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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冬天渐渐来临时，送来的补给却少得可怜。与此同时，奥什的“海岸军”得到来自各条战线的正规军的增援，于是他对卢瓦尔河两岸的天主教王党地区进行反复的搜寻和破坏行动。1796年2月，奥什抓获并处决了斯托弗莱。一个月后，夏莱特也落得同样的下场。这两次行动，再加上宗教宽容和对蓝军部队劫掠行为的严格控制，终于给旺代带来了脆弱的和平局面。盛夏时分，奥什可以宣告叛乱终于结束了，感激不尽的督政府则宣布这位将军为“旺代的绥靖者”。到这个时候，还有大批部队被调往布列塔尼，以致朱安党人难以采取任何行动，皮萨伊只得躲藏到地下掩体中，像只被猎逐的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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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到这个时候，路易十八本人也已迅速离开那些被他视为自己臣民的人。当波拿巴的意大利军团跨过阿尔卑斯山时，惊恐的威尼斯当局下令这位倒霉的王位觊觎者离开维罗纳。他未经许可便横穿瑞士，前往莱茵河沿岸与为奥地利效劳的孔代亲王的部队汇合。上一年春天，人们曾对孔代麾下的一千来名流亡者寄予很高的期望。当白色恐怖席卷罗讷河两岸、里昂的数十名雅各宾党人被杀时，有些人曾谋划，由孔代手下的流亡者充当先锋的奥地利军队向弗朗什孔泰地区发动一场闪击战，然后南进，与里昂的王党分子建立联系。英国人提供金钱，以便在整个地区扶植自己的代理人，而且，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听到以下的消息时都着了迷，据说莱茵地区的法军司令、荷兰的征服者和巴黎牧月起义的报复者皮什格吕对王党的进展颇为动心。最后他的确是改换了阵营，但在1795年夏天，策反他的各种努力使得所有进一步的行动都停滞了。年底时，莱茵河方向签署了正式的停战协定，但这对里昂的密谋者毫无帮助。1796年春天，当战事重开时，孔代希望再次实施这一计划，而国王本人的到来（他身披戎装检阅部队）也受到热烈的欢迎。但维也纳并不欢迎他，因为这位觊觎者的到来被视为法国人进攻的口实。弗兰茨皇帝像大多数其他统治者一样，也没有承认他是路易十八，于是他下令后者离开。不久之后，有个身份不明的人还试图枪杀他。再无安身之所吗？此时他能找到的唯一的收留者是那位并不情愿的布伦瑞克公爵，后者的军队在1792年营救他哥哥[12]的行动中遭受失败。于是，他只能从布兰肯堡，从“一个肮脏的小城，一个住所邋遢、装饰破烂（如果谈得上装饰的话）的小蜗居中”[13]注视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在随后的几个月中横扫大陆上最后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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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说反革命意味着武装推翻法兰西共和国以及共和国主张的众多新生事物，那么，当欧陆战事于1797年4月终结于莱奥本时，这场运动已经失败了。莱奥本预备和约签字三天之后，法军逮捕了逃离威尼斯的当特雷格。经审讯（波拿巴本人亦在场），他披露了很多关于其间谍网的信息，包括给皮什格吕带来灭顶之灾的信息。随后他被容许逃走，然而，这段极为见不得人的经历造成的影响摧毁了他与路易十八及流亡同党的信任感。但在这么多次争吵之后，再多一次又算得了什么呢？反革命自始至终都备受恶毒的仇怨和各集团之间的宗派主义的困扰，这些集团彼此仇视、互不信任，这种情形看来更甚于大革命本身。吵嚷不休的流亡者靠自己的努力绝不可能遏制或减缓，更不消说扭转法国事态演变的进程。他们的滑稽举动有时也能成功，但这统统都只能把事态进一步推向极端。在他们当中，唯有那些更愚蠢的人才指望极端化能够推进自己的事业。他们需要帮助，但是，在他们希冀的两大力量源之中，谁也不是一定愿意他们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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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大国首先只想削弱法国，当法国自身并未走向虚弱成为明显的事实时，它们才投入战争。然而，大多数流亡者却梦想着恢复对一个强大的、资源未遭损害的王国的控制权。在他们看来，唯有大革命本身才导致法国的衰弱，当他们听说各战胜国正在像瓜分波兰一样瓜分法国（且不提英国人利用海上霸权抢夺法国的海外利益）时，他们对此类流言甚为反感。后来，列强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一个稳定的法国比一个虚弱的法国更可取。但即便到这个时候，它们仍然准备接受某种最能恢复和稳定秩序的政权。它们对君主制（不管是何种君主制）的信念，从来都是有条件的，直到1797年，承认路易十八的只有俄国和瑞典。各大国始终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们只是偶尔才认为法国的反革命者不止是个麻烦和困扰，最好的情形下这些人也只是一颗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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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内的反革命者，他们大部分无非是想我行我素。他们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大革命扰乱了自己的社区和宗教与社会稳定，革命从外部带来的干涉波及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没有产生足够的利益补偿。巴黎的当权者以及试图在地方执行他们命令的人，都过于轻率地把任何形式的抵制称作反革命。然而，很多抵制行为，如1793年南方的联邦主义叛乱，仅仅是为了制止革命的继续发展。只有在加尔、旺代和布列塔尼农村地区，群众运动才发展起来，并公开为记忆中1789年之前的教会和国王而战。即便到此时，抵制也没有波及全国。必须指出的是，触发西部地区叛乱的是征兵，此举将把年轻人带到遥远的前线，同未知的敌人作战。普通的反革命群众更情愿与自己门口的爱国党人、宣誓派教士和新教徒作战。他们有一次曾离开故土，这就是旺代人的格兰维尔进军，但此举是在形势对他们不利之时为寻求外援而做的一次孤注一掷的尝试。如果1794年春天共和派能够收敛报复暴行，抵抗运动在萨维奈之后很可能就此停止。撇开各种愚行、误解，也不谈1795年夏天让流亡者、外国列强、王党叛乱分子的重大协同行动遭受失败的坏运气，就算阿图瓦如群众领袖们不断催促的那样返回大陆、竖起大旗，西部的反革命农民（虽然在当地人数众多）是否愿意向巴黎那样远的地方发起远征，也仍然是很可疑的。即便他们这样做，也肯定会在半道上被欧洲最有经验、战果最辉煌的军队截住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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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算他们真的发起这样的行动，他们也不能规劝多少人信奉自己恢复黄金过去的怀旧信仰。正如马莱·杜庞这位目光最敏锐的保王派在维罗纳宣言后给路易十八的信中写到的：“绝大多数法国人绝不愿意接受从前的权威、屈从于曾行使这一权威的人。”[14]这并不是说有限的立宪君主制没有支持者，不过这位新国王和他的近臣可能觉得这一体制很可憎。维罗纳宣言可能断绝了国民公会议员们的期望。但就整个国家而言，在芽月和牧月的无套裤汉最后的骚动之后，君主制似乎越来越能为稳定局势带来最美妙的希望。随着国民公会到期的日子日益临近，君主制甚至可以期待胜利，不过不是依靠外部入侵和内部叛乱，而是通过选举这一正常的政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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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自Lacour-Gayet, Calonne,pp. 283-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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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bid., p.