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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引自Robespierre: Textes choisis, iii. pp. 11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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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自Stephens, Orators,ii. p.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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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Ibid., ii. 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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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引自De la Groce, Histoire religieuse, iii. p. 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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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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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从上文看，似应为7月26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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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引自Thompson, English witmesses,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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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引自Schmidt, Tableaux,ii. p.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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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引自Schmidt, Tableaux, ii, p.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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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Journal de Célestin Guittard de Floriban, bourgeois de Paris sous la Révolution, ed. R. Aubert, Paris, 1974, p.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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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ompson, English Witnesses, pp.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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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hmidt, Tableaux, ii. p.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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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Journal de Guittard, p. 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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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Journal de Guittard,p. 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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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三章 反革命 1789—17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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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纳宣言对政治现实的态度一贯是顽固且盲目的，不分青红皂白。这份宣言是反革命的整部历史的典型体现。作为一场运动，反革命就在它有了一场革命可以反对的时候开始了。诚然，一旦爆发，反革命运动便在1789年之前的保守思潮的广阔的范围内为自己寻找理据。但是反革命运动也参与新体制的创建工作，而其本身也诉求了新的理据，着眼于将这些张力融入反革命的视野当中。因此，直到1789年6月的第三周，即第三等级和一些来自外省的教士开始以国家的名义宣称主权的时候，一种配得上反革命名头的东西才真正出现。6月23日的御前会议，内克设计的一份向民众妥协的改革方案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王后、阿图瓦以及那些有同感的大臣们加以修改。御前会议是第一次企图阻止革命，并扭转其成就的重要尝试。那时，路易十六宣布的计划不是没有对革命精神做让步。他保证如没能取得共识，便不能征税，三级会议要定期召开，取消强制委托权，确保个人和出版的自由，也保证了一系列关于财政、行政和司法的改革。但是贵族代表听到这些的时候，就笑了，这说明在三个等级分离的背景下，他们要维持自己那种引以为豪的特权和封建权力，并拒绝那些重大的改革要求。这些要求是前一周由第三等级代表就国家主权提出的，这些都表明他们认为革命的航标必须扭转回来。在革命年代此后的岁月里，6月23日的计划其实也是那些领导反革命军队的亲王认为他们掌权后也会接受的方案。这些亲王的很多追随者并不愿采取这样的过激行为，他们想要彻底复辟旧制度，此外，他们也很不喜欢那些事后叛变反革命阵营的人，讨厌那些一旦落败便会倒戈投降、从内部瓦解的人。从一开始，反革命就不见得比它所反对的大革命更加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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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第三等级对他们不信任，国王在御前会议之后的立场也更加不坚定，但是王后和阿图瓦这一派从没有放弃过重掌大局的希望。但是7月14日以后局势就不同了。的确，正是这些人阴谋赶走了内克，而内克的下台又激发了民众的暴动，巴士底狱的陷落便是这一过程发展的顶点。但是一旦木已成舟，他们也只不过要在法国国内实现他们的目的。7月17日夜晚，阿图瓦和他的一帮朋友逃出了凡尔赛，靠着一张皇家通行证径直逃到了奥属尼德兰。他们本来没有想要走这么远。但是哪里能容得下他们，要是现在打道回府，之后会怎么样？他们都不清楚。这样的疑惑很普遍。到了8月初，不少之前的廷臣显宦也都离开了法国。和他们一起逃亡的还有不少低级贵族，这些人因为烧毁城堡和人身受到威胁（这些都是农村地区在这几个惊慌失措的礼拜的典型现象）而吓坏了。王政派没有能够确立一种英国式的制衡的宪政体制，这也让更多人离开了法国。十月催驾事件中民众暴力的再次出现也产生了一次大规模申请通行证的浪潮。到那时，法国流亡者的几个委员会已经在法国广袤的疆域各处建立，布鲁塞尔、特里尔、美因茨、巴塞尔、日内瓦和尼斯。阿图瓦发现奥属尼德兰也不见得比法国清净，而且他的妹夫约瑟夫二世态度颇为冷淡，于是9月份阿图瓦转道便去了都灵，那里是他岳父统治的。在都灵，阿图瓦为大地主和其他贵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协调反革命活动。起初，这个委员会仅仅是向那些君王求援，但是都被婉言拒绝。委员会的这些人其实没有处理公务和国际事务的能力。但不久，阿图瓦就找到了一个有这种能力的人——卡隆。1787年卡隆为了躲避巴黎高等法院的起诉，潜逃到了英国。之后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女继承人，准备把他的家产和专门技能知识都用于效忠君主制上。他想要把君主制从现存的危机中拯救出来，但结果却是徒劳的。一开始他也被维托里奧阿三世拒绝。这位萨迪尼亚国王担心法国会像攻占萨瓦和尼斯那样报复自己。最后在1790年11月，卡隆被邀请到都灵，他已经和各流亡亲王通过气，而且在179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是这些亲王在伦敦的全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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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那时，反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开始出现在法国。1789年12月，马夫拉斯侯爵被捕。他计划靠军队把路易十六从巴黎营救出来，再秘密护送出国。1790年2月马夫拉斯侯爵因叛国罪被绞死。他原本是军人，和国王的弟弟普罗旺斯公爵有些关系。但是马夫拉斯侯爵和都灵那帮人没有联系，而且普罗旺斯公爵本人也还没有出逃。其实马夫拉斯侯爵也是第一位被平民砍头的贵族。在审判他之后，在议会面前，路易十六公开宣称这次审判是真正神圣的举动，他本人是效忠宪政的。当那些流亡者听到这样的宣言后，必然恼羞成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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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代亲王写信给卡隆说）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是我们还是觉得这是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我想您大概也是这样想的吧。这样的做法，不管怎么费力去披上那种实际上不存在的自由的名头，到头来也就是枷锁，毫无意义。我们的爱国之心，我们和国王的关系，都让我们不能有丝毫放松。只能更加努力，把国家从毁灭君王和君主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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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雄心壮志的不仅仅是他们。在巴黎，在其议案被拒后，米拉波被任命为国王和王后的秘密顾问。之前他提议代表可以同时担任行政职务，这显然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国王和王后对这位有点糊涂的政治冒险家的猜忌和厌恶渐渐退去，从1790年3月开始他们付钱给米拉波，想让他一直做自己的顾问，并借由他的关系，获得议会的支持。米拉波并不反对革命，他和流亡者也没有联系，也不认同那些人的做法。他相信的是一个强大的立宪君主制，他觉得这是最符合1789年原则的。