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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反动被称为“白色的”，意思是说它的精神源泉是保王主义的。有些情况的确是这样：在巴黎以外，由于国民公会在1795年上半年无力应对饥荒局面，由此造成的幻灭感催生了一股怀旧浪潮，人们怀念国王照料臣民的基本生计的日子。在加尔省，当初的反革命中心尼姆周围出现了一些“太阳连队”，他们恐吓原来的恐怖分子，其领导人都是彻头彻尾的保王党人，并与阿图瓦伯爵的代理人有接触。里昂地区的耶稣连队与此类似。但是，白色恐怖的主要推动力无非是对暴行和悲剧的报复，它的受害者正是一年前掌权的那些人。白色恐怖更接近于1793年的那种无序的恐怖，而不是次年春天那种组织良好的体制性的恐怖。同样，断头台也不是它的特色，因为这是它所憎恶的恐怖时期的象征物。白色恐怖的执行者是行私刑的暴徒、谋杀团伙、搞诱骗和伏击的人。它最早出现在芽月起义及随之而来的镇压之前。例如在尼姆，第一批受害者死于2月底，这些原来的恐怖官员正是被声称护送他们去监狱的国民卫队所屠杀。基本在同一时期，原奥朗日群众调查委员会的法官也在沙维尼翁被私刑处决。但是，大规模反恐怖运动的真正发动器是4月10日的法令，根据这项法令，一些较为狂热的地方官员——他们通常也是坚定的热月党人特派员任命的——不仅解除了嫌疑犯的武装，还把他们投入监狱。在1795年夏天，多达8万到9万人度过了几周或数月的牢狱生活。在大部分地区，囚犯在秋天都已出狱，并未经受多大折磨。但罗讷河谷、普罗旺斯和朗格多克东部的情况不同，这些地区在恐怖时期曾十分血腥，血仇报复传统亦很强固，因此监禁前恐怖分子就成了屠杀他们的良机。例如，5月4日里昂发生严重流血事件，大批群众有计划地攻击监狱，100名到120名囚犯被砍死。一周以后，埃克斯发生类似惨案，60名囚犯罹难；5月25日，塔拉斯孔有24人死亡；6月5日，马赛又有100人被处死，此举得到特派员的公开纵容。土伦从英国人手中收复之后，海军很快就恢复了那里的爱国热情。当混乱无序的反动行为的消息从西边传来时，军工厂的工人组织了一次亲雅各宾派的进军马赛行动，他们高呼“山岳派万岁”。5月17日出发时有数千人，但一周之后，他们被正规军和国民卫队组成的联合部队驱散了。此外还有40到50人被杀，另有52人被一个为审理涉案者而设立的特别军事委员会送上断头台。这些只是最触目惊心的个案。1795年夏天，孤立的谋杀事件、殴打和其他暴行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司空见惯。施暴者大多是一些青年团伙，他们夸张炫耀的服饰、一应俱全的攻击武器和逃避兵役的坚定意愿与巴黎的金色青年十分接近。1795年，他们在整个东南部地区可能造成了2000人死亡。在5月的第一次暴行大爆发之后，他们的行为并没有停止，实际上，6月从巴黎传来的新动乱的消息进一步刺激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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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月的大示威让国民公会深感震骇，它下令：当巴黎的面包配给量不足时，可以用大米和饼干来补足。不过，长期的燃料短缺意味着大米无法煮食，同时面包的短缺又进一步恶化。法国已没有任何尚可动用的粮食储备，而英国对海洋的控制使得海外供应变得极不可靠。因此，巴黎的配给量在4月和5月持续减少，唯一令人宽慰的是天气在好转。4月22日，有人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所有巴黎人每天都只有四分之一磅面包。巴黎从未陷入这样的窘困中。”[14]但是到5月初，配给量削减到两盎司。5月7日处决福基耶－坦维尔和革命法庭其他成员的民众主义举措，并未转移饥饿的民众的注意力。当与荷兰、普鲁士和西班牙签署胜利和约的消息传来时，所有人都在问：一个可以支配欧洲的民族为何无力给自己的公民提供食品？失去理智的妇女斥责男人胆小懦弱，不敢冲进国民公会要求不惜代价地获得更多的面包，而王党分子则继续浑水摸鱼，他们暗示说，只有国王能够恢复充足的供应。不过，正如以前的芽月示威一样，人们最愿意听的还是无套裤汉残余分子的言论，这时他们开始组织另一次“革命日”，这次行动将会取得成功。各区大会开始定期召开，就像过去那样，有的大会还宣布永不休会，5月15日，即将发生新暴动的传言已经传得满城风雨。19日，一本题为《人民为获得面包和恢复权利而起义》的匿名小册子的出版成了信号，次日早上，巴黎东边工人街区那熟悉的警钟声响彻塞纳河两岸。在革命日历上，那天是牧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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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狂热的妇女的催促下，男人们离开作坊，开始向国民公会进军。上文中的那个日记作者写道：“每个人都杀气腾腾。”[15]当第一批来人被侍者用鞭子赶出公共走廊时，情况仍然没有改观。中午刚过，国民公会就被来自圣安托万区和圣马塞尔区的武装国民卫队团团围住。当议员费罗和一批同事试图阻止他们进入大厅时，他被射杀了。群众砍下他的头颅挑在长矛上，这时大门也被冲开，密集的枪声中夹杂着“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呼声。暴动者进入大厅后立刻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释放被监禁的爱国者，各区设立永久性会议，重组独立的巴黎公社，强制性食品搜查，逮捕回国的流亡者和迫害过雅各宾派的议员。