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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共和七年于1798年9月开始时，在法国人及法国大革命渗透的大部分地区，如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都发生了对法国人及其革命的群众起义。1796—1798年，一场新的骚动席卷遥远的俄罗斯大草原，这也许与关于遥远西边骚乱的谣言有关，但是，唯一重大的亲法起义发生在一个法国人还未到来起义就已结束的地方。而且，即便是在这里，爱尔兰的农民也对法国人的主张没有任何认识。安贝尔的一个军官评论说：“上帝才帮助这些笨蛋，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多么不在乎教皇和他的宗教，他们肯定不会这么热心地指望我们的帮助。”[18]到18世纪90年代末，虽然革命的法国在境外仍有数以千计的朋友，但他们的数量在急剧下降。它的敌人则数以百万计，而且与日俱增。第二次反法同盟在纸面上承诺至少集结40余万人的大军，这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再加上敌视法国的群众，使得这个革命共和国面临着共和二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致命威胁。1799年春天，当军事行动正式开始时，各地的抵抗运动大多被遏制或被压制到尚能承受的层次，不过在意大利，法军已经完全不能应付那里的抵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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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四年来接踵而至的成功所催生的傲慢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克服的。法国人率先向奥地利宣战，并在所有战线发起进攻。在德国，茹尔当渡过莱茵河，进军维也纳。虽然对方的兵力三倍于自己，但他还是于3月25日在斯托卡赫向查理大公发起攻击，结果遭受失败，部队陷于瘫痪。从瑞士发起进攻的军队也被迫退却，奥地利和俄国部队尾随而至。在意大利，法军在人数上同样处于劣势，而且面对的是可怕的苏沃洛夫，只能打一场血腥的防卫战。6月底，法军被逼退到热那亚周围的海岸地带。各姊妹共和国纷纷在复仇与报复的大混乱中崩溃，苏沃洛夫在都灵宣布查理·埃曼纽尔四世复辟。只有在遥远的埃及，那个比其他任何人都加速了这场新危机到来的将领还能连战连捷。但是欧洲不知道这些，波拿巴也不知道法国在这场新战争中的灾难性处境。6月底，他向巴黎写信要求增派部队。直到8月初，他才蒙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的好意，从一张两个月前的报纸上得知累战皆败北的消息。他已经对在埃及的事业不抱希望，此时在他已经预见到，在这里除了投降别无他途。督政府也是这个看法。实际上，早在5月25日，它就已经下令波拿巴撤出埃及。但是，8月24日，当波拿巴自行决定秘密返回法国时，这些命令还没有到达。被他带到东方的部队只得自生自灭。两年以后，这支减员三分之二、伤病满营、士气低落的部队向英国人投降，英国人最终将他们送回了法国，而统治法国的正是那位曾抛弃他们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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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moirs, ii.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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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p.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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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引自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p.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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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2 Vols., Paris, 1956), ii. p.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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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封闭斯凯尔特河是1648年的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中的一个条款，此举旨在打击尼德兰南部（即比利时，当时的西属尼德兰）、特别是安特卫普的出海贸易而有利于荷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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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2 Vols., Paris, 1956), i.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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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xford, 1983,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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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引自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xford, 1983, p.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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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i: The Struggle, Princeton, 1964, p.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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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i: The Struggle,Princeton, 1964, p.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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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p.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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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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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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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ii. 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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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ii. p.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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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转引自Acton, Bourbons of Naples,p.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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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转引自S. J. Woolf, A History of Italy1700—1860, London, 1979, 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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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转引自T. Pakenham, The Year of Liberty,London, 1969, p. 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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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六章 革命的终结 1799—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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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稳定能使大革命的成就维系持久。但当时间步入1799年时，在重启的对外战争和持续的政治争吵之中，这种稳定看来比任何时候都遥不可及。然而，大量潜在的支持力量在等待着那个能实现这种稳定和持久的体制。一位督政府的特派员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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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西边的塞纳—瓦兹地区的农民）根本不是君主制的支持者，什一税和租税的记忆让他们十分反感。狩猎权被废除后，他们十分满意，觉得收成可以翻番，他们也承认并十分重视权利平等。很多人购买了国有土地，所有人的处境都有所改善，当他们对旧制度与新制度作比较时，他们更喜欢后者。但是旧制度的罪恶已经远去，他们唯一还记得的罪恶是革命动荡带来的。法国的胜利受到部分农民的欢迎，但它没有打动大部分农民，因为胜利是用他们儿子的鲜血换来的，而农民不是完全能接受这样的牺牲。他们不太注意运用公民权利，因为运用这些权利会让他们身心疲惫。他们仍然信赖神父，不过这主要是因为固执，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情感。这种情形表明，只要恢复和平、安宁和一段时间的平静，农民就会再次热爱大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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