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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人并不欢迎在一年的短暂喘息之后重启大陆战事。战争的全面重开以海战的大溃败揭幕，这预示着毫不费力便可赢得胜利的时代已经结束了。1798年9月5日，在国际局势风云突变时，茹尔当征兵法中的一个说法便可看出新开始的斗争所要求的付出，因为征兵一词预示着某种长期的政策。共和二年以来，兵员数量持续下降。到1798年，在军中服役的法国人只有27万，而为了抵挡上一个反法同盟而动员的兵力超过百万。新征兵法是由瓦迪尼斯和弗勒吕斯的胜利者起草的，它重申了“总动员”的原则，即所有公民在危急时刻都应服从共和国的征召。兵员数量首先按志愿兵计算，但如果兵员不足，将征召20～25岁的男青年来补足，根据地方当局拟定的登记表，每年都有“一级”新兵应招入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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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次实行兵役制曾触发旺代的叛乱和内战，而现在实行兵役制的政府持有激烈的反教权主义立场并嘲笑民众的宗教情感。上次应付抵制和战败的一个手段是恐怖。督政府似乎正把大革命拉回到原点，近十年来撕裂了法国，也撕裂了大部分欧洲地区的那些难题，仍然没有获得持久而稳定的解决的前景。在随后的一年中，甚至此前一直支撑和保卫督政府的军队也得出了这个令人沮丧的结论。这时终于可以看到大革命的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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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P. H. Beik (ed.),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70, pp. 31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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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chmidt, Tableaux,ii. p.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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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urnal de Guittard, p. 5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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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A. Soboul, Le Directoire et le Consulat, Paris, 1967, p.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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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dited by W. T. W. Tome Memoirs of Wolfetone, Volume 2. London, 1827, i, p. 214, p.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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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chmidt, Tableaux,iii. p.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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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R. B. Rose, Gracchus Babeuf: The First Revolutionary Communist，London, 1978, p.