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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78 果月政变也为解决共和国的财政窘境扫清了道路。财政部长拉梅尔历经共和五年的政治风云而继续留任，但纸币崩溃给他带来的问题，其难度并不亚于造成纸币崩溃的问题。贬值纸币的消失引发严重的通货紧缩，因为再次成为唯一法定通货的铸币依然很稀缺。债务人现在无法用纸币来清偿债务，他们无法招架价格猛跌、利率暴涨的局面。在很多地方，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看来是唯一可行的贸易方式。税收已改为现款支付，但是，当政府不得不直面因维持战争而欠下的庞大债务时，税款收入却一度枯竭了。1797年前几个月政府采取了各种应急措施，以求从任何可能的渠道增加铸币供应。未来的收入已经以高利贷般的利率抵押预支，国有资产被草草售空，被卖掉的不仅包括刚被兼并的比利时地区的原教会地产，甚至还有前国王王冠上的珠宝。意外横财竟成了主要的收入来源，如来自巴达维亚共和国支付的战争赔款，或从其他被占地区抢来的战利品。德国提供了1600万，意大利总共约有2亿。所有这些再次表明，共和国现在是多么依赖它的将军们。但即使这样依然不够。在通往果月政变的过程中，拉梅尔的工作以及其荒谬的财政应急举措所仰赖的投机者，都曾受到议会的猛烈抨击。主要的批评者被列入清洗名单。在清洗他们一周之后，拉梅尔提出了根本的、决定性的药方，并被督政府采纳。9月30日，国家以一次性支付国有土地购买券的方式削减了三分之二的债务。余下的三分之一被“担保”。自从1770年以来，法国政府还没有宣布过破产（除了1788年8月曾短暂为之）。有一个罕见的共识在经历大革命之后依然延续下来：国家债务是神圣的。如果没有这个共识，大革命本身可能不会发生，这一共识也是对新制度信任的一个象征。果月政变中，抛弃大革命中持续最久的原则看起来像是再次承认原则的失败。痛苦的债权持有人在随后几个月中发现，支付给他们的票据的票面价值一年内贬值60％。不久之后，不再接受这些票据购买国有土地的决定则让它们完全失去了价值。然而，“三分之二破产”每年为国家减少了1.6亿的债务开支，并为持久的财政重建铺平了道路。但这一过程直到几周后（11月12日）才随着“直接税管理局”的设立而开始，此举旨在通过督政府特派员来恢复地方层次的直接税征收。这是旧制度以来的第一个集中化税收机构，并配备了很多经历过业务培训的官员。他们的工作方法是派军队进驻拖欠税款的纳税人家中。1798年还抛弃了另一个大革命的原则，这就是重新开征陈情书中普遍诅咒的间接税。在过去，直接税之所以遭人痛恨是因为它效率很高，而现在这种效率成为求助的对象。间接税的课税对象包括烟草、道路交通、法律文件以及门窗。不过议会在盐税面前知难而退，因为盐税是大革命之前最受痛恨的税收，对它的谴责之声犹在耳畔。但这些措施没有一项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18世纪的最后几年收成不错，商业信心也在慢慢恢复，但要让铸币的流通量恢复到1789年的水平还需多年的时间。国家破产及对公民征税能力的恢复，直接导致有产者集团对国家的不满情绪增长，而国家恰恰希望这些集团成为其主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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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80 果月之后督政府的政策也不能让这些集团安心。对议会的清洗和宣布选举无效只是意味着持续数月的“督政府恐怖”（按某些人的说法）的开始。针对流亡者的法律再次生效，春季里带着王党主义希望回国的人们要在两周中离开这个国家，违者将被处死。根据这项法律和未曾取消的旧法律，160人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被处决。当时还有一项谴责全体贵族的法律，根据该法律，贵族仅因为其贵族身份而被剥夺法国公民的资格，这在整个大革命期间还是第一次。不过这项严厉的措施几乎没有被执行过，因为不用说其他人，就连巴拉斯和波拿巴也会因此而成为外国人的。果月政变前，针对抗拒派教士的法律快要废除，但政变后重新开始执行。果月政变后的第二天政府即要求教士进行新的宣誓，以表明他们对君主制的仇恨，任何拒绝宣誓的教士都可能被立刻流放到圭亚那。自从1795年春天出现松动以来，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在稳步恢复，即使在葡月之后政治向左转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地方也没有足够的权威去阻止宗教生活的恢复。随着共和五年王党势力的复兴，很多流亡的教士回国了，很多宗教会众欢迎他们回归并为他们提供生计。但果月政变对他们是个沉重打击。很多没有离开这个国家的教士再遭逮捕，不过被捕者中只有很少的人宣誓仇恨君主制。一万名教士拒绝宣誓，于是他们面临被流放的结局，不过五分之四的人流放到了比利时各省。在这些刚被兼并的省份，人们很快就发现这种做法太危险，因为大量流放者的到来很容易激怒闷闷不乐的当地人。尽管如此，还是有1400名拒绝宣誓的教士在前往圭亚那之前被送到雷岛和奥莱隆岛。一些教士在前往流放殖民地的路上被英国船只救走，因此最终到达圭亚那的只有230人。在被监禁的人中，很多是年老多病、无法逃脱逮捕的教士，他们死在了雷岛和奥莱隆岛。与此同时，督政官们试图鼓励一些颠覆性较少的宗教活动。当不幸的宣誓派教会的残骸烟消云散时（不过该教会拒绝这样的命运，这主要得益于格雷古瓦的组织能力），反教权主义者拉·雷维列尔转而支持神爱运动。这场运动起源于1796年末，是一种理智化的共和派自然神论，它在非基督教化曾深得人心的那些城镇很兴盛。