血腥味的体制;丹东受审时并无任何始终如一的激烈指控。他们之所以被清洗,似乎是因为他们可能而非实际的作为。实际上,对他们的处决标志着恐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潜在的罪行也像确切的罪行一样成为处决的理由,有时候,未能达到理想的道德标准的人亦可以被处死。“美德一词让丹东发笑,”罗伯斯庇尔曾阴森地说,“一个对所有道德观念都视若无物的人怎能是自由的捍卫者呢?”[4]丹东的死标志着美德理想国的奠基。
1706332847
1706332848 这个理想国的另一个特征是持续的权力集中化。4月1日,部长理事会最终被废除。政府各部由委员会掌管,每个部由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监督。两周后(4月16日)的命令规定,所有密谋案件都将由巴黎的革命法庭审理,在随后的几周,外省大部分曾执行过恐怖政策的特别法庭被关闭。这就使得首都的监狱塞满了嫌疑犯,为应对这种局面,审判程序大大简化并加速。根据牧月22日(6月10日)法令,法官和陪审员的数目增加了,证人实际上被废除,被告也没有辩护律师。法庭的目的被定义为惩罚人民公敌,唯一允许的判决便是死刑。但是,人民公敌的定义十分宽泛,因为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这样的指控。此举对恐怖的性质立刻产生了影响。在1月到3月之间,处决的人数曾迅速下降,但4月份又有所上升,原因是对旺代的镇压再次强化,5月份人数又有回落,但从6月初开始,处决人数再次大幅攀升。新的恐怖高潮中的受难者主要是在巴黎被处决的。从1793年3月到1794年8月,共有2639人被送上革命广场的断头台,其中一半以上——共1515人——是在1794年6月至7月被处死的。在这些受难者当中,社会上层成员的比例也远高于整个恐怖时期的总比例:38%的贵族和26%的教士受难者是在这两个月被处决的,此外还有将近一半的富裕资产阶级。相对于其他时期,这两个月的恐怖更像是社会歧视的工具,而非惩罚具体的反革命行动的工具。当然,大部分死者也像其他受难者一样,的确有颠覆或叛国行动的嫌疑。但是恐怖形态的急剧转变意味着,在被处决的人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既是因为他们的实际行动,也是因为他们的身份(或者1789年前的身份)才会如此。
1706332849
1706332850 被处决的埃贝尔派也许会赞同这样的政策。但是,两个革命委员会在其被清洗后采取的其他措施,鲜能让他们满意。例如,在肖梅特被处决后,巴黎公社被置于治安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之下,其成员资格也被修改,以便构成一个可以从上层、而非从下面接受命令的多数派。于是公社立刻将注意力转向最高限价令——不过是转向埃贝尔派曾有意忽视的方面:限制工资。公社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来搜集资料、编订埃贝尔派一直拒绝认真对待的工资表。与此同时,工资劳动者已经对即将到来的境况有了充分的警觉。4月,人们援引列沙普利耶法镇压要求提高工资的烟草工人首领。另一些工人团体也遇到威胁:如果他们胆敢提出类似要求的话,那他们将被征召为服从军事纪律的战时工人。但是,这些事件的发生恰好表明通货膨胀的压力远未得到遏制。然而,根据7月23日最终公布的新工资表,大多数工人的工资都被大幅度削减。1790年初,当指券价值暴跌时,很多人的工资涨了一倍或两倍。根据最高限价令,工资水平可以比1790年高50%,但已远不能反映工人的劳动价值。此外,工人此时已没有任何有效的抗议渠道。各区已被纳入政府机器,整个4至5月,巴黎公社都急于让人们忘却群众社团。到6月初,大部分社团都宣布解散了。
1706332851
1706332852 去基督教化的运动也开始逆转。两个革命委员会似乎也有一致的看法:废除基督教化是一场灾难。4月7日,库东宣布,新的提议将把国民的精神情感引向更具爱国主义的方向。这就是罗伯斯庇尔于5月7日在国民公会的演讲中提出的最高主宰崇拜。这种崇拜是在每个旬日举行的一系列共和节目中的第一个,它宣告了法国人民承认最高主宰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罗伯斯庇尔在掌声中宣布:这些准则是正义的永恒召唤者,因而也是社会的、共和的。在谴责僧侣势力的同时,他再次提到自己热衷的论点:共和国的目标是提升美德。他还为非基督教化中的极端行为叹息(虽然言语不多),并向卢梭这位公民宗教的缔造者唱起了赞歌。牧月20日(6月8日),他提议全民向最高主宰致敬。每个地方都有一个月的时间准备节日活动。6月8日也是圣灵降临节,这或许是个意外的巧合,也或许不是。如果不是的话,最高主宰崇拜可能被设想为对基督教的挑战,或对它的友好表示。在这一事件中,各地没有接到关于如何组织这次节日活动的指令。一些地方采用刚刚过去的理性节日中的纪念物,只是将旧标语涂成新的。其他地方利用这次机会举行公开的弥撒,几个月来这还是第一次。在巴黎,这次节日的组织被委托给经验丰富的画家大卫,他自己也是治安委员会的一员。大卫在马尔斯校场建起一座假山,山顶栽上一株自由树,来自杜伊勒利宫的群众游行队伍朝这里汇聚。国民公会的主席带领议员们走在队伍的前面,恰巧那一周是罗伯斯庇尔担任主席。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发表了两篇关于美德与共和宗教的颂辞,但他显然忽视了某些议员对这个伪教皇的体态的嘲笑,尽管他曾注意到这一点。另一些人觉得这不是什么好笑的事。“瞧瞧这个鸡奸鬼,”丹东过去的一个伙伴图里奥喃喃地说,“当主子他还嫌不够,还要当上帝。”[5]
