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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政官们要做到这一点并没有多大的困难，两次政变没有遇到抵抗就是很好的说明。首先，当选举结果被否决时，大多数并不情愿投票的选民是不会提出抗议的。1794年至1798年，中央对地方控制的放松使得地方自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恢复，而在共和二年，地方自治的丧失曾造成极大的憎恶情绪。其次，胜利之后到来的和平满足了民众的殷切期待。因此在花月政变之后，胜利的督政府可以带着几分信心迎接未来。但实际上，它的信心过分膨胀，不出一年便被成功冲昏了头脑，明知故犯地抛弃了大多数有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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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致命的错误出现在外交事务上。在这个领域，督政府的傲慢表现得无以复加。在击败大陆上的所有敌人之后，法国人逐渐自称为“伟大民族”，本质上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此他们有权按自己的法则行动。波拿巴在向督政府通报康博福米奥条约的条款时用布道者的口吻谴责意大利人：“一钱不值的卑劣人民，对自由也谈不上热爱，他们的传统、性格和宗教都使得他们对我们抱有深刻的仇恨。”[11]他后来对督政官们宣称：“你们已经成功地组织起了这个伟大民族，它的辽阔领土之所以界限分明，仅仅是因为大自然本身已经给出了界限。”督政官们也这样认为。在战斗结束之后，他们在别人的催促下行使自己意志的方式只能证实他们的傲慢。在为拟定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和约而召开的赖斯塔德和会上，由于帝国局势错综复杂，各项问题进展缓慢。不过到1798年4月，德国人在法国的恫吓下同意将莱茵河左岸地区并入法国自称的“自然”疆界内，并同意对教会邦国进行世俗化以便对这一过程中的受损方提供补偿。1798年1月，一场由法国支持的政变推翻了瑞士联邦的古老政府，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姊妹共和国”：海尔维蒂。8月份的一项条约使得法国可以永远自由地使用阿尔卑斯山各隘口。法国在意大利也取得了进展。波拿巴已经证明在那里能够赢得荣誉，因此留在那里的不够知名的将领们急于赶超他们的榜样。果月之后，在督政府重新开始的反天主教运动的鼓舞下，他们对教皇大肆威逼，并将意大利北方的雅各宾分子派遣到教皇的领地上。1797年12月28日，罗马发生骚乱，造成一名法国将军意外死亡。这就成了2月15日法国入侵教皇国的借口，圣城被法军占领，一群雅各宾派宣布成立罗马共和国并立刻得到承认。教皇庇护六世成为囚徒，正是这位教皇对教士公民组织法的谴责加剧了法国的宗教纷争。在随后的8个月中，教皇仓促奔波于各个囚禁地，他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最终于1799年8月客死法国境内的瓦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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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炫耀权势只会让欧洲，特别是奥地利，感到震惊。因为法国在亚平宁半岛的持续扩张看来已经威胁到它在康博福米奥条约中得到的意大利领土。但远征埃及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为强烈地把震惊转向抵抗。这次行动被设想为无需成本的方案，它最初的军事表现的确令人惊讶。波拿巴于5月17日起航，6月12日占领马耳他，解散圣约翰骑士团，并派法军驻防该地。7月2日，波拿巴抵达埃及，猛攻之后控制亚历山大。21日的金字塔战役中，他击溃马木路克军队，几天之后到达开罗，成了埃及的主人。这是又一个辉煌的战役，但是到8月1日，这一辉煌化为乌有：当天，运载远征军的舰队被纳尔逊粉碎，在英国人的记忆里，这次行动被称为尼罗河战役。英国人本已在1797年撤出地中海，再次向那里派遣舰队无异于赌博。纳尔逊用了数个星期才发现法国人，但是当他找到对手后，他便向世人证明即使是法国最伟大的统帅也并非不可战胜。他将数以千计的法军精锐部队阻隔在东方，并为组建新的欧洲反法大同盟提供了关键的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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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对这次无缘无故的入侵感到愤怒，这片土地毕竟在名义上还是奥斯曼的领土，于是土耳其在听到纳尔逊胜利的消息后立刻向法国宣战。这个举动在军事上毫无意义，但君士坦丁堡怒不可遏，以致此前不可想象的事情都成为可能。一支俄国舰队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前去攻击法国自康博福米奥条约后占领的科孚岛。不过，虽然叶卡捷琳娜二世做出了各种姿态，俄国还从未跟革命的法国直接交锋。在她1796年死去后，那位摇摆不定的儿子保罗一世在寻找机会表明自己的反革命立场。保罗曾因为对赖斯塔德和会毫不知情而感到恼怒，这次会议重绘了德国的地图却没有征询他的意见，这就违反了1779年确认的权益，在得知马耳他被攻占后，他更是暴跳如雷，因为他在1797年曾自称为马耳他的保护者。他还对法国人正在波兰制造麻烦的报告感到烦心。于是，当纳尔逊获胜的消息传开后，他急切地宣布参战，那不勒斯人同样如此。法国人占领教皇国及随后的一系列威胁让那不勒斯的波旁统治者深感惊恐，9月份，胜利的纳尔逊的到来让他们兴高采烈。纳尔逊催促他们加入正在迅速成型的新同盟。那不勒斯人注意到法国在罗马驻防薄弱，于是他们急切地希望赶在法军增援到来之前发动进攻。11月，那不勒斯军队向北方的新姊妹共和国进军，他们在一名奥地利将军的率领下占领罗马。紧接着他们与俄国人签订进攻同盟条约。但是，在与法军的首次交锋中，他们便掉头逃跑了。法军指挥官尚皮奥内觉得波拿巴式的机会就在眼前，于是一路追击到那不勒斯。12月23日，王室逃离该城，随纳尔逊乘船前往西西里。