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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梦想全面恢复旧制度教会的保王党人来说，这是一次失败，但这同样是主张政教彻底分离的雅各宾信念的失败。备受指责的宣誓派教会的幸存者如今以高卢派的历史称谓自况。1801年6月，他们的40位主教得以在圣母院聚会以显示其力量，也许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名正言顺了。在拒绝宣誓的流亡高级教士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还活着，虽然波拿巴恢复了教会，但他们担心波拿巴会把他们交给一个从未放弃革命的教士群体。实际上，第一执政在拒绝讨论变更地产现状的同时，还对教皇提出了另一个前提条件：现有的主教，无论是宣誓派和抗拒派，全都要免职。全面整顿必须有一个全新的开端。教皇没有反对，但这样的要求意味着承认教皇拥有一些世俗统治者从未认可的权威。在协议达成后，教皇就可以援引这些权威。他颁布了“如数奉还”诏书，呼吁所有抗拒派主教将权力交还给他。在93名幸存的抗拒派主教中，55人服从，正如他们当初服从前任教皇关于否认教士公民组织法的指令那样。拒绝交还权力的主教被教皇剥夺职务。由于罗马从未承认组织法时期任命的圣职的合法性，因此对宣誓派教会而言，这样的措施就不必要了。波拿巴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工作，他下令教务会议驱逐未获认可的成员。不过，当他打算任命12名只有两人愿意撤销1790年的宣誓的宣誓派成员时，教皇感到震惊。更大的震惊此时还没有到来。就在教务专约于1802年4月颁布前，法国单方面附加了77项“组织条款”，这些条款对教皇与法国教士之间联系的限制比1789年之前的高卢主义时期还要严厉。1682年路易十四的四条反教皇的“高卢条款”再次在所有学校和神学院被讲授。不过到这个时候，庇护七世认为，不管这些问题有多么重要，以抗议来威胁整个协定已经太晚了。这正是第一执政精心策划的局面。当然，很多问题可以留待未来澄清。何况其他条款还是值得欢迎的，如最终放弃旬日以恢复礼拜日。不管怎样，法国终于恢复了宗教活动的自由，教阶制度也重新建立起来，这些不敬神明的革命的后继人对教皇权威的认可，甚至比旧制度时代至诚的基督教国王还要谦恭。与这些事实比起来，上述不满意之处根本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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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执政的所有作为中，这件事是最受争议的。在很多人看来，教会的重建是放弃大革命曾主张的一切，或者像一位愤怒的将军指控的那样，是背弃十万人曾为之牺牲的事业。然而，在共和十年芽月18日的宗教法（包括教务专约和组织条款）通过之前，另一项革命遗产也被扔到了一边。1801年1月，在保民院和立法机构遭受清洗之后，议会生活中的最后一点自由也被剥夺了。这些机构的成员是1799年12月由西耶斯和参议院挑选一些较为驯服的人，但他们并非可有可无。在400名成员中只有47人从未担任过历届革命议会的议员，因此他们熟悉辩论程序和立法方式，而现在他们唯一的职责是认可第一执政的决定，这让他们难以接受。而且这也不是西耶斯在起草宪法时的意图。事态的演变让西耶斯颇感不悦，他怂恿自己在保民院的朋友公开抨击法律提案，对此波拿巴越来越恼火。第一执政宣称，他在保民院的批评者是些抽象派的“玄学术士”，他们应该被溺死。他警告说，他不会像路易十六一样任人藐视，这个比较意味深长。马伦戈战役后，他的地位得以巩固，当他逃脱“地狱装置”的谋杀后，公众明显表现出欣慰之情，但即便如此，批评声还是没有停止。到1801年春天，只有6项法案被否决，另6项法案被撤回，但是政府担心共和十年会议期间（1801—1802年）的反对将会激烈得多，因为教务专约必须通过立法程序而成为国家法律。当议会于11月开会后，议员们甚至对胜利的和平条约也吹毛求疵。对于加速起草民法典的措施，第一执政则认为它受到了恶意阻挠。当保民院任命道努为参议员时，他认为这是一个蓄意的挑战，何况这位宪法专家还曾带头反对设立审理农村盗匪的特别法庭的法案。他觉得应该在辩论教务专约之前采取行动。宪法中特意设置的含混之处现在可以为他所用。宪法规定，两个议院的成员应在共和十年改选，但是没有明确规定改选的方式和时间。于是政府宣布现在是改选的好时机，参议院被责令着手提名可以留任议员的人选。就这样，60人从立法机构中被清洗，20人被逐出保民院。这次行动没有碰到抵制，几个月后，很多被清理的议员担任了别的公职。公众对雾月政变以来的首次清洗的反应难以捉摸。此时独立的媒体大多已经消失。不过警察的报告显示，在巴黎的咖啡馆里，所有的谈话都支持第一执政，蔑视那些不代表任何人而且忘恩负义的公职人员。据报道，公众现在关心的主要问题是第一执政的人身安全，作为稳定和秩序的保障者，他远比那些滑稽笨拙的政客可靠，十多年来的不安和动荡活生生地证实了这些人的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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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气氛中，教务专约终于在4月5日到8日呈给立法机构，而此刻亚眠和约的消息传来，吹鼓声响遍全国。这项条约遭遇的反对并非微不足道，但仍以压倒性胜利通过了。在随后两个月中，另一些新举措也提了出来：重组教育、设立荣军团、延长第一执政的任期。1802年年底，波拿巴成为终身执政，法国几乎再次拥有了一位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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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此同时，1802年4月也是个庆典的月份。庆典在18日复活节那一天达到高潮。当天的一次庄严的弥撒标志着天主教在法国的复活。弥撒在圣母院举行，第一执政、政府全体要员和外交使团出席。布道者是70岁的布瓦日兰，曾经的埃克斯大主教，如今的图尔大主教。这位古老世家出身的贵族曾在路易十六的加冕礼上发表布道词。此刻他歌颂新的开端。那一天，巴黎挤满了兴高采烈的群众，1793年后陷入沉寂的钟声再次响起，与隆隆的炮声一起为人们助兴，夜晚降临时，殷实人家的窗户亮起了灯，但此刻所有人都没有考虑未来会给他们来什么。战争结束了，政治纷争停止了，宗教自由恢复了，他们在为大革命举行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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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转引自C. H. Church, “In Search of the Directory”,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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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转引自M. Crook, Election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 Apprenticeship in Democracy, Cambridge, 1996, p.