1706332853
1706332854 越来越多的议员持有与图里奥类似的看法,两个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也是如此。从1792年秋天以来,罗伯斯庇尔时常被人指控想建立个人独裁,此时这一指控较以往更可靠。他代表救国委员会发言的次数似乎越来越多,而且他在全国肯定比在同事之中更为知名。在奥尔良和巴黎,最高主宰节上出现了“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呼声。两周前,两个自称为刺客的人还想刺杀他。其中的一个刺客实际上攻击的是科洛·戴布瓦,另一个人只走到了她认为的暴君住所的门口。两人都被处决,还有52个涉嫌卷入巴兹密谋的人,他们都穿象征弑亲的红色衣服。依据牧月22日法令,他们被处死。法令中的大部分条款是罗伯斯庇尔起草的,并由库东通报救国委员会,但事先并未征求后者的意见。虽然救国委员会仍然值得信赖,但他们行事的方式表明他们并不确信自己能赢得委员会的支持。确实,从4月份以来,救国委员会逐渐成为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还有库东)与其他成员激烈争论的场所。他们一度威胁卡诺,因为后者驳斥他们是“荒谬的独裁者”。4月16日,救国委员会内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总监查局”,负责监控公共官员的行为,上述三人被任命为其中的成员。但此举也许是为了让他们淡出。然而,他们以特有的热情投身新的工作,结果引起治安委员会的警觉,后者认为总监查局侵犯了它的领域,何况春天的公开审判已经表明它的权力范围被严重侵蚀了。所有这些都让罗伯斯庇尔四面树敌,牧月22日的法令更是变本加厉。法令中的笼统言辞让国民公会的很多议员——更不要说两个委员会的委员——提高了警惕性。他们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对该法令进行辩论,罗伯斯庇尔则谴责这些试图散布分裂种子的人。他们都记得,丹东派被捕时并无国民公会事先发出的命令,因此他们特别担心一个凌驾于一切与之对立的法律之上的条款。也就是说,他们担心这个条款会摧毁他们正常的逮捕豁免权。于是,在牧月23日,一些嘲弄罗伯斯庇尔在最高主宰节上的显赫地位的人提出了一个动议,要求新法令特别保护议员的豁免权。从动议通过的那一刻起,反罗伯斯庇尔的力量走向联合。
1706332855
1706332856 罗伯斯庇尔清楚地意识到事态的发展,虽然他对此缺乏正确的认识。“为什么给我?”他对这些天来一直守候在他门口的一个请愿者说,“为什么不交给委员会?每个人都交给我,好像我有无限权力似的。”[6]作为卢梭的忠实学生,他坚信自己纯洁而正直的意图正在被不爱国的阴谋家们蓄意诽谤和阻挠。这些阴谋家当中有一些因行为过激而被从外省召回的议员,如富歇和塔里安,有图里奥这样的丹东分子,还有从前的屠夫莱让德尔。但6月12日,当救国委员会拒绝采取严厉措施并将“九个人头”——他认为他们是反对自己的阴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交给他时,他便不再参加委员会的会议,而是日益频繁地在一个他知道能够获得支持的讲坛上公开露面,该讲坛就是雅各宾俱乐部。然而俱乐部的成员已不再有往日的权威了。在俱乐部而非国民公会表明立场,只能引起关于图谋暴动的猜疑。在那可怕的几周内,每天都有20至30人被处决,因而整个公共生活之中都弥漫着猜疑情绪。据说有60名议员晚上不敢睡在自己床上。然而,另一个日益明显的局面是:恐怖已不再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必要条件。6月1日,英国人未能阻止来自美洲的庞大运粮船队,船队中“复仇”号的沉没在巴雷尔给国民公会的报告中被渲染成共和国英雄主义和无畏精神的史诗。更为重要的是,6月26日军队取得了弗勒吕斯大捷,入侵比利时、根除奥地利人最后的威胁的道路再次打通。此后人人都盼望能松一口气。然而,两个委员会被各种猜忌撕扯着,各方都在含沙射影地威胁对手,没有人知道如何终结屠杀,除非在自己毁灭前消灭对方。
1706332857
