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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Schmidt, Tableaux,ii. p.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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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自Schmidt, Tableaux, ii, 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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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urnal de Célestin Guittard de Floriban, bourgeois de Paris sous la Révolution, ed. R. Aubert, Paris, 1974, p.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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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p.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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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hmidt, Tableaux, ii. p.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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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ournal de Guittard, p.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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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ournal de Guittard,p.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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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三章 反革命 1789—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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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纳宣言对政治现实的态度一贯是顽固且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这份宣言是反革命的整部历史的典型体现。作为一场运动，反革命就在它有了一场革命可以反对的时候开始了。诚然，一旦爆发，反革命运动便在1789年之前的保守思潮的广阔的范围内为自己寻找理据。但是反革命运动也参与新体制的创建工作，而其本身也诉求了新的理据，着眼于将这些张力融入反革命的视野当中。因此，直到1789年6月的第三周，即第三等级和一些来自外省的教士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宣称主权的时候，一种配得上反革命名头的东西才真正出现。6月23日的御前会议，内克设计的一份向民众妥协的改革方案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王后、阿图瓦以及那些有同感的大臣们加以修改。御前会议是第一次企图阻止革命，并扭转其成就的重要尝试。那时，路易十六宣布的计划不是没有对革命精神做让步。他保证如没能取得共识，便不能征税，三级会议要定期召开，取消强制委托权，确保个人和出版的自由，也保证了一系列关于财政、行政和司法的改革。但是贵族代表听到这些的时候，就笑了，这说明在三个等级分离的背景下，他们要维持自己那种引以为豪的特权和封建权力，并拒绝那些重大的改革要求。这些要求是前一周由第三等级代表就国家主权提出的，这些都表明他们认为革命的航标必须扭转回来。在革命年代此后的岁月里，6月23日的计划其实也是那些领导反革命军队的亲王认为他们掌权后也会接受的方案。这些亲王的很多追随者并不愿采取这样的过激行为，他们想要彻底复辟旧制度，此外，他们也很不喜欢那些事后叛变反革命阵营的人，讨厌那些一旦落败便会倒戈投降、从内部瓦解的人。