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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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 Godechot, The Counter-Revolution: Doctrine and Action 1789—1804, London, 1971, p. 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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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 p,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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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引自J, Godecho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France sous la Révolution et l’Empire,Paris, 1968, p.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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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引自Letters and Documents of Napoleon,p.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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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转引自A. Fugier, Histoire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s, iv: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et l’empire Napoléonien, Paris, 1954, p.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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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英国革命期间的革命军将领，但对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起过重大作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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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转引自Godechot, Counter-Revolution, pp. 365-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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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转引自Godechot, Counters-Revolution, p. 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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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转引自M. J. Sydenham, “The Crime of 3 Nivôse (24 December, 1800)”,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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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转引自M. J. Sydenham, “The Crime of 3 Nivôse (24 December, 1800)”, in Bosher, French Government and Society, p.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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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转引自A. Latreille, L’Eglise catholique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Volume2., Paris, 1946, i. p.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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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转引自Blanning, French Revolution in Germany, pp. 22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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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转引自F. M. H. Markham, Napoleon,London, 1963, pp.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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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法国大革命史 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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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内维尔和亚眠条约结束了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的总体特征远甚于此前的任何冲突。比如，有教养的旅行者颇感震惊地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在与自己国家交战的国家自由行走。对于这种变化，英国人的感受最为强烈，在18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法国的势力割断了他们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联系。和约缔结后，大陆重新向他们开放，1802年，数以千计的英国人渡过海峡，前去参观大革命的现场，以亲眼看看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曾与之战斗的事物。“我对这个国家的民众曾有十分可怕的看法，”4月份抵达加莱的法妮·伯尼写道（她嫁给了一位流亡者），“觉得他们全都成了嗜血的魔鬼。”[1]但她发现法国人根本不是这样。当时加莱的经济因为多佛海峡的渡船中断而遭受严重打击，当地人很高兴看到富裕的英国游客再次路过此地。这些赶往巴黎的游客希望一睹终结大革命的英雄的风采，而当时这位英雄还没有被英国人妖魔化为“科西嘉怪物”，不过他们首先注意到的是道路。1787年曾让阿瑟·杨肃然起敬的大道如今已是坑坑洼洼、无人料理。到处都是废墟和封闭的建筑：废弃的修道院和修女院，荒芜的贵族城堡。不过，在途经信仰虔诚的佛兰德和皮卡迪时，旅行者注意到，礼拜日有大批身穿最好的亚麻衣衫的信众聚集在一起望弥撒，但较大的教堂大多被洗劫和破坏。一个从勒阿弗尔来的绅士记载道，鲁昂大教堂由于被改造成火药工厂而被弄得“漆黑而肮脏”。到处都是三色旗，路遇之人很少有不戴帽徽的。不过从公共建筑还是能看出信条的转变。虽然上面刻着“自由、平等、人道、博爱，抑或死亡”的标语，但“抑或死亡”被轻轻地涂掉了。不用说，君主的徽章和标志到处都被擦去或掩盖，凡尔赛的宫殿也已人去楼空。有个参观者写道：“窗户残破不堪，或已堵塞封闭，大门铰链脱落，此前那些一根莠草也见不到、只有欢笑和光彩的庭院，如今已是荒草蔓生。目睹这一切怎能不让人动容呢？”[2]不过，当他到达巴黎后，他发现大革命前的那些故交，其变化并没有人们认为的那么大。巴士底狱已经没有了，原址被用作堆木场。杜伊勒利宫的参观者希望能见到住在里面的第一执政，也可以请向导给他们指点1792年屠杀时瑞士禁卫军留下的血污。街道上富人的私人马车少多了，街头小贩在出售各种家具构件以及贵族或教会生活用品的残骸。但是这个大城市像往常一样充满生气，罗亚尔宫甚至比阿瑟·杨在沸腾的1789年到访时还要拥挤。当然，那里没有人谈论政治。它已经成为一个十分热闹的游乐场所，而且这样的场所还有好几个。富裕而时髦的上流社会又开始像君主制时代一样自我炫耀，街头的警力也使得治安有了很大的改善。军事游行和检阅几乎是每天的例行表演，这在一个由将军统治的国家并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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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就是13年动荡之后的直观结果，其中有些是当代剧变的表现，另一些是持久的、无可挽回的变迁的征兆。不过，当改革者们在1789年那个令人心醉的春天准备实现民族的再生时，几乎没有人思考过他们的目标和梦想到底是什么。因此法国大革命最初的动力主要是思想方面的，而不是社会经济方面的。连续三代的经济繁荣使得法国的有闲阶级财富增加，他们的人数也有了很大增长。他们把经济收益投资在文化方面，而文化首先意味着教育。他们都曾聆听过教士的教诲，后者努力想让他们养成虔诚和服从的习惯。他们谴责这种教育，并以促进宗教改革以来独立思考已取得的进步为己任。到18世纪中叶，一种受过教育的、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思想舞台，具有各种思想色彩的作家都想涉足其中，而政府也越来越想迎合这场思想运动。公众信任的丧失是财政和政治危机的根源，这场危机加速了政府体制的崩溃，尽管这个体制的习性及轻重考量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一个抱负有余而手段不足的国家的迅速垮台总会造成普遍的意外。但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想推动这一天的到来，虽然人们对现存的制度和手段极为失望。但是，在1788年，在旧式绝对君主制的瓦解无可挽回时，人们开始思考用什么替代旧制度的问题。由于三级会议的召集以及此前陈情书的起草，整个法国（远不止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都在考虑这个问题。一时间一切都成为可能，一切弊政都可救治，一切不满都可以匡正。总之，所有的旧账都可以算清。福音就是变革，远在法国之外的受教育阶层也为之欢呼雀跃。对开明人士而言，这是为人类事务构建更为合理、正义和人道的组织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发动大革命的国民议会吸纳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后者也自以为是启蒙的产品、工具和胜利象征。在整个法国，与他们背景相似的人在同样的理想的鼓舞下纷纷拥护他们。雅各宾俱乐部的自发性激增，还有它那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崇高理想，都是这种理想的反映。在某些俱乐部中，这种理想从未熄灭过，虽然它们随着革命的迁延而日益成为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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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很多方面看，法国的革命者的确在一个持久的基础上赋予国家事务以更大的合理性和逻辑性。在行政重组方面，新建立的省一直沿用至今而少有变化，它扫除了千余年来生成的叠床架屋的司法区划体系。米制和十进制经过五年的精心制订，终于在1795年4月开始采用，这个体制终结了另一种产生于习惯的可怕混乱，此后它们还走向了全世界。民法典几乎同样成功，1789年前的几代人一直在梦想和探讨这种明晰而简约的法律汇编。虽然是第一执政的权威和意志使其最终成型，但起草工作早在1790年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中就已开始。过去刑法中的野蛮和极不公正现象被永远根除。断头台则不那么成功。如果不是成为恐怖的主要大众化工具的话，也许它会赢得人们更多的认可，即一种人道的改良举措，这也是最初设计它的目的：更快、更可靠，而且绝不会有痛苦。不过在某些方面，它竟奇特地满足了设计者的初衷。对于断头台上草草处死的大部分人，人们以为他们是在反抗另一些同样由逻辑、平等和人道精神指引的变革，不过任何有理智的人大概都不会接受这种指责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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