1706332858 7月中旬出现了最后一次恢复统一——如果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团结的话——的努力。作为自始至终的协调者,巴雷尔在22日举行了一次两个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会上同意加快实施风月法令。此后,国民公会和雅各宾俱乐部都相信,虽然此前有过一些分裂的迹象,但法国仍然有个统一的政府。但在第二天的联席会议上,罗伯斯庇尔在近一个月之后首次露面,并对比约、科洛、阿马尔和瓦迪尔作了一番充满敌意的人身攻击。他本人赞同新的联合政策,但由于他过早地发起攻击,任何停战都难以维系长久了。另外,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担心最近鼓吹的团结成为现实,使得罗伯斯庇尔能够清洗那些他试图驱逐的议员。于是富歇和塔里安开始在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中进行狂热的游说活动,通报最新得知的消息,为了区别于山岳派,这些议员被称为平原派。不过随着恐怖措施再度被强化,平原派的消极态度给他们招来了一个不太动听的称号:“沼泽派”。但罗伯斯庇尔也认为自己能够把握国民公会的大方向,7月26日,他再次在那里发表了一篇冗长凌乱的演讲,演讲中提到的人名不多,但通篇的威胁言辞似乎针对每一个人。他以当时风靡一时的方式称颂自己的廉洁和对美德的热爱,然后宣布社会上存在一个“危害公共自由的阴谋”,卷入阴谋的有议员和治安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有救国委员会的委员,但他并未具体指明。这些“叛徒”必须被惩罚,他们的“小集团”必须被摧毁。两个委员会都应该清洗,因为“只要权力还与一伙无赖牵扯在一起,自由的卫士就会被永远放逐”。
1706332859
1706332860 这是一份宣战书。罗伯斯庇尔的敌人已经意识到,他们的生死将系于快速反击行动的成败,于是他们决心应战。起初一场嘈杂的争论发生,焦点是罗伯斯庇尔的演讲是否付印、该印多少份。受到攻击的议员们再次指控他的独裁图谋,对此全体议员表现出明显的同情态度。当晚,罗伯斯庇尔向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再次宣读了他的演讲,这些吵吵嚷嚷的成员拒绝对比约和科洛做出回应。根据库东的提议,他们表决赞成驱逐所有反对印刷该演讲的议员,于是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国民公会的新的清洗行动。比约和科洛怒不可遏,他们径直前往两个委员会,几乎整晚都在筹备次日上午不可避免的对峙。在两个委员会之外的议员中,塔里安也在积极备战,他知道当时的国民公会主席科洛会安排谁在何时发言。7月27日(即热月9日)上午,当圣茹斯特——他并未涉足前几周的派系活动——出人意料地代表罗伯斯庇尔发言时,情绪的力量表现得一目了然。比约代表治安委员会、塔里安代表及其他与会者谴责罗伯斯庇尔。他们的发言赢得欢呼,但当罗伯斯庇尔要求发言时,他被“打倒暴君”的呼声淹没了。科洛一直拒绝他发言,而轮番的攻击让议员们陷入狂热。最后有人提议逮捕罗伯斯庇尔,国民公会接受了这一提议。还有人提议逮捕圣茹斯特和同样支持罗伯斯庇尔的库东。相关的指令随即发出,巴黎国民卫队司令昂里奥同样被下令逮捕。
1706332861
1706332862 这是一场议会骚乱。罗伯斯庇尔前几个月几乎完全幽闭在圣奥诺雷街的住所中,他高估了议员们对他的支持,这是致命的。在7月27日的演讲中[7],他直接或间接地攻击了许多议员,以致没有人觉得有完全的安全保障。不过,在国民公会遭受的挫折并不意味着罗伯斯庇尔已经穷途末路。26日夜间的情形表明,他依然能得到雅各宾俱乐部及公共走廊上听众的支持。另外,巴黎公社在埃贝尔派被清洗后进行了改组,那里也有他任命的大批成员。因此他在巴黎仍有机会,从1791年春天以来,他在群众当中一直有很高的威望,这会给他积聚力量。而且巴黎公社一开始也没有抛弃他。28日下午,公社命令首都的所有监狱看守拒绝接收囚犯,昂里奥也得以逃脱。在他试图集结自己的国民卫队准备起义的同时,被逮捕的议员被带到市政厅,置于公社的保护之下。但是,48个区中只有17个区的国民卫队响应昂里奥的号召并在格雷勿广场集合。另一些区的卫队摇摆不定,直到国民公会采取决定性行动时,他们才迅速服从。根据巴雷尔的提议,逃跑的囚犯将失去法律保护。根据最初由圣茹斯特——真是具有反讽意味——提出的法律条款,这意味着逃犯未经审判即可处决。忠于国民公会的武装交由在土伦之围中崭露头角的巴拉斯指挥。面对这样的决定,再加上无力让大多数区走出敌意和冷漠,公社开始踟蹰不前。夜间,集合起来的部队逐渐散去。因此,当巴拉斯带领部队于7月29日凌晨两点达到市政厅时,市政厅已无人防守。罗伯斯庇尔企图自杀,但子弹仅仅击穿了颌部。次日下午,身受重伤的罗伯斯庇尔被送上断头台。
[ 上一页 ]  [ :1.706332813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