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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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N. Hampson, in F. Lebren and R. Dupuy (eds.), Les Résistance à la Révolution, Paris, 1987, p. 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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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引自Legg, Selected Document, ii. p.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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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J. Vidalenc, Les émigrés français1789—1825, Caen, 1963, 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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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Mémoires d’outre-Tome, Paris, 1961edn, p. 2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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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自Vidalenc, Les émigrés, p.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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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H. Mitchell, The Underground War Against Revolutionary France, Oxford, 1965, p.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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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789年11月7日制宪议会最后投票否决了米拉波的提议，立法机构的成员不能同时兼任行政职务。这里说的就是这种体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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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法国信使》兼具报纸和文学杂志的性质。由维泽于1672年创办于里昂，起初名《文雅信使》，内容庞杂，销量很好。1724年改为《法国信使》，成为由政府资助的半官方报纸，1811年拿破仑下令查封此报。《法国信使》最后一次出版是1825年。1783年杜庞开始为《法国信使》写稿。——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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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引自M. G. Hutt, Chouannerie and Couter-Revolution: Puisaye, the Pricnes and the British Government in the1790s. Voleme 2., Cambridge, 1983, ii, p.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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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即路易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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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引自P. Mansel, Louis XVIII, London, 1981, p.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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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引自W. R. Fryer, Republic or Restoration in France, 1794—1797,Manchester, 1965, p.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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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四章 督政府 1795—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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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5年夏天，摆在国民公会面前的问题仍不清晰。在击溃恐怖主义和王党主义两派势力之后，它必须为这个国家设计一部能够防止两派势力复活的宪法。所有议员都同意，法国最需要的是稳定。但是他们也相信，国家可以也应该在不放弃1789年的原则、不牺牲同胞历经多年磨难和动荡而确立和维护的理想的前提下实现稳定。1789年的原则不能混同于1793年的原则。6月23日，布瓦西·邓格拉在给宪法起草的委员会报告的引言中宣称，1793年的宪法“是由阴谋家起草、受暴政指使、靠恐怖手段通过的……除了造成无政府状态外别无他用”。总之它一无是处。他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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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平等才是一个理智之人可以要求的全部。绝对平等是妄想，如果要实现这种平等，所有人在智力、德性、力量、教育和财富方面都必须是绝对平等的……我们必须由最优秀的人来统治，最优秀的人是那些受过最佳教育、最关心法律维持的人。然而，除了个别例外，你只能在以下人士中发现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份财产，忠诚于财产所在的国家、保护财产的法律和维系财产的和平局面；财产和经济安全使他拥有教育机会，而教会则使他可以明智而准确地探讨决定国家命运之法律的利弊。而另一方面，没有财产的人必须凭借坚定的美德才能关心那种不能为他维护任何东西的社会秩序，才能抵制各种向他展现希望的行动和运动……由没有财产的人统治的国家存在于自然状态之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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