他们高喊“山岳派万岁”，这一次，他们的力量看来占压倒优势，所以“山顶派”议员不敢让他们离去，只能公开接受他们的要求。但是当天的早些时候，两个委员会发出了一份总呼吁书，要求部队和武装公民前来救援国民公会。当山岳派正在大厅里折衷妥协时，忠实于国民公会的部队正在外面集结。当改组或解散两个委员会的动议提出时，这些部队被召进来。午夜时分，他们终于将无套裤汉从大厅中赶了出去，虽然使用了暴力，但没有开枪。危机还远未结束。就在这短短几个小时内，暴动者发出了增援圣安托万区无套裤汉的呼吁，东部各区的国民卫队搬出大炮作为响应。5月21日下午，大炮被挪到国民公会外面，随之而来的还有两万名群众。虽然与之对垒的人马大概要多一倍，但他们并不可靠，一些炮手一度跑到了另一边。没有人急于开火。虽然国民公会一边有很多正规军，但也有数以千计的普通公民，他们与对手几乎没有分别，也像对手一样饥饿。所以当国民公会宣布愿意接受一份请愿书时，暴动者轻松地把握了这个机会。请愿书再次要求面包和1793年宪法，前面的要求得到了庄重的许诺，暴动者于是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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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他们失去了主动权，从此再也没有获得主动。在几个小时前，当大厅里的暴动者被肃清后，国民公会就以自己的行动表明了它对无套裤汉的要求的真实看法：它烧毁所有在群众压力下做出的投票记录，并下令逮捕11名提议进行这类投票的山岳派议员。很多人认为（而且一些历史学家至今也认为），两个委员会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腕，在对山顶派发动攻击前让后者也受到牵连。不过，当两个委员会真的发起攻击后，山岳派的命运就已注定了。他们不仅被指控利用已出现的暴动，而且（相当不合理地）被指控策划暴动。6月12日，他们被送交一个专门委员会受审。审判前已有一人自杀，当必然会到来的审判结果于6月17日宣布时，另一些人也效仿了他。6人被判死刑，但4人没有上断头台，而是在被带出法庭时自杀，可能他们事先就已计划以这一最后举动来树立爱国主义的反抗榜样。这时他们已得知那些试图领导牧月1日暴动的人已经遭到报复。5月21日的交锋发生过后，国民公会下令包围整个圣安托万地区。由于正规军行动缓慢，一些区对是否让自己的国民卫队参与单纯的惩罚行动感到犹豫，更何况是和那些兴高采烈的纨绔子弟一起行动，这些人正在圣安托万居民筑起的街垒外集合。纨绔子弟入侵该区的第一次企图被挫败。但是包围圈越来越近，外面的各区已经站在国民公会一边，要求交出杀害费罗的凶手及所有武器。第二天上午，被包围的三个区认识到抵抗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于是他们投降了，几天之后，杀死费罗的人被送上断头台。但镇压并未就此结束。曾审判山岳派议员的委员会又处决了36人，其中有些人是5月21日那天跑到暴动者一边的炮手。约有3000嫌疑犯被国民公会下令逮捕。所有区都顺从地解除了武装，并逮捕了一些上层要求它们清查的可疑分子，其总人数也将近三千。在随后的几年中，每当政治钟摆摆向右边时，这些人又会被当作潜在的危险分子再次被捕。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在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中面临危险。但是，群众运动在1794年已被严重削弱，而1795年最后一次无套裤汉暴动的失败标志着它最终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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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当然没有实行1793年宪法的问题了，如果这样的问题过去真的存在的话。早在2月份，一些主要议员已一致认为这部宪法完全不具备可行性，需要作彻底修改，更何况它已经成为叛乱的旗帜。但国民公会和以前的制宪议会一样，意识到自己存在的基本理由是要给法国提供一部可以持久而稳定地表达大革命理想的宪法。但这种理想排除君主制吗？君主主义情感已经十分清晰地在春天的经济困境中萌生出来，一些较为保守的议员也许希望，由坚定的宪政主义者培养起来的路易十七有可能成为一个可以为人接受的君主。但是6月8日，这个10岁的孤儿死于瘰疬病，在1775年，很多人还认为他父亲用手一摸就能治愈这种疾病。普罗旺斯伯爵在路易十六被处死之后就自封为法国摄政，闻知此事后他立即宣布自己为路易十八。6月25日，他从自己的流亡地维罗纳发出一则宣言，但这一宣言完全摧毁了自己与被他认可享有统治权的王国当权者达成协议的希望。他在宣言中称，他一旦复辟就将恢复三个社会等级、天主教会以及实际上的整个旧制度，只有某些未指明的“流弊”除外。他承认没有三级会议的同意不得课税，但他没有指出三级会议召集的间隔时间长度。另外，他也没有提及关键的国有土地问题。他表示将大赦那些犯错的臣民，但不包括弑君的议员。总之，对于有利于复辟成功的那些人，他没有提出有保障意义的东西。他甚至断绝了立宪君主派的希望，这些人还曾指望回归某种类似于1791年宪法的体制。他堵死了通过协商复辟波旁王朝的路径。不过在1795年6月，这似乎无关紧要。信心满满的反革命准备用武力为复辟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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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R. Cobb, Les Armées révolutionnaires(2 vols., Paris, 1963), ii. p.