从一开始，反革命就不见得比它所反对的大革命更加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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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三等级对他们不信任，国王在御前会议之后的立场也更加不坚定，但是王后和阿图瓦这一派从没有放弃过重掌大局的希望。但是7月14日以后局势就不同了。的确，正是这些人阴谋赶走了内克，而内克的下台又激发了民众的暴动，巴士底狱的陷落便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们也只不过要在法国国内实现他们的目的。7月17日夜晚，阿图瓦和他的一帮朋友逃出了凡尔赛，靠着一张皇家通行证径直逃到了奥属尼德兰。他们本来没有想要走这么远。但是哪里能容得下他们，要是现在打道回府，之后会怎么样？他们都不清楚。这样的疑惑很普遍。到了8月初，不少之前的廷臣显宦也都离开了法国。和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不少低级贵族，这些人因为烧毁城堡和人身受到威胁（这些都是农村地区在这几个惊慌失措的礼拜的典型现象）而吓坏了。王政派没有能够确立一种英国式的制衡的宪政体制，这也让更多人离开了法国。十月催驾事件中民众暴力的再次出现也产生了一次大规模申请通行证的浪潮。到那时，法国流亡者的几个委员会已经在法国广袤的疆域各处建立，布鲁塞尔、特里尔、美因茨、巴塞尔、日内瓦和尼斯。阿图瓦发现奥属尼德兰也不见得比法国清净，而且他的妹夫约瑟夫二世态度颇为冷淡，于是9月份阿图瓦转道便去了都灵，那里是他岳父统治的。在都灵，阿图瓦为大地主和其他贵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协调反革命活动。起初，这个委员会仅仅是向那些君王求援，但是都被婉言拒绝。委员会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处理公务和国际事务的能力。但不久，阿图瓦就找到了一个有这种能力的人——卡隆。1787年卡隆为了躲避巴黎高等法院的起诉，潜逃到了英国。之后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准备把他的家产和专门技能知识都用于效忠君主制上。他想要把君主制从现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但结果却是徒劳的。一开始他也被维托里奧阿三世拒绝。这位萨迪尼亚国王担心法国会像攻占萨瓦和尼斯那样报复自己。最后在1790年11月，卡隆被邀请到都灵，他已经和各流亡亲王通过气，而且在17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这些亲王在伦敦的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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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反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开始出现在法国。1789年12月，马夫拉斯侯爵被捕。他计划靠军队把路易十六从巴黎营救出来，再秘密护送出国。1790年2月马夫拉斯侯爵因叛国罪被绞死。他原本是军人，和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公爵有些关系。但是马夫拉斯侯爵和都灵那帮人没有联系，而且普罗旺斯公爵本人也还没有出逃。其实马夫拉斯侯爵也是第一位被平民砍头的贵族。在审判他之后，在议会面前，路易十六公开宣称这次审判是真正神圣的举动，他本人是效忠宪政的。当那些流亡者听到这样的宣言后，必然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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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代亲王写信给卡隆说）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是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我想您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这样的做法，不管怎么费力去披上那种实际上不存在的自由的名头，到头来也就是枷锁，毫无意义。我们的爱国之心，我们和国王的关系，都让我们不能有丝毫放松。只能更加努力，把国家从毁灭君王和君主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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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雄心壮志的不仅仅是他们。在巴黎，在其议案被拒后，米拉波被任命为国王和王后的秘密顾问。之前他提议代表可以同时担任行政职务，这显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国王和王后对这位有点糊涂的政治冒险家的猜忌和厌恶渐渐退去，从1790年3月开始他们付钱给米拉波，想让他一直做自己的顾问，并借由他的关系，获得议会的支持。米拉波并不反对革命，他和流亡者也没有联系，也不认同那些人的做法。他相信的是一个强大的立宪君主制，他觉得这是最符合1789年原则的。