1799年1月26日，尚比奥内宣布成立那不勒斯[12]共和国。但他不是波拿巴，而且他面对的也不是1796年那个分裂的督政府。督政府不想建立另一个动荡不安、毫无根基的傀儡国家，因此他被解除指挥权，但麻烦已经铸成。此时俄国向奥地利要求过境权并得到了许可，于是俄军可以前去支持它的南方盟友。当年年底，已经有1.1万俄军进入奥地利。法国人自然把俄国人的到来视为敌对信号，1799年1月2日，他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俄军撤走。但奥地利人没有答复，战争于3月正式开始。在此前的几个月中，一个庞大的条约网已经把欧洲大多数的独立国家拉入第二次反法大同盟中，弗兰茨皇帝也加入了这个条约网。在赖斯塔德，商讨康博福米奥和约最后细节的谈判仍在拖沓徘徊，4月22日，两个法国代表被奥地利士兵砍死。扑灭法国大革命的新战争显然已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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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并不欢迎在一年的短暂喘息之后重启大陆战事。战争的全面重开以海战的大溃败揭幕，这预示着毫不费力便可赢得胜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798年9月5日，在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时，茹尔当征兵法中的一个说法便可看出新开始的斗争所要求的付出，因为征兵一词预示着某种长期的政策。共和二年以来，兵员数量持续下降。到1798年，在军中服役的法国人只有27万，而为了抵挡上一个反法同盟而动员的兵力超过百万。新征兵法是由瓦迪尼斯和弗勒吕斯的胜利者起草的，它重申了“总动员”的原则，即所有公民在危急时刻都应服从共和国的征召。兵员数量首先按志愿兵计算，但如果兵员不足，将征召20～25岁的男青年来补足，根据地方当局拟定的登记表，每年都有“一级”新兵应招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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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实行兵役制曾触发旺代的叛乱和内战，而现在实行兵役制的政府持有激烈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并嘲笑民众的宗教情感。上次应付抵制和战败的一个手段是恐怖。督政府似乎正把大革命拉回到原点，近十年来撕裂了法国，也撕裂了大部分欧洲地区的那些难题，仍然没有获得持久而稳定的解决的前景。在随后的一年中，甚至此前一直支撑和保卫督政府的军队也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时终于可以看到大革命的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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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P. H. Beik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0, pp.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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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midt, Tableaux,ii. p.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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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urnal de Guittard, p.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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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A. Soboul, Le Directoire et le Consulat, Paris, 1967,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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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dited by W. T. W. Tome Memoirs of Wolfetone, Volume 2. London, 1827, i, p. 214,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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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chmidt, Tableaux,iii.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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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R. B. Rose,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London, 1978, p.