果月之后，从前的教堂拨给它进行活动，在拉·雷维列尔的关照下，巴黎最好最重要的教堂（一度包括巴黎圣母院）也从事神爱运动。但它从未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也没有抑制礼拜日活动来支持共和历的旬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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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82 不过，重新开始的官方反天主教运动受到雅各宾派的热烈欢迎。在18个月的迷惘过后，他们突然再次发现自己受到了温和的眷顾。果月18日，一个来自巴黎东部的自称为无套裤汉的小武装团伙曾自告奋勇地支持政变，但他们被无情地责令解散。不过，当三巨头意识到君主主义已成为主要威胁时，他们又必然向左边寻找支持。毕竟新的选举预期于1798年4月举行，到时国民公会的最后一批“常任议员”将退出议会。如果要避免王党再次获胜，那些经受过考验的反王党分子应被动员起来。因此，在果月政变后不久，俱乐部再次被允许举行聚会，数周之内，大部分省都成立了“宪法社团”。并不是此间的任何方式都是雅各宾主义的，因为督政官们只是把这些手段看作团结一切可靠的共和派的聚合点。不过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由于对君主主义的强烈猜忌，大多数准备公开自己立场的人，其履历都与恐怖主义、废除基督教运动或民主制有牵连。同样不可避免的是，由于1794年以来对这些人的不断清洗，如今他们需要在工人中寻找新的信徒。例如，尽管1798年2月成立的埃弗勒宪法社团仅仅致力于“展现自由的民众政府的优点……阐发明智而确定的宪法原则，仅推举品行高尚的、谦逊而正直的开明爱国者担任公共职务”，[10]但当地官员在给内政部长的报告中说：“我承认他们当中有诚实的共和派，但我也听说有些人曾当着100多人的面宣称巴贝夫在旺多姆是被谋杀的。”在新的气氛下，民主派媒体得以复活，它们本能地使用充满社会怨恨情绪的语言，不过这类说法受到严格监控。随着选举的临近，更为直言不讳的宪法社会团和新雅各宾派报刊开始被查封。在巴黎被查封的包括左岸的巴克街俱乐部，这家俱乐部在当时呼吁进行选举改革，以大幅度拓展1795年确定的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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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84 但第二届督政府没有兴趣扩大选举权，它依然试图以体面人和殷实的有产者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问题是，有太多这样的人仍然受君主主义的诱惑。如今需要补选的议席（包括果月政变后空出来的议席）不少于437个，情况比1797年更加危急。因此最无耻的办法是操纵每个环节的结果。当官方的候选人名单拟定后，任期即将届满的议会宣布它有意“核查”选举结果。政府为监控每个省的政治格局采取了细致的步骤，如果选举大会意向不明朗的话，政府支持者和地方官员则被鼓励在会上制造平局，这样议会就可以在各竞争派别和候选人之间进行裁决。1789年以来，这样的竞选平局总会出现在个别地方，但在1798年，四分之一以上（总计27个）的省级选举大会出现了平局，而初选大会上的平局更多。选举结果表明，压制雅各宾复兴的措施来得太迟了。在很多选区，宪法社团成员大量涌入初选大会，这就注定了督政府候选人的失败，尤其是在巴黎和很多大城市。这样一来，原国民公会成员的表现远好于上一年就毫不奇怪了，他们共有162人当选，其中71名为弑君者。“戴红帽的君主主义”——督政府关于两个政治极端派的邪恶联盟的说法并没有吓倒选举人。但君主派表现不佳，政府的支持者在43个省获胜。但这还不够，选举结果被认可后，核查程序立刻启动，选举平局的裁决工作也已展开。但是复杂的案例实在太多，以致详尽的核查工作可能要持续到新的立法机构开会之后，而会议的预定会期是在5月20日（即共和六年牧月1日）。因此花月22日（5月11日）法令强行做出决定，将127名议员从立法机构中剔除，其中有的人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坐上议会的席位。8个省的选举结果被完全撤销，只有47个省（总共为96省）的结果原封未动。19个分离主义少数派的候选人被确认当选，另有一些得票次多的人被宣布当选。86名身份明确的雅各宾派当选者和一些新当选的地方官员被称作“花月派”。这就使得督政府能够维持对议会的稳定控制，而且运气也有利于稳固它的权威，最没有能力的督政官弗朗索瓦·德·内夫夏托因抽签退出督政府。代替的特雷拉尔是个著名的反教权主义者，他的到来增强了其他4个人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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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86 花月政变不像果月政变那样引人瞩目，也不如后者那样具有决定意义，大量被认为很可靠的议员一年后开始反对督政官。但在当时，花月政变延续了果月当中确立的行政机构对立法机构的控制，但这一结果的代价是在一年之内第二次否认选民选择自己代表的权利。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如果1798年至1799年的议会没有遭受清洗，一个有效的议会反对派便可以发展起来，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雅各宾派依然以推翻宪法本身为目标（这与一年前的王党分子不同）。