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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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引自M. Lyons, France under the Directory, Cambridge, 1975,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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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C. Lucas, in G. Lewis and C. Lucas (eds.), Beyond the Terror, Cambridge, 1983, 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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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I. Woloch, Jacobin Legacy: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under the Directory, Princeton, 1970, p. 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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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ed. J. E. Howard, London, 1961, p. 205, p.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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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这个共和国的名字来自古希腊时代的一个殖民城邦Parthenope，那不勒斯即由此发展而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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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五章 占领下的欧洲 1794—1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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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1798年春向地中海派遣分舰队的决定是一次大胆的赌博。这需要抽调八艘大型战舰，也就会削弱海峡舰队，使其不能对法国西部各港口的已知海军力量形成压倒性优势。当命令于4月29日发出时，英国内阁已经在六周前得知爱尔兰即将发生起义，起义领导人还希望得到法国的援助。法国人已经在1796年12月证明他们可以避开英国的舰队并对爱尔兰发动一场大规模远征，只是因为坏运气他们才没有登陆。三个月后，一支由被释囚犯和亡命之徒组成的小部队在彭布罗克郡沿海登陆，他们的任务是发动一场英国的朱安党运动。虽然登陆者很快就被围捕，但英国对海洋控制的脆弱暴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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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爱尔兰革命者。从1795年以来，爱尔兰人联合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为此它与前几十年中发展壮大的秘密农业社团网——保卫者联合起来。但保卫者并不关心政治。这些社团起源于乌尔斯特地区争夺土地的宗派斗争，它们一般是农村不满情绪的校正者，所关心的完全是地方事务，但也继承了仰仗法国支持的古老传统。由于人口激增、收成欠佳以及战争造成的经济紊乱，爱尔兰农村生计日蹙，它们觉得加入爱尔兰城市激进派起义计划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后者现在正梦想着民族独立。虽然奥什远征的失败让人失望，但这次行动还是点燃了它们对未来的希望。1797年，宣誓参加爱尔兰人联合会的人数急剧增加，当英国的舰队发生兵变时，他们迫不及待地盼望法国人新的登陆行动。但实际上，这种希望十分渺茫，尤其是在奥什于9月死去之后。不过，当法国远征军出现在班特里湾时，爱尔兰还是没有积极响应。考虑到这一点，就算法国的战略家真的准备作进一步的尝试，他们希望事先获得只是关于暴动的切实可靠的证据，而不是口头承诺。就在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感消磨着爱尔兰革命的希望时，都柏林政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严厉措施——解除最危险地区的武装以杜绝任何起义。1797年春，政府开始在乌尔斯特地区行动，它纵容一些军纪散漫的兵痞横行乡间，以鞭笞、纵火和拷打来恐吓百姓。由于搜出的私藏武器十分可观，于是这些恐怖手法便向南推广。爱尔兰人联合会的领导们担心自己的组织在展开行动前就被破坏。由于听到法国人正准备在1798年卷土重来这一至为模糊的消息，他们遂决心暴动。但是知情者已将他们的计划泄露给政府，3月12日，他们在都柏林的领导人被捕了。当次级梯队的领导人于5月在莱茵斯特仓促起事时，他们的行动很快就被粉碎了。