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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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iii. pp. 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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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Stephens, Orators,ii. p.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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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 ii. 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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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De la Gro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i. p.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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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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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上文看，似应为7月26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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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Thompson, English witmesses,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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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Schmidt, Tableaux,ii. p.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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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自Schmidt, Tableaux, ii, 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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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urnal de Célestin Guittard de Floriban, bourgeois de Paris sous la Révolution, ed. R. Aubert, Paris, 1974, p.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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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p.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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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hmidt, Tableaux, ii. p.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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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ournal de Guittard, p.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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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ournal de Guittard,p.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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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三章 反革命 1789—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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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纳宣言对政治现实的态度一贯是顽固且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这份宣言是反革命的整部历史的典型体现。作为一场运动，反革命就在它有了一场革命可以反对的时候开始了。诚然，一旦爆发，反革命运动便在1789年之前的保守思潮的广阔的范围内为自己寻找理据。但是反革命运动也参与新体制的创建工作，而其本身也诉求了新的理据，着眼于将这些张力融入反革命的视野当中。因此，直到1789年6月的第三周，即第三等级和一些来自外省的教士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宣称主权的时候，一种配得上反革命名头的东西才真正出现。6月23日的御前会议，内克设计的一份向民众妥协的改革方案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王后、阿图瓦以及那些有同感的大臣们加以修改。御前会议是第一次企图阻止革命，并扭转其成就的重要尝试。那时，路易十六宣布的计划不是没有对革命精神做让步。他保证如没能取得共识，便不能征税，三级会议要定期召开，取消强制委托权，确保个人和出版的自由，也保证了一系列关于财政、行政和司法的改革。但是贵族代表听到这些的时候，就笑了，这说明在三个等级分离的背景下，他们要维持自己那种引以为豪的特权和封建权力，并拒绝那些重大的改革要求。这些要求是前一周由第三等级代表就国家主权提出的，这些都表明他们认为革命的航标必须扭转回来。在革命年代此后的岁月里，6月23日的计划其实也是那些领导反革命军队的亲王认为他们掌权后也会接受的方案。这些亲王的很多追随者并不愿采取这样的过激行为，他们想要彻底复辟旧制度，此外，他们也很不喜欢那些事后叛变反革命阵营的人，讨厌那些一旦落败便会倒戈投降、从内部瓦解的人。从一开始，反革命就不见得比它所反对的大革命更加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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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三等级对他们不信任，国王在御前会议之后的立场也更加不坚定，但是王后和阿图瓦这一派从没有放弃过重掌大局的希望。但是7月14日以后局势就不同了。的确，正是这些人阴谋赶走了内克，而内克的下台又激发了民众的暴动，巴士底狱的陷落便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们也只不过要在法国国内实现他们的目的。7月17日夜晚，阿图瓦和他的一帮朋友逃出了凡尔赛，靠着一张皇家通行证径直逃到了奥属尼德兰。他们本来没有想要走这么远。但是哪里能容得下他们，要是现在打道回府，之后会怎么样？他们都不清楚。这样的疑惑很普遍。到了8月初，不少之前的廷臣显宦也都离开了法国。和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不少低级贵族，这些人因为烧毁城堡和人身受到威胁（这些都是农村地区在这几个惊慌失措的礼拜的典型现象）而吓坏了。王政派没有能够确立一种英国式的制衡的宪政体制，这也让更多人离开了法国。十月催驾事件中民众暴力的再次出现也产生了一次大规模申请通行证的浪潮。到那时，法国流亡者的几个委员会已经在法国广袤的疆域各处建立，布鲁塞尔、特里尔、美因茨、巴塞尔、日内瓦和尼斯。阿图瓦发现奥属尼德兰也不见得比法国清净，而且他的妹夫约瑟夫二世态度颇为冷淡，于是9月份阿图瓦转道便去了都灵，那里是他岳父统治的。在都灵，阿图瓦为大地主和其他贵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协调反革命活动。起初，这个委员会仅仅是向那些君王求援，但是都被婉言拒绝。委员会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处理公务和国际事务的能力。但不久，阿图瓦就找到了一个有这种能力的人——卡隆。1787年卡隆为了躲避巴黎高等法院的起诉，潜逃到了英国。之后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准备把他的家产和专门技能知识都用于效忠君主制上。他想要把君主制从现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但结果却是徒劳的。一开始他也被维托里奧阿三世拒绝。这位萨迪尼亚国王担心法国会像攻占萨瓦和尼斯那样报复自己。最后在1790年11月，卡隆被邀请到都灵，他已经和各流亡亲王通过气，而且在17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这些亲王在伦敦的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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