但是，雅各宾派是带有血腥记录的人，这让如今被其斥为寡头的当权者们难以信任他们。让他们在中央权力机构中立足，看来会危及共和派的中间道路，而督政官们认为自己的首要责任就是坚持这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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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88 督政官们要做到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困难，两次政变没有遇到抵抗就是很好的说明。首先，当选举结果被否决时，大多数并不情愿投票的选民是不会提出抗议的。1794年至1798年，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放松使得地方自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而在共和二年，地方自治的丧失曾造成极大的憎恶情绪。其次，胜利之后到来的和平满足了民众的殷切期待。因此在花月政变之后，胜利的督政府可以带着几分信心迎接未来。但实际上，它的信心过分膨胀，不出一年便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明知故犯地抛弃了大多数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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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90 最致命的错误出现在外交事务上。在这个领域，督政府的傲慢表现得无以复加。在击败大陆上的所有敌人之后，法国人逐渐自称为“伟大民族”，本质上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此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法则行动。波拿巴在向督政府通报康博福米奥条约的条款时用布道者的口吻谴责意大利人：“一钱不值的卑劣人民，对自由也谈不上热爱，他们的传统、性格和宗教都使得他们对我们抱有深刻的仇恨。”[11]他后来对督政官们宣称：“你们已经成功地组织起了这个伟大民族，它的辽阔领土之所以界限分明，仅仅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已经给出了界限。”督政官们也这样认为。在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在别人的催促下行使自己意志的方式只能证实他们的傲慢。在为拟定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和约而召开的赖斯塔德和会上，由于帝国局势错综复杂，各项问题进展缓慢。不过到1798年4月，德国人在法国的恫吓下同意将莱茵河左岸地区并入法国自称的“自然”疆界内，并同意对教会邦国进行世俗化以便对这一过程中的受损方提供补偿。1798年1月，一场由法国支持的政变推翻了瑞士联邦的古老政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姊妹共和国”：海尔维蒂。8月份的一项条约使得法国可以永远自由地使用阿尔卑斯山各隘口。法国在意大利也取得了进展。波拿巴已经证明在那里能够赢得荣誉，因此留在那里的不够知名的将领们急于赶超他们的榜样。果月之后，在督政府重新开始的反天主教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对教皇大肆威逼，并将意大利北方的雅各宾分子派遣到教皇的领地上。1797年12月28日，罗马发生骚乱，造成一名法国将军意外死亡。这就成了2月15日法国入侵教皇国的借口，圣城被法军占领，一群雅各宾派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并立刻得到承认。教皇庇护六世成为囚徒，正是这位教皇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谴责加剧了法国的宗教纷争。在随后的8个月中，教皇仓促奔波于各个囚禁地，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最终于1799年8月客死法国境内的瓦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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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92 这样炫耀权势只会让欧洲，特别是奥地利，感到震惊。因为法国在亚平宁半岛的持续扩张看来已经威胁到它在康博福米奥条约中得到的意大利领土。但远征埃及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为强烈地把震惊转向抵抗。这次行动被设想为无需成本的方案，它最初的军事表现的确令人惊讶。波拿巴于5月17日起航，6月12日占领马耳他，解散圣约翰骑士团，并派法军驻防该地。7月2日，波拿巴抵达埃及，猛攻之后控制亚历山大。21日的金字塔战役中，他击溃马木路克军队，几天之后到达开罗，成了埃及的主人。这是又一个辉煌的战役，但是到8月1日，这一辉煌化为乌有：当天，运载远征军的舰队被纳尔逊粉碎，在英国人的记忆里，这次行动被称为尼罗河战役。