几周后乌尔斯特的另一次暴动同样被镇压。到此时，派系冲突的恐怖气氛已经向南蔓延到威克斯福德，这里本来很平静，谁也没想到会出问题。该地的天主教武装团伙瞬间便达2万之众，他们屠杀新教徒。而前来弹压的部队甚为不堪，也被他们赶跑。一支衣衫褴褛的暴动部队向北进军，但他们的行动没有突破地域局限，只是在醋山扎营。然而在猛烈的炮击之下，起义者土崩瓦解，此时距威克斯福德暴动仅三周。到六月底，暴动已经结束，大势已去。但是，暴动成功的消息此时才传到巴黎，为了调动力量支援暴动者，各种孤注一掷的尝试都提了出来。8月22日，一支刚刚超过千人的小部队终于在遥远的梅约郡的基拉拉地方登陆。随后数百爱尔兰人加入队伍，虽然不信神的法国人对自己被当作圣母玛利亚的士兵深感困惑。当这支部队向内地深入并接近据称爱尔兰人联合会成员众多之地（康诺特地区成员稀少）时，它还在一些小冲突中取得了胜利。然而到了9月，驻爱尔兰的政府军已达3万，其中三分之一的部队于9月8日在巴里纳马克与安贝尔将军对垒。后者在抵抗之后投降了。与此同时，从法国出发的另一些规模更小的远征军进展也并不乐观。这其中包括沃尔夫·托恩的行动，他被俘后戴上镣铐押往都柏林，但他引颈自刎，逃脱了被处决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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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8年的爱尔兰起义没有任何真正的成功机会。爱尔兰大部分地区没有受到影响，而涉足其中的大部分人对其法国盟友的事业的认识模糊至极。后者在1798年既没有资源也没有信心去支持爱尔兰，尽管它希望爱尔兰能同英国分离，或如很多人梦想的那样，至少成为英国的旺代。但在这革命的十年中，爱尔兰暴动已经是规模最大的亲法起义了（如果不算1794年波兰反对列强瓜分的斗争的话）。这既让统治爱尔兰的新教势力感到恐惧，也让他们在伦敦的支持者十分担心，后者一直没有什么可兴奋的事情，直到10月初传来纳尔逊胜利的消息。另外，爱尔兰暴动中的死难者虽然不能与1794年11月4日华沙密集的大屠杀暴行相比，但它在三个半月的时间里仍造成3万人罹难。这与法国恐怖时期的数字相当，而且历时较短，更何况爱尔兰的人口仅为法国的六分之一。即使暴动以这样的或更小的代价获得成功，起义农民、受教育的城市领导者及其法国盟友的目标也并不清晰明确，或者说，他们彼此间很难兼容。爱尔兰人联合会的密谋者喜欢作这样的设想：一旦法国的解放者帮助他们获得自由，就会任由他们主宰自己的命运。1796年7月，沃尔夫·托恩告诉一位法国将军：“如果我们成功的话，法国人毫无疑问将对我们政府的措施有十分巨大的影响，不过，如果……他们明智的话，他们就不会打算进行任何直接的干预。”[1]托恩至死仍抱有这种乐观看法，但他没有考虑到将军那并不乐观的答复：“情况可能必须如此，如现在的荷兰就是这样，不过即使在荷兰，如果没有法国持续的监护，荷兰人可能又被执政者扭断脖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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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军到过的地方，荷兰是个独一无二的地区，当地同情法国、支持革命事业的人十分众多。1787年以后，爱国党人被赶入地下，普通百姓则对前来支持威廉五世的英国和普鲁士士兵无法无天的行径感到愤慨，于是大家都欢迎最初作为解放者到来的法军。1795年的惩罚性和约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如今在荷兰掌权的那些人曾寄望于该条约的影响力发生影响。当自由、平等、博爱的标语被从整个法国的墙壁上刷去时，第一个姊妹共和国仍在使用它们。它正着手制定一部比古老的乌德勒支联盟更合理、更民主的宪法，但决定制定宪法的方式就花了一年时间。在法国不断施加的压制之下，他们最终达成的意见是，制定宪法的应是国民公会，而不是传统的等级会议。因此这个制宪机构于1796年选举产生，但很快就因单一制国家的支持者与联邦主义者之间的争吵而陷入僵局。更为激进的派别支持单一制，但思想更传统的议员反对，于是辩论僵持不下。这时各爱国俱乐部试图以颇为奏效的巴黎方式来向国民公会施压。这类做法中有一些引人瞩目，其中一次是5月份阿姆斯特丹的国民卫队的兵变，它针对保守的市政当局。这次行动被成功制止，没有酿成死亡事件，但此时巴贝夫密谋恰好在法国暴露，这让占领军对荷兰激进主义提高了警惕。正如几周后沃尔夫·托恩被告知的那样，法国对巴达维亚加强控制显然很有必要。从那以后，法国便持续向荷兰施加压力以支持单一制方案，法军也日益明显地在各大城市的街头出现。然而，在1797年5月提出的宪法草案没有体现联邦主义的要求。在8月份的全民公决中，这部宪法没有取悦任何人，而法国大使的公开赞同则注定了它的命运。宪法最后以108761票反对、27955票赞成而被否决。于是政府只得再次选举国民公会，让其重新开始工作，但它很快又陷入僵局。不过此时法国的果月政变已经排除了督政府和议会中的谨慎派，因此伟大民族更想在被保护者面前展现自己的权威。荷兰舰队在坎培顿被摧毁之后，巴黎对于无能的巴达维亚人的蔑视之情只会进一步加剧。果月政变本身就是走出政治僵局的优秀样本，最终也被效仿。1798年1月22日，在法国人的策划下，被军队包围的国民公会驱逐了22名联邦主义者，其他人除了抗议也无能为力。一个临时督政府宣布成立，以处理宪法生效前共和国的事务。这样一部宪法的草案实际上已经准备就绪，接下来的几周只是对草案作了一些细微的修改。