但是他却预谋着让国王逃出巴黎，要求国王任命专门的卫队，他也在外省为王政大肆宣传。米拉波的这些举动实际上和那些在都灵搞阴谋的人没有区别。不管怎么，对这些，国王视而不见。其实面对臣民，只要路易十六还是这样的迟钝且毫无作为，那么要为他的事业赢得国外人的支持，无异于天方夜谭。正如1790年一名西班牙大臣在马德里告诉普鲁士大使：“法国国王首先要证明他值得被支持。让他当国王，真是毫无意义，也是不可能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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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整个1790年，对革命动向的普遍不满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出逃流亡。对很多人来说，废除贵族毫无实际意义。1790年军队的叛变导致成批已经厌倦军官的人也离开了法国。高等法院的废除让不少法官失去了职位，他们也加入了出逃的队伍，不少人说要重建一个流亡高等法院。同时，议会制定的激进宗教措施也吓坏了那些高级教士和神父，他们开始投靠法国周边那些更虔诚的天主教国家。这在国界两边的国家都产生了同样的情绪。1789年最激进的穆尼耶在3月的时候跨过边界进入瑞士，在法国和瑞士都引起了轰动。这种觉醒不只是限于社会的上层。对革命不满的趋势越来越明朗。1790年全年都有民众骚乱，如果说这些骚乱还算不上是反革命的话，至少也是反对革命的。毫无疑问，最引人瞩目无疑是6月发生在尼姆的斗殴。尼姆支持革命的清教徒挫败了那些天主教国民卫队企图控制本市的屠杀阴谋。两派势力的冲突源于传统教派之间的对峙，而大革命的改革更是火上浇油。但是天主教这一派的领导者弗洛芒和都灵有联系，而且他本人就是积极的反革命分子，所以直接听命于阿图瓦。死心塌地追随弗洛芒的人公开地夸耀波旁王朝那白色的徽章，而且毫不掩饰他们对国民议会的轻视和不屑。对他们来说，这场斗殴就是一种失败，但是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场屠杀制造了殉道者，更是强化了南部地区的天主教的情绪。2万名武装者在2个月后组编为第一支雅赖斯军营，这证明了潜在支持他们的力量的雄厚，而且也给那些王党分子的谣言提供了支持，这套谣言说王党将要在远至图卢兹和里昂这样的地区收获胜利的果实。他们听说一旦起事，都灵的那些亲王马上带来国外援助，给他们资金和军事上的支持。但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上7月份反革命暴乱真的发生时，他们什么也没得到。但里昂的反革命者并不气馁，他们承诺要为这个城市带来一支从瑞士召来的游击队。而过了秋天，他们想出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想要把国王诱拐来，把他带到这座法国第二大的城市，而且他们相信这会得到整个南部地区的支持。他们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路易十六。起事定在12月份。但是国王拒绝合作，他甚至要求维托里奧阿三世不要让他的弟弟和堂兄弟离开都灵，阻止里昂计划。路易十六觉得风险太大。实际上，这个计划在12月已经暴露了，里昂地区逮捕处决了一大批人。诸位亲王大发雷霆，他们将这次挫折怪罪到路易十六头上，言语中充满了指责。1791年1月他们离开都灵，继续北行，寻找更意气相投的，也更愿意提供援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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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路易十六没有放弃逃跑的希望。就在这一刻，实际上他已经在考虑新的计划了，这个计划是米拉波和议会的一个王党集团设计的，一个秘密官员和干事的网络遍布全国，一旦时机成熟，王室马上就逃往东部边陲。但是4月初，米拉波去世了，这个计划就被搁置，但是新的时机又出现了。与此同时，反革命开始影响到议会本身。一些贵族代表已然出逃，包括主要的王政派成员，米拉波的弟弟（即肥胖的“米拉波－托诺”），还有当特雷格伯爵。1788年的时候当特雷格伯爵还是绝对君主制的死敌，但是很快就成了保王派秘密干员的主要的协调人。还有些贵族选择留在国内，想要通过一些极端行为制造混乱，让议会颜面扫地。卡扎莱斯就是这样想的。他是一名新贵，曾任法官，相信从三个等级合并以后革命的每步都在倒退。还有莫里，他是白手起家的教士。议会制定的教士法令尤其令他恼怒，这样的政策的可怕后果在1791年春天就已经一目了然了。这些人在1791年春天的时候还很支持那些激进做法，甚至投了赞成票，但是现在他们的心灵受到了严重的创伤，开始相信灾难即将来临，而新的体制也很快会崩溃。在1月的一场激烈辩论中，莫里告诉卡扎莱斯说：“让这个法令通过吧，我们需要它。再通过两三条这样的法令，那么一切就都结束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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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没有人会奇怪路易十六本人最后还是加入了流亡者的行列，出逃瓦楞。关于此事的谣言已经风传数月了，而且国王的姑妈早在2月份的时候就逃去了罗马。人们认为这只是开始，随后国王本人也会跟着出逃。流亡者们一开始就在劝说国王出逃。但是王室出逃的计划是他们自己独立决定的。阿图瓦事先也没有警告他们，而且利奥波德皇帝也只不过在事情发生一周前才得知风声。他想要在边疆上集结军队做接应。但是瓦楞出逃改变了反革命全部前途，虽然最后告以失败。这首先表明他们已不再可能相信法国的国王是心甘情愿地做囚徒，被关在巴黎。尽管制宪议会的代表拼命地赞成所谓挟持拐带的说法，但是很明显路易十六已经拒绝承认大革命，拒绝接受大革命的所有成就，而且实际上他也已经谴责了这场革命及其成就。此外也有很明显的事实，那就是在巴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共和运动，即便这场运动由于马尔斯校场的屠杀，很快被镇压，共和派也销声匿迹。所有这些都意味着当务之急就是要营救国王。同时瓦楞事件也大大推动了出逃的风潮，其中有很多是军官，他们觉得他们效忠国王的誓言已然因为国王自由的丧失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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