但是他却预谋着让国王逃出巴黎，要求国王任命专门的卫队，他也在外省为王政大肆宣传。米拉波的这些举动实际上和那些在都灵搞阴谋的人没有区别。不管怎么，对这些，国王视而不见。其实面对臣民，只要路易十六还是这样的迟钝且毫无作为，那么要为他的事业赢得国外人的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正如1790年一名西班牙大臣在马德里告诉普鲁士大使：“法国国王首先要证明他值得被支持。让他当国王，真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能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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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整个1790年，对革命动向的普遍不满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逃流亡。对很多人来说，废除贵族毫无实际意义。1790年军队的叛变导致成批已经厌倦军官的人也离开了法国。高等法院的废除让不少法官失去了职位，他们也加入了出逃的队伍，不少人说要重建一个流亡高等法院。同时，议会制定的激进宗教措施也吓坏了那些高级教士和神父，他们开始投靠法国周边那些更虔诚的天主教国家。这在国界两边的国家都产生了同样的情绪。1789年最激进的穆尼耶在3月的时候跨过边界进入瑞士，在法国和瑞士都引起了轰动。这种觉醒不只是限于社会的上层。对革命不满的趋势越来越明朗。1790年全年都有民众骚乱，如果说这些骚乱还算不上是反革命的话，至少也是反对革命的。毫无疑问，最引人瞩目无疑是6月发生在尼姆的斗殴。尼姆支持革命的清教徒挫败了那些天主教国民卫队企图控制本市的屠杀阴谋。两派势力的冲突源于传统教派之间的对峙，而大革命的改革更是火上浇油。但是天主教这一派的领导者弗洛芒和都灵有联系，而且他本人就是积极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直接听命于阿图瓦。死心塌地追随弗洛芒的人公开地夸耀波旁王朝那白色的徽章，而且毫不掩饰他们对国民议会的轻视和不屑。对他们来说，这场斗殴就是一种失败，但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场屠杀制造了殉道者，更是强化了南部地区的天主教的情绪。2万名武装者在2个月后组编为第一支雅赖斯军营，这证明了潜在支持他们的力量的雄厚，而且也给那些王党分子的谣言提供了支持，这套谣言说王党将要在远至图卢兹和里昂这样的地区收获胜利的果实。他们听说一旦起事，都灵的那些亲王马上带来国外援助，给他们资金和军事上的支持。但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上7月份反革命暴乱真的发生时，他们什么也没得到。但里昂的反革命者并不气馁，他们承诺要为这个城市带来一支从瑞士召来的游击队。而过了秋天，他们想出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想要把国王诱拐来，把他带到这座法国第二大的城市，而且他们相信这会得到整个南部地区的支持。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路易十六。起事定在12月份。但是国王拒绝合作，他甚至要求维托里奧阿三世不要让他的弟弟和堂兄弟离开都灵，阻止里昂计划。路易十六觉得风险太大。实际上，这个计划在12月已经暴露了，里昂地区逮捕处决了一大批人。诸位亲王大发雷霆，他们将这次挫折怪罪到路易十六头上，言语中充满了指责。1791年1月他们离开都灵，继续北行，寻找更意气相投的，也更愿意提供援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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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路易十六没有放弃逃跑的希望。就在这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在考虑新的计划了，这个计划是米拉波和议会的一个王党集团设计的，一个秘密官员和干事的网络遍布全国，一旦时机成熟，王室马上就逃往东部边陲。但是4月初，米拉波去世了，这个计划就被搁置，但是新的时机又出现了。与此同时，反革命开始影响到议会本身。一些贵族代表已然出逃，包括主要的王政派成员，米拉波的弟弟（即肥胖的“米拉波－托诺”），还有当特雷格伯爵。1788年的时候当特雷格伯爵还是绝对君主制的死敌，但是很快就成了保王派秘密干员的主要的协调人。还有些贵族选择留在国内，想要通过一些极端行为制造混乱，让议会颜面扫地。卡扎莱斯就是这样想的。他是一名新贵，曾任法官，相信从三个等级合并以后革命的每步都在倒退。还有莫里，他是白手起家的教士。议会制定的教士法令尤其令他恼怒，这样的政策的可怕后果在1791年春天就已经一目了然了。这些人在1791年春天的时候还很支持那些激进做法，甚至投了赞成票，但是现在他们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开始相信灾难即将来临，而新的体制也很快会崩溃。在1月的一场激烈辩论中，莫里告诉卡扎莱斯说：“让这个法令通过吧，我们需要它。