4月份，新宪法再次进行全民公投，这一次它以153913票对11587票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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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法国征服两年之后，荷兰的旧制度终于被肃清了。等级会议及其代表的各省，都与执政制度一起告终。随之覆灭的还有一度很强势的行会、永久性的寡头市政议会以及建制教会。如今的巴达维亚共和国由八个大致相等的省构成，是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国家。国家的立法机构采取两院制，由全体生活自立的男子选举产生。立法机构可以挑选五人督政官的行政机构。这部宪法比1790年代法国的任何一部宪法都更民主。不过荷兰人在1789年之前实行某种代议制已达数世纪之久，因此宪法起草者很有信心超越新手，虽然是新手给他们发展自己传统的机会。他们并不确定的是如何获得同胞的长期支持。1月份被清洗的人还在监狱里，他们在全国各地的支持者被系统地排除出任何有影响力的岗位。5月份，在法国的支持下，宪法制定者们决心用巴黎的国民公会在推行共和三年宪法时采用的办法来保障他们的宪法，即由他们继续担任议员。他们下令，第一次选举只能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其他的议员由他们组成，即被视为已经当选，结果引发骚乱。在荷兰，出版自由是早已确立的传统，如今报刊开始抨击新督政府的无耻行径。在巴黎看来，荷兰人似乎再一次在建立革命政权的稳定性上遭遇失败。法国政府刚刚在国内的花月政变中处置了雅各宾主义的复兴，它当然也急于遏制国外的激进主义行为。法国政府抛弃了一年来在海牙为法国策划阴谋的大使德拉克鲁瓦，在野心勃勃的荷兰将军邓戴斯发动反对巴达维亚督政府的政变时，亦未表示反对。5月16日，邓戴斯公开与他的政治导师们争吵，随后就大肆招摇地前往巴黎游说更高的权威当局。当他于6月1日返回时，已经是万众爱戴的英雄，新政权的各色反对派都为他欢呼，新任法军司令茹贝尔也知趣地为他让道。6月12日，邓戴斯及其手下清洗督政府，逮捕了立法机构中最爱说话的成员。出人意料的是，邓戴斯自己并未掌权，而是立刻把权力交给1月被监禁的议员。这些议员也否认自己有长期连任的意愿，只是号召举行选举。到7月底，新的立法机构已经开会。巴达维亚共和国的宪政生活终于开始正常运转了，定期选举一直延续到巴黎的另一个新政权在1800年春对这种状况不满意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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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法国因为战事再起在别处碰到麻烦，这种宪政生活是否能在这段时间内延续仍值得怀疑。荷兰的政治生活仍然动荡多变，这个共和国始终没有达到伟大民族在各个小姊妹共和国那里期待的支持和恭顺的标准。就荷兰的情况而言，越来越少的人认为能从国家与法国的关系中获得很大好处。一份创办于1798年夏的温和派爱国党人报纸质问：“时至今日，人们从1795年冬栽种的自由树上采撷了多少果实呢？说实话，没有多少。”[2]这些年来税收加重了，陆战溃败之外又有海上的失败。1799年8月，当哗变的荷兰海军残部向威廉五世之子所在的一支英国舰队投降后，英俄联军在荷兰北部登陆了。虽然荷兰仍按1795年的条约支付2.5万军队的军饷，当时驻扎在这个共和国的法军只有一万人。尽管如此，法荷联军还是击退了入侵者，迫使后者撤退。他们为此进行了两个月的战斗，而且英国人的表现无愧于无情掠夺者的称号。然而，同英国的战争也摧毁了荷兰的贸易，海外殖民地被无情地毁灭，共和国的各个港口也被封锁。两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建立起的许多工业都依赖殖民地产品，如今这些产品的供应要么完全断绝，要么代价高昂。造船业和所有与之相关的部门都潦倒不堪。这就是与一个决意进行战争的大国结盟、与英国断绝关系的代价。另外，法国也没有为他们带来任何补偿性的优惠。占领军经常目无法纪，其要求总是让人难以接受，直到1797年，它一直用毫无价值的指券来支付征用的财物。从商业方面来说，这个姊妹共和国除了兄弟般的情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高关税壁垒将荷兰的工场排除在欧洲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之外，也割断了1795年失去的荷兰领土与其古老的经济伙伴之间的联系。这些混乱造成的失业让一度令全欧洲艳羡的济贫体制不堪重负。被解散的教会申请资金维持运转，而此前它的开支是有一部分用于慈善事业的，牧师也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救济协调人了。在较大的城市，四分之一到一半的居民需要申请救济，市政当局为此债台高筑。即便如此，民众需要也未得到满足。一位英国旅行者在一个以前很繁盛的渔港看到的只有“贫困和衰败。港口里挤满了无人使用的渔船……码头上野草蔓生，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有成群凄惨的乞丐纠缠着要我们接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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