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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佛是卡拉布里亚人，曾服务于教廷，但在那不勒斯宫廷更受优待。在与王室一起逃往西西里的船上，他主动请缨，要赶在法国人到达之前让自己的家乡举起义旗。费迪南德四世觉得自己已没有可失去的东西，于是答应了他的请求，2月7日，卢佛和他的少数随从举着绘有十字架和王室徽章的旗帜在卡拉布里亚登陆。数周之内，他的追随者发展成为一支总数1.7万人的军队，并控制了整个意大利西南角。不久，邻近的阿普亚和巴西利卡塔省也落入他们手中。卢佛的策略是有针对性地利用社会对抗情绪，因为这个地区刚刚遭受自然灾害，人口过剩、贫困现象十分严重，而且不堪间接税和封建捐税的重压。他宣布废除间接税和封建捐税，而那不勒斯的雅各宾派只是在玩弄观念，于是人们得出这样的推论：法国人和他们的朋友代表的是富人及有权势者。他还激发农民对城市根深蒂固的反感，因为他知道，虽然不是所有城里人都是雅各宾派，但所有雅各宾派都是城里人。像所有地方一样，政治标签与当地长期存在的数不清的对抗和旧仇宿怨紧密相连，并为继续这些对抗和仇怨提供了依据。“神圣信仰”军的行动是一场农民的反叛，如果在其他情况下，它很容易成为反对波旁政府的斗争。像其他叛乱一样，它也是混乱无序的，其动机和影响主要局限于当地。卡拉布里亚的法律和秩序数十年未能恢复。尽管如此，还是有很多叛乱者准备和卢佛一起向防御空虚的那不勒斯进军，6月13日他们到达那里，同日英国舰队从海上威胁该城。随后的一个星期是混乱的围城战和无政府状态。失控的暴行让卢佛深感恐惧，他记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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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以及前来为国王作战的很多非法之徒……肆无忌惮地抢劫。所有体面人都逃离了这个国家。我们老实一点的士兵会站在门口制止抢劫，但起不到作用。抢劫往往以雅各宾为借口：但这是抢劫者的说法，实际上，他们常常为了打劫而称呼有钱人是雅各宾派。我发现小地方也是这样。他们一边高喊“国王万岁”，一边啥都敢做，不用担心惩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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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没有想到平静到来之后的残酷报复，但他的国王、他那胆小的哈布斯堡王后以及王室的英国顾问们则不同。他们要求有人为此付出代价，王室回到那不勒斯后，公审就开始了。结果120名雅各宾派被绞死，1100多人被监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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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整个意大利都在反抗法国及其被保护者。当反法联盟开始调集军队时，法国入侵者试图控制整个半岛。在此前的战争中，皮埃蒙特已经被法国或法国控制的土地包围，并于1797年10月被迫同法国签订同盟条约。次年6月，法军进驻都灵的内城要塞，并在那里怂恿当地支持者从事反对这个君主国的活动。在山南共和国的修道院被解散后，法国人要求出售它们在皮埃蒙特的地产，于是事情演变成了危机。国王查理·埃曼纽尔四世拒绝这一要求，除非他能收回都灵的内城要塞。法国人的回答是要求更多的军事方便，当国王坚持立场时，法军便占领了整个国家（1798年12月），并迫使国王逊位。他规劝自己的臣民服从法国人，然后前往岛国撒丁，因为这个地方仍属于他。皮埃蒙特的爱国党人欢欣鼓舞，但为时不长。1798年2月，一次精心操纵的全民公决同意法国兼并皮埃蒙特。对于南方的托斯卡纳，当时他们还没有考虑使用这种解决方法。但是，随着战事在春天重新开始，法国人觉得他们必须占领这个地区并攫取其尚未动用的资源。1799年3月，法军开进托斯卡纳，大公费迪南德匆忙逃往维也纳投靠自己的兄弟。但是，法国人刚刚控制该地就面临挑战：外部有奥地利－俄国军队的进攻，内部有当地民众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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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法起义席卷整个半岛，尤其是在法军过于分散的兵力集中收缩到北部时。总的说来，在这动荡不安的十年中，这些起义很可能是对法国大革命及其原则的最重要、最引人瞩目的批判和否定。对于作为起义主力军的意大利农民而言，法国人意味着军事掠夺、抢劫以及沉重的课税。一个十分常见的情况是，虽然法国人在谴责封建主义时口若悬河，但他们还会继续征收地主的各种捐税，因为这是很方便的收入来源。更糟糕的是，法国人还亵渎宗教，因为他们抢劫教堂、蔑视宗教习俗和信仰。波拿巴曾意识到这些做法可能带来的危险，而且像他这样的将军不止一个。对于为数众多的高级教士和愿意与他们建立有效关系的教士，他们殷切地寻求这些人的支持，并且分发宣扬自由、平等和基督教完全相容的布道传单。但是他们无法控制士兵的日常行为，后者从自己在国内外数年的历练中得知，教士是大革命最顽固、最善于潜伏的敌人，时而出现的渎神冒犯行径就是这种意识的表露。最后，法国人还代表着雅各宾派的统治，在农民眼里，这些富有的念过书的城里人更关心的是为自己揽权，通常还显摆一下无端而过火的反宗教情绪，他们并不关心乡下人认为重要的问题。农民知道，这些人掌权要归因于法国人，他们为了保持权力而对侵略者俯首帖耳，并且会利用权力来发财，如剥夺教会、独占收益。法国人通常把意大利的农村叛乱比作旺代，或称呼叛乱者为朱安党人。宗教和物质利益方面的双重怨愤，乡村与城市的对抗，意大利的起义者与法国国内的那种反革命典型确实有很多相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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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并非所有反对法国统治的人都是农民。法国的占领、抢劫和敲诈也为城市生活带来严重混乱。在1798年的罗马和1799年的佛罗伦萨，“玛利亚万岁”的反法口号响彻城市上空。不过，在城市中，地方性冲突通常也构成抵抗运动的基础。在托斯卡纳，攻击教会引发的怨气可追溯到18世纪60年代。由于法国人及其仆从没有取消自由贸易政策，在人口激增的城市，生活品价格一路走高，民怨沸腾，情形同样可以追溯到60年代。至于犹太人，所有雅各宾派都曾保证改善他们的尴尬地位，但在法国人撤走后，他们也受到群众的攻击。实际上，到1799年，越来越多的意大利雅各宾派也在背弃自己的恩人。雅各宾派从来就不是团结的。各地的温和派只希望重新开始18世纪80年代的稳定而有序的改革，在半岛的各个邦国，他们同急于谋求统一（必要时可使用恐怖手段）的激进派展开了斗争。在法国人掌握了控制权之后，一直受挫的激进派于1798年开始制定雄心勃勃的密谋计划，有时他们还与法国的反督政府雅各宾派协调步骤。1798年10月，督政府的一个消息灵通的代理人写道：“毫无疑问，此刻正在酝酿一个刺杀法国人的庞大阴谋……一些恶棍正在策划一起反对意大利各政府的新的西西里晚祷起义。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些阴谋，但这些可怕计划的某些内容仍不为人知。它涉及的是如何对这个深受憎恶的民族发动更为致命的战争，如果斗争再次开始的话。”[17]在皮埃蒙特，密谋者甚至已经着手争取农民的同情。1799年2月，虽然密谋者的动作被发觉，但朗格地区的农民还是在法国人即将兼并之前发难，不过极具反讽意味的是，他们不是以宗教物品为标识和象征，而是举起了雅各宾派殉道者勒·佩勒蒂埃和马拉的小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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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共和七年于1798年9月开始时，在法国人及法国大革命渗透的大部分地区，如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都发生了对法国人及其革命的群众起义。1796—1798年，一场新的骚动席卷遥远的俄罗斯大草原，这也许与关于遥远西边骚乱的谣言有关，但是，唯一重大的亲法起义发生在一个法国人还未到来起义就已结束的地方。而且，即便是在这里，爱尔兰的农民也对法国人的主张没有任何认识。安贝尔的一个军官评论说：“上帝才帮助这些笨蛋，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多么不在乎教皇和他的宗教，他们肯定不会这么热心地指望我们的帮助。”[18]到18世纪90年代末，虽然革命的法国在境外仍有数以千计的朋友，但他们的数量在急剧下降。它的敌人则数以百万计，而且与日俱增。第二次反法同盟在纸面上承诺至少集结40余万人的大军，这支有组织的武装力量，再加上敌视法国的群众，使得这个革命共和国面临着共和二年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致命威胁。