再通过两三条这样的法令，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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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没有人会奇怪路易十六本人最后还是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出逃瓦楞。关于此事的谣言已经风传数月了，而且国王的姑妈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逃去了罗马。人们认为这只是开始，随后国王本人也会跟着出逃。流亡者们一开始就在劝说国王出逃。但是王室出逃的计划是他们自己独立决定的。阿图瓦事先也没有警告他们，而且利奥波德皇帝也只不过在事情发生一周前才得知风声。他想要在边疆上集结军队做接应。但是瓦楞出逃改变了反革命全部前途，虽然最后告以失败。这首先表明他们已不再可能相信法国的国王是心甘情愿地做囚徒，被关在巴黎。尽管制宪议会的代表拼命地赞成所谓挟持拐带的说法，但是很明显路易十六已经拒绝承认大革命，拒绝接受大革命的所有成就，而且实际上他也已经谴责了这场革命及其成就。此外也有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在巴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共和运动，即便这场运动由于马尔斯校场的屠杀，很快被镇压，共和派也销声匿迹。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务之急就是要营救国王。同时瓦楞事件也大大推动了出逃的风潮，其中有很多是军官，他们觉得他们效忠国王的誓言已然因为国王自由的丧失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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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流亡者根本没有想到最后要采取军事行动。阿图瓦在逗留都灵期间，也只不过是通过军事来援助法国国内出现的叛乱起义，通过别国势力来干涉法国国内的事务。但是到了1791年春天，某些流亡者团体开始把自己组编成一种军事组织。米拉波－托诺在瑞士建立了一支由旧军官组成的“黑色军团”，而其他一些组织也在阿登高原的密林里操练。瓦楞事件后，随着法国大批现役军官的到来，反革命开始了真正自我军事化的过程。6月中旬，阿图瓦在科布伦茨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朝廷，数月后这个地方成了流亡军官的军事总部，他们把自己组编为团，开始采取行动。秋天，流亡者组织的军队达到了顶点，约有2万人。即便如此，他们也只不过作为普奥联军的援军。瓦楞危机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催生了一种权力，这种权力首次严肃认真地想要干涉法国内务。7月10日他们向各君王递交了《帕多瓦公告》，两周后赖兴巴赫会议召开，这都表明利奥波德二世已经被他的妹妹和妹夫的遭遇激怒。一开始他的情绪很激动，但是否要采取正面行动，还不一定。但是流亡者很高兴，因阿图瓦的长兄普罗旺斯公爵也加入到他们的阵营。普罗旺斯公爵和路易十六一起出逃，但是躲过了追捕，而各国纷纷表示要采取行动，这也让他们很受鼓舞。当阿图瓦听说普鲁士国王和利奥波德二世将于8月底在皮尔尼茨会晤，他也吵闹着要参见。但是虽然最后还是没有得到邀请，阿图瓦和卡隆还是出席了会议。这次会晤发表了皮尔尼茨宣言，而且明确表示这份宣言已经征得了流亡出逃的各亲王的同意。随后，两位君王还将宣言交给了阿图瓦，让他见机行事。阿图瓦和普罗旺斯公爵将这份宣言附于一份很长的公开信的后面，他们准备在9月10日一并递交路易十六，敦促他不要再接受新宪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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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路易十六并未听从他们，他们也料到了这个结果。王后早就告诉过他们，她的丈夫尽管讨厌这部宪政，但是还是会接受。亲王的这份信很有趣，因为这是那些流亡国王的反革命者的第一次明确的阐述。他们认为宪政是没有合法性的，因为这不是由三级议会制定的。而国王赋予的任何认可也都是无效的，因为这都是被逼的。议会忙于制定的那些蛮横无理的条令都是应该受到责备的，都是可怕的，只会给法国蒙羞，也都是非法的。社会失去的秩序，教会受到了攻击，军队出现了骚乱，经济被彻底破坏，财产受到了侵害。从加冕那天开始，国王就已经宣誓要捍卫“国家的基本原则”。这封公开信说“先生们，这部所谓的宪政的罪恶擢发难数，你们又如何能真心诚意、有理有据地支持这样一部宪法呢？国王是世袭的，你们可不能背离最初的原则，也不能侵蚀宪政立足的根基……”[4]如果国王真的接受了宪政，亲王们也会觉得这不是他的本意，因为他失去了自由。此外他们相信这样的理解，而且也会对整个欧洲君主国公布。所以这一点很清楚，和7月13日的议程比起来，现在亲王们的目的也不见得更开明。他们实际上承认三级会议的合法性，似乎也承认旧制度的某些弊端需要改革，但他们强烈反对的是国民议会超出了陈情书的要求。但是他们还是想看到一个自由的且有合法权力的国王，有归他调配的、效忠且听命于他的军队，有属于他的实际权力。很明显，由这样一个国王统治的这个社会就是旧制度的彻底的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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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流亡者的梦想，他们的流亡生活也能反映这一点。