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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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引自M. Lyons, 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Cambridge, 1975,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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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C. Lucas, in G. Lewis and C. Lucas (eds.), Beyond the Terror, Cambridge, 1983, 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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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I. Woloch,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1970,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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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ed. J. E. Howard, London, 1961, p. 205,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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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个共和国的名字来自古希腊时代的一个殖民城邦Parthenope，那不勒斯即由此发展而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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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五章 占领下的欧洲 1794—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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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1798年春向地中海派遣分舰队的决定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这需要抽调八艘大型战舰，也就会削弱海峡舰队，使其不能对法国西部各港口的已知海军力量形成压倒性优势。当命令于4月29日发出时，英国内阁已经在六周前得知爱尔兰即将发生起义，起义领导人还希望得到法国的援助。法国人已经在1796年12月证明他们可以避开英国的舰队并对爱尔兰发动一场大规模远征，只是因为坏运气他们才没有登陆。三个月后，一支由被释囚犯和亡命之徒组成的小部队在彭布罗克郡沿海登陆，他们的任务是发动一场英国的朱安党运动。虽然登陆者很快就被围捕，但英国对海洋控制的脆弱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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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爱尔兰革命者。从1795年以来，爱尔兰人联合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为此它与前几十年中发展壮大的秘密农业社团网——保卫者联合起来。但保卫者并不关心政治。这些社团起源于乌尔斯特地区争夺土地的宗派斗争，它们一般是农村不满情绪的校正者，所关心的完全是地方事务，但也继承了仰仗法国支持的古老传统。由于人口激增、收成欠佳以及战争造成的经济紊乱，爱尔兰农村生计日蹙，它们觉得加入爱尔兰城市激进派起义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后者现在正梦想着民族独立。虽然奥什远征的失败让人失望，但这次行动还是点燃了它们对未来的希望。1797年，宣誓参加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人数急剧增加，当英国的舰队发生兵变时，他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法国人新的登陆行动。但实际上，这种希望十分渺茫，尤其是在奥什于9月死去之后。不过，当法国远征军出现在班特里湾时，爱尔兰还是没有积极响应。考虑到这一点，就算法国的战略家真的准备作进一步的尝试，他们希望事先获得只是关于暴动的切实可靠的证据，而不是口头承诺。就在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消磨着爱尔兰革命的希望时，都柏林政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严厉措施——解除最危险地区的武装以杜绝任何起义。1797年春，政府开始在乌尔斯特地区行动，它纵容一些军纪散漫的兵痞横行乡间，以鞭笞、纵火和拷打来恐吓百姓。由于搜出的私藏武器十分可观，于是这些恐怖手法便向南推广。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们担心自己的组织在展开行动前就被破坏。由于听到法国人正准备在1798年卷土重来这一至为模糊的消息，他们遂决心暴动。但是知情者已将他们的计划泄露给政府，3月12日，他们在都柏林的领导人被捕了。当次级梯队的领导人于5月在莱茵斯特仓促起事时，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粉碎了。几周后乌尔斯特的另一次暴动同样被镇压。到此时，派系冲突的恐怖气氛已经向南蔓延到威克斯福德，这里本来很平静，谁也没想到会出问题。该地的天主教武装团伙瞬间便达2万之众，他们屠杀新教徒。