1799年春天，当军事行动正式开始时，各地的抵抗运动大多被遏制或被压制到尚能承受的层次，不过在意大利，法军已经完全不能应付那里的抵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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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四年来接踵而至的成功所催生的傲慢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克服的。法国人率先向奥地利宣战，并在所有战线发起进攻。在德国，茹尔当渡过莱茵河，进军维也纳。虽然对方的兵力三倍于自己，但他还是于3月25日在斯托卡赫向查理大公发起攻击，结果遭受失败，部队陷于瘫痪。从瑞士发起进攻的军队也被迫退却，奥地利和俄国部队尾随而至。在意大利，法军在人数上同样处于劣势，而且面对的是可怕的苏沃洛夫，只能打一场血腥的防卫战。6月底，法军被逼退到热那亚周围的海岸地带。各姊妹共和国纷纷在复仇与报复的大混乱中崩溃，苏沃洛夫在都灵宣布查理·埃曼纽尔四世复辟。只有在遥远的埃及，那个比其他任何人都加速了这场新危机到来的将领还能连战连捷。但是欧洲不知道这些，波拿巴也不知道法国在这场新战争中的灾难性处境。6月底，他向巴黎写信要求增派部队。直到8月初，他才蒙一位英国海军将领的好意，从一张两个月前的报纸上得知累战皆败北的消息。他已经对在埃及的事业不抱希望，此时在他已经预见到，在这里除了投降别无他途。督政府也是这个看法。实际上，早在5月25日，它就已经下令波拿巴撤出埃及。但是，8月24日，当波拿巴自行决定秘密返回法国时，这些命令还没有到达。被他带到东方的部队只得自生自灭。两年以后，这支减员三分之二、伤病满营、士气低落的部队向英国人投降，英国人最终将他们送回了法国，而统治法国的正是那位曾抛弃他们的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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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emoirs, ii. pp. 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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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p. 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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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转引自Schama, Patriots and Liberators, p.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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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转引自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2 Vols., Paris, 1956), ii. p. 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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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封闭斯凯尔特河是1648年的威斯特发利亚和约中的一个条款，此举旨在打击尼德兰南部（即比利时，当时的西属尼德兰）、特别是安特卫普的出海贸易而有利于荷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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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转引自J. 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2 Vols., Paris, 1956), i. p.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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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xford, 1983, p.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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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转引自T. C. W. 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Oxford, 1983, p.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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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i: The Struggle, Princeton, 1964, p.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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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R. R. Palmer, The Age of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ii: The Struggle,Princeton, 1964, p.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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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Blann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p.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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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p.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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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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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ii. p. 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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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Godechot, La Grande Nation, ii. p. 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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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转引自Acton, Bourbons of Naples,p.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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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转引自S. J. Woolf, A History of Italy1700—1860, London, 1979, p.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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