1789年前贵族生活的大量的细微差别和琐碎的势利行为在都灵及随后的克布伦茨两处的王宫生活里不仅得到了再生产，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会为优先权和等级秩序争吵不休。在开始武装自己的时候，一些军团不愿接受新贵族。一旦有新人加入，他们也会不厌其烦地仔细检查他们的贵族身份，他们在18世纪80年代之前的政治履历，询问他们为什么到现在才出逃。一位老军官说“我累了。问题太愚蠢了，简直就是在审讯……我坦白，这样的开场让人很不愉快，我这不该跑这么老远过来。”[5]瓦楞事件后，卡扎莱斯来到了克布伦茨，但愤愤不平地回去了。记者弗朗索瓦·旭罗也是一样，他是彻头彻尾的右派。在意大利和德国那些接待他们的人面前，流亡者也是态度傲慢，目空一切。身无分文的时候，就会留下一张张空头支票。败仗和军事操练也让他们的日常生活变得很混乱。但是，他们不都是性情暴躁、装腔作势、自私自利的人，而且也不是所有的流亡者都只眷恋着旁落的权力和失去的特权。不少人承担的风险很大，他们离家弃子，放弃了自己的财产，加入到亲王们的阵营。这些晚来的人大多遭到态度强硬的流亡者冷眼相待，他们觉得这和第一批宦官显贵那种半游玩般的经历比起来，要危险得多。很多人真的为瓦楞事件后国王的命运打动，他们的历程被一种带有浪漫色彩的、非理性的忠诚驱使。夏多布里昂回忆说：“没有必要因为一个乳臭未干的英国王储，波旁家族就得飘洋过海，一表决心。”[6]但是身处美国的他闻听瓦楞事件后，也马上坐船回到了欧洲，途遇一个法国人，结果得知他所担心的最糟糕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于是便加入了流亡者的军队。夏多布里昂与很多人一样，先前都是军官，很乐意在流亡者的军队里服役，因为在这里至少没有平头百姓，而出逃的平民也不会跟着他们前往美因茨或是克布伦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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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者有他们各自的想法，但是绝大多数人对他们选择的这种流亡生活许下的承诺其实就是宪政颁布，而未能宣布大赦的结果。1791年秋天制宪议会反对流亡者的强硬立场，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亲王们这种颇具威胁且带挑衅的态度。但是亲王和他们的随从相信时机已经成熟了。他们不仅拿到了皮尔尼茨宣言，而且还从德国、西班牙和俄国那些更强大的统治者那里得到了不少补给。他们一共拿到了650万里弗，用这些钱他们买了武器和装备，还请了雇佣军，增强自己的实力。巴黎对流亡者一举一动都十分敏感，这反过来让后者更觉得自己很重要，更觉得自己的军事行动是有价值的。但是秋天一过，他们又颓废了。钱都已经花光，但是各国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法国威胁莱茵地区主教诸侯，如果不把流亡者全部赶走的话，就要采取军事行动了，于是莱茵地区主教诸侯急忙答应，马上下令解散流亡者的部队。其实这些部队早已因为武器、装备、庇护所甚至食物短缺而不成气候了。一些部队已经堕落为盗匪，靠着掠夺农民粮食作物过日子。这些情况更让流亡者气馁，他们觉得议会接连不断的激进举措会让更多法国人疏远革命。他们也认为如果王党军队一旦侵入，国内必然会有自发的起义支持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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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这两个假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无疑，在国内，越来越多的人对革命不再抱有幻想，这种情绪在国民中日渐高涨。制宪议会在革命最初两年彻底改变了法国整个行政、制度、财政和职业结构，而且1790年11月颁布的《教士公民组织法》更是平添了宗教分裂，反对新设的教会政策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加入反对革命的队伍中。后来教皇也谴责了《教士公民组织法》，使得罗马教廷正式和革命站在了对立面。因此现在流亡者宣称上帝本人也站在了他们一边。但是迄今为止，由反对革命变为反革命也仅仅发生在教派分裂严重的南部地区。而且在那里，也产生了一种悖谬的结果，爱国热情更为高涨。因此1790年年底，艾克斯的市长帕斯卡利想要抵制，想要保留地方高等法院和普罗旺斯地区传统宪政体制，结果被一群爱国民众以私刑处死。而无处不在的福尔芒在1792年在克布伦茨旅游的时候，慷慨地资助一支“南部天主教军队”，这支部队就集合在新近成立的雅赖斯营地里。7月初，一场仓促的叛乱也仅仅招募到数百人，其中很多人为加尔省当局派去的驱散他们的国民卫队和正规军所杀。的确，到这个时候，亲王们也和其他地区有了很有前途的合作联系。拉·鲁埃里侯爵是布列塔尼的贵族，一开始他就很不甘心自己的故土无法再独立自治，1791年5月他来到克布伦茨，宣传他代表反革命的“布列塔尼联盟”。他建议这个联盟在布列塔尼沿海所有市镇设立分会，或者至少安插线人。在布列塔尼，拒绝宣誓的教士非常多，而普通老百姓也很支持他们。这一切，流亡者了如指掌。