而前来弹压的部队甚为不堪，也被他们赶跑。一支衣衫褴褛的暴动部队向北进军，但他们的行动没有突破地域局限，只是在醋山扎营。然而在猛烈的炮击之下，起义者土崩瓦解，此时距威克斯福德暴动仅三周。到六月底，暴动已经结束，大势已去。但是，暴动成功的消息此时才传到巴黎，为了调动力量支援暴动者，各种孤注一掷的尝试都提了出来。8月22日，一支刚刚超过千人的小部队终于在遥远的梅约郡的基拉拉地方登陆。随后数百爱尔兰人加入队伍，虽然不信神的法国人对自己被当作圣母玛利亚的士兵深感困惑。当这支部队向内地深入并接近据称爱尔兰人联合会成员众多之地（康诺特地区成员稀少）时，它还在一些小冲突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到了9月，驻爱尔兰的政府军已达3万，其中三分之一的部队于9月8日在巴里纳马克与安贝尔将军对垒。后者在抵抗之后投降了。与此同时，从法国出发的另一些规模更小的远征军进展也并不乐观。这其中包括沃尔夫·托恩的行动，他被俘后戴上镣铐押往都柏林，但他引颈自刎，逃脱了被处决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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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没有任何真正的成功机会。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影响，而涉足其中的大部分人对其法国盟友的事业的认识模糊至极。后者在1798年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信心去支持爱尔兰，尽管它希望爱尔兰能同英国分离，或如很多人梦想的那样，至少成为英国的旺代。但在这革命的十年中，爱尔兰暴动已经是规模最大的亲法起义了（如果不算1794年波兰反对列强瓜分的斗争的话）。这既让统治爱尔兰的新教势力感到恐惧，也让他们在伦敦的支持者十分担心，后者一直没有什么可兴奋的事情，直到10月初传来纳尔逊胜利的消息。另外，爱尔兰暴动中的死难者虽然不能与1794年11月4日华沙密集的大屠杀暴行相比，但它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仍造成3万人罹难。这与法国恐怖时期的数字相当，而且历时较短，更何况爱尔兰的人口仅为法国的六分之一。即使暴动以这样的或更小的代价获得成功，起义农民、受教育的城市领导者及其法国盟友的目标也并不清晰明确，或者说，他们彼此间很难兼容。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密谋者喜欢作这样的设想：一旦法国的解放者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就会任由他们主宰自己的命运。1796年7月，沃尔夫·托恩告诉一位法国将军：“如果我们成功的话，法国人毫无疑问将对我们政府的措施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打算进行任何直接的干预。”[1]托恩至死仍抱有这种乐观看法，但他没有考虑到将军那并不乐观的答复：“情况可能必须如此，如现在的荷兰就是这样，不过即使在荷兰，如果没有法国持续的监护，荷兰人可能又被执政者扭断脖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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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军到过的地方，荷兰是个独一无二的地区，当地同情法国、支持革命事业的人十分众多。1787年以后，爱国党人被赶入地下，普通百姓则对前来支持威廉五世的英国和普鲁士士兵无法无天的行径感到愤慨，于是大家都欢迎最初作为解放者到来的法军。1795年的惩罚性和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今在荷兰掌权的那些人曾寄望于该条约的影响力发生影响。当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被从整个法国的墙壁上刷去时，第一个姊妹共和国仍在使用它们。它正着手制定一部比古老的乌德勒支联盟更合理、更民主的宪法，但决定制定宪法的方式就花了一年时间。在法国不断施加的压制之下，他们最终达成的意见是，制定宪法的应是国民公会，而不是传统的等级会议。因此这个制宪机构于1796年选举产生，但很快就因单一制国家的支持者与联邦主义者之间的争吵而陷入僵局。更为激进的派别支持单一制，但思想更传统的议员反对，于是辩论僵持不下。这时各爱国俱乐部试图以颇为奏效的巴黎方式来向国民公会施压。这类做法中有一些引人瞩目，其中一次是5月份阿姆斯特丹的国民卫队的兵变，它针对保守的市政当局。这次行动被成功制止，没有酿成死亡事件，但此时巴贝夫密谋恰好在法国暴露，这让占领军对荷兰激进主义提高了警惕。正如几周后沃尔夫·托恩被告知的那样，法国对巴达维亚加强控制显然很有必要。从那以后，法国便持续向荷兰施加压力以支持单一制方案，法军也日益明显地在各大城市的街头出现。然而，在1797年5月提出的宪法草案没有体现联邦主义的要求。在8月份的全民公决中，这部宪法没有取悦任何人，而法国大使的公开赞同则注定了它的命运。宪法最后以108761票反对、27955票赞成而被否决。于是政府只得再次选举国民公会，让其重新开始工作，但它很快又陷入僵局。不过此时法国的果月政变已经排除了督政府和议会中的谨慎派，因此伟大民族更想在被保护者面前展现自己的权威。荷兰舰队在坎培顿被摧毁之后，巴黎对于无能的巴达维亚人的蔑视之情只会进一步加剧。果月政变本身就是走出政治僵局的优秀样本，最终也被效仿。1798年1月22日，在法国人的策划下，被军队包围的国民公会驱逐了22名联邦主义者，其他人除了抗议也无能为力。一个临时督政府宣布成立，以处理宪法生效前共和国的事务。这样一部宪法的草案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的几周只是对草案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4月份，新宪法再次进行全民公投，这一次它以153913票对11587票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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