英国人本已在1797年撤出地中海，再次向那里派遣舰队无异于赌博。纳尔逊用了数个星期才发现法国人，但是当他找到对手后，他便向世人证明即使是法国最伟大的统帅也并非不可战胜。他将数以千计的法军精锐部队阻隔在东方，并为组建新的欧洲反法大同盟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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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94 土耳其人对这次无缘无故的入侵感到愤怒，这片土地毕竟在名义上还是奥斯曼的领土，于是土耳其在听到纳尔逊胜利的消息后立刻向法国宣战。这个举动在军事上毫无意义，但君士坦丁堡怒不可遏，以致此前不可想象的事情都成为可能。一支俄国舰队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前去攻击法国自康博福米奥条约后占领的科孚岛。不过，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做出了各种姿态，俄国还从未跟革命的法国直接交锋。在她1796年死去后，那位摇摆不定的儿子保罗一世在寻找机会表明自己的反革命立场。保罗曾因为对赖斯塔德和会毫不知情而感到恼怒，这次会议重绘了德国的地图却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这就违反了1779年确认的权益，在得知马耳他被攻占后，他更是暴跳如雷，因为他在1797年曾自称为马耳他的保护者。他还对法国人正在波兰制造麻烦的报告感到烦心。于是，当纳尔逊获胜的消息传开后，他急切地宣布参战，那不勒斯人同样如此。法国人占领教皇国及随后的一系列威胁让那不勒斯的波旁统治者深感惊恐，9月份，胜利的纳尔逊的到来让他们兴高采烈。纳尔逊催促他们加入正在迅速成型的新同盟。那不勒斯人注意到法国在罗马驻防薄弱，于是他们急切地希望赶在法军增援到来之前发动进攻。11月，那不勒斯军队向北方的新姊妹共和国进军，他们在一名奥地利将军的率领下占领罗马。紧接着他们与俄国人签订进攻同盟条约。但是，在与法军的首次交锋中，他们便掉头逃跑了。法军指挥官尚皮奥内觉得波拿巴式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一路追击到那不勒斯。12月23日，王室逃离该城，随纳尔逊乘船前往西西里。1799年1月26日，尚比奥内宣布成立那不勒斯[12]共和国。但他不是波拿巴，而且他面对的也不是1796年那个分裂的督政府。督政府不想建立另一个动荡不安、毫无根基的傀儡国家，因此他被解除指挥权，但麻烦已经铸成。此时俄国向奥地利要求过境权并得到了许可，于是俄军可以前去支持它的南方盟友。当年年底，已经有1.1万俄军进入奥地利。法国人自然把俄国人的到来视为敌对信号，1799年1月2日，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撤走。但奥地利人没有答复，战争于3月正式开始。在此前的几个月中，一个庞大的条约网已经把欧洲大多数的独立国家拉入第二次反法大同盟中，弗兰茨皇帝也加入了这个条约网。在赖斯塔德，商讨康博福米奥和约最后细节的谈判仍在拖沓徘徊，4月22日，两个法国代表被奥地利士兵砍死。扑灭法国大革命的新战争显然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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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96 法国人并不欢迎在一年的短暂喘息之后重启大陆战事。战争的全面重开以海战的大溃败揭幕，这预示着毫不费力便可赢得胜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798年9月5日，在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时，茹尔当征兵法中的一个说法便可看出新开始的斗争所要求的付出，因为征兵一词预示着某种长期的政策。共和二年以来，兵员数量持续下降。到1798年，在军中服役的法国人只有27万，而为了抵挡上一个反法同盟而动员的兵力超过百万。新征兵法是由瓦迪尼斯和弗勒吕斯的胜利者起草的，它重申了“总动员”的原则，即所有公民在危急时刻都应服从共和国的征召。兵员数量首先按志愿兵计算，但如果兵员不足，将征召20～25岁的男青年来补足，根据地方当局拟定的登记表，每年都有“一级”新兵应招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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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098 上一次实行兵役制曾触发旺代的叛乱和内战，而现在实行兵役制的政府持有激烈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并嘲笑民众的宗教情感。上次应付抵制和战败的一个手段是恐怖。督政府似乎正把大革命拉回到原点，近十年来撕裂了法国，也撕裂了大部分欧洲地区的那些难题，仍然没有获得持久而稳定的解决的前景。在随后的一年中，甚至此前一直支撑和保卫督政府的军队也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时终于可以看到大革命的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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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00 [1]　转引自P. H. Beik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0, pp.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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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02 [2]　Schmidt, Tableaux,ii. p.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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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04 [3]　Journal de Guittard, p.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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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06 [4]　转引自A. Soboul, Le Directoire et le Consulat, Paris, 1967,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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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08 [5]　Edited by W. T. W. Tome Memoirs of Wolfetone, Volume 2. London, 1827, i, p. 214,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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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10 [6]　Schmidt, Tableaux,iii.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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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12 [7]　转引自R. B. Rose,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London, 1978, p.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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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14 [8]　转引自M. Lyons, 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Cambridge, 1975,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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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16 [9]　转引自C. Lucas, in G. Lewis and C. Lucas (eds.), Beyond the Terror, Cambridge, 1983, p. 183.

1706333117

1706333118 [10]　转引自I. Woloch,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1970,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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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20 [11]　转引自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ed. J. E. Howard, London, 1961, p. 205,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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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333122 [12]　这个共和国的名字来自古希腊时代的一个殖民城邦Parthenope，那不勒斯即由此发展而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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