因此拉·鲁埃里侯爵大为鼓舞。从1791年秋天一直到来年春天，他定期汇报情况。拉·鲁埃里侯爵总是声称他的“布列塔尼联盟”有很多人支持。但是主要问题是如何劝服他最可靠的线人留在布列塔尼，而不是踏上“荣耀之路”，出逃法国。到1792年年初，他的拥护者已存下了大量的武器，虽然他们还不清楚这些武器能派什么用场。但是在几个月里，包括“布列塔尼联盟”在内的所有的反革命计划都发生了转变，原因是法国和德意志各诸侯国之间开战了。这本是流亡者一开始的梦想，但这和他们的努力毫无关系，这样的说法也不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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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他们好像有了盼头。法国军队连遭挫败，士气低落，组织涣散。靠他们去抵抗一支经验老道的普鲁士君王和新皇帝指挥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好像有点不可思议。有些人的确是这么想的，虽然他们手下那些由旧军官组编起来的军队依旧自信满满。现在这些部队在莱茵河两岸迅速重组。在马上要动身赶赴军营时，一位流亡的贵族告诉他的妻子：“这肯定是一场轻而易举就能取胜的战争。”阿图瓦甚至怀疑是否需要普鲁士军队的帮忙。但是，他们的所有希望很快都化为了泡影。不少流亡者的军队跟着普鲁士人。但是普鲁士军队行军很慢，而且坚持要流亡者的部队殿后，还拿走他们的补给和装备，甚至还说抵达巴黎后，要和斐扬派达成政治妥协。流亡者很讨厌斐扬派，还有之前的王政派，他们觉得这些人甚至比雅各宾派和煽动民众的政客更可恶。而且最令他们心寒的是，一路上，老百姓好像不是很欢迎他们。有人说：“敌人的大炮太可怕了，我们都不敢想象。没有人投奔到我们这边来，真令人失望。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所在的这片土地上，舆论风气已是今非昔比了。”[7]在这样的气氛中，布伦瑞克宣言的凶残的威胁性口吻也必然会适得其反。但是流亡者很欢迎这个宣言，因为这是吓住巴黎人，让他们不再攻击王室的最好办法。最终，这份宣言反倒加快了巴黎民众攻击王室的行动。但是8月10日推翻君主制的做法并没有让流亡者的圈子受到损害。在他们看来，君主制早就被推翻了，当务之急是拯救国王，不管他是不是坐在王位上。攻打杜伊勒利宫以及一个月后九月屠杀的血腥场面，在一些人看来肯定是个机会，可以实现酝酿已久的计划，他们强调他们想要推翻的正是这种邪恶的运动。因此，真正对流亡者的使命构成威胁的是瓦尔米战役。他们本人都没有参与这场著名的炮战。但是战后他们的主力部队肯定在败退的路上被抓获。那天大雨倾盆，疾病又把他们折磨得狼狈不堪。在普鲁士入侵期间，孔代亲王的部队一支留在巴登，所以完好无损。而其他流亡者的部队已是七零八落，被共和国的部队追杀得四散逃窜，现在他们只能躲进比利时和莱茵河选侯的旧避难所里。11月23日普罗旺斯公爵和阿图瓦正式解散了他们的部队，大逃亡开始了。法国的流亡者逃向除了普鲁士以外的欧洲每一个未被攻占的角落。普鲁士不太欢迎普罗旺斯公爵和阿图瓦，他们两人在哈姆小镇就遭冷落，而他们的部队根本不被允许进入。在1793年最初的几周里，流亡者的队伍人员流散，士气低落。而正在此时，遥远的祖国向他们发来了最后的蔑视通牒，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这说明他们三年半的努力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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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活动落到了低谷。流亡者发起的战争不但未能拯救复辟波旁王朝的权力，反倒埋葬了它。现在，流亡者自己的队伍也已经四分五裂，他们的保护者德意志国内也乱成一片，而且和法国国内那些想要反革命的人也失去了联系。到现在为止，大约有4万法国公民在流亡中转而支持革命。孔代亲王的5500人的部队被收编加入利奥波德皇帝的部队。除此以外，流亡者的军队已经七零八落，相互之间也失去了协作。普罗旺斯公爵在听说路易十六被砍头以后，马上宣布他死去的弟弟的儿子为路易十八，宣布自己是摄政王。同时，虽然普罗旺斯公爵不喜欢阿图瓦，也不信任他，但还是任命他为国家的中将，阿图瓦也接受了这个授封。普罗旺斯公爵又签署了一份抗议宣言，重申了1791年9月写给路易十六那封信的内容。宣言称摄政王将会竭尽全力，营救王室的其他人，重建法国的君主制，在一个永固的宪政基础上重建法国的君主制。宣言没有特别指名的那些“弊端”必将得到修正，在重建君主制后，主要的适应便是重建教会、等级和原来的司法体系，还有被没收的全部财产。可见他承诺会兑现有利于保住他位子的一切。但是没有人还会相信这些誓言有实现的可能。流亡者已经是无足轻重的人了，所有欧洲君主都拒绝承认普罗旺斯亲王摄政王的身份，只有俄国除外。在得知这一消息后，普罗旺斯亲王马上差遣他的弟弟阿图瓦前往圣彼得堡，看看叶卡捷琳娜二世能提供什么样的协助。在说了一个月好话后，1793年4月阿图瓦离开了圣彼得堡，得到一把镶有宝石的宝剑，上刻着：天佑吾君。除此之外，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援助。法国波旁王朝的命运已然不值得欧洲宫廷关心，也已经没有未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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